有時候我想，什麼是我們生活中的浪漫主義精神呢?我們有沒有經歷過浪漫主義精神的激動?身為一個作家，以想象力為生，浪漫主義精神對我們就像生命的源泉。細觀新時期文學的幾次著名運動：「傷痕文學」的悲歡離合故事和壯烈之情；「知青文學」的失落與迷茫敘述；「尋根文學」的迴歸和漫遊情節；「現代主義文學」的孤獨英雄和懷疑英雄形象，哪一次不是浪漫主義精神的激盪?縱觀這條路線，我們還會發現，浪漫主義精神其實在一點一點離開我們，隨著世界越來越走向安定團結局面。「傷痕文學」的浪漫主義最為確定無疑，人們遭到巨大的變故與打擊，善的奇蹟與惡的奇蹟接踵發生，苦難栽培希望，死亡養育生命，黑夜孕育晨旦。在這一個傷痕世界過去之後，「知青文學」是走出城市去往鄉村的遠足。它們其實是要去尋找失落的往事。失落的往事充滿悲觀主義，是一種浪漫主義情結。而「尋根文學」已經不避嫌疑，將「尋找」的旗號打了出來，它不僅走出空間的範圍，而且走入時間的隧道，溯源而上。到了「現代主義文學」，那就是追著浪漫主義的遙遠背影罵一聲娘：有種別回來!由此我想到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給我們一個體驗浪漫主義精神的機會，這代價是生命與血淚的。「文化大革命」創造了一個充滿奇遇的社會，它消除了社會一貫的邏輯性組織結構，偶然事故層出不窮，並且具有決定命運的功用。那個社會漫無秩序，隨心所欲。我們這些孩子打散與弄亂以往嚴格的編組，我們亂七八糟地成了一堆無組織無紀律的散兵遊勇，我們在上海這城市的街道上游逛。我們今天這幾個一群，明天那幾個一夥。毛主席有一句話非常符合我們當時的情況，那就是：「我們來自五湖四海。」「五湖四海」這個概念相當複雜，它不僅包含地域，還含有思想、階級的領域意義。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們這城市據說每分鐘有四十個戰鬥隊成立，刻字社裡圖章都來不及刻。這些戰鬥隊以各種名義和原則組合起人群，人群聚散在這時候呈現出最豐富、最戲劇性、最多情多意的面貌。我們這些孩子還沒有資格組織戰鬥隊，但我們也沒有錯過機會。我們乘著混亂的大潮，積極開拓我們的人際關係社會。我們乘人不防，脫離原先規定好的位置，打下一個人際社會的新天地。這是我們從我們自小居住的城市街道游離出去的一個短暫時機，是我們人生中一個浪漫插曲。它使我們稍稍有了些奇遇。這有些像是一個意外事故，事故結束，一切走上軌道，再無幻想可言。首先是停課解散我們的學校社會，使同學間的關係停止生長。從學校回到家的最初日子，我們寂寞無邊。我們一個個成了社會的孤兒，無依無託。情況的改變不僅因為栽種牽牛花和晚飯花。牽牛花和晚飯花其實是一種對現實的粉飾，它只可一時上矇蔽我們的心情，使我們得到假想的安慰。踢毽子又以傷心傷肺的方式結束，以後想起踢毽子就難過，誰也不願再提。事情真正的改觀是因為一個女孩的出現，她的出現帶有侵略性質，強盜性質，或者農民起義性質。說起來話長。
這女孩是在我們隔壁那弄堂，她是一個文明戲女演員的孩子。文明戲是近代文藝的一個產物，據說來自於日本，在我們居住的城市曾經非常流行。在老派人看來，它非驢非馬，不三不四。從老故事裡還讀到，文明戲演員敗壞了這個城市的風氣。他們男女混雜，禮儀顛倒，將男歡女愛從臺上演到臺下，幕前演到幕後。而在描寫大革命的著名小說中，則給文明戲以戰鬥的進步位置，男女主角還結下了崇高的革命情誼。戲劇家從藝術的觀點出發，認為文明戲培養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好演員。新中國之後，這些演員編進方言話劇團，演出過令人難忘的劇目。在我極小的時候，我看過他們根據張恨水小說改編的戲劇《啼笑因緣》。它以喜劇的形式演出了一齣悲劇。我雖然年幼，可也受了感動。它們那種洞察世故，以笑作淚的行為方式，是文明戲演員的思想精髓。他們在混濁的世間跌爬滾打，積累的經驗各人都有一大簍子，揹負在他們傷痕累累的肩上。後來，方言話劇團改為滑稽劇團，以引人發笑為主。這表明世界觀本質的改變，純粹的喜劇越演越空洞，最終變成插科打諢。滑稽是我們居住的這城市裡一個獨特發明，它好像是一種潤滑劑，潤滑著疲勞生鏽的神經，使之正常運轉。它使人對嚴肅的事情視而不見，減輕心理負擔。它淨找些輕鬆事情吸引注意，好使人盲目快活。從方言話劇到滑稽戲其實是走了一條人生觀的下坡路，也是事所必然。我要說的這女孩的母親就是一名文明戲演員。我看過她的演出，實在是神龍活現。她渾身上下都是戲，卻不動聲色。她演什麼像什麼，簡直是一種魔術。從她的演技可看出她世故很深，並且很懂幽默。幽默是她的人生觀。再說那女孩，她長得很漂亮很豐滿，用今天時尚的話來說，很性感。她很小就被風言風語包圍。在他們那條弄堂裡，一家的事就是大家的事，誰也瞞不過誰去。女孩的出生是第一樁流言。她沒有父親，她母親最後一個丈夫在她出生前三年去世。她的哥哥姐姐面目都很平庸，和她完全不同。她的哥哥姐姐對她還有一種敵視的心情。他們表情嚴肅，不苟言笑。遠遠看見他們走進弄堂，女孩便收起活潑，鼠一樣地溜回家去。他們是她母親的代言人和左右手。她那麼漂亮可人，卻穿的是姐姐的舊衣服。她每天晚上都把這些舊衣服縫兒對縫兒地疊好，壓在枕頭下面，第二天穿上就像新的一樣。她長著一雙波光閃閃的丹鳳眼，嘴唇的曲線格外鮮明。她的性感是第二樁流言。人們總是背了她嘰嘰咕咕，眼神秘密。這常常使她母親惱羞成怒，命她哥哥打她一頓。我看見過她背上的被她哥哥用雞毛撣抽出的傷痕，青紫斑斑。對這些皮肉之苦她已經很習慣，哭一場，睡一覺便沒了事。她天性好熱鬧，喜歡說話，樂於交際。她的漂亮很容易引起男孩們的萌動。她手腳靈活，反應敏捷，是區少年業餘體操隊隊員。事情就是從體操引起。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的弄堂寬敞平坦，曾引來隔壁弄堂的男孩。他們在這裡踢小足球，闖禍連連。後來，小足球的風氣漸漸衰落。我記得我們城市的群眾小足球運動自那時衰落之後，就再沒有復興，原因大約是城市空地面積越來越狹小，高樓佔據了空地。此外，像電子遊戲機之類的個體遊戲的興起，也瓦解了集體性的遊戲。男孩們撤離我們弄堂不久，還沒等我們醒過神來，那弄堂的一群女孩便來佔領陣地。女孩是她們的頭，帶領她們的體操訓練。這時候，學校停課，體操隊解散，大家無所事事。每到下午三點鐘，女孩便領了她們過到我們弄堂，彎腰，劈叉，跳山羊。她們的歡聲笑語傳進我們的院子。我們有時在三樓陽臺以鄙夷的目光居高臨下看她們。那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矯健得像匹小鹿。她花樣百出，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她除了是個體操家，還是個舞蹈家。她穿了家做的布鞋便可立起足尖來上一段芭蕾。這女孩的作派使我們又鄙夷又迷戀。她有一種粗野的下賤味道，卻魅力無窮。我們每天又怕看到她又想看到她，心情矛盾。我們開始只是小聲地唾罵她，罵她是個瘋子，「十三點」，沒有爹媽管教。「沒有爹媽管教」這一句並不是因為我們對她曖昧身世有所瞭解，而僅僅出於我們弄堂對他們弄堂孩子的籠統看法。這是我們實際上相當貧乏的罵人詞彙中自認為分量最重的一句。我們從小不說髒話，髒話是罵人話中的主要部分，我們罵起人來就軟弱無力。漸漸地，我們由小聲唾罵發展到大聲唾罵。這時候，我們總是站在我家院子裡，隔一扇鐵門，大聲地說，聲音傳出門外。我們假裝自己對話而對她們冷嘲熱諷。這是一個新方式。起初她們以為我們自己在吵嘴，就靜下來饒有興趣地聽，聽到後來才發現中了計。還是那女孩第一個反應過來，立即反唇相譏。她的引喻和暗喻多得驚人，也妙得驚人。她口齒伶俐，巧舌如簧，沒容我們聽完這一句，下一句就來了。我們顯然不是她的對手。氣得滿臉通紅，我們便死死咬住一句話，就是滾回你們自己弄堂去。我們的戰爭從此就開始了。每天下午三點，她們開拔而來，我們就準備口舌相迎。我們心底裡其實長久沉睡的惡意和下賤，全都被這女孩喚起了。我們大聲漫罵的樣子看上去像個小潑婦。我們詛咒她們不得好死，這樣的話說出口就叫自己嚇一跳，可是轉眼間，痛快淋漓的感覺便充滿了全身。我們還在她們將要來到之前到弄堂裡灑水，倒垃圾。可是不知是什麼阻攔了我們，使我們不能開了門去和她們當面鑼鼓地交鋒。我們很卑鄙地去打聽關於那女孩的隱私。樓上阿太是個收藏隱私的好手。她是我們弄堂的最老住戶，家家底細她都知道，隔壁弄堂也知道那麼一三五、二四六。女孩的出生之謎就是從三樓阿太那裡打聽到手。我們好像掌握了秘密武器，心裡歡喜。就在下一天當鬥爭到最酣暢處，我們忽然拉開門栓，挺身走出去。我們傲慢地看著她們，有一剎那的寂靜。她們紛紛退到牆根，背了手站一排。我們非常刻毒地說：「你兇什麼，你爹呢?」當我們傲然地嘲笑地說出這句話時，我們轉瞬間就變成了這城市的悠長弄堂深處的鄙俗的小女人。我們已經陷入這城市黑暗的角落，可自己毫無覺察。這話一齣口，她們便不做聲了。女孩嚷了一句：他死了!我們笑了。她默了下來，再不說一句話。我們勝利地走到弄堂當中，在方磚劃下的格子裡，玩著跳房子的遊戲。這遊戲於我們的年齡來說，實在是太幼稚了。那該是小一批的女孩的玩意兒，可除了這我們在弄堂裡再沒什麼可做。這是我們不如她們的地方。她們在弄堂裡的事業可以逐步提高，隨年歲增長。我想這也是我們恨她們的原因之一。我們這時候玩得很歡暢，還大聲地歡笑。她們全都挨牆站著，揹著手。天色暗了，那條弄堂裡有尖厲的叫孩子回家的喊聲，她們中間生出一小陣騷動，可女孩一動不動。她們勸她：回去吧!她說：不要!這一聲「不要」明顯帶著哭音。別人便不敢再勸她，卻一個也不離開，緊緊靠在她身邊。這就是她們那弄堂團結對外的特徵。暮色降臨，這是初冬的晝短夜長的黃昏。弄堂里人跡稀少。她們的身形變得很模糊，只留下一行沉默的影子。然後我們勝利地朝那排影子掃了一眼，轉身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她們還是來了，翻跟頭倒立，遍地開花。可是無論我們說什麼她們都不還嘴。當我們走出門外佔地方「造房子」時，她們就退讓到遠處，依然做她們的事情。這時候，她們的翻跟頭打滾，看上去有一種很嚴肅的表情，她們少了些嬉笑，多了些認真。女孩的神情可稱得上是端莊。她像一個真正的教練似的，輔導她們這輔導她們那。有時我們看她們看傻了眼，女孩就會驀地回首朝我們一笑。她這一笑實在叫人琢磨不透。她笑得和平而燦爛，這對我們是一個打擊。我們憤憤然地轉過身子，不看她們。這樣的對峙時間長了也叫人受不了。有時我們很發愁，心想這樣下去怎麼是個頭。就在這時，我們之間出現了一個信使般的人物。
她是我們弄堂的，卻是那女孩的同學。她在家排行第五，大家都稱她小五。小五的父母也是南下幹部，說著道地的山東話，多年來鄉音不改。他們家也充溢著蔥蒜的氣味。他們家還很奇怪的灶火冷清，每到吃飯，保姆就拿著一捆菜票，去合作食堂打飯。這情景看起來很新奇。小五這孩子說一半上海話，一半山東話。她從小在上海的弄堂長大，特別喜歡串門，說著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話。她什麼樣的人都要搭著一點，對人還有點討好。我想這也是像我們這種「同志」的孩子，在我們這區域裡的一種心態。小五這樣長舌，其實是為了免除寂寞。這種寂寞根深蒂固，強烈地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小五後來成為有名的搬弄是非者，在我們中間挑起許多事端，終於成為孤家寡人一個，也是一場悲劇。這時，她卻是一個信使。當我們和女孩各據弄堂一端，她有時站在她們那邊看看，偶爾也去試試腰腿；有時則站在我們這裡，和我們跳一會兒「房子」。我現在想起來了，女孩的出生之謎是小五透露給我們而不是三樓阿太。小五在知道底細方面，不比阿太少，可謂後來者居上。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的日子裡，她活動得又頻繁又積極，收集的資料不得了。她到女孩那邊說什麼我不知道，可她時常對我們嘰嘰咕咕。她告訴我們女孩說我們些什麼，惹得我們火冒三丈。等事端起來，她則靠在一邊，做出事不關己的表情。有一個時期，我們其實被這小五控制著。我們完全失去主意，聽憑小五擺佈。小五這邊站站，那邊站站，無形中為我們與女孩架起一座橋樑。至今我不知道小五是不是受了女孩的驅使。她有一次跑到我們跟前，說了許多女孩對我們的讚美之詞和友好的心意，這確實使我們大受感動。接著，小五又一次接一次地替女孩向我們求和。最後，我們終於提筆寫了一封友誼的書信。寫信是我的特長，我終日苦於無信可寫。書信上的言辭我掌握得比嘴皮子上的好。我詞彙豐富，引經據典，語句流暢。我洋洋灑灑寫了有幾大張，自己先把自己激動起來。寫好之後，就讓小五送去。小五下一次出現，是攜女孩同來，免去了繁文縟節。那時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驗，家裡成了我的天下。那女孩由小五帶著徑直走到我家。她站在我家裡，羞澀而燦爛地笑著。這次見面是歷史性的，它將我和女孩的生活全都來了個轉折。在我們和解的最初日子裡，她天天來我家，每天下午弄堂裡的操練不解自散。她離開她的夥伴，終日和我在一起。她和我們說著她們弄堂的家長裡短。她的敘述能力很強，說起來引人入勝。那些故事是我聞所未聞，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她從來不說她自己家的事，那次給我看背上的傷痕是惟一的一次。她從小跟著母親在那方言話劇團長大，曾在多出戲中客串過兒童角色。後來我發現她的名字非常像滑稽戲演員的藝名。後來，我還一直想，這城市的暗淡的帷幕是女孩第一個為我揭開的。她使我看見那鱗次櫛比的屋頂底下卑賤的生涯，這是我們光明的「同志」家所看不見的景象。我們光明的「同志」家已經將黑暗的歷史一刀斬斷。我們「同志」家的歷史是從父輩革命這一日算起，革命前的彷徨都不算在內。女孩向我揭示的生活卻與黑暗的舊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那生活奇光異彩，以一種邪惡的下賤的魅力吸引我的好奇心。與女孩和解的最初日子是聽故事的好日子。她有時還帶來一包瓜子，我們一邊嗑瓜子一邊聽故事。她講故事嗑瓜子兩不誤，嘴唇的動作又靈巧又生動，叫人看了著迷。嗑瓜子也是他們弄堂人際關係的一個特徵，使閒聊增添了聲色。有一陣子我真的被她迷住了，我不知不覺地學她行動、聲調、遣詞造句。她那種活潑潑的眼神和表情，是我以前沒有看見過的。我們這裡的孩子總是要端莊，文雅，少言少語。「同志們」的孩子更要樸素、大方，說普通話。她從小在劇團的後臺長大，我想不出她的生命是誕生於什麼樣的情形之下。一個女演員的身世多半很曲折，也很辛酸。自從我們和解後，我再不在她面前提到「父親」兩個字，我的世故已足夠使我瞭解到這是一個醜陋的隱私。我們的世故是在女孩培養之下成長，我們漸漸地消除了我們無知卻清純的表情。我們的臉上，有了一些滄桑。這全是女孩的功勞，不知是好還是不好。嗑瓜子聽故事真是神仙過的日子。這些故事也吸引了我家保姆。這時節我家還有一定的秩序，就全靠了保姆她。她在我家其實是一個管家的角色，是母親派來監視我的。她對我嚴聲厲色，寸步不離。女孩走進我家，她奇怪地保持著沉默，一旦做完家務，就在一邊聽她說話。我家保姆從十六歲走出揚州來到上海幫傭，至今已經五十歲，這城市的道理她讀得很深。我敢說女孩的故事，她比我們更喜愛聽，也聽得懂。有幾次我發現她聽得入神，忘了手中的針線。還有幾次，我看見她用刀子一樣的眼光剜著女孩。我想，我家保姆第一眼就看透了女孩的下賤樣子，她心裡其實是不滿女孩到我家和我做朋友。她心裡想：幸虧是新社會了，如是舊社會，這樣的女孩會有什麼樣的去處呢?想到此，她會在心裡冷笑一下。她所以沒有立即作出反應，我想是因為保姆她在內心深處為這女孩吸引，她料定女孩會帶來猥褻的故事，這故事引動了我家保姆的心。過後想起來，我家保姆對我們的辦法有些像甕中捉鱉。她先不做聲，等女孩故事講得差不多了，她也聽得差不多了，再開始發難。
事發那日我還睡在被窩裡，母親就將我推起。我一個夢正做到中間，睜開眼睛看見母親怒容滿面，不知出了什麼事情。母親說以後不許隔壁弄堂的女孩進門，如要進門，她決不對我手軟。母親怒聲斥責我無聊至極，滿身俗氣，終日說著委瑣的閒話，將一個女孩的天真純潔都喪失殆盡。聽了母親的話，我十分痛心。痛心的不是母親的責罵，而是母親指出的事實。我想我不再是個無瑕的孩子，有了汙點，這使我痛哭起來。我一直痛哭到母親上班走了，這才收住眼淚，卻不肯起床，終於起床了又不肯吃飯。我決計不和我家保姆說一句話，我冷著臉看也不看她。我聽見她在後門口拒絕女孩進來的聲音，我居然心平如鏡，聽而不聞。我躲在房間裡有好幾天，誰都不理。我就像在虐待自己，閉門靜坐。我悶得發慌，心裡卻得到了安慰。我極恨我家保姆，我與保姆她的仇就是此時結下的。我也恨我母親，因為她殘酷地揭露了事實。我甚至還恨女孩，我想她使我墮落，使我變得下賤。我恨完了所有的人，然後平靜下來，孤獨的感覺湧上了心。這時候，冬天在女孩的隱晦故事裡過去了，春天午後的陽光明媚如畫。我將自己關在房裡，聽著鳥的啁啾，眼淚一點一點盈滿眼眶。這種春天午後的寂寞是揪心的。我好像是這世界的局外人，這世界生氣勃勃，我卻參加不進去。我不出門，還為了怕見到女孩，我見了她可怎麼說?可是有一天我們還是不期而遇。她喜出望外地迎上來，很親熱，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這天春風和煦，太陽照在她臉上，她的臉色暗淡，蒙著一層灰塵似的，眼睛也很混沌。我發現這女孩的臉龐時常被一種晦暗氣色籠罩，顯出與她年齡不符的憔悴，這使她看上去像一個成年女人。一旦這晦暗退去，如雨過天晴，她的美麗便又光彩照人。她對我就像「一日不見，如隔三秋」，說了又說。這幾日又發生許多新聞，她等不及地要告訴我。我抵擋不住她如傾如洩的講述，可心裡已經淡漠。我怕被這些話題玷汙了似的，左躲右閃，可這些閒話還是進入了我的聽覺。它們聽起來是那樣稀奇古怪，與我單純的生活大相徑庭。聽她講述畢竟不是乏味的事。最後她竟邀請我到她家裡去。我本來應該拒絕，可是卻沒有拒絕，跟了她彎進她們的弄堂。她們弄堂這一日少有的清靜，幾個老太靠了磚牆在春陽下打盹。她家住一間向北的大屋，北窗前正是一堵高牆，將房間遮得很暗。房間很乾淨，兩張床和兩個老式的櫃櫥，寬條地板被鹼水拖得發白。我不知道她們一家怎樣在這間屋裡住著，也想不出她母親如何在這屋裡活動。這房間有一股暗淡的神情，使人意氣消沉。我明白女孩臉上的晦暗之氣，其實是來自這房間。這房間還有一股委瑣的氣息，床單下露出文明戲女演員的一雙繡花拖鞋。我腦子裡出現了她在這屋裡捱打的情景，她母親坐在一邊，哥哥動手，姐姐動口。聽小五說，她此外還有數不盡的哥哥姐姐，散落在這城市的各個角落。女孩忽然說起話來，聲音在空闊的大屋裡激起些微回聲。她說，她們家曾經也有過一個保姆，待她很好，很冷的冬天，就讓她坐在被窩裡，將洗臉水和飯菜端到她的面前。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忽然說起保姆的事情，是委婉表達對我家保姆的不滿，還是回憶起自己的一段美好時光。那保姆將洗臉水端到她床前的情景，帶有一股隔宿的酸腐氣味。我呆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她家。她送我到門口，看我一直走出她們的弄堂。走了很遠我回過頭去，見她還站在門口的陽光下。我覺得，上海弄堂深處的帷幕這時在我眼前落下，遮斷了我和女孩的視線。過了許多年後，我和女孩再遇到，便像路人一般，招呼都不再打了。剛剛離開她時，我有一種輕鬆之感，我好像逃離陰暗的陷阱，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可是這並不能消釋我和我家保姆的仇隙，也不能使我從心底與母親和解。寂寞又生出我心。
在寂寞的日子裡，我又去母親她姨母的大房子。這時，少年宮早已停止開放，大門關得緊緊，房子裡寂無人聲。我本想來聊解孤獨之感，不料卻更感孤獨。我站在大房子對面的馬路上，看著那紅瓦屋頂，汽車在我和大房子之間川流不息。我想這城市充滿一股隔絕的空氣，人們摩肩接踵，卻都素不相識，旁若無人。我想成語「形同路人」這「路人」兩字一定是從這城市街道的情景而來。它其中特定的互不相識之意定是從這城市街道上產生。我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市聲好像和我隔著牆。我發現街上忽然多出許多聲形相異的人，原來是大串連的一幕已經開始。「串連」使我們城市蕭條多日後又熱鬧起來。「大串連」這名字起得好，我以為它不僅是這一運動形式的特稱，它還象徵著這一時期內社會的流動景象。這流動給寂寞無聊的我們帶來新鮮的事物，使我們的經驗世界豐富多彩。等我日後成了一名作家，我會發現我的故事多半來自於那段雜七雜八的社會經歷。這段經歷之後，我們的人際關係便重新進入同類項合併，或者說社會分工的狀態。這說明世界走上正常運轉的軌道，可是多姿多彩的奇遇再也不會有了。這是我生命中故事最多的季節，寂寞只是在一個故事和另一個故事的中間才會來臨。當然，這乘隙而入的寂寞也是相當折磨人的。下一幕的故事可說比上一幕更具戲劇性，進行的時間也更長，波折最多。事情是這樣的。
在我們這幢房子隔壁，是獨門獨戶深居簡出的一家。他們的屋頂上，豎立著我們弄堂裡惟一的一杆電視機天線。他們的窗戶總是拉著厚厚的窗幔，透不出一線光。他家也有小孩出來讀書，一個女孩比我高一級，另一個女孩比我低一級。有時見她們放學回來，走到鐵門前，不知怎麼門就開了一條縫，她們便相繼從縫裡擠了進去。然後門關上，又悄無聲息。他家的院子挨著我家的院子，他家的夾竹桃的枝葉蓋滿我家的牆頭。他家還有一棵枇杷樹，結著青青的果實，有時也會落到我家院子的車前草上，「咚」的一下。「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開進他們家，搬動傢俱和敲砸東西的聲音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家保姆，一個浦東女人，就提著包裹走了。從此，紅衛兵接二連三地開進他們家，他家院子大敞了門，引來許多看熱鬧的人。當時，我也擠在人群裡面，我看見他家客廳裡古老堂皇的紅木桌椅和明清瓷瓶。院子裡堆滿了衣料、毛線、銀餐具，還有錫紙做的元寶。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看見錫箔，我至今不明白，他家為什麼要囤積陰冥中的財富，但這給我源遠流長、財富無邊的感覺。紅衛兵還有一次長時間地進駐他家，一駐就是七天。七天中，有一次我走過他們後窗，見一個美麗女人一邊淘米一邊同紅衛兵說話。她的態度溫和平靜，令我吃驚。我想這家已是大禍臨頭，這女人怎能如此鎮定。她的美麗也令我吃驚，她身著樸素的藍衣，卻玉潤肌膚，婷婷而立。他家被抄在弄堂裡搞得紛紛揚揚，一夜間他家的來歷就傳遍了。我這才知道，美麗女人是那姐妹倆的母親，這家的媳婦。這家主人是上海這城市重要的民族資本家之一，他們的資本充實了我們開國之際被內戰消耗殆盡的積累。這裡是他的正房妻室，此外還有二房和三房。他長期以來和二房生活，這裡難得來。這就是這家門前車馬稀的緣故。這三房妻室情況各有不同，正房是媒妁之合；二房與他情深意長，可惜沒有生育。而生育是三房的特長，幾乎年年結果，孩子有一大幫。日後，就是這一幫孩子和我發生了緊密的甚至帶有命運色彩的關係。這三房生養的孩子中間的老大，由男人做主，過繼給了二房，以解膝下淒涼，這就造成家庭關係的錯綜複雜，為日後的故事埋下了伏筆。等抄家高潮過去，已到了這年的舊曆年底。忽有一日，兩部卡車開來，將二房與三房兩戶人家一起遷移此處。從此，這家便喧騰起來，腳步雜沓，門開門關也頻繁了。我想，最初他們還是度過了一段相濡以沫的和平日子。那時候，風聲還緊，不時會有人找麻煩，里弄裡也不給他們太平。等到他們逐漸習慣了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從這場重大變故中醒過神來，一場內亂便開了頭。現在，我懂了，將他們三房妻室趕在一處，是極為殘忍惡毒的事情，出這個主意的人是個心地陰暗，興味委瑣的人。假如我沒有加入其間，還不會明白這些，可我後來身不由己沒頭沒腦捲了進去，箇中的可鄙可憐啃齧著我的心，損害了我單純光明的性情。
我和他家孩子認識是在春節前買年糕的隊伍裡。年糕給這一個蕭條的春節帶來了節日氣氛。這個城市已經打了個稀巴爛，是年糕喚起了過年的心思。糧店裡供應年糕的訊息傳進我們弄堂，所有人家的孩子都走了出來，一手拿籃子，一手拿板凳，奔向對面小馬路上的糧店。各條弄堂裡的孩子就像潮水一樣湧出來，這大約是學校停課後孩子們的最大一次集合。糧店前轉眼間就排起長龍般的隊伍，一眼望不到頭。當我們接近這隊伍時，就好像足球比賽進入禁區，尖聲叫著，加快速度，要搶前一步。我們剛在隊尾站下，後面便飛速地排起一長列。我們氣喘吁吁將籃子板凳排開，以充人頭。年糕是憑人頭供應，一人兩斤。我們一邊排著人頭，一邊不知不覺搭起話來，我們商量怎樣以有限的人數去爭取到更多的人頭額。關鍵在於發號之前叫來人領號。發號的訊息傳來，隊伍裡起了一陣騷動。這家的一個男孩奔回去叫人，他一叫就叫來弟兄姐妹一大幫。而我徒有板凳和籃子，怎麼也變不出人頭。他們很慷慨地讓出一個人頭給我，然後就擠在了一堆。因為突然間多出許多人，隊伍一下子變得擁擠不堪，我們前胸貼後背，氣都透不過來。而我們非常友愛，互相照應。號頭終於發到了手，這才鬆了一口氣，而叫來的孩子也不願回家。這時太陽已照到牆根，凍麻的手腳有了知覺，我們坐在板凳上聊天，等待開秤。經過領號頭這一場激戰，我們一下子熟稔起來，我們彼此都很少有這樣男孩女孩一大堆的情景，這時都歡喜異常。我們甚至希望糧店永遠不要開秤，隊伍永遠排不到頭。後來這種排隊活動，我們還舉行過幾次，主要是買黃魚。黃魚是我們城市裡一種大眾水產，它味道鮮美，營養豐富，價格便宜。在「文化大革命」開頭的日子裡，它忽然變得無比寶貴。我想原因有兩點：一是富貴之家急促地貧困，他們不得不去搶食無產階級餐桌上平凡的黃魚；二是生態的問題，到了今天，黃魚在我們城市已變成昂貴的菜餚，位居海鮮的榜首。至今不知道，菜場來了黃魚的訊息是從哪裡傳出，前一天我們就奔走相告，約定出發時間。出發總是在黎明時分，後來這時間越提越早，一是因為黃魚供應日益緊張；二是因為買黃魚的熱情日益高漲。黑天行動具有冒險意味，像我們這些城市裡的孩子，要冒險只能夜半起來買黃魚。我們中間起來最早的那個，就趴在後窗下壓低聲音聲聲喚，等人到齊，便浩浩蕩蕩地出發。弄堂裡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並且寒風凜冽。由於睏倦和怕冷，我們打著寒戰，牙齒格格響。我們中間買黃魚最拿手的要稱這家正房的孫女兒，那姐妹倆中的姐姐。她和她母親一樣美麗，明眸皓齒，頭髮烏黑。可她卻出人意外的潑辣，在開秤之時的激烈拼搏中很有戰鬥力。說實在的，我們全靠了她，才能夠不被擠出隊伍，最終買到寶貴的黃魚。她的那個與她同年的叔叔，也就是三房中排行第三的男孩則是很有智謀的一個。他可以判斷出說是在這裡賣黃魚其實在那裡賣黃魚的虛實之詐。但擁擠中他卻顯得很無能，原因是他太愛惜自己的外表。他的衣服總是一塵不染，我曾看見他在煤氣上燒烙鐵給自己熨衣服。這家孩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使我又佩服又不解，那就是大難當頭，他們都能應付自如，從容不迫。在他們臉上看不見一點愁慘，他們眼神清朗，笑口常開。他們還很警覺，一旦有抄家的壞訊息傳來，便立即行動起來，將墨水瓶統統倒空，因為紅衛兵一律有將墨水灑在床單上的嗜好。他們還分頭將自己心愛的東西堅壁清野。有一回，那老三向我請求，為他藏匿他的集郵冊。他得到訊息說，將有一批北京紅衛兵來到上海，進行毀滅性抄家。我估計這種訊息來自於他父親工商界中的同仁，在那明裡不能往來，只能暗通資訊的情況下，以訛傳訛的事情也經常發生。老三的集郵冊使我很為難，我無法拒絕他，可深覺這行為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階級的觀念在我腦子裡，鬥爭的觀念也在我腦子裡。其實他並不是他們孩子中和我最親密的，可別人不開口偏偏他開口。說明他看準我是友情為重，原則性不強，像我們家這一級的「同志」在運動中還算安全。以後他還向我提出過許多請求。老實說，請求我做事的人不多，有人請求我，我便視作友誼的表示。由於這後來我捲進了我不該捲進的事情，後悔也來不及。開頭的時候，我們在一起度著快樂時光。和這家孩子來往，我家保姆不會有意見，就不會去向我母親告狀。保姆她只有貧富貴賤的觀念，階級鬥爭這根弦松得很。她曾經帶了羨慕的口吻說，他家的墩布比我們家的洗臉毛巾還白，明顯流露出對我們這種「同志」家庭的輕蔑。這樣，我就和這家孩子來往很熱絡。我想，這家也允許孩子與我來往，一是亂世當中管束不力；二是我們家的情況給他們帶來安全感。他們這種人家總有這麼一種心情，好像上海這城市是他們轉讓給我們，心中不服，表面上卻畢恭畢敬。他們這兩房搬來之後，這幢房子就有些亂糟糟。三房妻子顯然是個軟弱無能的女人，她金玉其表，敗絮其裡。孩子們都有些欺負她，把她的話當耳邊風。最刺痛她心的，是她親生的兒子，過繼到了二房名下，即刻就轉移立場。事情就發生在這裡。
這一個孩子和他弟弟們長得都不同，他小小年紀面目就有些蒼老，神情沉鬱。他看上去有些呆頭呆腦的，總是被他的弟弟捉弄。他平時悶不做聲，可假如要求他來段評書，他便精神大振，神態全異。他說起書來好像換了一個人，聲音抑揚頓挫，眉飛色舞。我想他大約跟他父親經常出入書場，心中一定很羨慕那恣情汪洋的說書人的緣故。有時晚上，我們孩子在他家黑暗的灶間裡聽他說書。不許開燈是他家規矩。這是一種戰時的防空措施，現在用於對付紅衛兵的突然襲擊。我們坐在黑暗的窗戶糊了紙的灶間裡，彼此看不見臉，只聽他激越的聲音在起伏。他說的是《紅巖》，或者是《翠崗紅旗》。忽然間，我的衣袖被扯了一下，有人挽住我的手，悄無聲息地走出灶間。這時我看見，後門外亮堂堂的月光底下，大家全在捂著嘴又笑又跳，屋內是他獨自一人說個不休。當時我只以為這是孩子間的玩笑，不曾想到在此幕後是一場妻室之爭。我和著大家又笑又跳，覺得這玩笑成功得不得了。我們的笑聲終於被他發覺，他住了口，不出一聲，悄悄離開灶間上樓去了。我想他一定生氣了，可下次見他，卻像沒事人一樣，因此我就以為他很呆。可是他們卻囑我不可掉以輕心，他的呆實際是一種偽裝，也是一種武器。曾有一次，學校裡紅衛兵批鬥他，要他帶他們去家裡造反，他帶了紅衛兵從大自鳴鐘繞到八仙橋，足足兜了半天，也沒將他們帶到家中。你看，他簡直就像機智的二小放牛郎。果然，不出幾日，三房家中的水壺中就倒出一根生鏽的鐵釘。他們的戰爭就此拉開帷幕。他們多半是在暗中較量，以三房與二房之間的鬥爭更為激烈。開始我以為那老大不對，他怎可欺負自己生身母親一家。後來，我又感覺到三房的弟兄們對這哥哥心懷妒忌，這也使我納悶。那時候，我完全不能瞭解其中爭寵的實質，我只是充滿無名的義憤。情感與行為上都站在三房孩子一邊，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夥伴。捲進這樣的糾紛實在不應該，這可使人不再純潔，不再高尚。在這城市裡厚厚的窗幔之後，有多少卑鄙的故事由天真的孩子演出著。我要有一點點世故就可避免參與這種醜劇，而我這種「同志」家的孩子，對這城市的一切都不瞭解，我懵裡懵懂，好像一個無頭蒼蠅。我對這城市的事故完全缺乏常識和判斷力，或者說，是這城市銷燬了我的常識和判斷力。這種說法的疑慮之處在於，究竟什麼才是我的常識和判斷力?他們的戰爭多從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進行，時間久了，他們彼此都養成了小心翼翼的習慣。比如穿鞋時先要將鞋子扣過來倒一倒，看裡面會不會放了一枚圖釘；他們喝水吃飯都先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有沒有倒進肥皂粉之類的東西。他們這種惡作劇彼此都幹了不下一百件，他們吃了虧也不動氣，只是心裡有數。他們這樣搞來搞去竟還能保持表面的和氣，灶間裡的書場照開不誤。於是在我眼裡，這鬥爭始終缺乏嚴肅性，我越發以為是一場孩子間的淘氣。這種淘氣使我興高采烈，它給我乏味的生活增添了樂趣。惡作劇對於我，久已心嚮往之。我設想過將掃帚架在門上，父親進來正好落在他頭上；我還想過在父親的拖鞋裡放一條蚯蚓，好叫他一下子跳起來。我惡作劇的物件總是父親，母親對於我太過嚴肅，是教育的化身。可我無論怎麼想，卻沒有幹過一回。而這些孩子是敢想又敢幹，這把我樂得不行。因為有了這些作鋪墊，我才會聽從他家老三的吩咐，將滿滿一勺鹽興高采烈地倒進二房家正在沸騰的飯鍋。我以為這只是以往做過的無數惡作劇中的一件。無數件惡作劇全都心裡有數表面沒事地過去了，依然一片太平景象。我做夢也沒料到這一次卻過不去了，他家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三方大戰。我其實應該想到，二房家的飯就是老先生他吃的飯，老先生髮了火，二房豈不依勢大吵，多少舊事全集於這一次發作起來。三房自然不依，積極迎戰。而大房本來無事，卻見不得二房仗勢欺人，多年來的辛酸湧上心頭。這一場大戰驚動了弄堂許多人聚在他家窗下屏息靜聽。她們互罵的聲音傳出窗外，聽起來粗鄙可怕，不堪入耳。小孩子全都鴉雀無聲。女人們哭罵的那些話句句都刺我的心，她們互罵對方是下賤的婊子。這話真是要了我的命，我想我幹了人世間最下流的一件事。事過之後，再看見那老三，我羞愧無語，他倒沒事人一樣，和我說這說那。我和他家孩子的來往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其中不乏快樂忘情的時光，凌晨三點起身去買黃魚依然是我們熱衷的活動。那事情雖然傷了我心，卻還不至於使我決絕到與他們不來往，因為我的寂寞比什麼事情都可怕。後來使我們中止往來的，依然是大人們的意志。我們不知是怎麼，也不知是誰發明了一種打架的遊戲。我們分成男孩女孩兩隊，然後一擁而上，互相扭作一團。這種打架往往持續很久，而且勝負難分，我們打得筋疲力盡，心滿意足。我們彼此對這遊戲都有種喜歡，心照不宣。我們湊在一起，雖然嘴裡不說，心裡卻在想著這件事，一經有人提議，便都興奮起來。對於這遊戲我想可以有幾種解釋：一是精力旺盛，無處發洩；二是青春期來臨，對於男女接觸的渴望；三是閒得無聊，異想天開。也許其中第二條原因比其他兩條都更主要，可是這種男孩女孩扭作一團的情景，在我腦子裡，卻總有一股絕望的意味。我們好像被潮水推到沙灘上的魚，徒然地在孤獨與死亡中間掙扎。我們其實身心都苦悶得很，用這種扭作一團打個不休的遊戲來緩解我們的寂寞。這遊戲一旦被大人發現，他們便看出其中的危險，他們一同起來制止我們。我們雖然還不能完全瞭解大人們的惱怒，卻已經足夠地感到了羞愧。從此，我們見了面就有些難為情，不願駐步，匆匆擦肩而過。再後來插隊落戶運動開始，我們各分東西，天各一方，只有在春節時才可見到一面兩面。那時我們便格外矜持，漸漸地成了路人。成為路人，好像是我們與人交往的惟一下場。我們這城市的街道上摩肩接踵卻素不相識的行人，是我們永恆性的關係。我總是在尋找並且企圖建設一種命運性的關係，以使我在人群中位置牢固，處境明確，以免遺失自己，陷入渺茫。熙來攘往的街道上，人們最容易迷路，道理就是這個。「文化大革命」帶給我們奇遇的機會，僅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它喧騰一陣過去，騷擾了我們平靜的心情，結果還是留下我們孤家寡人一個。
「文化大革命」帶給我的第三次奇遇，發生在紅衛兵運動高潮已經過去，青年運動在革命中的先鋒作用已經過去，革命深化、革命隊伍重新分化的時候。這一批青年是我們這城市的高幹子弟，「文化大革命」可說是由他們開啟的局面。革命時他們身穿父輩們的黃軍衣，一夜間成為這個崇高時髦的城市的服裝新潮流。他們承著父輩的事業成為這城市裡最富有革命積極性的一批青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們是這個城市運動的領袖，他們的普通話成為這城市具有革命特權象徵的聲音。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們的父輩成了革命的物件，一律是被打倒的走資派，他們從他們親手創立的血統論的堡壘中退下陣來，他們對這一形勢充滿疑慮、憤懣，卻信心不滅。當他們與我們遭遇時，他們的臉上帶著革命低潮時期那種茫然、激憤和堅毅的表情。他們還穿著那身黃軍服，穿得很隨便，腰帶不扎，風紀扣不扣，也不戴軍帽，但這樣似乎更有一種理所當然的味道。我早說過，在我們城市裡，「同志」們的孩子基本呈現散兵遊勇的狀態，在總體上屬中流水平。而「文化大革命」給他們帶來複興的機會，是他們將革命的訊息第一個帶來學校，播下火種。他們從各個學校各個區域集合到一起，一下子在上海市民中樹起他們至高的形象。那一時期，大家都穿黃軍裝，並且都說普通話。我們「同志」在這城市的解放者與主人的地位，又一次顯示出來。
現在讓我想想，我們與他們之間，奇遇是怎樣發生的。我記得那一年的秋天百無聊賴，樹葉落盡了，城市的天空看上去很蕭條。使奇遇發生的又是小五這個人，所以我說她是一個信使般的人物。那年秋天，她在弄堂裡學腳踏車，已經學得很好，運轉自如，在弄堂裡騎過來騎過去。車圈鋼條發出吱吱聲，在秋日的明徹之中，聽來使人愉快。她看見我就叫我也試試，我說我不會，她一定要我試。我一騎上去便掉了下來，毫無辦法。她就叫來兩個男孩扶我。那兩個男孩都穿了黃軍服和大褲腿的褲子，車子是他們的，他們是小五的哥哥的朋友。我一生中學過幾次腳踏車，有一次幾乎摔斷了腿，可我到底還是沒有學會騎車。這城市的腳踏車流像條大河，我只能站在岸邊。我想我明知沒有騎車的天才，卻一次又一次地去學腳踏車，是因為學騎車被我視作交友的好方法。學與教有一種命運般的聯絡，雙方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那時候，小五叫她哥哥的朋友扶我，我又窘又高興，我的身子在坐墊上扭成麻花似的，歪歪斜斜地向前走。騎車的時候，時間過得很快，中午到了，他們要回家，說明天再來教我。他們一人上了腳踏車，另一人跳上車前梁，就這麼走了。他們瀟灑的動作和違反交通規則的做法使我很欣賞。第二天早上，他們中間擁有腳踏車的那個來敲我的門，說要繼續教我騎車。我很意外，又很害羞，當然也很高興。後來我知道，他們這些孩子與人交往的方式就是這樣單刀直入。後來就是以這種方式，我們和他們結成了夥。我跟了他出去，心裡很怕遇見小五，覺得這樣跨越小五自行其是，總是不妥。可小五看見我卻高興萬分，搶著也要騎車。我們三人有那麼幾天在一起騎車玩耍，相處得很不錯。可小五天生是個見異思遷的人，她過了幾天就又搭上新朋友，去玩別的去了。這時，那人帶來他的另一個朋友，另一個朋友再帶來又一個朋友。他們都住徐匯區，說一口清脆流行的普通話，用詞多是書面語還有北方可上得書面的俚語，顯示出主流語言的高尚，使上海話變得鄙俗了。大講普通話，我是從那時開始的。這時我對我們家使用的語言感到滿意了。我還有一種不堪回首過去的心情，嚴厲地否定自己的過去，熱情地嚮往回到「同志」的隊伍裡來。這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我違反了以往的一貫原則，我高興我們家是這城市的外來戶。我將這城市的正宗居民統統叫做「小市民」。我慶幸我們家在這城市裡一無瓜葛，孑然一身。這批青年以一種新型的形象出現於我面前，他們將「同志」這個字眼變成具體的高尚的形象。他們來找我玩，我感到很驕傲，我還注意到樓上阿太的膽怯而忌恨的眼光。她對我家保姆說，我家保姆對我母親說，這一些青年是一些危險人物。我就大吵大鬧，將她們一律說成是俗不可耐的小市民。我極力屏除身上的市民氣，將一些口頭語剔除出去。我不敢穿中式的棉襖罩衫，硬將男式制服套在外面。我日里夜裡想要一件舊軍衣，可我們家的舊軍衣早就處理完畢。這下，我就惋惜我們家的「同志」性不夠徹底。其實我的心是一顆勢利的心，我趨炎附勢，我看到這城市換了主人，便也改了我的初衷。說來說去，我總是在追隨這城市的潮流，這更說明我的無根無基，隨風而去的本質。那時節，我和鄰家的男孩女孩都斷了來往。我還很有心地防止造成與他們邂逅的機會，我暗暗提防他們與我分享和這些青年的關係，這將使我的優越感遭到損失。而這些人見面熟的習慣，告訴我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有一次，他們看見樓上的女孩，就問我她是誰。我說是個「小市民」的孩子，並且加了一堆誹謗。他們對我說的話題主要是回憶他們光輝燦爛的造反經歷：抄家和鬥爭。折磨資本家是他們熱心的事情，那些話聽起來叫人毛骨悚然，而我欽佩和羨慕得了不得。他們還傳播上層人物的秘事，聳人聽聞。又有些時候，他們就模仿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裡面的列寧、高爾基、捷爾仁斯基、還有那殺手，學得惟妙惟肖。《平原游擊隊》中日本人松井的「殺他一個回馬槍」，也是他們熱心模仿的節目。他們的交際非常廣泛，父母的老戰友是一條線，同學中的幹部子弟是一條線，運動中的戰友又是一條線，此外戰友的戰友，朋友的朋友這些線就沒有窮盡，可以穿起一個世界。那時節我們家裡的人川流不息，這個走了，那個來。他們一個個都帶有打家劫舍的味道，進入我家總是旁若無人、長驅直入，好像進他們自己的家。他們也帶來過幾個女孩，也都軍衣軍褲。她們頭髮正中分著路子，牛皮筋扎著掃把辮。她們的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舉止作派有一股颯爽的英姿。她們談論起國家大事好像談論自己家的事，分析形勢頭頭是道。在她們面前，我感到很自卑，我覺得我從頭到腳都透露出小市民的俗氣。在男孩子面前我要放鬆得多，我乖乖地做個聽眾，我們大家都滿意。他們說的那些我一點也插不進嘴去。他們說的這個人那個人，我都不認識。有時候我感到無論怎麼努力，終還是游離在他們的社會之外，就有點悲傷，還有點惆悵。他們的姓名也與眾不同，帶有一股大雅若俗的味道，顯示了他們父輩粗通文墨卻江山在胸的將帥之氣。他們有的「大」字當頭，有的又「小」字當頭。他們有的還用地名或戰役的名稱命名，反映出父輩們南征北戰的經歷。在這些名字的照耀下，他們顯得頗有來歷，名堂不小。我的名字在他們面前則顯得體系不清。我名字的第一個字「安」，是母親和父親翻閱蘇聯小說《日日夜夜》而來。蘇聯小說是我母親那時的主要讀物，「安」字多得不得了，「安德洛維奇」「安東諾夫」「安德烈」，隨手一點就是個「安」字。「安」字後面那個「憶」字卻不知他們是怎樣想出來，充斥一股「新月派」的風雅氣味。我的名字型現了我父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革命同志的混雜的思想意識，使我在這批朋友面前自嘆不如。他們身上有一股令人震驚的草莽氣，揮灑縱情，好像天下都是他們的。他們騎的腳踏車都來路不明，今天這一部，明天那一部。那時候，我們這城市裡偷腳踏車的風氣很盛，鎖不鎖的統統不管用。他們遺失了一部腳踏車，就再去偷一部。理論有兩種，一種是他們決不向這個世界妥協，另一種是天下大同，無產階級是一家。他們偷車的技術很高明，態度很從容，他們大衣裡有個鉤子，將上鎖的後輪輕輕一提，推上就走。這時節，他們的父親母親大都失去了自由，受著監禁和審查。談到這些，他們神情陡然暗淡，悲從中來。他們由此談到黨內殘酷的路線鬥爭。這話題又機密又深奧，我們關起門窗，合起窗簾，壓低了聲音。這一陣子，我自己父母也正吃緊，顧不上我。我家保姆沒我母親撐腰，她的話我只當耳邊風。保姆她心裡痛恨這幫青年，罵他們「強盜坯」。他們也不買賬，罵保姆她「老巫婆」。他們雙方不相上下，針鋒相對。保姆她正很寂寞，她的許多同鄉因為東家落難，紛紛回了老家，她一個人成了沒頭蒼蠅，無門可串。尤其到了下午，她無所事事，就曬著太陽打瞌睡。因此和他們鬥法漸漸成了她熱衷的事情。最後使我和這幫人分手的根源也是保姆她。我家保姆在我的人際社會中總是起破壞作用，成為一種外力干擾的代表。說起來也是奇怪的事情，此話暫不多說。總之，這批青年是我經驗中完全新鮮的一批，他們拓新了我對「同志」這類社會成分的認識。過去我只認識到「同志」在這城市的外來戶的位置，而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佔領者位置。他們的「同志」的後代的形象，在這一年的「八一八」日子裡，達到了悲劇性的高峰境界。
「八一八」這日子在今天意義已經平淡，而在那年頭，提起「八一八」，青年們就會熱血沸騰。「文化大革命」的開初第一年，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許多孩子將這一天定為自己的生日，為自己重新起名字。從此，每逢八月十八日，孩子們都要舉行盛大的遊行集會。然而，緊接著，一切激烈的甄別真偽肅反清源的鬥爭開始了。誰是真正的毛主席的紅衛兵，這個問題變成一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八一八」便有了一種帶有標誌性的意義，就是說「八一八」是誰的節日，誰就是毛主席的紅衛兵。他們經常懷想前一個「八一八」紀念日的情景，他們全身軍裝，腰繫武裝帶，由幾百部摩托車開道，馳向人民廣場。可是現在工宣隊進駐學校，重新組建紅衛兵。紅衛兵已成為群眾性的青年組織。「八一八」這一日，各學校的紅衛兵聯合組織大遊行，歡歌歡舞地步行走向人民廣場，這情景帶有一股平民節日的氣氛。摩托車開道，全副武裝的遊行則有了一種貴族革命氣派。我後來才想起，這一年臨近「八一八」的時候，他們不來我們家了。甚至連保姆她都有點惦記他們，問我，「強盜坯」到哪裡去了。我嘴上不說心裡也很納悶。他們不來的日子，我很寂寞。那是盛夏的天氣，蟬在樹葉裡叫個不休，每天我都睡長長的午覺，睡得神志恍惚，不知身在何處。「八一八」這一日學校通知我們去遊行，我是紅花隊的，手持紅花。遊行總使我們高興，我們走在隊伍裡，步伐整齊。那年頭的遊行有些類似今天的舞會、晚宴、卡拉ok，是快樂的社交。那天的遊行空前盛大，那是大聯合的第一個夏天，大家都來關心國家大事。我已經記不起是在哪一條街道，我也記不起第一部腳踏車是怎樣出現。我記得遊行隊伍忽然起了一陣騷動，口號聲零落了。那一支身著軍裝的腳踏車隊從天而降，行駛在我們隊伍旁邊。他們的腳踏車隊是沉默著前進，與我們的喧騰形成一個對比。他們沒有戴紅衛兵袖章，他們神情莊嚴，懷有一種哀絕的氣氛。我是在他們被衝散被毆打時才認出他們的，他們悲壯的表情使他們完全變了樣子。遊行隊伍亂了，人們先是圍上去，然後發生爭吵，繼而就動起手來。他們的腳踏車轉眼間被砸扁，有血滴在了街道上。我們跑上人行道，在人家的屋簷下瑟瑟發抖。他們捱打沒有一聲叫喚，他們也不逃跑。我記得許多人加入毆打他們的行動，忌恨心理這時大爆發。圍住他們的人成了一座山，腳踏車左一架，右一架，好像屍橫遍地。我們幾個小女生冰涼的手互相拉著，慢慢地離開遊行隊伍回家去。這悲壯一幕，我無法從眼前揮去，為他們難過，又為他們驕傲。越走近家，我驕傲的心情越滋長，我的心漸漸平靜，打戰也止住了。接下來的事情是無盡的等待，我天天等他們上門，而他們蹤影不見。我等過這個夏天，又等過秋天，他們不上門，我很難過。這一年冬天來得很早，樹葉掉了，我心裡很荒涼。一個太陽高照卻氣溫陡降的日子裡，我在弄堂口被人叫住，卻見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戴著大口罩，穿一件工廠發的藍大衣，豎起衣領。他示意我跟他走，然後就穿過馬路。我心怦怦跳著，激動難耐。我們一前一後地走在僻靜的馬路，正午的陽光給梧桐的枯枝鍍上一層銀，看上去炫人眼目。走到一個公園冷清的小門旁邊，他才停住腳步。待我走攏去，他對我說：如今形勢險惡，有訊息傳來，這城市馬上要開始一場大搜捕，他和他的戰友都已經作好逃亡的準備。他說他們決定分散出逃，最要緊的事情是錢。我立即說我有錢，但不在身邊，現在就回去取。他說等在這裡不安全，四處是便衣，還是換一個時間，也換一個地點。他約我第二天到某地方去等他，如到幾點鐘還不見他的蹤影，就趕緊繞路回家去。他還囑我屆時要戴一個口罩，這提醒使我興奮，似乎我也參與了他們的危險行動，有一種共命運的感覺。共命運的感覺使我生出莊嚴的激情，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帶給我們的最大好處。它將我們捲入了命運的漩渦。在正常的日子裡，我們的生命走在平靜安全的軌道，而革命的動亂解散了秩序，我們的生命出了軌道，互相碰撞，交織在了一起。我想，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命運的經驗，命運使我與一些人牢固聯結起來，正是我夢寐以求的關係。我懷了感激的心情走回家去。我拿出我夾在書本里的寶貴的壓歲錢，那都是一些嶄新的角票，我是將它們當作精美的紀念品。壓歲錢是小市民的產物，是我們家僅存的傳統風俗之一。觸控它們時我心裡難免有點戀戀不捨，我想我總也不捨得用如今終於到了用它們的時候。次日下午，我在一個離家遙遠，名字陌生的電影院前嘈雜的馬路上，將這錢交給了他。他將平整嶄新的紙幣攔腰一折，塞進大衣內側的口袋。然後他傷感又激昂地說了一番話。他說到我們的結識和即將到來的分離，說到我們戰鬥的友誼，又說到革命的曲折艱辛，低潮來臨時我們不應當喪失信念，他還說到如果今後不能見面，希望我永遠不要忘記他們這些戰友。有一顆眼淚從他眼睛裡落了下來，我不由也掉下了眼淚。他關於革命的論說我一點聽不明白，可是關於我們之間關係的話，句句記在心裡。我卑微地想：他們終於接納我啦!我想，以前我們的聊天、說笑、學騎腳踏車，全都算不上什麼，今天的分別，卻將我們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這是為什麼?不就是命運的緣故嗎?和他分手後，我一邊哭一邊往家走，眼淚把口罩淌溼了。我由於激動而迷了路，我坐錯兩部車，最後口袋裡一分錢也沒有，我只得走回家去。我直走到華燈初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這城市的溫情的面貌。它的街道、路燈、車輛、樓房的暗影，全向我伸來溫暖的觸角。我幾乎能感覺它們柔情脈脈的撫摸。我眼淚乾了，淚痕揪著我的臉，我感到暖洋洋的倦意。這城市的燈光還是令人喜悅。它使人浮想聯翩，許多回憶湧上心頭，增加了與這城市的親近。從此，我要好好地等他們，我含了新的眼淚在心裡想。等他們的日子多麼傷心又多麼快活，等待將我與他們聯結起來，每一天都有意義。我和其他孩子都斷絕了來往，有時見他們在熱烈地說話，我就匆匆走過，表情嚴肅，好像要去辦了不起的大事。這日子裡，我把母親的姨母的大房子忘在腦後，三娘娘也忘在腦後，這一些我都不要了，等待他們的念頭充滿了我身心。我日里夢裡都想象著他們回來的雲開日出的日子。而當他們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前，一聲高一聲低地喊著我的名字，我心裡湧上的，竟是一股強烈的掃興。我沒想到他們回來得這樣快，一個冬天還沒完，就已經結束了他們的逃亡。我還沒想到他們出現得這樣堂而皇之，沒事人一般。他們神清氣朗，衣著整潔。他們又換了腳踏車，鈴兒響叮噹。他們走入我家，坐了一堂，又開始了海闊天空的聊天。我想，失望就在這時候潛入我心，當後來事情發生的時候，這失望就好像種子一樣開花結果。我隱隱覺得，我與他們之間那命運的紐帶鬆了扣，這種鬆釦的感覺叫人痛心，我想都不願去多想。於是我也隨著他們有說有笑，重又快活起來。
這以後又是一段往來頻繁的日子。他們上午來，下午來。他們話題變得有些瑣碎，革命的事情不再放在嘴邊。他們也熱心談論人家的私事，與小市民的區別在於他們所談物件是偉人和名人，而非街坊鄰里。他們流露出「革命」失敗後的頹唐情緒。他們長久不來而後再出現我家，無形中與保姆她消除了芥蒂，和平相處。他們甚至對保姆她懷有興趣，因為她談論家長裡短是一把好手，還因為她在這城市幾十年領略聲色無數。這時我還沒有意識到危險的來臨。有一天，當保姆她說起她曾受僱過的一位顯赫人家的生活，我雀躍地鼓動她拿出那家女兒的照片給他們欣賞。老實說，那天下午很無聊，大家談興不濃。我家保姆形形色色照片一大堆，全是她幫傭過的東家，那家女兒在其中顯得出類拔萃。他們漫不經心地拾起那照片看了看，便拋回桌面上。我家保姆一說起來就沒個完，從他家的日常起居說到節日菜餚，清規戒律到駐顏養生術。我想他們一定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他們甚至還記下那家女兒的名字及她家住址。他們這一切都進行得不動聲色。那天保姆她串門到這昔日的東家那裡，竟看見他們正坐在人家的沙發上，說東道西，保姆她吃驚得話也說不出來。等他們一走，這家女兒就哭了起來。說這些人已是第三次上門。她弄不清他們的來歷，也不敢多問，只得應酬他們。她已經被這些穿黃軍服說普通話的「紅衛兵」嚇破了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各路紅衛兵就衝進他們家，今天這批，明天那批，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我家保姆將她安撫一番，再回家來告訴了我。保姆的信使的意義也就在於此，她們開啟形形色色的關係的渠道，將訊息帶來帶去。假如沒有她們，這城市的人際關係就要簡略得多，故事也要少得多。我聽到我家保姆傳話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憤怒，我忘記了當初他們也正是這樣地認識了我，成了我家的座上客。我也忘記了小五的豁達的表現，我一時氣不打一處來。緊接著，一股巨大的失望攫住了我的心，我沒有想到，他們原來是這樣廣泛地開展交際。我想，我與他們的關係其實只是他們廣泛社交中的一個。被我視作那樣神聖的命運關係，於他們僅僅是社交一種。我還明白，他們與我交往，並非因為我是他們「同志」社會中的一員，我究竟是不是現在也變得可疑。後來我平靜下來，多次想到小五，我極力去理解他們的交際方式，做到像小五一樣。事後我與他們也有過幾次交心式的談話，我們越談越遠，還總談不到點子上去。那時候我的認識不可能像成熟以後那樣清晰，我說不清我究竟想要什麼，只是絞心的難過，難過。我始終做不到像小五這樣，原因是我在與他們的關係中寄予太多的希望，將人際關係看成是有意義的關係。而他們則覺得和人能認識白不認識。他們自以為他們有這種特權，只要他們想認識，都可以認識。這是這個城市的真正的佔領者的觀念，「小市民」的含義其實就是「降民」的含義。這種觀念由於他們處在這傲慢的、富貴貧賤的城市裡的心理壓力而更加強烈和極端。這種觀念後來還會在一部分人身上演化為另一種形態，那就是他們真正領會了這城市中的精髓，成為這城市裡最前列的人物。他們像退潮一樣退出我們家，就像他們來時那樣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家霎時間冷清下來，我重新又是一個人。我應當承認，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所適從。我心裡恍恍惚惚的，而且我負氣似的和誰也不搭理，一個人獨往獨來。有一次，我無意中走到母親她姨母的大房子，我心裡忽然掠過了一線什麼。我在那房子面前站住了腳，我看見它的模樣已經破敗，一個問題突兀地湧上心頭，那就是：我是誰家的孩子啊!我不由地一陣鼻酸，我覺得自己很可憐，孤零零一人在世上，甚至還受了欺凌。這種自憫自憐的情緒在我心中膨脹起來，使我眼淚汪汪。眼淚洗滌了我多日來鬱結於心中的不快，使我輕鬆起來，我居然有些享受我的孤獨。我用手撫摸著牆上自己的影子，走回家去。
「文化大革命」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奇遇，可這些奇遇無一不以失敗告終。這使我對單純人際關係產生懷疑，沒有社會職責來加以固定。人與人的關係能否長久與穩固，這真是一個問題。學校不上課是我們沒有職責的日子，我們像一盤滾珠，由於時局動盪，左碰右撞。我們有時能撞擊出很響亮的聲音，可是轉瞬即逝。這些奇遇確定很像小說，具有故事的特性，給後來當了作家的我提供不少情節。它們由於我做一名作家的命運而以文字的形式保持下來，而在我實際的人生中，它們早已解散。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給我們帶來的奇遇還沒完，有一樁大奇遇還在等待著我們，這是命運關係的奇遇。這是一種沉重的社會關係，它可消除我們對人際關係美好的一廂情願溫情脈脈的幻想，它使我們認識到社會關係如同桎梏的這一面。當我們處於這種關係之中，就好像是棋盤上的一個棋子。走向這樁大奇遇，我還需再走一段孤獨的路程。那時我是一個不讀書的中學生，我遊遊蕩蕩，沒有人想到我們，等他們想到我們還需再過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我們無所用心，什麼預感也沒有，外面的事情與我們都不相干，學校裡的事情也與我們不相干。我們這樣亂世成長起來的孩子，看熱鬧已經看夠了。後來，上山下鄉臨到我頭上，我就像迷茫中看見了出路，積極地迎上前去。我母親帶了我，坐在高貴的錦江飯店門前臺階，等待安徽來帶學生的幹部接見，那就是我命運關係的開始。那時候，錦江飯店梧桐蔽日的林蔭道上，擠滿了前來求見的學生和家長。我至今也難知道，帶隊的幹部住在這裡的訊息是怎樣傳了出來，使大家蜂擁而去。而幹部們往往不在房裡待著，他們被上海的街道吸引，他們在街上呆的時間比在房間裡多，他們在中午和晚上才很興奮又很疲倦地回到飯店。等待著的人們便一擁而上，七嘴八舌，自我介紹。我敢說他們連一句話也沒聽懂，上海人說普通話像鳥叫，嘰嘰喳喳的。那天我和母親坐在錦江飯店的臺階上。臺階上坐滿了人，好像集會一樣。我們默不做聲，共同在想過去的時光，這樣秋高氣爽的上午，通常是供人去做一些輕鬆美好的事情，比如郊遊，比如散步。像這樣坐在大飯店的勢利的臺階上，等待安徽來的幹部，令人心情惆悵。我雖然懵裡懵懂，可也隱隱感覺到我們等待的這些人，將與我產生命運攸關的聯絡。但是我們並不像別人那樣緊張焦慮，我們的表情看上去要灑脫一些，那是因為我們手裡有一封信。這封信在那時候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它使我與那些前途莫測的人們區別開來。我們有意無意地表現出我們有一封信的優越，對別人的詢問愛理不理。關於這信要從母親老戰友說起。
老戰友的關係是很有意思的一種關係，它有著生死與共的內容。這是一種新型的、再創造的親緣關係。所以，每逢節日，別人走親戚家，我們卻走「同志」家。老戰友的關係還是一種跨地區跨領域的關係，就像歌曲裡唱的那樣，「我們的同志遍天下」。正是這種關係，像一座橋一樣，將我從上海這城市引渡到了安徽。安徽是這老戰友的家鄉，他家老太太終日踩著一雙搖搖擺擺的解放腳，穿著大襟黑棉襖，褲口扎著黑皮條，在我們城市最繁華的街道上的八層公寓裡走來走去。她見人第一句話是：吃過了嗎?送客的話是：吃過了再走!每逢年節，她就要炸又薄又脆的「麻葉子」。這是我們這城市見不到的食品，是我喜歡去她家的最重要原因。其實，就在那時候，她已經向我傳達了安徽的氣息。老戰友把我託付給他老家的副縣長。我和母親去見安徽來的幹部，手中拿的就是那副縣長的一封信。我們殷殷期待著幹部們從街上回來，從早等到中午，從中午等到下午，直等到夕陽西下。後來的幾天就像打仗一樣，我們家的人分頭出動。由於去那個縣插隊的學校均在另一個區，我須轉學到那個區再統一遷移戶口。上海這城市辦事情就是這樣，它將人統籌規劃處理，人的位置規定在各類表格上。我拿著這些表格跑來跑去，敲上各種圖章。其時，離出發只剩二十四個小時了。
火車上的事情也值得說一說，它使我又一次領略了上海這城市的特異的風光。同行的都是楊浦區的孩子，楊浦區是上海城市的邊緣地區。他們大都說蘇北話，女孩子也粗話不離口。開車時，他們和站臺上的親人哭成一團糟，跺腳跺得震天響，昏厥過去的也不在少數。分別的場面被他們搞得驚天動地，山呼海嘯。但當火車離開站臺，走出市區，最終蜿蜒在田野，他們立即安靜下來。他們臉上淚痕未乾，就又說又笑，談天說地。他們還為很小一點事發生爭吵，車廂裡立即是另一番火熱景象。他們製造喧騰是一把好手，總是吵吵鬧鬧。他們轉眼間將上海這城市丟在腦後，車上供應的盒飯吃得又專注又香甜。他們也毫不提安徽這個地方，對前途一派放心的樣子。他們是我所見到的最具隨遇而安精神的人。火車停站，他們下車洗臉洗手，欣賞風光。茶爐開了，他們就不停地去開啟水。開啟水的隊伍排得很長，一會兒工夫就沒水了。他們將旅途生活過得轟轟烈烈。他們還很靈敏地嗅出我的外來戶的氣味，警覺地與我保持距離，打來開水也不分給我。十幾個小時，我和他們不說一句話，我心事重重。離開上海時我滴淚不流，火車越開我心裡越難過。這心情與那喧鬧的氣氛很不投合，我孤獨得直想哭。這個區域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觸，我覺得他們和我認識的上海人大不一樣。我這才知道上海這城市的多種面貌。從他們的言談中，我發現他們將上海中心區域說成「上海」，他們說：「昨天我去上海買東西了。」言下之意，他們所在的邊緣地區算不上是上海。他們自覺、謙卑、也很禮貌地和上海保持距離。這距離也正是他們自尊的表現。他們在上海的邊緣結成村莊似的群落，這群落使他們能夠堅守與上海這城市的距離。這是我與他們交上朋友之後所瞭解的。與他們交朋友也易也不易。易的是他們天性喜歡熱鬧，害怕孤單；不易的是他們同時具有天生的排斥力，他們抱成一團，像堡壘一樣。這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給我帶來的第四次奇遇，但我和他們最終沒有構成可組織為小說的故事。因我們遭遇的性質只是旅伴，沒有構成情節的充裕時間和必要條件。我後來交過一個朋友，是在偶然的知識青年代表會上同吃同睡，同進同出。這交往沒有向縱深發展，我們之間最深刻的事件，是我們都喜歡一個男孩。我們三人誰都沒有想到婚姻的問題，所以這段三角關係也沒有發展成關係，但這是促成她與我疏遠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來她結婚請我去喝喜酒，那時我們都已離開安徽，回到上海。新郎是她家鄰居，青梅竹馬。喜酒開席的時候，新郎東張西望說：上海的到了沒有?「上海的」指的就是我。我看見在座的都向我投來敬而遠之的目光。新娘卻紅了臉，使勁瞪新郎一眼。這場喜酒，新郎對我熱情，新娘對我冷淡，大家對我不冷不熱。這都是後話，當時我在火車上，只盼著快點結束這難堪的旅途，我心情變得煩躁不安，我不知道我將要去什麼地方。
我去的村莊叫做大劉莊。我稱呼它為「我們的村莊」，是情感需要。我向往我擁有一個村莊，哪怕只是暫時。村莊給我一種根源的感覺，村莊還使我有一種家園的感覺。在我們那城市街道上的家，只是家，而不是家園。它只是親人們一個聚集處和居留處，而不是家園。大劉莊是上千人的大莊，行政上獨立成一個大隊，叫做「大劉大隊」。「大劉大隊」給人官樣文章的感覺，還給人沒有歷史的感覺。關於這稱呼，也引出意味深長的故事，後面再說。大劉莊上，「劉」是大姓，也是正宗。有年紀的劉姓人，受到尊重。但這莊上現在有了一個新生的大姓，它人數不多，淵源不長，多年來，它在這村莊，只是一個外來的姓氏。他們的房子，被擠在高臺的尾部，零零落落。這就是張姓。張姓的興起，我想是由於張主任的功績。從人們的傳說中，我得來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張姓歷來有出去闖天下的傳統。他們有一些人在北京，有一些人在上海。可是他們幾乎全都一去不復返。他們中間只有一個人回來過，那是一個軍醫，回來為曾祖母送終。就在他到家的當天晚上，曾祖母神奇地好轉。有經驗的老人說她活不過幾日，可軍醫他依然等不及地走了。他這樣逃跑似的離開這村莊，還有那些永不回來的人們，使我想到他們在這村莊裡曾經留下不堪回首的遭際。一個小姓在根深蒂固的大姓之下遭受的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而張主任卻是一個例外。張主任究竟是公社哪一方面的主任，至今我不知道。這地方的「主任」特別多，「主任」是個聽來叫人高興的稱呼。老人們有時會想起張主任幼年的模樣，他流著骯髒的鼻涕，在新年裡推牌九的桌邊神情專注地看著。在「合作化」的年代，他被工作隊送去縣裡學習，然後入黨，再到地區學校學習，最後就成了今天的張主任。他是張姓外出的人們中惟一回家鄉的一個。他為他家鄉做的好事數也數不清。張主任他從來不說「大劉莊」，他只說「大劉大隊」。人家說：「我們莊」，他就說：「我們大隊」。他非常強調「大隊」和「莊」的區別，這是大有深意的。當他看見我寫的歌詞中有一句「訊息傳到大劉莊」，他堅持要改成「訊息傳到大劉大隊」。這不合轍又不押韻，我怎麼向他解釋也沒用。他陰沉著臉說：自然村全改成行政區了，有什麼大劉莊不大劉莊的!我當時什麼也不懂，我流露出嘲笑的目光，我心裡說：這是藝術，你懂不懂!歌詞確是我走上藝術道路的開始，這一點和我母親一模一樣。我輕蔑的表情，張主任他盡收眼底。這雖然不是造成我後來與他決裂的原因，可這使他對我不喜歡，促進他更堅定地拋棄了我。關於張姓這大姓，有兩件事情令人深思，尤其使今天的我感嘆。我想它不僅本身很有意義，而且可以幫助我解釋關於「定位」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原先只在我的精神活動中，形態抽象模糊。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莊上還有一個張姓，但這張不是那張，他們卑微的過去，一直延續至今。我猜想那是逃荒來的一姓。水患是這省份最大的災害，幾乎年年難逃。逃荒的人們今天這邊來，明天那邊來。走千里路，吃百家飯，度過饑荒，再回家去。人們對逃荒抱有親善的態度，但他們決不能容忍無家可歸。無家可歸就像是野生的草，無家可歸是歷史不清白的下賤的人。姓張這一家，住在我們村莊低窪的臺子下面。在水災頻繁的我們莊，臺子上的房基地，是代代相傳，它幾乎含有象徵的意義。房基地的位置代表其宗嗣方面的地位。根基淺顯的外來戶，幾乎全擠身於臺子下面。張宗漢他讀過初中，看過一些書，農活樣樣來得，口齒很伶俐，還會吹笛子。收工之後的傍晚，他吹一杆笛子，走在村道。他一邊吹曲子，一邊就慢慢走上張主任家的臺子，和他家孩子說笑鬥嘴。他將自己這個「張」，硬續上張主任的「張」，他的「宗」字，正合上他家孩子的班輩。因此，他就叫張主任「叔」，叫他家裡的「嬸」，可他家孩子從不叫他「哥」。他的笛聲在炊煙繚繞的黃昏，聽起來很哀傷。他揍老婆在我們莊上可算一絕。他欺負他們隊裡蚌埠下放的反革命也算一絕。做活歇息時，他總是坐在反革命他身邊，一支接一支地要菸捲吸。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關於謝家，這也是一戶雜姓。張姓家的老太太終於去世。就在那軍醫離開之後的第三天，老人家嚥氣，女輩們坐了一地拍天打地，哭個不休。我看見哭靈的女人中間，竟坐著謝家的女人，她的哭聲又脆又響，哭一聲頂三聲。她是以「哭靈」這一行動，將自己一家，嵌進了張主任家的宗嗣之中。一個外來戶努力加入正宗族系的場景，可說是可歌可泣。他們趨炎附勢，奴顏婢膝，卻胸懷信念。他們必須加入大劉莊的社會體系，從中擠出自己一個低微的位置。有了這位置，他們才有了他們需要遵從的人，也有了他們所要敵視的人，他們才可瞭解自己的利益是什麼，危險又來自哪個方向。他們的處境其實和我多麼像啊!區別在於他們明確他們所要歸屬的地方，而我則在茫茫空間裡徒勞地抓撓著。
是那副縣長將我放在張主任家的。我稱副縣長為「叔叔」，這是我們這些老戰友的孩子通常用的稱呼。我們的「叔叔」特別多，我們一說「叔叔」，別人就可明白那是一種什麼關係。我住在張主任家，管張主任家裡的叫「嬸嬸」，和他家大女兒形同姐妹。我在莊子裡走來走去，很受尊敬。我進城就住叔叔家，縣委大院裡進進出出視為常事。我有時走在去往縣委的路上，看見有上海知識青年，在冷風中瑟縮著吃油條作午飯。他們的鄉音令我鼻酸，我有一剎那會覺得非常孤獨，多日來的寂寞湧上我心。我和張主任的男女孩子睡一個大屋，我覺得呼吸都不自由。我終日在人群中，沒有獨處的機會，好讓精神去做漫遊。我臉上掛著笑容，心裡卻想哭。如果我能克服苦悶，堅持住在張主任家，也許一切都將十分順利。張主任有時從公社回家，喝了幾盅酒，心情舒暢，他會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招工還是上學。討論這問題我心情激動，我結結巴巴陳述一番。張主任就說：那還不是我的一句話!他的話雖然簡短，可是很肯定，對我鼓舞很大。後來我確實領教到了張主任「一句話」的效應，令我永世難忘。那時候，我要是安安分分，不作異想，張主任一定會實踐允諾。可是度日如年的心情使得這允諾遙遠得幾乎不可能實現。我確實目光短淺，光顧眼前。我一天比一天苦悶，應付張主任一家，變成一樁苦役。我被大劉莊包圍，我就像在扮演一個不勝任的角色，連幕間休息也沒有。我本來振作精神，一股子勁向前衝。這股子勁漸漸鬆弛下來。我日益沉默，倦怠，懶得說話。心裡漸漸生出一個念頭，那就是搬出張主任家。搬出張主任家，簡直是忘恩負義，不知好歹。張主任家除了對我好，沒有一點做錯的事。搬出張主任家還是自找苦吃，我什麼都不會，不會挑水，不會燒鍋，不會和麵。因此，這一舉動在張主任心中留下懷疑的陰影便是很自然的了。我如此堅決地搬出張主任家，全是為了追求精神上的獨立。這是我從小生活的城市害了我，它使我習慣和人保持距離，儘管孤寂咬啃著我的心。我行動不願意受人左右，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儘管我常常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我搬出張主任家實在是一個任性的舉動，我天天纏著隊長要房子，不分場合。我根本沒注意我要房子時張主任一家流露出的尷尬表情。我吵得很兇，還抬出關於安置知識青年的檔案條例。我搬出張主任家傷了他們的心，也傷了他們的尊嚴。可是應當說，這時候他們還沒有拋棄我，他們將我安置在死去的老太太的一間偏屋。搬走的那天確實有點不像話，我叫了一班姊妹來幫忙。她們以前從未踏入過張主任家，這時在我的率領下一擁而進，抱著我的東西，魚貫而出，那樣子有點像農民起義。搬出張主任家的最初日子，我還與他們保持一種走親戚式的關係。那時我燒飯的技術還沒有，我有時一天兩頓在他家吃，吃了不算還帶回來。隨了我燒飯技術的成熟，我開始少去他家，這暴露出我有事有人，無事無人的功利一面。我漸漸又和鄰莊的上海知青有了聯絡。有時我和他們一起進城，早上去，晚上回，為了表示與他們親近，我不去叔叔家。我過門不入使叔叔家的人心生芥蒂，這是我做的第二件蠢事。我有意無意地，極力從這本地的社會關係中掙脫出來，要回到我原先的單純人際關係之中。我這樣一意孤行可真是誤了大事，我是糊塗油蒙了心。我插隊去安徽，開頭開得很好，後來都叫我自己弄糟了。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它徹底地轉變了我和張主任的關係，使我迅速地倒了黴。我倒了黴後很久還矇在鼓裡，我甚至看不見人們惋惜與同情還有幸災樂禍的眼光。有人卻在這事情中得到機會，使命運變了個樣。同樣一件事，有人得，有人失，這就是識不識時務的結果了。
事情是，張主任犯錯誤了。張主任是個容易犯錯誤的人，這也說明他是個性情中人。在他剛剛起步的時候，就犯過一次生活錯誤，他與縣劇團的女演員有了感情瓜葛。他想離婚沒有離成，鬧得不亦樂乎。我說的犯錯誤是他的第二次，接下去還有第三，第四次。他犯的錯誤一次比一次嚴重，直至鋃鐺入獄。開公審大會那一日我已經回到了上海，聽別人說，他身為階下囚，卻依然眼睛明亮，嘴角帶著微笑。第二次錯誤是經濟方面。有一陣子他非常消沉。他傍晚趁人們收工，才騎了腳踏車回到他的家。他插上門喝酒，一盅又一盅。等候處分的日子，比死還難熬，張主任天天回家。他家裡的天天打酒割肉，倒像是過年。最聰敏的人是在這時候上張主任家去的。這時候，張主任情柔似水，心裡話一句接一句，最親密的誓約是在這當口立下的，生死不渝。這時節上張主任家去的有我們莊一個蚌埠知青。他就此成為和張主任關係中取代我的「後起之秀」。他是投親插隊到大劉莊。他勞動表現不怎麼樣，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他還常常不在隊上，一會兒回蚌埠，一會兒到各村各莊去串同學。我想他其實早就覷著張主任家的門檻了，只不過沒有機會，而張主任犯錯誤使得他家門檻放低了。應當承認，張主任犯錯誤使我產生輕鬆的解脫的心情，這使我徹底地卸下張主任家的這門關係。在這之前，我畢竟還需有所應付，我每次從上海回來都帶東西給他家，寒暄是少不了的。這種關係在我是一種厭倦的責任，而張主任為我說「一句話」的時候則遲遲不來。我不是不懂得而是沒有耐心放長線，釣大魚。因此，張主任犯錯誤給我一個解除關係的機會。張主任等待處分的日子裡，我一次沒去。我這樣實際上是無情無義，我也就隨它去了。可是，事情就像那句俗話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後來我知道，張主任因為我不上門而說道：我一句話，夠她跑斷腿。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現在平心靜氣地想想，其實我和張主任家雙方都還是有感情的。我在他家的半年畢竟沒有白住。我們朝夕相處，錯處都在我，對這種關係感到負擔。這種關係的負擔在於它是決定命運的，它是一種有責任的關係，這責任限制了你的自由。一旦等這關係中的責任重擔消失，我反會主動迎上前去。在我倒了黴還不知倒霉的原因的時候，忽然有一天我去了張主任家。這時我有一種受委屈的心情，我走過他家門前的那口井，從中湧起一股親近之感，我就走了進去。張主任家裡的留我吃了飯，臨走還送我一小籃雞蛋。那天她說話不多，眼神有些憂傷。我想，我傷了他們的心，最後也害了自己。張主任說出「我一句話，夠她跑斷腿」時，心裡也一定不好受。他傷心失意地說出這話後，就開始採取決絕的行動。當我那年春節過後從上海回來，我的房子被收回了，我的行李被褥擱在他家的鍋屋。隊裡說另給了我一間屋。我跑去看那屋子，見地上堆著麥麩，屋頂透著亮，沒有門，也沒有鍋灶。隊裡說，立即派四類分子收拾，這幾天就在要好的姊妹家住吧。我很老實地聽了他們的話，去找我要好的姊妹小霞。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其實留有一個機會。張主任還給了我一個迴旋的餘地，而我竟無一點覺悟。我傻里傻氣地住到小霞家去，她媽囑咐我去到張主任家說一聲，就說住這裡和小霞早起做活一道走著順。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而我覺得純屬多餘，置之不理。小霞她媽還說明一整個大劉莊都在注視我和張主任家的關係，我的行動極其顯眼。這時候，張主任的處分終於下來，一是退賠，二是調動。我們莊買下他家的房子，出價足夠他賠款以外再起一座新房。張主任調到另一個較遠的公社，更不常回家了。他有時回家來過一夜，莊上人就很激動地說：張主任回來了。再說我那房子，隊裡每天都說派四類分子收拾，可是每天都不派。那是一個多雨的早春，我困在小霞家裡，坐在小板凳上，看著門外雨漣漣，心裡發愁。這時，我隱隱感覺到我陷入了一個圈套，可我不清楚這圈套是什麼，我摸不清脈絡。我的冤枉就在於我根本弄不清一切，我不知道在這莊上我處在一個什麼位置上，我不瞭解我應當順應什麼。我糊里糊塗地就犯下了錯誤，糊里糊塗地遭到了懲罰。在那淫雨綿綿的日子裡，我心情壓抑，這就是我倒霉的開頭。當我盼望已久的大學招生開始，倒霉的日子就來臨了。
我在爭取被推薦上大學的過程中，就像什麼呢?就像一隻被貓玩於股掌之中的老鼠。我不時被希望鼓舞，緊接著失望就來打擊我。我在縣、公社、大隊的三級行政機構之間來回跑著。我乘坐過各種交通工具：卡車、拖拉機、腳踏車後架、馬拉大車、還有兩條腿走動的11路。我在深夜和凌晨都走過路，我一個人走著，將懼怕拋在腦後。我頻頻地去叔叔家，叔叔對我的心情一定是又不滿又可憐。他想我好久不上他們家，早已疏遠了關係，這時卻來找他，況且又出了個難題。我希望他能夠影響公社和大隊的意見，把我推薦上來。這時我還不明白，張主任「說一句話，夠她跑斷腿」已經逐級生效。我纏著叔叔，對老戰友這種關係生出無限美好的想象。跑公社的經歷則是奇怪的謎。幹部們個個和顏悅色，總是一個「等」字。他們說正開著會，稍等片刻就談。我一個人坐在公社大院的花壇邊，一等就是半天。他們還叫我回生產隊去等，說表格就要下來。他們又叫我到叔叔家去等，說他們隨時可來找我。他們要我等，我就老老實實地去他們指定的地方等。我真是望穿了秋水，也等不到任何確切的訊息。在大隊裡的遭遇也很奇特，隊幹部始終打著官腔，說要貧下中農討論研究，還讓我反省自己。他們向我指出我回上海回得太多，對貧下中農的感情有些淡薄。但他們很會弔我的胃口，或者讓我填表，或者讓我寫申請書。我整整一天都在寫這申請書，寫得感情洋溢。他們看了後說這不是申請書，申請書的格式不是這樣的，於是我就重寫。他們就是這樣折磨著我。其實在他們要我寫申請書的時候，表格已經發給了那名蚌埠知青。我一點不知道。我一直堅持活動到最後一天。最後一天我從大劉莊步行到公社，又從公社搭一架手扶拖拉機到縣城。我見到叔叔就忍不住哭了。這一次我在叔叔家住了多日，我和叔叔一家三口當門吃飯的情景，映入縣委大院人們的眼睛。一個奇妙的傳說產生了，人們說，看啊，那是副縣長的兒媳婦!這傳說令我和叔叔一家都很難堪，卻改善了我的處境。我想，如不是這一年全省招工凍結，我或許就能立即離開農村了。後來的一年中，我時常去叔叔家，我去其實為了休假。我在他們家，洗頭洗澡，吃幾頓精米白麵。然後就輪到叔叔犯錯誤了。叔叔是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他的某一項決策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有天災也有人禍。但這失敗稱了反對叔叔一派人的心，他們憤然而起，形成一場小運動。在叔叔犯錯誤的日子裡，我正在積極活動著調到另一個地區的文工團，那是投奔母親的另一個老戰友。我想我已經活動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後的遷移戶口。叔叔失勢，「牆倒眾人推」是免不了的，「城門著火，殃及池魚」也是免不了的。我幾次跑公社也遷不出戶口，說要縣裡證明。這張證明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拿不到，推諉的說法有千種萬種。我不會忘記在那個風雪之夜，叔叔沉默許久，忽然站起身，戴上一雙棉手套，推了腳踏車出門去了。他去了很久，回來時帶來了那張證明。我想，叔叔是使用了他最後的餘力，為我辦了最後的一件事。他為我辦成的這樁事決定了我終身的命運，我人生中的轉機就是從此開始。
叔叔和張主任是與我命運攸關的人，是我有生以來與我最最事關重大緊密相連的人。在種種糾葛裡，我們彼此產生的恨與愛的情感，全都紮紮實實，落地有聲。想起他們，我總是心情複雜。後來我回到上海這城市，我走在人頭濟濟的街道上，所有的人與我擦肩而過，看也不看一眼，茫然的感覺便湧上了心。我想起在我插隊的地方，所有人都是認識的人。我們見面總要招呼一聲：「吃過了嗎?」吃沒吃過的問題是我們生存的根本問題，我們這樣招呼可說是開門見山，生存需要將我們緊緊相連。為了生存我們必須攀附別人，也被人攀附。這種互相攀附、不攀附便會墜落的關係就是命運的關係。這種攀附使我們疲憊不堪，由於我們知道它舉足輕重，就更感到不堪重負。我們渴望有朝一日能將這種關係像脫一件衣服那樣脫下來，渾身輕鬆。我插隊時總是羨慕那些自成一體的集體戶，他們每一個夜晚都歡樂無比。他們到農民院子裡偷雞摸狗，再到隊裡的瓜園摸瓜。他們平時根本不與農民們多囉嗦，他們明擺出與他們兩不相干的樣子。他們對待幹部也很傲慢，捉弄乾部個個都是好手。我在我那人情纏繞，百拘百束的大劉莊呆不下去了，就到鄰村的集體戶去過兩夜。我們一起譏諷時世，唱一氣懷鄉的歌曲，再吃一頓。他們那裡在我看來就像天空一樣，充滿自由的空氣。搬出張主任家，我就是為了建設一個自成一體的空間，捍衛我的獨立性。而當我這裡逐漸升起自由的空氣，集體戶那裡卻土崩瓦解，他們紛紛投到各位幹部的門下，恭恭敬敬稱他們為主任。他們都成了主任們的乖孩子，將那淘氣全都收起。他們白天出工，晚上到各自的主任家聯絡感情。他們過年都不回家，而是留在農村，和主任家一起歡度革命化的春節。這時節我已經散漫得不可收拾，破罐子破摔。幸好有「老戰友」這樣關係為我作後盾，我才不至於徹底毀了自己。我和他們走的正是相對的道路。他們從「自由王國」走出來，走向「必然王國」；我則從「必然王國」走出來，走向「自由王國」。他們是生存問題所迫，我是出於心理的需求。當然，我畢竟有「老戰友」作底，可以奢談自由。這是我母親這樣的「同志」為我提供的特殊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很有研究頭，它使我在上海這城市倍感孤獨，在全國範圍內卻魚水自如。在我插隊的日子，我為自由付出的代價相當可觀。在那繁複的人際關係中，享有一塊自由的天地確實使人快樂無窮。然而當我回到上海這城市，走在人頭濟濟的街道上，自由遍地皆是，人人獨立，我卻惶惑起來。我發現，自由原來是和孤獨連在一起的，它們是一家。
孤獨是我從小就體驗至深、懼怕至深的心情。小時候有各種各樣的遊戲，可緩解我的孤獨，閒話也是緩解孤獨的良方。「文化大革命」從某一方面來說，有些像一個成年人的大遊戲和大閒話，它使我們嘗試了各種人際關係形式，大大豐富了我們的體驗。這是我們最最熱鬧的日子，奇遇和冒險皆有，並且切實可信，動用了我們真實的情感。當它結束，世界又走上正軌，便有一種恍然若夢的感覺。「文化大革命」在我們的人生中似乎缺乏邏輯的聯絡，顯得很突兀。既不是繼承我們的關係而來，也沒有留給我們可繼承的關係。在這個時期中建立的關係，過後幾乎徹底從我們生活中消失。我們做了個打散隊伍，重新組合的遊戲，遊戲結束，又各就各位，各上各的軌道，再不相遇。我們即使相遇，也成了路人。我們隔壁那家孩子幾乎全去了國外，有的嫁人，有的讀書。後來我看見過其中一個寫的文章，記敘他們父親的起家，起家的道路很艱辛，跌爬滾打樣樣來得。我一字不拉地看完這文章，驚奇我與他隔牆居住多年竟毫不知曉這一個強人。上海屋簷下有多少故人往事，被四堵牆隔絕了。相鄰弄堂裡的那女孩下落不明，倒是她母親還活躍在滑稽戲舞臺上，面容蒼老，演技卻更加精湛。滑稽戲是我們這城市經久不衰的劇種之一，它給我們帶來的快樂無法說。笑一笑，十年少，這道理普天下皆知。還有那一批青年更是音信全無，小五嫁了個華僑，移居香港，有時回來也不回家，住在這城市最高階的賓館，波特曼或者希爾頓。插隊那地方，我從此再沒去過。張主任和叔叔我再沒見過。叔叔已在另一個縣份上任，張主任還在刑期中。平時我想都不想它，直到一九九一年的特大水災。我想洪水淹沒的村莊人們將在何處棲身?我們莊上的樹不多，屋頂大多是茅草頂，莊上人還不會水。我們莊是出了名的黏土地，下雨的日子黏得像茭面，拔不開腳。這樣的路對於逃洪水很不利。我希望我們村莊後面的壩子能安然無恙，可讓無家可歸的人們棲身。我想得再多，我也不會回去走一趟，我也不知道我在迴避什麼。大約，這就是深刻關係的結果。一句話，我無法對大劉莊處之淡然。這一奇遇位於我「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奇遇之首，所以我說它是個大奇遇。它擴充了我往事的行囊，使之有一點沉重感。所有奇遇的結束當以回城這事為標誌。回城是在撥亂反正的一九七八這一年。「撥亂反正」這詞想得好，似乎專為描寫這一年而創造。「回城」這一個名詞也想得好。我結束了我七碰八撞的漫遊，重又回到家，當然，景物皆非，又是另一番面目。我回城的時候，母親在車站沒有接到我，這正好供我獨自一人走一段夜路。這才像遊子歸來，這才像漫遊一週，空手而歸的景象。就這樣，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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