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睜開眼睛，最先看見的世界，是我們的房子。我們的房子地板鬆動，走起路來咯吱響。牆根下的縫隙，供蟲鼠們進出與築巢。又小又荒蕪的院子裡，長滿了車前草。車前草這名稱是我後來才知道；之前，我一直將它當作麥穗。我時常在院子裡收割車前籽。在孩子我的眼裡，這一片莊稼相當遼闊，豐收的喜悅充滿在我心裡。這喜悅裡其實有一股寂寞之感，茂盛又荒涼的車前籽使我顯得又小又孤獨。有時候，麻雀在院子上方盤旋，唱著嘰嘰喳喳的歌。收下的車前籽這裡那裡堆成了谷堆，然後天下雨了。我躲在屋裡，隔著窗戶，望著我的麥茬地，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第二天太陽出來，地裡就又生長出一季車前草。我的麥地就是這樣，生生滅滅，永無窮盡。車前籽是我最早的好夥伴。我們這幢房子除了生產車前籽，還生長西瓜蟲。只見那綠豆似的滾圓一粒上有了一道細縫，漸漸裂開，成了一隻爬蟲。它專門生產在潮溼的石塊之下，揭開一塊石頭，下面便是滾滾的一片西瓜蟲。西瓜蟲的出現使我心情暗淡，有一種希望成灰的感覺。我從未見過一隻西瓜蟲死去，也沒聽誰說過「我打死了一隻西瓜蟲」。它是無聲無息的一種蟲子，名不見經傳。它們好像是生命的垃圾，被掃到了我們的院子裡。西瓜蟲是我最早的壞夥伴。地板鬆動，是我們房子的一大特徵，它使我們的房子裡充滿了嗒嗒的足音。在大人們都去上班的白天，這房子就變得無比寂靜。背對寂靜無聲的房子收割車前籽，心裡空寞寞的。遠處弄口傳來叮噹的電車鈴聲，就像是另一個世界。上海這城市的奇妙處之一，就是熱鬧和寂寞往往咫尺之間卻有著天涯之遙。住在我們鬧市中心的房子裡，這種奇妙之感就很強烈。喧囂的市聲如海潮一般漫卷而來，我們的房子靜悄一片。有時我們站在弄口，面對大街上車水馬龍，熙來攘往，華燈初上，霓虹燈亮了。這是爸爸媽媽將要回家的時候，我們被寂寞與茫然煎熬著，憂心忡忡地等待爸爸媽媽回家。焦灼使我們不由自主地啃著手指甲。啃手指甲是上海這城市孩子的通病。他們全神貫注，百折不撓地啃著指甲，使指甲深深陷進肉裡，留下了終身的紀念。爸爸媽媽即將回家的時候，是啃指甲達到高潮的時候。等待已臨界極限，在我們頭腦裡，產生出可怕的惡兆。我們害怕地想：爸爸媽媽遇上了萬惡的車禍。車禍是上海這城市裡最普遍的危險，車禍總是在轉瞬之間發生，一失足成千古恨。車禍的發生純屬偶然，因此它防不勝防。我們小小年紀都已經領略了車禍的意味，過馬路要小心是我們所得到的人生第一個警告。待到爸爸媽媽的身影出現，是我們最為感動的一霎，一塊石頭落了地。拉著爸爸媽媽的手回家，我們唧唧噥噥，喋喋不休。我們說的盡是廢話，要緊的話一句也說不上來。夜晚，我們的房子腳步嗒嗒，一片歡樂。車前籽睡著了，西瓜蟲睡著了。我們窗戶裡的燈光，在院子裡留下溫暖的光影。我們高興得有些過頭，吵吵嚷嚷，最後招來大人的呵斥，情緒一敗塗地，睡覺的時間也到了。暖和的被窩使我們陡生安全之感。我們蜷起身體，自己和自己偎依。被窩裡的把戲一般就是在這種時候誕生，這是自我親近的方式的一種，它有時可伴隨我們漫長的一生。鬆動的地板使我們的房子避免了深夜裡的死寂無聲，它總是這裡不響那裡響。夜半時分的敲門聲也叫人心生暖意，它將沉睡的夜和醒著的夜連線起來。夜晚我們房子裡還有一種聲響是自來水的漏水聲。漏水聲源於龍頭裡橡皮圈的老化。水，一滴一滴地滴在水池裡，有些像古代的更漏，為我們數著時間。夏夜裡，飛蟲撲燈的噼撲聲帶有死亡的快感，「啪」的一響便屍骸落地。最後一盞燈是奶奶外婆們的燈。她們在燈下補襪子，那年頭要補的襪子沒個完。她們直補到眼花耳聾，垂垂老矣，終於誕生了化學紡織工業才結束了補襪子的工程。我家沒有奶奶也沒有外婆，只有一名保姆。保姆她眼明手快，飛針走線。最後，東方漸漸發白，夜晚結束，太陽昇起，大人們去上班，我又孤零零一個人，去院子裡收割車前籽。
據傳，我們這條弄堂的房子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破土動工。上海這城市的地產業和建築業，在鴉片戰爭之後的開埠日子裡發展，隨了兩次世界大戰，越演越烈，是個發財的買賣。許多人被這行業的繁榮景色，衝昏了頭腦。他們日里夢裡想著造房子，收租金，過著旱澇保收的日子。造我們房子的人是一個辦事遲疑，鼠目寸光的傢伙。他手裡捏著一塊投機來的地皮，左右矛盾：是出租給人家造屋，還是自己造屋。等他下決心自己乾的時候，內戰已經打響，通貨膨脹，誕生了金圓券的神話。打夯機響起，他沉浸在美妙的生財的遐想之中，傳來了解放軍打下淮海戰役的訊息，關於公有制的奇談怪論在上海這城市上空蔓延。他如夢初醒，再聽那打夯機聲，就好像敲著他的喪鐘。他想他辛苦一世的錢投在房屋裡，搬也搬不走，於他人做了嫁衣裳，不由地熱淚漣漣。他最後決定偷工減料，草草完工，低價出租。他節約了幾近一半的投資，收齊了第一個月的房租，將一切交代於一個代理人，然後去了香港。這時候，解放軍乘風破浪，槍林彈雨的壯麗場面正在揚子江上演出。為壓低成本，他將一英寸厚的地板減為八英分，六英寸的踢腳板減為四英寸。他用舊磚代替新磚，次貨代替好貨。這就是我們房子地板鬆動，水管漏水，盛產西瓜蟲的原因。當年我坐在一個痰盂上進了上海，下榻於黃浦江邊的遠東飯店，高燒退盡，開始在窗中領略城市風光的時候，我母親便在有關部門指引下，來這裡看房子。那時，一樓二樓全空著，只有三樓住了阿太一家。我後來才知道，阿太一家原來就是那地產商的代理人，也是他的一門遠親。母親在空著的房間裡選了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通向長滿車前草的院子。那時上海這地方空屋很多，遠不像現在這樣擁擠。母親在她選定的房間裡走來走去，當她走到院子裡，望望滿院的車前草，一定想了想：這是什麼莊稼?母親是個城市孤兒，她也不識莊稼。遍地的車前草，不知有沒有使她動一動心?搬家的那一日我記憶全無，頭一回看見車前草，我也記憶全無。再後來，我的記憶漸漸甦醒，車前草發芽，長葉，抽穗，穗子沉甸甸。看著一個小孩在院子裡收割豐產的車前籽，樓上阿太在想什麼呢?
阿太的男人學的是建築，在那物價飛漲，金圓券比紙不如的年月裡，在他親戚的工地上謀得一個飯碗，然後被選定為代理人，其實也就是一名留守人員。阿太的男人，張先生，頭戴禮帽，鼻架金絲邊眼鏡，手持一柄史迪克。張先生知道這房子內患重重，他擔心這房子有朝一日會生白蟻，小小的白蟻就像一顆炸彈，可叫屋倒房坍。有時他看見孩子我在研究西瓜蟲，就想：西瓜蟲會不會是白蟻的前身?車前草的茂盛也使他心生疑慮。地板鬆動是他一大心事，為此，他嚴禁孩子在房子裡跑和跳。一旦我們跑跳，他便讓阿太下樓阻止。阿太說：張先生有頭痛病，怕響動。因此，我們一見張先生，便躡著手腳，做賊似的。夜深人靜時，張先生常常獨自站在陽臺上，望著極遠處，天邊的一顆閃閃的紅星，那是哈同花園舊址上一幢新起的大廈尖頂上的紅星。他還望著稍近處樓頂上一座石龕、聖母與耶穌隱約的身影。這是昔日震旦女子大學，如今的一所中學。上海這城市的昔往今來包圍了他，使他感慨萬千。這弄堂裡所有窗戶都黑了燈，不遠處的市光猶如海市蜃樓，張先生就彷彿站在一座孤堡之上。他望了暗夜裡這條弄堂的輪廓，夾竹桃有毒氣的香味陣陣飄來。為了省工省時，這房子的樣子與他設計的相差甚遠。施工的日子裡，老闆日里催，夜裡催。後來完工了，老闆要走了，將這房子託給了他。再後來，解放軍來了，他不知怎麼進了房管所，做了一名職員。張先生覺著他和這房子都有一種被拋棄的心情。夜晚時分，是他們這兩個棄兒親近的時分。張先生在房管所裡，沒有朋友；他與舊日的同學也早不來往。他和阿太只說些平常的話。他只有一個夥伴，就是這房子。只有張先生看得出來，這房子衰老得很快，舊損程度超過了早於它幾十年的老房子。他吸著雪茄，雪茄的香氣瀰漫在夜晚清新的空氣裡。雪茄也是他的夥伴，吸著它，往昔的歲月便冉冉地回到眼前。
張先生的孫女兒與我同歲，是我最初的玩伴。阿太送我的八音盒，就是她的東西。她的衣著和飲食，是上海這城市殷實與優雅的典型。和她一起，我就顯得像個外來戶，穿的是大紅大綠，吃的是大魚大肉，說的上海話又不地道。我想：這是母親她不喜歡我和她玩的原因之一。有時候，她站在陽臺吹肥皂泡，五顏六色的泡泡飛到我的身上、頭上、車前草上，我就是不抬頭看她。她還站在我們家門口的樓梯上，一站就是半天，這半天我就坐在屋裡不出門。她就去幫我家保姆剝豆，小手勤勤懇懇地剝著綠色的毛豆，看了叫人心疼。她就像個情人一樣追求我，而我不知為什麼這樣頑強地拒絕她。保姆做了我們的牽線人，她要我也去剝豆。剝豆是每個孩子必做的事情。在吃豆的季節，每個門口都有孩子坐著剝豆。於是我們埋頭剝豆，暗中比賽。當我們的手指在盛豆的籃子裡互相碰到，心裡就又羞澀又快樂。有一陣子我們好得簡直沒法說。大人們去上班，我們就到了一起。我們一起收割車前籽，或者一起吹肥皂泡。她是一個熱情滿懷的孩子，對人可將心掏出來，可是轉眼間卻電閃雷鳴。她發起脾氣來驚天動地，罵人如開機關槍。她使人無所適從，而且感情受創。我們好得沒法說的那一陣子，真是幸福得要命。她的可愛之處就在於可將人的熱情激發得十分高漲。她為了一時的遊戲，可將最心愛的玩具拆毀。她全身心地投入某一件小事，不計代價。我母親退還了她的八音盒，是我們第一次分裂，彼此內心都留下了創傷。再一度和好時，我們挖掉了所有的車前草，種下向日葵。那是個大力開展種植向日葵的年代。向日葵不僅是油料作物，還具有極富時代氣息的象徵意義。我們天天等待向日葵出土，最後長成巨大的花盤。滿院黃花的壯觀景象為我們日夜憧憬。等待的日子裡，我們親密無間，我們從大人上班一直到大人下班，在一起說了無窮盡的廢話。可最後等到的還是茂盛的車前草，籽粒飽滿。星期天是我們別離的日子，我跟我爸爸媽媽去同志家，她跟她爸爸媽媽去游泳、溜冰、打彈子。她父親穿著時髦，舉止瀟灑，是上海當年摩登青年之一。他生性快樂，交遊廣泛，玩耍的技術都很精當。他以這些特長彌補了他在朋友中相對家道清貧的不足。女孩去過的地方是我們家從未涉足的場所。星期一我們各訴所見所聞，我的經驗相形見絀。孩子我的小心裡，天生就有戀慕浮華的種子，我渴望走進上海這城市的心臟。星期天將我和女孩隔開了鴻溝，星期一這天我心情壓抑，打不起精神。星期二也不怎麼樣，到了星期三，星期四，才稍好些。可是，星期天去同志家又到了眼前。同志家使我心生厭煩，每一回去我都噘著嘴，滿臉不高興。母親一定覺察出我情緒消沉的端底，這是她不喜歡我與女孩來往的又一個原因。國際俱樂部這地方就像是女孩另一個家，她提起它來又隨便又親切。俱樂部是西方殖民者留給上海這城市的遺產，它可使人接近文明和高尚。它所以存在完全是出於新生的工農政權的寬容與懷柔。它有些諾亞方舟的味道，還有點苟且偷歡的味道。我向往它嚮往得發瘋，出於自尊又不得不做出無所謂的樣子。我總是說：哦，原來是國際俱樂部啊!好像我也是那裡的常客，其實我都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上海的馬路我到了很大也辨別不清，我走在街上完全像個外來戶，方位混亂，過馬路膽戰心驚。女孩還常常把美國三十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名掛在嘴邊，什麼《魂斷藍橋》，什麼《亂世佳人》。她流利地叫著「費雯麗」「英格麗·褒曼」的名字，好像這些都是她的家人。她母親是那種將好萊塢明星當作偶像，到理髮店不是做個「赫本」式，就是做個「泰勒」式的喝美國牛奶長大的上海小姐。她恨日本人不僅因為日本是中國的敵人，還因為日本是美國的敵人。她總是說：東洋貨怎麼有美國貨好呢?星期天出門，她穿得炫人眼目，女孩也光豔照人。阿太總是在陽臺上目送他們遠去，滿心的歡喜。在上海的馬路上，他們這一家尤其引人注意，人們看他們的目光充滿羨忌。而他們態度傲然，昂首闊步，儼然是這城市的主人。女孩有一次提出要讓她爸爸帶我一同去玩耍，這建議激動了我的心。如何取得母親的同意卻使我百般為難。我想母親一定會反對，而且我感覺到我的請求還會傷了母親的心。那些日子，我受著煎熬，左想不好，右想也不好。最後我決定瞞著母親。那時候，母親正忙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每天一早出門晚十點鐘才可到家。臨到這天我才知道，出去玩耍的活動是在晚上，出得門去已是七點鐘。她爸爸一手攙著她，一手攙著我，一路上笑嘻嘻的，興致很高。我看出他是真心歡迎我去，對我爸爸媽媽這樣的同志，他心裡有一種敬畏的情緒。路上他買了一瓶汽水，讓我們合吃，各人吸一根麥管。女孩興奮異常，不停地說：喝呀喝呀!我實在不知道會多出一個喝汽水的節目，窘迫得滿臉通紅。喝汽水的時候是我真心後悔的時候，我忽然想到母親現在什麼也不知道，我還想起母親帶我們出來，喝汽水總是一人一瓶。可是，回頭已經來不及了。他們父女倆心情愉快，有說有笑，我在旁邊就很孤獨，而且窘迫異常。那天晚上去的是一個區體育館的乒乓房，她父親的一些朋友借了乒乓房來打乒乓。其中一位朋友帶來一名女中學生，是一個少年乒乓球隊的隊員。他們輪流上陣和她練練身手，一個個被她打得落花流水。女孩吵著也要打，她父親興奮得紅了臉說：你要能碰一下她的球就算你贏啦!那女中學生表情嚴肅，不苟言笑，上去就是一個急發球，打得女孩暈頭轉向。這時候，我看見牆上的時鐘已經指向九點，一股絕望情緒升起在我心裡。我想，一切都糟透了。來到這一個地方也令我失望，乒乓房空空蕩蕩，牆壁斑駁，水泥地很潮溼，這些人物都令我陌生，乒乓打得不怎麼樣。我想，他們那樣的大人，卻像孩子，不免有些無聊。他們打乒乓告一段落，又去買汽水，這回是每人一瓶，而我一口也喝不下去。時鐘已走到十點，這是媽媽回家的時間，她不會知道我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心急火燎，恨不能一步到家。可人人興高采烈。我坐在一邊，心事重，不知什麼時候活動才到頭。十一點鐘的時候，眼淚湧上了我的眼睛，我覺得我死到臨頭。晚上一個人出門我從未有過，晚上十一點還不回家我從未有過。我不知道這就是上海這城市六十年代夜生活之一種，這就是上海這城市的夜晚景色之一種。我身上熱一陣冷一陣，我想我跳下了一個陷阱，完啦!回家的路上樣樣不順利。開始找不到車站，後來找到了車又不來，等上了車卻乘過了站。到家已是一點。夜半一點鐘走在街上就好像走在另一個世界上。離家越近我的恐懼就越強，不回家又不行。母親站在門口等我，臉色嚴峻，她二話不說，伸手就是一個巴掌。之後她很多天不和我說話，我也很多天不再與女孩玩耍。女孩有很多天沒下樓。她父親的心情一定很沮喪，他一心想討好我的「同志」母親，沒想到好心變成了驢肝肺。我天天坐在房間裡，就像一個私奔未成返回家的情人，沒臉見人。後來母親氣消了，要與我做一番深談，她問我的問題我都沒法回答。她問我：為什麼要跟女孩去玩?我說不出話，只是淚水成行。她問我：女孩究竟帶我去哪裡玩?我也說不出話，只是淚水成行。這一次夜間探險可說是代價慘重，卻失敗而回。我向往的上海燦爛夜晚帶有一股暗淡的頹敗之象，上海的夜晚與我格格不入。
上海這城市的場景真是多姿多色，車前草在我家院子裡抽穗，夾竹桃在人家院子裡開花。夾竹桃是上海這類弄堂裡的特有景色，花影綽約。後來我們搬家離開了這房子，夾竹桃的花香還留在我心裡。這房子似乎與生俱來，和我的生命有關。它的每一個角落我都喜歡，感到至愛至親。在男孩家祭祖的日子裡，香菸繚繞。我沉浸在別人家族的歷史氣氛之中，身心都感神秘和陶陶然。男孩搬來的這一日記憶猶新。我看見他穿一領紫棉袍，和他穿一領紅棉袍的妹妹搬一張方凳。他們有節奏地搖晃方凳，嘴裡唱著歌謠。這歌謠我無法形容，妙不可言。他們方凳搬了一張又一張，一共搬了八張；歌謠唱了一首又一首，一共唱了八首。他的棉袍和歌謠給我們這房子帶來新的氣象。他一來就做了我們弄堂的主人，在弄堂畫了一地的大馬和古人。當他在弄堂裡玩耍著男孩的那些髒兮兮的遊戲，我們便從窗戶偷偷窺視他。我們被大人禁止去弄堂玩耍，弄堂被我母親視作卑鄙齷齪的地方，集中了上海這城市的所有罪惡：偷竊，行盜，拐賣孩子，還有桃色事件。我們視弄堂為險途，牽了大人的手，匆匆走過，從不停留。在那時候，父母的禁令還很有作用，我們決不會陽奉陰違，乘了他們去上班溜進弄堂。我們只能趴在視窗，滿心羨慕地望著男孩在弄堂活動。他一邊玩耍一邊自言自語，和他想象中的夥伴作著交談，男孩的夥伴全是香菸牌上的人物，他的玻璃彈子滿弄堂滾。自從他家搬來之後，我們寂靜的弄堂就變得有些喧鬧。他們一家都有在弄堂活動的習慣：他嗯奶在弄堂洗衣擇菜，接待親戚；他妹妹在弄堂哭鬧打滾；夏天的夜晚，他們家就搬出一張小桌，在弄堂吃飯。他們全家人腳一雙木屐，呱噠呱噠。關於他們的木屐，張先生曾讓阿太委婉向他們提出異議。於是，等到多年以後海綿拖鞋工業興起，他們全家在一夜之間全都換上了海綿拖鞋，走路靜悄無聲。那時，他們腳穿木屐，手持蒲扇，在他父親興致好的時候，就一起走過弄堂去馬路上散步。男孩與我同年，可卻閱歷豐富，他說話裡常有「朝陽新村」這個詞。「朝陽新村」不知是個什麼地方，我是首次聽說。後來我才知道那只是上海這城市無數工人住宅區中的一個。男孩的父親當年是一名地下黨員，在工人區堅持工作，後來到了政府部門做一名科長。男孩出生在朝陽新村，他對那裡樸素純厚、情義濃濃的鄰里關係很懷念。他們那裡的孩子總是成群結夥，在新村的空地上玩耍。他們一玩就玩到天黑，髒兮兮地回到家吃晚飯。他們還喜歡端了碗聚在一處吃飯，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他們有時結伴去城隍廟。買香菸牌子和玻璃彈子。他們玩香菸牌子和玻璃彈子都帶著微小的賭博的性質，不但憑運氣，還要憑本事。贏得最多的人無疑成為他們的首領，他往往是藝高膽大，足智多謀的一個。男孩曾對我說過一件往事，那就是他從幼兒園逃跑的事件。他上午被送進幼兒園，中午就回到他們新村空地上的夥伴中間。自從他搬來我們這房子，天天寂寞難耐。有時他誘惑我去弄堂玩耍，我雖然心懷渴望，卻沒這個膽量。母親知道會生氣，她不喜歡我與男孩來往，說他是個野孩子。母親不讓我和這孩子來往，又不讓我和那孩子來往，她使我的寂寞雪上加霜。他總是站在樓梯口，耐心地勸說我。他雙手抱住扶手上的鐵球，後仰身子，蕩過來蕩過去。我則矜持地背靠欄杆，就像一個淑女。我們一動一靜，可站很久，說著沒有意思的話。我們的對話主要是關於去不去弄堂，他要我去，我不去，一來一回永無結束。這樓梯口的約會對我寂寞的生活是一種安慰。到時候，我就跑到樓梯口，等待著拒絕他邀請我去弄堂。有時我們也說些別的話，比如「老城隍廟」，比如「祭祖」，還比如「大世界」。「大世界」這樣的遊樂場所，是男孩家星期天常去的地方。那一天，男孩脫下棉袍，穿上新衣，跟他爸爸媽媽去大世界。他們可將長江南北的戲劇看全。哈哈鏡是男孩最為激動的一項，說起哈哈鏡便放聲大笑，樂不可支。這從某種程度沖淡了我對大世界的陰暗印象。大世界那地方我也去過。大世界所在的那條馬路嘈雜而擁擠，大世界裡更是人頭攢動，熙來攘往。哈哈鏡的映像帶著一股猥褻的味道，地上紙屑果殼四散。我們一進大世界便緊張起來，生怕會被人群衝散。我們終於擠到最上層的露臺，那裡稍稍安靜了一些，人也比較稀少，涼爽的風徐徐而來。城市的夜景在身下展開，燈光點點。我們喘息稍定，望著上海的夜景。這時候，我感覺母親攙我的手越來越緊，而且手心出汗。我看見母親神色不安，眼睛裡有恐懼升起。我聽她小聲對父親說：我們走吧，有一個人在盯著我們。父親說一聲「見鬼」，依然憑欄遠望。我環視周圍，果然見有一個男人，站在幾步開外。我至今不忘那人的形象，他形容消瘦，眼睛從突起的眉稜後面注視我們，目光緊追不捨。遊玩大世界就此成了一場惡夢，好幾日我驚魂不定，心有餘悸。大世界這地方我從此再不要去。那裡混亂，粗魯，陰暗，嘈雜，滿地垃圾，隨時可遭到襲擊。
當大人們心情比較好，比較寬容的時候，也會允許我們這房子裡三個同齡孩子在一起玩耍。我們三人在一起就像過節一樣快活。我們三人擠在樓梯口，嘰嘰喳喳，各說各的經歷。我的經歷最不值得說，平淡無奇，再說我操縱上海話的能力較差，我多半是做個聽眾。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不多時間便會爭執起來。他們總是認為對方的經驗沒有自己的重要，他們互相鄙夷和攻擊，最後反目成仇。而我對他們雙方都很尊敬，認為雙方經驗都同樣寶貴。從中勸解使我找到了我的話題，我勸勸這，勸勸那，說了許多擺平的話。這時我嚐到了說話的快感，便喋喋不休，並且開拓著說話的題材。我從互相描繪他們雙方的優點，發展到數落他們雙方的缺點，使事情接近搬弄是非。其實大多數搬弄是非不是出於破壞的惡意，而僅僅是無話可說，沒話找話。說話是我們與人交往與親近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我們沒有足夠的話可供說的時候，搬弄是非是一個極好的說話的資源。搬弄是非這事一開了頭，我的話就源源不絕，我和他們雙方的關係都進了一大步。我們交頭接耳，唧唧噥噥，我們以無窮的廢話來結合我們的關係。說話其實還是一樁形式重於內容的事情，說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了。我們許多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將說什麼看得很重，在其中大做文章，結果破壞了人與人的關係。而人們想說的慾望卻很強烈，不折不撓，於是，流言蜚語滿天飛，破壞著人們的關係。我就是在那時候變得饒舌，我的上海話也在那時鍛鍊得一瀉千里。我嘰嘰呱呱地站在樓梯口和這個或那個說話，表情鄭重，神采飛揚。我母親最見不得的這景象。逢到這時，她就要把我喚進去，劈頭蓋腦一頓訓斥，直到我垂頭喪氣才罷休。搬弄是非的下場總是很悲慘，真相大白的一日是我最孤獨的一日。他們兩人結成親密的聯盟，對我不屑理睬，形同路人。他們說這說那，聲討我是他們共同的快事。可是，他們的聯盟其實很脆弱，之間存在有真正的分歧。他們對上海這城市的經驗各持一端，相持不下。而不像我，一無經驗，與他們雙方都可融合。我在他們之間是像調和劑一樣，具有中介的作用，沒了我，他們在一起簡直水火不相容。這樣，他們聯盟解體勢所必然，而我又獲得他們各自的友誼。我們重又情誼款款，說個不休。每一次聯盟解體和重新組合都帶給我們新話題，我們越說越多，唾沫簡直淹死人。就是這些口舌官司，建立了我們最初時期的人際關係，也建立了我們獨立的情感世界。我們長到很大，離開那房子很遠，都會回過頭去注視這情意綿綿的關係，它記錄著我們執著地走出各自寂寞的軀殼，去和其他人聯合，就像小雞誕生啄破自己的蛋殼。沒有爸爸媽媽幫助我們，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我們一意孤行，全憑了本能行事。我們這三個人啊，在一起的情景簡直稀奇古怪：一會兒吵，一會兒好，一會兒這兩個結成幫，一會兒那兩個結成對，消耗了許多好心情。車前草一日三季在我家院子裡生長，忘記了收割。現在我想起來了，「西瓜蟲」這名字是男孩的創作，他一眼看見這小蟲，便一口叫出了「西瓜蟲」。我們三個在一起，漸漸驅散了我們房子的荒涼之氣。
後來，我們三個在同一年的九月裡上了同一所小學，分在三個不同的班級。我們的三人世界便告一段落。上小學這一樁事具有象徵意義，它象徵人類關係的有組織化和有系統化。上小學是根據孩子居住的地段和孩子的出生年月，來規定學校和劃分年級，好像數學裡的同類項合併。上中學也是同類項合併，根據從小學中提煉出來的結果，就是學生的智慧，再來進行一次劃分。上大學是第三次劃分與合併。體現了越來越細的社會分工過程。世界就變得整齊而有次序，井井有條，便於管理又有效率。上小學意味著我們進入同類項合併的選擇過程。上小學還意味著我們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我們初上小學，還不識字，我們各自的班級是以動物來標誌。我們胸前彆著各式各樣的動物，小學變成了一座動物園，虎吼狼嚎，雞飛狗跳。新生入校真是亂成一團，大人們全擠在教室門口，伸頭探腦，好像我們不是上學而是去遠征。上學第一天我激動萬分，我極力要引起老師的注意，還有同學的注意。我坐在那裡，腰板挺得筆直，兩眼炯炯有神。我的樣子看上去挺逗，老師不由向我微笑了一下，我歡喜得打顫，牙齒格格響。結交第一個同學也使我激動萬分。回到家中，我對鄰家的男孩女孩全看不上眼，將昔日的友情都忘光。我也忘了院子裡車前籽在等著我去收割，朝朝夕夕。晚上，我忙著做功課。我八點準時上床睡覺，為了明天早起，好上學校。我變得忙忙碌碌，嚴肅正經，早上有同學叫我一同上學，下午有同學和我一起回家。我放學回家後，向大人說這個同學怎樣，那個同學如何。老師是我最敬慕的人，說起我們的老師，我熱情洋溢，讚語不絕口。我們的學校我處處都喜歡，它轉眼間就成了我的家。
我們的學校面向街道。每天早上，我們在街心花園做操和升旗。國歌響起，小學生們肅穆莊嚴地仰望國旗升上旗杆，過路人都會駐步。陽光穿過梧桐樹葉，在我們身後閃亮，電車噹噹駛過，商店一個一個開了門。那時候，這條街上行人不多，地磚整齊，櫥窗佈置雅緻。這是上海這城市最華麗的街道，它集中了這城市最昂貴的商店，展現了最高尚的生活方式。而在這繁華似錦的大街後面，卻還有著深長狹窄的弄堂。它們就好像是這美麗街區的裂紋一般，蜿蜒在深處，並且縱橫交錯。一旦進去，便好像陷入了迷宮。有時你走進豪華的餐社，忽然你想去廁所，結果無意走進了廚房，站在巨大的雪白瓷磚的爐灶之間，你看見了後門。門外人聲嘈雜，腳步紛沓，瀰漫著煤球爐的煤煙和油鍋的油煙，還有人在泔水缸和菜皮筐裡掏撿著什麼。這就是弄堂。生活在這條街上的孩子可說是面臨了上海這城市最為混雜的景象，最美麗與最陰暗的場面並列在他們眼前。我們的教室分散在一排居民樓中，分作東部、西部和中部。我們從陽光普照的前街穿過人家的油煙瀰漫永不開燈的過道，來到背陰的後弄。一會兒陽光耀眼，一會兒暗無天日。上小學最初的景象確實轟轟烈烈。我向來孤孤獨獨，現在到了人群中去，我熱心熱腸，渴望與四面八方攜起手，就好像結成了一張網，大家環環相扣，扣扣相連，永不失散，孤獨的情景不再來。學校生活中，我最喜歡的是開小組。開小組有一種家庭的兄弟姐妹式的氣氛。它人數不多，每個人在其間都可有重要的位置，不會受到冷遇；它的活動是在校外，除了學習之外還有玩耍遊戲的內容；它還具有一定的組織原則，不能說散就散，它強制和保證了我們之間的聯絡。所以，一放學，我就興致勃勃地去「開小組」。「開小組」就是小組的同學在課後集中一處學習和遊戲，其組合以居住接近為原則。我那樣熱心於開小組，可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小組總是飄搖不定，聚散無常。我們總是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活動，四處流浪。我們的組員生性都很散漫，對開小組這件事不太重視。我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沒有小組開的下午很悵惘，下午的太陽光在正方形的地磚上流淌。我一個人走在陽光的格子裡，街上沒有與我同齡的孩子。大家都在開小組，高高興興。
開小組是我們那個年代裡極富特色的景象。我們圍著桌子，頭碰頭地做功課。開小組使我們深入同學的家，目睹形形色色的生活場面，開拓我們的經驗。母親不同意在我們家開小組，說這會影響安靜與整潔。她也不熱心我的課外活動，說這於我的教養無益。她為我請了一名家庭教師，一，三，五要去學英語。「這是一隻貓，那是一隻狗。」請英語教師是另一個故事，放在後面再講。我們小組其他三名成員都住在與我們相鄰的弄堂裡。那條弄堂和我們本有一牆之隔，可是在大躍進年代，牆被拆下建了煉鋼鐵的高爐。從此，兩條弄堂相通無阻。他們的弄堂居住擁擠，人聲嘈雜，滿弄堂掛著衣衫，萬國旗樣飄揚。他們的房子帶有古老的閣樓和老虎天窗，沒有花園。小孩子在弄堂追逐奔跑，髒話滿口。我的組員之中有一名家住閣樓，他母親有時候去工廠領回活計加工。他們家就成了一個工場間，縫紉機「嚓嚓嚓」，線頭布毛滿天飛。這樣的日子十天裡面有八天，我們沒法開小組。去他家開小組還有兩重危險。第一重是上閣樓須爬一截竹梯，那竹梯顫顫巍巍，我在上面爬，他們就在下面使勁搖。他們對來自我們弄堂的孩子，都有一種歧視和戲弄的慾望。我便大哭大叫，眼淚灑在他家地板上。第二重危險是在開小組結束以後，他家底層樓梯口這時必定躺著一個精神病患者，名叫彼得。彼得他堵住了大半個樓梯口，從他身邊走過，我也膽戰心驚。去他家開小組是一樁苦事，顧慮重重，可我從不缺席。小組中另一個同學家住一間黑暗的北屋，去他家開小組只能坐在弄堂。他家有一大群叔叔，似乎個個都戴一副琇琅架眼鏡，襯衫系在西裝褲裡。我們開小組時，他們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總要站在一邊，指手畫腳。他們說我們寫字的筆畫全不對，書寫的姿勢也不正確。在他們的監視下做功課簡直是受罪，他們其實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他們還都熱衷向我提問題，問我這問我那，表現出對我們弄堂的濃厚興趣。他們常常突然之間無緣無故地襲擊我的同學——他們的侄兒，當頭就是一掌。這刺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很少同意去他家開小組。組裡還有一名女生，父親是個囚犯，據說是私印鈔票，判了重刑。這城市的犯罪真是形形色色，各種各樣。她母親允許我們在她家開小組。去的那一日，她哥哥正在午睡，醒來之後，不由分說將我們全部趕了出去。這就是我們小組始終沒有地方活動，東遊西蕩的原因。和我們小組的同學在一起其實心情壓抑，這種生活場景暗淡無光，沒有希望。他們對我又懷有敵意，以捉弄我為快事。他們有時好好的，冷不防就來那麼一下。可為了開小組，我什麼都可以克服。為了不使母親阻止我去開小組，受的委屈我絕口不提，統統嚥下了肚。母親覺得開小組可開可不開，她常常會讓保姆把我從小組中叫回家，多半是為了去參加「同志們」的聯歡活動。聯歡活動確是好活動，有唱歌，有跳舞，有看電影，大人們在一起也很有趣。他們談笑風生，變得有些像孩子。可我在那裡只是個旁觀者，那裡的世界是大人的世界，我們小孩子只是陪襯，為了烘托他們的歡樂氣氛。我特別不喜歡我家保姆走來叫我的神氣，她態度高傲，也不上樓，在人家樓下，一聲一聲地叫我名字，好像在叫一隻走失的貓。這種時候，小組的同學忽然間收起了嬉笑，一聲不吭，埋頭寫字。我卻生出一股莫名的歉意，好像我背叛了他們。這時候走其實很安全，沒有人搖我的竹梯，彼得他也不到出場的時間。我一個人走下樓梯，跟了保姆回家。
每週一、三、五是我鐵定不能開小組的日子，我要去上英語課。學英語是我父母的主意，英語是上海這城市的一種文化語言，標誌著某一種社會階層。英語還是一種工具語言，有了它就多了一門技藝，上海也是一個實用的城市。找一個英語老師不難。那時候馬路上的電線杆子，貼有許多招收學生的啟事。我母親是個看電線杆子的老手，她看過一系列的電線杆子，便選定了一名。去找英語老師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路途不遠，就在我們家的那條街道上。他是個外國人，一個白俄。找外國人做我的英語老師也是父母的主意，為了強迫我口口聲聲只說外國話，不說中國話。這種觀點在上海這城市相當流行，無奈美國人、英國人都回國了，只有一些白俄，山中無老虎，猴子充大王。白俄住的弄堂九曲十八彎，他的房間正在一個拐角，形狀像一柄漏斗，裡寬外窄。他是高大雪白的一個，鼻子發紅。他的房間邋邋遢遢，牆壁剝落，地板翹起，角落裡有一個火油爐，鍋碗瓢勺油膩膩。雖是深秋的天，他的床上還掛著蚊帳，灰濛濛的，帳頂上停了幾具蚊子的殘骸。白俄的家我一進去就不舒服，心情苦悶。白俄曾經是上海這城市的一色人等，他們從十月革命的炮火下逃亡來此。不知為什麼他們在這裡的運氣都不佳，從事著一些江湖營生，被勢利的上海人叫做「羅宋癟三」。很多日子以後，我回想起這個白俄，體會到他房間裡的一派慘淡。掐指算來，從一次大戰至那時，他已流浪了四十多年，他漸入老境，以教授別國的母語為生。他在不夜的上海的角落裡，度著孑然一身的長夜，一個人對牆上的燈影，喃喃自語，想念故鄉。他房裡的頹敗印象，於一個孩子的身心都是刺激和腐蝕。從白俄家出來，我就宣佈我絕不去學英語。我先是耍賴耍蠻，後是眼淚長流。最後我勝利了，母親決定再繼續去看電線杆子，重找一位。我想，其實從白俄那裡出來，他們心裡也有些猶豫，白俄的頹喪慘淡觸目驚心。白俄還有一種歷史渣滓的味道，這大概是我父母最終放棄他的原因。第二個老師住一套公寓中的一間，房間很大。他坐在孤零零一張書桌前，說他不會教孩子，但他可以為我們推薦一個老師，對孩子很有辦法。他說罷就開始寫介紹信。他從頭至尾沒看我一眼，表示他對孩子一無經驗。第三個老師我一見就喜歡了，他和藹可親，說話風趣。他家住一間臨街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朝南半間作教室。是快開晚飯的時間，桌上有一個砂鍋，還呼呼地冒著熱氣。母親問是在這裡上課嗎?老師說是的。我心裡頓時充滿了欣喜。我的英語老師就這樣定了。
上英語課後來被母親稱作「現世」。有時候我自己也鬧不清自己為什麼這樣作對，好像要我學英語是為了害我。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漸漸明白，我將不學英語當作我叛逆的武器。我小小年紀，不諳世事。我把父母叫我學英語當作我與同學們隔閡的原因；我還把父母叫我學英語當作我雖在人群中卻依然孤獨的原因。當我自個兒走在上英語課的路上，心中總是悶悶不樂。其實我們班上還有別的同學請有家庭教師。也是一個女孩，學習彈鋼琴，她依然心情愉快。我不曉得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我的願望在什麼地方也許過了頭。有時我有意和那一位也在課外學習的孩子接近，心想我們能成為相知相親的一夥。這女孩的家住在這條街上著名的公寓大樓裡。我到她家去過，發現她們所住的公寓，一半是她家房間，另一半是一個照相館的暗房。這間照相館以拍攝青春頭像著稱，櫥窗裡陳列著最新影星的大幅人頭像，吸引著路人的目光。她家的走廊裡，有一股酸溜溜的顯影藥水的氣味，還流瀉出神秘的紅光。後來我知道，她父親原是這照相館的老闆。解放以後，照相館就公私合營了。我們那條街道上的商店，大都是這樣的來歷，昔日的店主就住在店堂的樓上，店的招牌上，還留有他們姓名中的某一個字，儲存著他們慘淡經營的生涯。我想，照相館這一行業極富近代城市的特色，照相技術是世紀初才興起的鬼花樣。上海這個通商港口為當時照相原料進口提供了條件；上海的電影業裡明星輩出，吸引俊男倩女也向往留影百世，對繁榮照相業也是一個促進。照相館的櫥窗是奇妙的景象，它提取人生最美麗的瞬間，使之長存，引動了人們希望勃動的心。而在照相館暗房裡卻是另一番景象。我很難忘記那暗房門縫裡流瀉到走廊上的液體般的紅光，臉色蒼白的沖洗師端了一盤浸泡著的照片走進走出。去她家裡，我心情壓抑。她從不讓我進房間，只讓我站在過道。她一手握著門把手，一手插在衣袋裡，好像說完話馬上就要進屋的模樣。她長得小巧玲瓏，頭腦精明，說話口齒清楚，用詞得當。她從不對我說她家裡的事情，比如星期天他們全家去什麼地方玩。她也從不和我共同議論同學長短。這樣，我們在一起就沒有多少話講。她有一個表妹，一個唇紅齒白的女孩。表妹一來，她就撇下了我，使我覺得，她的交遊很廣泛，而我很孤獨。臨街那家照相館櫥窗裡，陳列過她和表妹的照片，她們摟在一起，眼睛笑成了月牙兒。她生活的世界是我插足不進的，她始終對我關著門。她是最早使我感覺到和人之間的隔膜，具有一扇門的形狀。後來這孩子小小年紀就死了。她死於急性腦炎，在一個腦炎流行的季節裡，一夜之間離開了人世。前一天，她還和幾個同學猜謎玩，最後一個謎是她出的。她伸出十個手指，先握起一隻手，再握起另一隻手，說：你們猜這是什麼?人們猜不出來。這時天黑了，她說，我明天告訴你，然後就回了家。明天她再沒有來。我想象她是在那黑暗的過道里給人們猜謎，暗房裡的光一縷一縷流瀉出來。在她死後的第二年春天，我曾在她家弄口遇到她的表妹，我叫她一聲，她驀地回過頭來看著我。她不認識我，臉上露出譏諷的笑容。她還對她新的女伴指點我，意思是這個人多麼不正常，然後兩人格格笑著走遠了。我最終也沒能接近她，直到我們搬家離開了這條街道，就連想起她的機會也不多了。後來，我就想到那些「同志」家庭的同學中間去碰碰運氣。
「同志」家庭的孩子，在我們這裡呈現出散兵遊勇的狀態。他們分散在各個里弄和樓房裡，努力學習上海話。他們大都是山東籍貫。家中有一個穿大襟褂，裹小腳的老人，走來走去，蒸著饅頭，蔥蒜的氣息四處飄揚。一般來說，這些同學的成績都在中游，在班級中也比較沉默。他們穿著土氣，作風有些邋遢。他們說上海話總有些拙於表達，這就顯得傻里傻氣。他們家常常是兄弟姐妹一大群，自成一體。他們的爸爸媽媽夜裡日里忙著工作，從白到黑不沾家。他們的家庭生活充分體現了民主集中的原則。天黑之前，他們吃飯和回家都任其方便，老太太將飯菜公平分成每人一份，誰到誰吃。天黑之後，老太太便在弄堂或大樓裡揚聲叫著他們的小名，叫他們回家。那九曲十八彎的山東鄉音在這城市的黃昏裡，顯出一種歌樣的悠揚，使人又好笑又傷懷。他們在這叫聲中，小鳥似的一個一個歸了巢。他們回到家中，就改用老家的語言和老太太頂嘴。說老家的話時他們又帶了上海話的口音，夾著上海孩子的口頭禪，使老太太莫名其妙。他們睡覺的情形有些像部隊的營房，大小床鋪滿房間，兄弟姐妹依次排，不一會兒便呼呼入睡，進了夢鄉。每一年的暑假和寒假，他們還輪流還鄉，跟著老太太，挎著籃子、網兜這類旅行用具。還鄉是他們童年中美好的插曲，他們在小河裡捕魚捉蟹，曬得黑不溜秋地回上海來。有這一段經歷作背景，他們就比較能耐得住寂寞。他們大多對學校生活不怎麼熱心，課堂上很容易犯紀律，學校有時想請他們的父母來談話，可他們的父母都很難找到。他們對老師批評不怎麼在乎，對「留晚學」這樣的懲罰也不怎麼在乎。其實在他們這種耽於上進的表面之下，掩蓋著的是他們同這城市的格格不入。他們對這「格格不入」採取消極的預設的態度。好在他們的家鄉通過老太太與他們發生聯絡，這安定了他們的心情，緩和了他們對這城市的陌生感。和他們相比，他們有老太太，我沒有；他們有老家，我也沒有。我是這城市裡什麼都沒有的人。他們家做饅頭的擅長也使我自卑，我想我們家是任何特長也沒有的。我們家沒有一件東西可供我驕傲地在這城市立足。在他們家中，我的孤獨感更深了。說來都是「同志」的孩子，情形卻大不相同。我和他們玩不到一起去。他們叫我一起脫了鞋襪，在床上做戲臺上的遊戲。我怎麼鼓足勇氣也無法到人家床上去瞎鬧。那要忍受老太太的呵斥。那呵斥使我面紅耳赤，羞得無法說。我還深恨他們在饅頭出籠的時候，強迫我吃他們的饅頭。吃人家的東西，是一件鄭重的事情，小孩子之間不應當互相吃東西。可他們倒好，隨隨便便將滾圓好大的一個饅頭，硬塞在我手中，說著：「吃啊，吃啊。」他們說過就轉頭去吃他們自己的。新出籠的饅頭堆在籮筐裡，熱氣蒸騰，歡天喜地。我手上捧了一隻饅頭站在一邊，難堪得無地自容。我悄悄將饅頭放回去，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以為我已經把饅頭吃下了肚，我的羞慚沒有一點減輕。在他們家裡，我渾身不自在，饅頭成了我的汙點。我想在他們不蒸饅頭的日子去他們家，可他們家天天蒸饅頭。他們在這以大米為主食的城市裡泰然自若地天天蒸饅頭，吃蔥吃蒜。他們以一種對峙的姿態生活在這城市，與它建立起對立的關係。而我們家在這城市裡，連這種對立關係也談不上。我們家在這城市裡，位置奇怪，情況特異，和所有人都不一樣。父母還要我學英語。
我覺得學英語是那一時期裡我孤獨的原因。長期以來，我一直在尋找孤獨的原因。我覺得妨礙我同人們親密無隙在一起的，就是課外學英語這一樁事。這一件事侵佔了我與同學們相處的寶貴時間，它使我游離於學校生活之外，成了個孤家寡人。我的反抗心理漸漸見諸行動，每逢上課的日子，我就百般地為難，拖延時間。在課上我也很不聽話，給我的作業三次中有一次不完成。父親和母親親自送我去上課，押送犯人一般。他們還從頭至尾坐在旁邊，監督我學習。有時候我嘴裡嘰嘰咕咕念著課文，眼裡卻流下了淚水。一天，學校組織遊戲表演，每人報一個專案，跳繩或是跳皮筋或是傳手絹。有鄰校的老師同學前來參觀，還將舉行評獎。這天正是我讀英語的日子，我無法報名，回到家裡滿臉不高興。母親說：既然是這樣重要的事情，你就只能缺課，但希望下不為例。我萬萬沒料到母親會這樣給我方便，我卻反而心情沉重。當我走回學校的路上，忐忑不安，我想遊戲小組已經編好，我能否中途加入進去?有一瞬間我幾乎動搖，想對母親說：我去上英語課。可是要與母親對抗的決心佔了上風，於是我還是硬著頭皮往學校走。遊戲表演就在街心花園裡舉行，我到的時候已經開始，熱火朝天，廣播裡放著歡快的音樂。我站在冬青樹的旁邊，哪一組都參加不進去。同學們都被快樂衝昏了頭腦，對我作出視而不見的樣子。他們得意非凡，隨了音樂節奏一舉手一投足，將普通的遊戲做成了藝術。老師看見了我，非但沒有及時地將我編進組，還讓我站得遠一些，不要妨礙了大家。路上的行人停住腳步，羨慕地欣賞大家的表演。我站在一邊，走也不好，留也不好。廣播裡的音樂震耳欲聾，我看見同學們張開了嘴無聲地歡笑，叫喊著什麼。他們與我雖然近在咫尺，卻好比相隔天涯。我沿了齊腰的冬青的圍牆走出了花園，我向家走去，學習英語的課時已過。母親見我早早回來，心生懷疑，問我有沒有參加表演，我搖了搖頭。母親頓時勃然大怒，她認為我是有意逃課，並且設計了圈套。她罵我罵了很久，我無言以對，只是默默地流淚。我心裡非常非常難過，卻不知道為什麼。我錯過了學校活動，又錯過了英語課，傷了自己的心，也傷了母親的心。我有一種兩敗俱傷的感覺，並且深覺無法挽回。無法挽回是我幼年時的最傷心的情感，它常常使我陷入絕望的泥潭。我想：這事過去了，永不會再來。永不會再來的念頭使我哭了又哭。傷逝之感本是老人的心情，他們可用理智去淡化它。而孩子要麼沒有，要有就格外強烈。這是一種疾病一樣的情感，它伴隨我一直到長大成人。我一邊哭一邊想：事情究竟在什麼地方弄得這樣糟了?我可憐自己，又可憐母親。這種心情因為無人可說又沒法說，使我的孤獨更加深了。上英語課這事從此變成一個創痛，我一週三次要觸及這個創痛。我常常一時性起，決心將英語課破壞。我有意和老師搗蛋，他要我說東，我偏說西。我或者懂了還裝不懂，或者不懂卻裝懂。我將上英語課這樁事弄得一塌糊塗。老師是天下最好的老師，他耐心無比，善良無比，他對學生就像對他自己的孩子。而他耐心有餘，嚴厲不足，所以課上的紀律總是比較糟糕。他的好言好語促使我更加放縱，我會任意走到黑板前在黑板上寫字畫畫。在黑板上寫字在那一時期成了我的嗜好。我一走進老師的家就徑直走到黑板前去寫字，一行又一行。有時我鬧得太兇，連自己都害怕了。這時候，我就呆若木雞，智慧低下，一個句法說上一百遍我還是聽不懂。上英語課搗蛋，我心裡並不輕鬆。有時我希望老師能兇一點，有時我甚至希望母親能揍我一頓，制止我胡鬧，逼我就範。其實我是陷入了一個困境，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浪費了寶貴的學習英語的時光，也踐踏了老師對我的一片愛心。我其實是盼望母親來解救我，用強權來調解我和英語課越來越深的敵對。在一個溫暖的雨夜，師母突然上門，她撐著一把布傘，手裡提一塊黑板，她說這是老師送我的禮物，還有一盒彩色的粉筆和一個粉筆擦。她走後，我一個人在黑板前默默地寫了很久。我寫我的名字，爸爸媽媽的名字，老師的名字，還有各個同學的名字。我用各種顏色的粉筆寫著，粉筆灰飄灑下來，好像五色的雪花。外面雨沙沙地響，屋裡的燈光很柔和。我心裡很平靜，還有點酸楚。在這個夜晚，我下決心要好好地學英語。可是一個孩子的決心是那麼脆弱，需要有大人的監督、敦促，有時還要使用專制的武器。而我父母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個自由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管制正好達到激起孩子我的反抗心為止，他們遭到反抗便不再堅持。他們有時還會將孩子我的任性看成是一種嚴肅的有意味的態度。他們往往是將我推進一個困境之後，才開始尊重我的自由。就好像將一匹馬推進沼澤卻不再驅策它前進最終走出沼澤。他們讓我自己在這困境中無望地掙扎。我的任性變成一種週期性的迴圈發作，外人看起來莫名其妙。誰也不知道它有一個大病因，就是孤獨。我有時控制不了自己，英語課我越學越倒退，比不學還要糟。父母讓我放任自流，使我缺少了一個對立面，更加深了孤獨感。我在英語課上的搗蛋逐漸變成一種發洩，老師對我沒辦法。有幾次他終於向我流露出了不耐煩，還有一種傷心。這種眼光使我畏懼，並且心痛如絞。我想，事情再不能挽回了，絕望又一次湧上來，啃齧著孩子我的脆弱的心靈。後來有一天，老師建議我的父母中止我的英語課。他說我年齡太小，再過幾年，還歡迎我做他的學生。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又等待又懼怕。我的英語課就這樣結束了。結束英語課不久，我還碰到過老師一回。那是剛剛入隊不久，我很驕傲地戴著紅領巾，臂上佩戴著小隊長的標誌。老師看見我，笑著，調皮地豎起一個指頭，做出吃驚和佩服的樣子，說：一道槓嘛!他完全不計前嫌，對我依然如故。我羞紅了臉。一整個上英語課的事件中，我最感歉疚的就是老師。我想他無緣無故地，受了我許多氣，還在背後遭到爸爸媽媽的埋怨，說他不會教孩子。其實，他是最最無辜的。許多許多年過去，我從一個孩子長成一個大人，我都忘記不了他慈祥的面容和眼神。可對於挽救一個孩子的困境，他畢竟力量不夠，有些軟弱。但這個孩子儘管在如此絕望的深淵裡，依然被他引動了愛心。
選舉為小隊長這一件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成立少先隊是年滿九歲的孩子的盛大節日。從此，孩子們的關係又多一重形式，這形式帶有信仰的崇高色彩。接近九歲，爭取入隊的時候，我積極無比。我在課堂上認真聽講，課堂下幫助同學，回到家裡搶著洗襪子手絹。我做夢都在想入隊不入隊的事。少先隊的幹部制度使孩子們的世界接近大人社會，散沙一般的小孩子有了牢固而嚴謹的聯絡。我們手拉手，不分離。我沒有想到，選舉隊幹部的時候，我們小組的同學竟會提出我的名字。由於他們是吵吵鬧鬧的一群，學習成績又差，老師裝作沒看見他們舉手，總是讓別的同學起來提名。他們就堅持不懈地高高舉手，他們大半個身體趴在桌子上，將手一直伸到老師鼻子底下。老師的眼光從他們手上滑過，就是不叫他們。他們的手就跟著老師的鼻子走，好像長在了老師的鼻子底下。老師對他們沒辦法，只得對其中一個說：你要說什麼?那一個便大聲地說出我的名字，其他幾個也跟著嚷嚷，頓時吵成一片。老師心生不快，呵斥道：吵什麼!她揮手讓那同學坐下，轉身走開，對他們的提名充耳不聞。這時候，他們便一迭聲地叫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像口號一般在教室上空迴響。我臉紅到了脖子根，眼睛裡全是眼淚。這是窘迫的眼淚，我覺得他們使我丟盡了臉。他們叫喊我的名字帶著對抗老師的色彩，老師氣惱得也漲紅了臉。她堅持了一會兒，最終還是將我的名字寫上黑板，排進了候選人名單。他們這才安靜下來，坐回到椅子上去。從頭至尾，我都不敢看他們。他們對我的擁舉使我難堪，也有點感動。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那樣關心我的榮譽，他們平時總是耍弄我，把我弄得大哭小叫。他們也沒有看我一眼，好像和我一無瓜葛。選舉後，我們有一時互相都不敢對視，彼此都有些害羞。為了掩飾這種羞怯之心，他們對我的粗暴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當眾奚落我，冷淡我，在我寫字時搖晃桌子，給我起綽號並廣泛傳播。他們好像有心要澄清我與他們的關係，表現得特別過火。而由於當選了小隊長，我格外容忍他們。我隱隱覺得，在我們敵對的表面之下，其實有一個緊密的聯盟。當我們在課外的時候，我們已經能夠和睦相處，有時甚至還很親密。我們進行一些平等的交換。比如我代他們做作業，他們就攙著我手走過彼得橫躺的樓梯口；我給他們講故事，他們就替我完成少先隊員除四害的蒼蠅定額。他們對彼得就好像對一條馴養的狗，踢一腳，他就乖乖地縮起身子。他們打蒼蠅的本領也很高強，蒼蠅拍一揮就是一個。他們還會用羽毛球拍擊落飛行中的蒼蠅，只聽球拍呼啦啦地響，蒼蠅便一個一個落下，我只需寶貴地一五一十地將它們撿進玻璃瓶裝好。和他們在一起，我漸漸地成了野孩子。有時候我天黑才進家門。我一進家門，就要和保姆她吵嘴，她總是以告訴母親來威脅我。
我家保姆最見不得我們小組的同學。在她思想裡，這條弄堂的人根本不應當和那條弄堂的人來往。兩條弄堂沒有打通時的情景，她一直記得。那時候，我們這邊很安靜，小孩舉止很文雅。可是慢慢地那條弄堂的孩子開始侵入我們的弄堂。他們最初進入我們弄堂是由鄰家男孩引起。他帶來了他們班上住在那條弄堂的同學。他們打彈子，賭香菸牌子，還踢小足球。球經常飛進我家院子裡，壓倒一片車前草。男孩的行為被我家保姆視為變節，她常常扣住他們的球，用竹竿驅趕他們，還罵著刻毒的話。他們初來我們弄堂的時候難免戰戰兢兢，扭扭捏捏。他們悄悄地東張西望，打量這，打量那。漸漸地，他們就有些放肆，在弄堂裡踢足球就是他們的主意。他們還漸漸消除對我們弄堂的神秘感和神聖感。這一點其實要歸功於我家保姆。她用竹竿追趕他們的行為有失風度，她吵罵中夾雜著不雅的字眼也正中他們下懷。有一段時期，他們非常熱衷和我家保姆吵鬧。他們在前邊跑，保姆她在後邊追，好像在趕鴨子。當足球踢進我家院子裡時，他們還斗膽爬上院牆，跳進院子拾球，和我家保姆做著捉迷藏似的遊戲。他們骯髒破爛的鞋子，將我的車前草踩倒一片又一片。由於長久沒有收割，車前草漸漸衰落，荒蕪一片，顏色枯黃。我們弄堂所有院牆都插上碎玻璃片，估計就是這個時候。五顏六色的玻璃片，排在牆頭，圍成一道光色斑斕的柵欄。尤其是太陽東昇的時分，院子上端便光芒四射。後來，我們弄堂裡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打碎玻璃片開始。玻璃片其實並不能防範他們爬牆，他們攀登的技術很高，對劃破手腳這類小事毫不在乎。爬牆的事時有發生，有幾次還釀成轟動弄堂的事件。他們弄堂的孩子站滿了我們的弄堂，我家保姆單槍匹馬出來對陣，人們都在窗戶裡默默地觀戰。此時此刻，就顯出他們弄堂團結一心的優勢。我們弄堂則膽小怕事，還對我家保姆頗有微詞，說她不該招惹是非。此情此景之下，我與小組同學在一起，便帶有吃裡扒外的嫌疑。我想，我們這裡每個孩子，都與那弄堂裡的孩子有同學關係，要我們不往來是不可能的。這種兩條弄堂混亂交流的情形，也就是我們的童年時期所呈現的社會關係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有時也傷了我們的心。前邊說過的那位家住閣樓的小組同學，有一個哥哥，當時也曾來參加對我的騷擾。他患過小兒麻痺症，身體瘦小，面色蒼白，手腳綿軟無骨。他動作奇特，笑聲險惡，追逐小孩是他一大樂事。這時節，他也積極參與了和我家保姆的搗蛋。他很神奇地完好無傷地坐在我家牆頭上，玻璃片穿透了他的衣褲，卻沒有流一點血。他的雙腿柔軟地垂落著，手也很柔軟地向我們院子裡擲石頭，一塊又一塊。保姆她用竹竿趕他，反被他拽住了。他的手臂像蛇一樣纏繞在竹竿上，柔韌有力。我家保姆也力大無窮。相持不下。保姆她就叫我去幫忙，他則叫他弟弟幫忙。他弟弟爬上牆頭，玻璃刺傷了他的手。我們各持竹竿的一端，眼睛不敢看眼睛。我們四人做著這奇怪的拔河運動，一來一去。保姆和他哥哥兩人嬉笑怒罵，我們兩人則低頭無語。
和那條弄堂的孩子吵架，也傷了我家保姆的心。與那樣的野孩子交手，使她有一種今不如昔的淪落的感覺。有時她也做出高傲的樣子，不理不睬。可那條弄堂的孩子已經把我家保姆當作他們的夥伴，他們有事無事就要來招惹她。他們還把她當作我們弄堂的代表，招惹她就招惹我們整條弄堂。有時我想，假如我們這些孩子，沒有將他們那些孩子引進弄堂，我家保姆也沒有和他們爆發戰鬥，我們與他們一直保持距離，彼此沉默，後來的慘劇也許不會發生。後來的慘劇想起來就不寒而慄，我們弄堂從此成為悲慟之地。慘劇發生那一天，我們這些孩子噤若寒蟬，我們徹夜難眠。這悲慘殘酷的場面，深深刺激了我們，使我們銘記終生。我們沒有想到，我們弄堂和他們弄堂的那些日常的糾紛，竟可釀成這樣一場大禍。由於後來發生的慘劇使我們和他們的帶有喜劇色彩的戰事，便含有了嚴酷的意味。有時我還追根溯源，我就以為大躍進大煉鋼鐵拆掉我們的牆是禍事的起源。假如沒有拆牆，我們兩條弄堂老死不得往來。拆了這座牆，可害苦了我們弄堂。話再說回來，當我們弄堂各家各戶的院牆插上了彩色玻璃後，他們弄堂的孩子就多了一個遊戲專案，那就是用彈弓射擊玻璃片。他們將皮筋拉得緊緊的，眯起一隻眼，對準陽光照射閃閃發光的一片玻璃。光芒刺痛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嘴裡罵著髒話，手裡射出子彈，「當」的一聲，玻璃片碎了。他們拔腿就跑，呼啦啦地湧出了我們的弄堂。我們對此毫無對策，只能自認倒霉，最多隻能向裡委幹部反映。當裡委幹部跑到他們弄堂進行調查，所有人都做出面面相覷、茫然無知的樣子。他們本來還在惡語相向、大打出手，可是一見前來調查的幹部，他們立即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裡委幹部再有能耐，對著他們的堅強堡壘，也一無作為。然而，在我們弄堂裡，有一戶人家不願像別家那樣束手待斃似的等著他們來射玻璃，裡委會那邊就是他們去彙報的。那幹部一無所得回來之後，他們就想這事還得靠自己。他們請人在院牆上裝了一排鐵絲網，網上有尖銳的鐵刺，遠遠望過去，他家院子就像一座炮樓。我想，那條弄堂的孩子對我們弄堂，本來並沒有特定的目標，但自從他家裝上鐵絲網之後，情形就起了變化。他們本來像平日一樣，興高采烈地拿著小足球和彈弓一類的遊戲器具，來到我們弄堂。鐵絲網刺痛了他們的眼睛，他們頓時就像皮球洩了氣，一下子癟了。他們中間有人還試了試翻越鐵絲網，可是鐵刺扎進了他們的手和腳，疼痛難忍，他們從牆上摔了下來。這使他們憤怒起來。他們天生喜歡爬牆，越是難爬的牆他們越要爬，可是鐵絲網粉碎了他們爬牆的能耐。鐵絲網也剝奪了他們射擊的快樂。仇恨就在這時候種下了根。
這家人住在我們弄堂的頂端，他們住的這一幢房子經過了改建，底樓是個診所的模樣。他家老先生是我們這城市在解放後私人開業的少數醫生中的一個。在大躍進那年，自動關閉診所，到一家著名醫院任了院長。人們極少看見這位先生，他出入都是坐小車。有幾回見他從汽車中出來，見他原來是小小的一個先生。粉紅色的頭頂四周，有一圈柔軟的鬈髮。他留給我一個溫和的印象，而且還很柔弱。他從小車裡出來的樣子，很奇怪地使我聯想起小雞從蛋殼裡出來的情景。他家保姆是我家保姆早晨買菜的夥伴。據保姆她說，他家老先生的早餐是由自家磨的豆漿燒大米粥吃。因此，我就想象他家廚房裡總是有一盤轆轆轉動的石磨，雪白的漿汁從磨盤下傾注出來。他家保姆還送給過我一朵粉紅色的月季花，說是先生種的。我將月季花養在玻璃杯裡，我想老先生在月季花叢中一定很好看。他家的孩子都已是青年，個個風流倜儻。他們都是這城市名牌大學的學生，他們穿的玩的還都是上海這城市最摩登的。樓上女孩的父親與他們相比，便是低了一籌。他們進進出出，都很招眼，皮鞋雪亮，褲線筆直，騎著三槍的腳踏車。我從小就視他們為高尚美麗的男女。他們僅僅是從我眼前一晃而過，就已博得了我的愛戴。他家長子結婚的那一日我永生不忘。新娘走出汽車，猶如從天降臨，美不勝收。她長髮垂腰，眼睛比星星亮，她臉頰的線條妙不可言。我家保姆攙著我手，奮勇地擠進人家的新房。鬧新房是來自鄉村的我家保姆她最嚮往的，是她所剩無幾的最後一點鄉情。她認為結婚的日子就是普天同慶的日子。我一直站到了新娘跟前，我看她已經看傻了眼。她給我糖我也忘了接。他們的婚禮就好像天上奇景，轟動了整條弄堂。婚禮直至深夜，賓客回家的小車一輛輛開出弄堂，引擎聲劃破了寂靜的長空。其實那條弄堂的孩子，長久以來對這家就懷有一種隱秘的敬畏。當他們在我們弄堂玩耍時，這家的人一齣現，他們不由地就偃了聲息，讓出路來，目送他們遠去。瞄準這家牆頭的玻璃，是他們最忐忑不安的一舉，他們咬牙一射就跑，直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鐵絲網是激怒他們的頭一招，他們中間不知是誰，想出了按電鈴的好主意。開始，他們按過就逃，開門的人很茫然。漸漸的，他們不忙著逃了，正逃到一半，然後回頭朝那開門的人笑。這是一個公然的大膽的挑釁，這說明他們對這家的敬畏心理已解除了一半。這家兒女心高氣傲，不是好惹的。有幾次他們掩在門後，等那些孩子來按門鈴，突然衝出門去。他們猝不及防，被揪住後領，掙扎的樣子就像一隻上了夾子的老鼠。直等他掙扎夠了，他們才放手，讓他永遠記住這個教訓。這樣就開始了他們之間的正面交鋒。慘劇其實在這時候已經悄悄拉開了序幕，而我們大家都沒有覺察。他們按門鈴和反按門鈴的鬥爭使我又痛心又興奮。這家兒女的行為使我破滅了對他們的幻想，我覺著這場面有些不忍卒睹。可這場面也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事情全都亂了套，今後還會發生什麼呀!我好像在惴惴地等待著，心裡還充滿了害怕。大約這就是對慘劇的預感。所以，我敢說我是我們兩條弄堂裡對慘劇有預感的第一人。那條弄堂的孩子在按電鈴之後的第二個行動，就是扔石頭，這遭到了奮力還擊。他們的投擲更準更狠，腳踏車也比兩條腿跑得快。這家兒女已沉溺於和孩子們作戰的激情。他們大失風度，修養掃地，標誌著這個世界已經到了瘋狂的邊緣。這時節我們弄堂出現了一種異常的景象。各家的門戶開閉很頻繁，人們進進出出。母親不許我在弄堂玩的禁令不知不覺中解除。似乎在同一天裡，別家的大人也解除了對孩子的禁令。我們弄堂裡出現了空前的熱鬧景象和紀律鬆懈情況。我們這些孩子突然間沒了管束，一個個沒規沒矩，無法無天。樓上女孩和她爺爺當眾頂撞的事情就是在這時候發生。張先生拄著史迪克走進弄堂，正見女孩與鄰家孩子吵架。女孩喜歡吵架，是全弄堂聞名。張先生對女孩說：回家去。女孩不聽，還越吵越兇。張先生又說：回家去。她返回頭來，竟然叫道：就不回!張先生頓時氣白了臉，他舉起史迪克，打在女孩腿上。女孩殺豬似的尖叫起來，涕淚滿面。張先生的發怒具有驚世駭俗的意味，它使我們整條弄堂驀然失色。這也不是個好兆頭，張先生被女孩搞得威望落地，意味著事情已經亂到了頭。這是在一九六六年春末到夏初之間的一個短暫時期，人人都很失態，弄堂裡成日價吵吵鬧鬧，天黑以後又格外寂靜。一個賊翻牆偷去我家保姆曬在院子裡的一塊花布，也是慘劇發生前的一個事件。我們在房間裡誰也沒有覺察，一個身影悄然翻上我家院牆。發現賊的正是那家的兒子，他送客出來，見一人影蜷縮牆頭便大叫起來。他叫著「捉賊，捉賊，」一邊拔腳就追。那賊跑得比兔子還快，轉眼間出了弄堂。那年春末的上海馬路已經有些寂寥，夜市很少，霓虹燈很少，人們天一黑就早早回了家。他們一追一逃地跑過這城市的著名街道，驚動了街邊居住的人家。最後，那家兒子捉住了偷布賊，奪回了我家保姆的花布。那家兒子奮勇捉賊，從馬路呼嘯而過的景象，帶有一股反常的興奮的味道。慘劇發生前最後一個事件，是街上開始破「四舊」。破「四舊」第一日，他家兒子被勒令脫了尖頭皮鞋，赤足走回弄堂。這就像是那條弄堂孩子的節日，他們興高采烈地尾隨著這傲慢的青年走回我們弄堂盡頭的家，在他身後歡呼，在他進門後，連連按著他家的門鈴。這是最後一道帷幕了，慘劇就要發生。
紅衛兵抄家的夜半敲門最終結束了我們狂歡的弄堂生活。我們弄堂的孩子都回了家。他們弄堂的孩子則如潮水席捲而來。他們佔領了我們的弄堂，他們從早到晚在我們弄堂裡巡邏，走來走去，一旦有抄家的隊伍進來，便尾隨其後，跟進門去。他們對於砸東西有著奇妙的嗜好，這大約是源於射擊圍牆上的玻璃片。他們把瓷器和玻璃器皿摔在堅硬的水泥地上，乒乓亂響。當抄家的隊伍進入我們弄堂盡頭那戶人家的時候，我們全體都為他們懸起了心。人們不約而同地想：這家的兒女要吃苦了。我們弄堂鴉雀無聲，家家門窗緊閉。他們弄堂的孩子，以及大人，喜氣洋洋。走進我們弄堂個個趾高氣揚。他們剪斷了牆頭的鐵絲網，將院子裡的月季花連根拔起。他們還對抄家的造反派說三道四，數落出這家兒女的種種罪行。他們轉眼間和造反派結成朋友，情投意合。他們說說笑笑，談天說地，從下午直到晚上。晚上便宣佈召開對這家兒女的批鬥大會，要求全體居民參加。批鬥大會是在我們兩條弄堂之間的空地舉行。準備會場花了很長時間。拉出電燈，接上喇叭，搭一座簡陋的臺子。然後，燈光齊明，大門推開。我們的弄堂被擠得水洩不通。那條弄堂的人們自覺擔任糾察的工作，維持秩序。留出一條道路，這家兒女出場了。他們面無表情，態度從容，任憑人們朝他們笑罵唾弄。我們在黑暗中推開了窗戶，目送他們前去會場。我不會忘記的是這家的新娘，其時新娘早已是舊娘，可在我眼裡，她還一如鮮花盛開，嬌豔無比。她的長髮編成樸素的辮子，她穿一件藍布衫，可她的美麗絲毫不減，還增加有幾分威嚴。他們一行數人被押上臺子，一律彎腰屈背。大喇叭裡傳來口號陣陣，逼迫他們交出他們的父母。這一對父母已經及時地為他們做了轉移。這一晚，那條弄堂的孩子大人興奮無比，激昂無比。他們叫囂得啞了嗓子。他們揮動皮帶木棍。他們懷了猥褻的心理踢打這家兒女。這家兒女個個鮮血淋漓，他們從頭至尾不吐一字。看著他們這樣高傲的人受辱，心痛欲裂。他們從來服飾整潔，氣質高貴，使人不可侵犯。如今卻被踩在那些汙濁的腳底，這就是我們弄堂的慘劇。
那一年也是學校停課的一年。學校停課，我們成日價呆在家裡。我這才發現我們房子的地板更加鬆動，動輒出聲。又新生出一種軟體的爬蟲，在它爬過的地方，留下了銀色發亮的軌跡。這種銀色發亮的軌跡佈滿了我們整座房子，好像是一個大蛛網。管道漏水日益嚴重，天花板和牆壁上的黃色水漬晝夜擴大著面積。車前草在我不去上學的這一日里開始生長，它們不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這裡一叢，那裡一叢。那種繁茂的豐收的景象，一去不返。收割車前籽這種小孩子的把戲，現在要我做我也提不起精神。孤獨又一次湧上我的心。學校停課最最苦了我們這年級的學生。小學不開展文化革命，沒有紅衛兵組織，不能參加革命大串連。我們只能回到家裡，變成了學齡前兒童，又變成退休的老人。我們又成了散兵遊勇，孤家寡人的一個。有我們幾個要好的昔日的同學在馬路上從這頭逛到那頭，從那頭逛到這頭，默默無語。櫥窗裡也沒什麼看頭，我們走了一陣就索然無味，然後分頭回家。這時候，我們這幢房子裡三個同齡的男孩女孩重又集合起來，在一起做了伴。可是我們各自經歷了不同的學校生活和同學關係，彼此有些像陌生人。我們在一起，多了些客套，有點假惺惺。我們在一起大不如以前那樣隨心所欲，快樂也不如先前。我們覺得在一起還不如分開，便又各自回了家。我們在這種離散的狀態中從小學畢業。沒有畢業考試，沒有畢業儀式，沒有拍畢業照，同學之間也沒有告別。然後我們又在同樣的離散狀態下進了中學。我們按照另一種形式的地段關係分配進中學。我們的中學生活是在停課的情形下開始，去不去學校都一樣。我們中間有一些同學臨到三年中學畢業彼此還沒認識，連名字都叫不上來。我就是這樣的同學中典型的一個。停課使同學關係解體了，同學關係其實是一種很不錯的關係。我們因為學習同樣的課程，經歷同一級的考試而攜起手來，有了共同的命運。我們還可建立競爭的關係，為戰勝對方而牢固地結合在一起。我們的同學關係還可延續到課外，成為發展友誼和增進感情的好條件。我們甚至可以順藤摸瓜，由著同學這一通道去發展更廣闊的社會關係。比如同學鄰家的孩子，鄰家孩子的同學，就像織網一樣，越織越大。我們作為其中一個網眼，便又安全又穩定地存在於社會之中。然而停課使同學的關係解散了。我們分散開來，就好像拋入了茫茫大海，無邊無沿，不知身居何處，不知哪是岸邊。這使我們產生恐慌心理。恐慌心理的根源其實就是孤獨。當我退出索然無味又散漫無邊的學校生活，回到我睜開眼睛就看見我們從小生活的房子裡，覺得這房子像是我的歸宿。它和我有一種自然的關係，好像母親和孩子。可是這房子已經舊得不行，那軟體爬行動物肥滑的軀體使我噁心。有人教我用鹽去醃它，轉眼間它便化成水，一命嗚呼。這種以鹽為武器的屠殺令我戰慄。鹽水漸漸侵蝕了我們房子的地板，這兒一塊，那兒一塊，斑斑駁駁。我有時恐怖地覺得，我們的房子馬上就要爛掉啦!有一次我夜半驚醒，看見枕頭上有一條軟體爬蟲。我放聲大哭，哭聲驚動了整幢房子，我想一切都完了，末日來臨。這一年裡，我出現有一種精神崩潰的症狀。我心情壓抑緊張，害怕那蟲子如驚弓之鳥。我夜裡不敢睡著，生怕睡夢中那蟲子再爬上我的枕頭。我從不敢睡變成想睡卻睡不著。我小小年紀開始吃安眠藥，令大人揪心。後來有一天，滿天陰霾，我情緒低到了頭，簡直沒法說。我衰落地想：應當找個法子。我想來想去，便去收拾我的院子，我一叢一叢地割著車前草，兒時的情景湧到了眼前。灰塵蓋住了泥土，使泥土顏色變淺，並且乾瘦成粉末。車前草的葉子發了黃，生機垂垂。忽聽有人在視窗說：種不種花?我回頭看見了鄰家的男孩，隔窗望著院子。他已長成了大男孩，和小時候判若兩人。我說：種什麼花?他轉眼間走過我家房間來到了院子。他帶來工具還有花籽，我們一起拔盡車前草，清掃了院子，垃圾掃出了十幾簸箕，碎石頭堆成一座小山。我們翻了地，挖了坑，播下花種。然後，天開始下雨，小雨飄飄灑灑，潤溼了泥地。從此，每天我們都在一起，等待花籽發芽長葉。我們種的是喇叭花和晚飯花。男孩說這兩種花是特別容易生長的花，無論多麼貧瘠的土地，都能開花。城市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貧瘠的土地，我們這繁華街道的土地又是城市土地中最貧瘠的一塊。我們天天澆水、拔草，還用碎石砌成花壇。然後我們蹲在地上耐心等待。
後來，晚飯花開了，一蓬又一蓬，牽牛花也爬滿了牆壁。粉紅色的花看上去，紅雲一片。我和鄰家的男孩坐在花下，說著關於種花的一些閒話，心境很寧和。我們總是在院子裡說話，一說就到天黑。我家的院子，就像一個孤島，我們是兩個偶然相逢的孩子。這是一個平靜的孤獨時期，這城市裡所有像我們這樣年紀的孩子全都各自為陣，在自己家裡過著自己的日子。我們偶然到學校去，人也總到不齊。坐在教室裡無所事事，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有時候老師將我們集合起來，卻不知道該幹什麼，於是又解散回家。我們這些孩子解散回家，好像大水漫過了田野，漫無目標。我們出自本能地隨了大溜走，走出校門這才真正地解散，各歸各的家。走向校門的這一段路是我們心裡最安寧的道路，我們雖然互不說話，可是心心相印。那就是我們都愛遊行的道理。那年頭無窮無盡的遊行活動，可說在某種程度上救了我們。遊行是我們在中學裡惟一的集合形式。我們從來不去過問遊行的目的和意義，我們只是需要大家走在一起，齊步向前。在佇列中，我們感到愉快，並且激情洋溢。路上的行人駐步旁觀，使我們生出莫名的驕傲之心。遊行對於我們，其實是一種集體散步。如不是遊行，我們沒有理由走到一起來。所以，無論遊行的道路多麼漫長，我們都沒有怨言。無論遊行是在白天還是深夜，我們也都沒有怨言。深夜把我們集合起來去遊行，在那時是常有的事。這於我們是一種夜生活，嘴裡不說，心裡都高興。我們中間有許多友誼關係，都是在遊行中結成。我們中間還有一些如今叫作早戀的情愛關係，也是在遊行中結成。我們在遊行隊伍中搔首弄姿，眉來眼去。我們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分你和我。我們在遊行中練了腳勁和忍飢耐渴的能力，還有暗傳心意的方法。去遊行，我們總是裝束整齊，儀態端莊。路人的注目使我們暗暗得意。遊行在那時相當於今日的「party」，是拋頭露面，展現各自風貌的好機會。我們暗地裡互相比較風度和口才，我們儘可能做到妙語連珠，語不驚人死不休，希望引起同性或異性的注意。矛盾也就此產生。遊行到了後來，總是矛盾重重，相互的意見一大堆。遊行成了一個小社會，人事關係複雜。遊行中遺留下的芥蒂有無數，有的還能影響長遠。但是遊行畢竟只是一個臨時的集合，隨聚隨散，具有一種形式上的集合含義，卻沒有實際的內容。它可暫時地使人感受到集體性、社會性的氣氛，卻聯合不起人的命運關係。就像現代的「party」，它其實製造了一個人和人在一起暖融融的假相，是一個煙幕彈。待到燈火闌珊，人們便離散開來，各回各的家。那時，我們小小年紀，我們對遊行寄予莫大希望。我們盡情地享受遊行的歡樂，認為遊行是個不散的筵席。我們走在隊伍裡時感情激盪，隊伍散後情緒就低落。可是不管怎麼說，在我們那時的中學裡，有遊行還是要比沒有遊行好，它在感情上滿足了我們人類群體性的本能需要，暫時將我們從各自的孤島上挽救出來，集合一會兒，再放逐我們回家。那時候我還有個奇怪的心思，不知是怎麼產生出來，那就是等信。
世界上會給我寫信的人可說一個也沒有。我認識的人全都住在這一條街道上，沒有必要寫信。我們小小的年紀，也沒有寫信的習慣。可是我卻心心念念地等信，一天兩班的郵差是我等待的人。聽到郵差的腳踏車鈴響，我就心跳，等他走後，才悄悄開門走出房間，去看那信箱。我對街上的郵筒還生出好感。我想，許多信都投放在這裡，然後再送到四面八方，將分離的人們聯絡起來。我還想，其中會不會有我的一封信呢?我完全沒有理由等一封信，可我卻等得非常執著，並且滿懷信心。我等了上午又等下午，然後想我的信正走在路上。我等啊等的，一天一天，一月一月。時間流逝使我悵然若失。因為沒有等到一封信，我覺得日子都白過了。我想一封信想得著了迷，我為我等待的信創造了許多種經歷。有一些經歷實在蹊蹺得可以，稱得上是傳奇。後來我做了一個小說家，最初的創作大約就是在此開始。等一封信是我極其隱秘的心事，我從來不與別人說，我也沒有人可說。這封信是我的折磨也是我的支援。心情低落時，我就想，明天會來信。由於我等信又等不到，我就覺得我的一切都成了未知的謎語。有一天，我家信箱裡來了一封寫錯地址的信，它寫了我家的地址，可是姓名全不對。那信在我家敞開著的信箱裡插了兩日，我進出都看見那信，產生了無端的遐想。我想，這封信會不會寫給我的?寫信人不知道我的名字就胡亂編了一個，或許他以為我就叫這個名字。我的推想越來越合情理，事情變得不可懷疑。我悄悄拿起這信揣在懷裡，這封信被我的手摩挲得很溫暖，也很親切。我摩挲了整整兩天卻下不了決心拆開它。一是不敢，二是生怕希望破滅。這封信在我口袋裡，使我的懸想有了具體的外形。拆信的那一刻於我非同小可，我按捺著心跳，閉著眼睛，狠命地一扯。信被撕成兩半。我抖索著鼓足勇氣，看了幾遍也沒有看明白，短短幾行，字跡潦草，文理不通，寫信人和收信人都很陌生。我嚇得要死，犯罪的心情使失望顯得不那麼要緊了。我想私拆信件是可恥又可鄙的犯罪行為。我將這封信拼了又拼，再也恢復不了原樣。後來我決定將這信藏匿起來，這信在我口袋裡使我產生了嫌惡的心情。於是我便燒了它，灰燼衝下了抽水馬桶。由於等一封信，我犯了罪。雖然人不知鬼不覺，可我心情沉重。然而等信的念頭我絲毫不減，我還是天天等、月月等。牽牛花已經包圍了我們的房子，使它像一座綠色的古堡。晚飯花開了一批，謝了一批，種子撒落一地，又種下一批。盤根錯節，越開越盛，枝葉花朵蔓出了花壇，佔滿整個院子。
這一年的冬季，我們房子的孩子興起踢毽子的遊戲。我，男孩，還有女孩，在過道上舉行踢毽子比賽，我們將整幢樓弄得震天響。過道的地板是全幢房子中最最鬆動的地板。我們形象很奇特的，一隻腳穿了老太太的蚌殼棉鞋。這種棉鞋對於踢毽子，效果十分好。我們忘乎所以地大笑著，快樂得不行。當我們將腳屈向身後作著一連串的「打拐」的時候，房間裡放在高處的東西都紛紛震落了地。這一時刻令張先生心悸，房子倒塌的一幕在他腦海裡上演。他幾次派阿太下樓來阻止我們，我們嘴裡應著，腳下卻踢得歡。我們踢毽子的技術越來越高，毽子就好像長在了我們腳上，要它落它也不落。我們三個的技術各有千秋。女孩善於「打拐」，她身手不凡，借了鬆動地板的彈力，一躍一躍，可連線不斷。我的長處在於耐力，我曾經一口氣踢了五百下，臉不紅，氣不喘。
男孩的花樣繁多，即興性很強，常常給我們來個出其不意，並帶有滑稽表演的味道。他總是逗得我們笑彎了腰，得個滿堂彩。踢毽子必須在室內進行，室外北風呼嘯，會將毽子吹得搖搖蕩蕩。踢毽子還有取暖的作用。我們的城市因為在長江以南，沒有取暖的裝置。潮溼寒冷的冬天，這城市的孩子全都生了凍瘡，手上，腳上，還有耳朵上。我們戴著手套踢毽子，兩隻手熊掌似的一擺一搖，身上出了汗，腳上的凍瘡也由刺癢轉為不痛不癢。白天大人都去上班，房子空空蕩蕩，我們踢毽子的聲音就格外響，還激起回聲。張先生退休在家，每天至少要三次派阿太下樓來阻止。勸止的話越說越不好聽，而我們全當了耳旁風。終於有一天，張先生絕望了。我想，張先生絕望，是從他孫女兒在弄堂裡當眾衝撞他就開始了萌芽。當了眾人的面，張先生的威嚴竟不能使他的孫女兒屈服，這從根本上挫傷了張先生的自信心。張先生長期以來，心情其實都很壓抑。他每天坐在房管所的辦公室裡，填一些關於房屋維修的報表，他惟一的夥伴就是我們這一幢搖搖欲墜的房子了。那天他走到陽臺上，很吃驚地發現，樓下院子裡的車前草全換上了晚飯花、牽牛花，一直開到他的窗下，一朵又一朵。他已經好久沒有到陽臺上來了，上海這城市已沒有不夜的市光，夜晚黑得要悶死人。這天張先生的心情比較好，天氣也比較好。那粉紅色的花布滿院子，他想這顏色太嬌豔了，與這個年頭的氣氛大相徑庭。他以為一切不協調的景緻都不是吉兆，他寧願他看見的是荒涼的車前草。後來，我們踢毽子的聲音激怒了他。我們從早到晚地踢，他勸也勸不住。他的孫女兒也在踢，又怎麼能去說別家的孩子呢?我們每一腳都好像踢在了他的心上，使他疼痛難忍。我們每一下跳躍，房子都要抖動一下。張先生的心臟受了傷，他心跳一會兒快一會兒慢，有時候甚至停止了。有一天，他在我們踢得最熱烈的當口，忽然對阿太微笑了一下，然後站起身說，我們一起跳吧。說著，他便原地跳了起來。張先生的跳躍聲從三樓地板直傳下來，驚動了我們。我們想：發生了什麼事情啊!我們很殘忍地笑著，推搡著上了樓去，擠在樓梯口，看張老先生跳。可是這一情景立即震懾住我們，女孩放聲大哭，我和男孩溜下樓梯，回到自己家裡，躲藏起來。
很多年後，我們搬家了。離開這房子時，我感覺生命被割裂了。這房子和我生命中最初的時期連在一起，帶有接近自然的形態。我走到哪裡都忘不了它，我不問來由地就對它生出至親至愛。搬家後再回來看房子，我都難下決心，步履沉重。接近它於我情感上是一個重大的觸動，徹心徹肺。回去這房子第一次使我產生有歷史的感覺，它在我生命中第一次留下了歷史的痕跡。搬家中止了我經驗的延續性，我辛辛苦苦單槍匹馬建設起的社會關係到此結束，又將重新開始。上海這城市每天都有人搬家，從這一處搬往那一處。我們好不容易認識的人卻要離開，而去到另一些陌生的人中間。我們的人際關係史不斷地因為遷址而中止再從頭開始，遷址將我們的歷史分為一截一截的，成了片斷。這一次搬家以後，我還要再經歷搬家。第二次搬家時，我已習以為常，心情平靜。頻繁地搬家使生活帶有流浪的性質，似乎居無定處。搬家這事只要一開頭，就接而再，再而三，慢慢會成為一種習性，不搬家就渾身不舒服。我們頻繁地認識一些人，拋棄一些人，這城市裡的人多得認也認不完。我們和人的接觸都成了泛泛之交，蜻蜓點水一般。搬家還要清理東西，將多少年積累下來的舊東西扔掉。舊東西其實是時間的遺物，有時候提醒一下我們對往事的記憶。那年我們搬家，我心痛欲裂，我向往事作著告別。往事不僅有時間的意義，還有空間的意義。搬家割裂了我的空間，將我生命的空間分成一塊一塊的。我們搬家是一點一點來的，分成好幾天。我最後離開那房子時，手裡抱了一大堆鄰居們送的糕點，意思是祝我們家高高興興。這些人家我大都不怎麼熟識，見面也不定打個招呼，可是離別使我們相親相敬。送糕點的習俗是上海這城市僅存的習俗中的一個。按習俗，我們家應以糰子回贈大家，意思是祝大家團團圓圓。可我們家對這城市的習俗很少了解，我們傢什麼樣的習俗都沒有。我對大家的贈送不知如何回答，只是空洞說著「謝謝」。抱著一堆糕點上路，本應當高高興興，可是眼淚卻流了出來。就這樣，我離開了我從小生活的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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