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這種孤兒的習性使我很感寂寞，有時我會向母親問東問西，而她完全不理解我為什麼對親戚這樣熱衷。終於有一次，母親被我問煩了，她忽然流露出一股悲憤之情，她說：親戚算什麼?過年的時候，我奶奶帶我到我姨母家去，我在樓梯底下磕三個頭，上面就扔下一塊錢，這就是親戚。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家和親戚們被分野在兩個階級陣營之中，這大約就是歌曲裡唱的「親不親，同志情」的道理。從此，我再走過那幢大房子，眼前就出現了母親跪在樓梯底下磕頭的情景，這情景刺痛了我當時還相當柔軟的心，而這種刺痛卻使我與這大房子的關係變得具體化了。於是我就反覆地去想象那幅情景，體驗被刺痛的心情。有幾次，我們學校也組織我們到那裡活動，我參加少先隊的儀式也是在那裡舉行，曾經有一位畫家，一定要為戴著遮陽帽的我畫肖像，我不肯，他就追著我不放，我跑到東，他追到東，我跑到西，他追到西。這時候，我完全忘記了我與這大房子的關係。這門親戚我見也沒見過，我對他們，沒有恨也沒有愛，要說有恨，也是後來培養的，於我沒有切身的聯絡。我在那裡一瘋起來就什麼都忘了。作為一個少年宮，我對它還有點看不上眼，比起市少年宮，它簡直算不上什麼。市少年宮是一個德籍猶太人的產業，這故事也記錄在帝國主義侵華史上。那是一座大理石砌成的大廈，帶有維多利亞時代富麗而典雅的風格，以它來對比一個民族工商者的我姨婆家的產業，便可看出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的懸殊差距。我想，母親的姨母應當是外婆的姐妹，她們姐妹一人得了白喉，另一人住這樣的大房子，世道真是不平，而又人情比紙薄。財富真是個有害的東西，它將自然的血緣關係破壞，再重新組織關係，使世界陷入混亂。從此，我對親戚這一回事便淡薄了不少，而且對財富也起了恨意。這種情緒，在某一個成長時期甚至很激化，「文化大革命」中，我參觀抄家非常熱心。外婆的墳墓被推土機平掉就在這段日子裡。報紙上一連三天刊登了這則啟事，說「連義山莊」因市政建設需要將要遷地，日內請墳主前去拾骨遷葬。我們家看報紙總是很粗略，何況我們家的危機正逐日逼近。革命再一次使社會關係產生分化，同志隊伍中有一些人陸續轉為非同志。這種形勢之下，那些位於報紙夾縫裡的啟事，我們家根本無心留意。事過之後聽人說起，才知道外婆的墳墓已不復存在。這訊息並沒有給我們家帶來任何影響，悲傷這樣的情緒是一點沒有。外婆死的時候，母親實在太小，沒有記憶，革命隊伍又把她磨練得很堅強。而當我看見別人家的外婆，才猛然醒悟到，假如我的外婆活著，也會這樣牽著我手，對我說這說那，外婆外孫女兒總是親如一家。外婆並不是遙遠到看不見的一個人，她完全可能和我們朝夕相處，晨昏相伴。我還想，沒有外婆就沒有母親也不會有我，我身上其實流淌著外婆的血，而外婆自己竟一點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悲傷啊!
是外婆的墳沒有了之後，我才想起外公的。我想外公也應當有一個墳。墳地是一個好東西，它帶有家園的意味，它將我們死去的親人挽留在那裡，又將活著的我們召集去那裡，使我們永不離散。去找墳地就好像去找我們的家。母親卻說，外公沒有墳。外公做了野鬼，死無葬身之地。自從外婆死後，外公就不見了蹤影。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家的事情就是這樣糟糕，人人都很出格，走著莫名其妙的道路。外婆染上白喉，已屬偶然，外公卻又去浪跡天涯，成為少數浪子中的一個。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真正的替罪羊，那就是外公。我想是外公的不負責任，使母親成為孤兒，繼而使我們家那樣寂寞，沒有長輩，也沒有親屬。先輩們應當認認真真地譜寫家族歷史，前仆後繼，代代相傳，使血緣的鎖鏈環環相扣。現在可好，一個的墳被平掉，另一個則拋屍荒野，使我們血緣系統中關鍵的一環斷裂。
外公棄家而走，是中斷我們家歷史、割裂我們家社會關係的關鍵一著，從此，舊的一頁翻過去，新的一頁展開。母親原來是個浪子的女兒，集孤兒與被拋棄於一身。我想，母親最後選擇了戎馬生涯，和外公的遺傳不無關係。母親做過工，教過書，最後到了軍隊就好像到了家。行軍的時候她總是唱著歌，永遠不知疲倦。渡江時她靠了樹打盹只是一剎那，轉眼間便精神抖擻，歌不離口。「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歌曲迅速流傳，有她不可磨滅的一份功勞。由於營養不良，母親得了嚴重的夜盲症，晚上起夜沒找到廁所卻跌進水溝的事件時有發生，可是這絲毫不影響她一如既往地喜歡夜行軍。她憑了狗叫聲，也可辨別出走過了一個新的村莊。如果長久的沒有轉移的命令而停留一地，她就會意氣消沉。母親在軍隊是一名文工團員，她不大會跳，不大會演，嗓子像公鴨，樂器一件都不會，可她想象力豐富，會編寫歌詞，「跑得快就是打得狠」之類的歌詞，她一夜可寫十幾首。這樣，她就成了一個著名的戰地歌詞作者。一邊行軍，她就一邊寫詞，寫完之後交給曲作者，轉眼間譜成歌，立即唱遍在行軍路上。這種流動的熱情的生活是我母親一輩子都懷念的生活。她說，行軍的快感在於，你一直在向前走，行軍的快感還在於前邊有什麼在等待你，你卻不知道，這其實也就是希望的意思。她說，行軍是個好活動，成百上千的人，走成佇列，朝著一個方向齊步走本身就是一種歌唱。行軍的時候，會有一個特別勞累的階段，腿腳發軟直打絆，一步一個跟頭。可是越過這個極限便會獲得節奏，是什麼節奏呢?有些像音樂中的「如歌的行板」——這是我母親這個詞作者多年與作曲者打交道得來的知識。在和平的日子裡，由於沒有行軍活動，母親的革命性就有些衰退，這體現在她阻撓我上山下鄉這一行為上。我母親的流浪漢習性在生養了我們這些寶貨、母性大爆發之後，漸漸熄滅了，她漸漸變得居家起來。她對於我們家的一針一線，一草一木都非常愛護。她每晚用算盤這一件古老計算工具籌劃我們家的開銷，將我們家的餐具、服裝分成平常時用與節假時用兩套系統。她要我們早上上學離家時要說一聲「再見」，誰要少說這一聲，回家就沒有好果子吃；她還要我們放學後準時回家，誰要無故拖延回家的時間也沒有好果子吃。她像箍桶似的將我們家庭牢牢箍住，這其實在另一個極端上反映了她流浪和孤兒的身份。行軍成了她的一項回憶活動。有幾次行軍是她主要的話題，一是魯南突圍，她六天沒脫軍帽，頭髮裡的蝨子成了團；一是渡江，她學會了怎樣邊走邊睡，急行軍就像是球賽進入禁區全速奔跑的那種氣氛，激動人心。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興起的拉練活動，又使她嚐到一次行軍的甜頭。那一天北風呼嘯，小雪飄飛，母親神情莊嚴地上了路。關於行軍的歌，母親寫了一簍，最為膾炙人口的是那首「跑得快就是打得狠」。這是提出了一個行軍效率的問題，當然這是對於行軍的戰術意義而言，就母親個人來說，行軍具有象徵的意義。母親是在行軍的間歇，也就是某一個駐地認識了父親。父親是第一個使母親激起母愛這一種情感的人，母愛對母親是第一重要的情感，這是孩子我的認識。這裡一定有褊狹之處，但是孩子所能設想的母親的情感除了母愛實在想不出別的。父親是那種永遠需要母愛的人，所以，母親就好像是我們全家的母親，這也是我一旦尋根就尋到母親那裡去的原因之一。
行軍生活是母親青年時代最快樂的時光，在這之前都很暗淡。關於這暗淡的歲月，我聽母親描繪過幾次，幾次都提到她祖母這個人。她祖母帶著她，一老一小的怎麼活命啊!這老太生了個不要家的兒子，又娶了個短命的媳婦，命真是比黃連還苦。她們基本是在上海和杭州這兩個地方來來去去。在上海過不下去了，就想杭州也許好些；到杭州也不好，就想，上海還有點活路。她們總是在籌劃盤纏，同時作逃票的預謀。一上火車她們便裝作陌生人，素不相識。當人們不注意時，祖孫二人視線碰到一起，便擠一擠眼，這是快樂的不期而遇。有時候，她們還會裝成萍水相逢似的，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她祖母說：小伢兒，你一個人去上海做什麼?她說：我奶奶在上海等我。或者這樣，她說：老婆婆，你一個人去上海做什麼?她祖母說：我孫女兒在上海等我。一邊說，一邊在肚子裡憋不住地笑。那時候，杭州到上海是一天一班慢車，車上是木頭的長條椅，一搖一晃，一坐就是一天，這就是她們祖孫所找到的消遣。睡覺也是一種消磨的辦法，無票乘車的母親一上車就骨碌一下滾進木頭長椅底下，火車哐啷哐啷的節奏催人入眠。母親就在這一來一去的火車旅行之間長大，她的身高漸漸高出了車廂裡的木椅，她就蜷起身子，不讓查票的看見。她們的生計主要是她祖母替人翻絲棉和向富親戚家「借」錢。母親到大房子磕頭就是「借」錢的一幕場景。她們所以沒有去討飯是因為她祖母的虛榮心。她祖母說：我們家祖上是狀元出身，書香門第，做不到光宗耀祖，也決不可辱沒門楣。做狀元的好後代這一個信念支援著她們祖孫決不去討飯，她們無論如何不能淪落到乞丐這一步去。就這樣，一名狀元出現在我們家的歷史上了。
曾外祖母這人我想起便覺得慘淡而又悲壯，她是努力要使我們家歷史堂堂正正往下寫的一人。別的人都在隨風而去，起著破壞歷史的作用，她一個人力挽狂瀾，於事又有何補。記得曾外祖母的除我母親，還有一人，是母親的小學校長。當她祖母送她上學去時，他正坐在課桌上挖腳。那是一所貧民小學，學雜費全免，這校長其實是一名地下黨員，後來竟成為母親所在機關的領導，也是同志之一。母親在和領導談工作之餘，有時會共同回想過去的往事：領導教她讀書。他教母親背誦《伊索寓言》——「從前有一個農夫」。母親在背書方面缺乏天才，當別人放學回家，她卻留在學校，繼續背誦「從前有一個農夫」。校長坐在桌子上監督，一邊挖腳，然後說：你這小孩沒有指望了。母親使他失望，所以並沒有成為他發展革命力量的物件，母親參加革命是從另一條道路。對於母親成長為一名同志，他並沒有建樹，他沒有教母親任何革命道理，只教「從前有一個農夫」。母親記得他有一日神秘的失蹤，小學校便不宣自閉。關於他的傳說有許多，有說他是個掮客；做黃貨買賣，賠了錢無力償還，只得卷席而逃。上海這城市，這類詐騙背信拆白黨行徑天天都有發生。這裡集中了許多底細不明的人，他們來無影去無蹤，神秘兮兮。貪小圖利的二房東，為了把他們那些三層閣、亭子間，甚至灶披間租出去，從來不過問房客的來龍去脈，只要不拖欠房租就行。其實，校長只不過是從這個區遷到了那個區，重新又開辦了一所貧民小學。他所以連夜搬遷是因為那天晚上有個外國人來敲他的門，說要找某人，是個女人的名字，他說沒有此人，外國人卻不依，繼續把門敲得砰砰響，驚醒了一條弄堂，人們都推窗張望。校長只得再去開門，再次說沒有他要找的人，外國人不相信，直往他身後看，最後才悻悻而去。校長覺得事情蹊蹺，心想這地方不能再呆啦!做他們這樣工作的人警惕性總是很高。他們生活在日偽佔領的淪陷區，好比生活在敵人的心臟。他們睡覺的時候都保持著清醒的耳目，一旦有異常情形發生，立即作出反應。能夠人不知鬼不覺地迅速搬家也是他們必要的本領。他們的生活用品總是可簡可繁，要說走，一個鋪蓋就可走，要說留，轉眼間便安居樂業。他們還能夠搖身幾變，今天是個商人，明天就成了個夥計。他們在形勢較好的時候，積極地工作：傳送情報，接應同志，宣傳革命，發動群眾；當革命進入低潮時便偃旗息鼓，儲存鬥爭力量。校長在一夜之間搬了家，他想：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別看他平時動作遲緩，搬起家來機靈得像一隻鼠。後來他才知道那只是虛驚一場，原來在他之前的房客是一個妓女，那天是她多年前的老相好上門，情況就是這樣。校長和母親就這樣分手，後來，在解放上海的戰鬥中，母親是野戰軍，站在進攻的隊伍裡，校長則是內應，這一對師生就此成了同志。這種戲劇性的事件在後來的和平時期就極少發生，動盪的社會就有這點好處，可為人生提供奇遇。為母親製造這奇遇的開頭一人，應當說是曾外祖母，她在她日薄西山的日子裡，還努力地為母親建立著社會關係。母親和領導的親過常人的關係上，有著曾外祖母生命的一抹殘照。後來，領導他也死了，雖說是壽終正寢，可也令人哀思綿綿。在這世界上，舊的關係漸漸在解除，新的關係卻來不及建立。死去一個相熟的人，剩下的我們就又孤單了一點。我發現，母親為什麼不怎麼怕孤單，還因為有這些奇遇墊底，而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也很想有一件奇遇，比如說在公共汽車上，或者馬路上的不期而遇。戰爭的年代已經過去，奇遇的舞臺只剩下這些公共場所。可是一旦有陌生人對我們說：朋友，去看電影吧，我們又會瑟縮不前。不能怪我們葉公好龍，而是因為這城市的治安不怎麼樣，犯罪率每天在增高。母親雖然是一個孤兒，可是能有這些奇遇，為她創造不尋常的同志關係，可謂是孤兒不孤。而我們有爹有娘，倒像是真正的孤兒。
母親她祖母在撫育母親的過程中，有過數次壯舉，其中一次是拐賣丫頭荷花。荷花是母親她姑母、即她祖母的女兒出閣時的陪送丫頭。從這點看，母親家曾經有過一個繁榮時期。這裡又有一個人物出場了，那就是母親的姑母。她姑母雖然生長在我們家的鼎盛時期，卻只讀過半年書，中途而廢的原因是在她上學的路上，總有一個男孩用石頭扔她。到底是出於什麼樣的心理?是一個窮人對富人的仇視，還是一個男孩對一個女孩的轉愛為恨?誰也不知道。總之，她姑母讀了半年書，男孩就扔了半年石頭，使得她姑母視學途為危途，輟學回家，兩下里都太平了下來。荷花大約是從小買來的丫頭，沒爹沒孃，和她姑母一同長大，最後陪送到了她姑父家。拐賣荷花的計劃，是在她祖母山窮水盡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作出的。所有的親戚都已經因為無窮盡的告貸而冷了臉面，我想其中一定也包括杭州的她姑母家，並且由於她祖母的不斷上門，使她姑母在夫家的日子不太好過。她心裡一定又愁又怨，雖然每日里穿金戴銀，做少祖母的款兒，其實卻是個斷腸人。當時，她們祖孫已經斷了炊，她祖母當機立斷，讓母親自己呆在上海，獨自一人回了杭州。這一趟回杭州她祖母沒有買票，她身無分文，心反而定了，想：隨你把我怎麼辦，我反正就這樣了。她這種念頭已經接近於耍賴，卻也包含有「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這一層道理。她想，她只有一件牽掛放不下，那就是我母親。想到我母親，她不由悲涼地想到：自己要死了可怎麼辦?我想，這就是她祖母后來去吃那致她死地的人參的思想源頭。她想到她一旦死去，我母親的悽慘景象，忍不住就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她一個人哭得哀哀的，也沒有人注意她，乘坐火車的人總是昏昏欲睡。她用破爛不堪的衣袖在臉上橫一把豎一把地抹著，車窗外已經換了景色。她祖母來到岳墳附近的女兒家門口，天還沒亮。風有些涼，她祖母站得腳麻。她雙手籠在袖子裡，望著天上的星星，一顆一顆冥滅。她想她這一生，向回看沒什麼意思了，向前看也看不見什麼，只有眼下，於是就什麼也不去想了。風吹過來，似乎還帶有南宋時的弦管歌舞的輕音曼曲，那股綺靡之下的衰落之氣瀰漫在晨曦裡面，一點一點消散開去。只聽「吱」的一聲門響，她祖母不由地抖索了一下，思想從漫無邊際之中收攏了。她看見後門開了，一個身影掩了出來，正是荷花，她一手攏著披散開的頭髮，一手端了一個簸箕。她睡眼惺忪的，路也走不直。當我曾外祖母走出來，奪過她手中的簸箕往地上一放，她不由地驚了一下，險些兒要叫出聲來，等看清了是我曾外祖母時才鬆下一口氣，叫了聲「老太太」。荷花這一聲叫，卻勾起了我曾外祖母的無限感慨。她想：如今還有什麼老太太不老太太的了。她看了看荷花，見她滿臉納悶，憨態可掬的樣子，不由嘆了一口氣。荷花說：老太太為什麼不進屋去，要不要我去叫姑娘出來。她以為我曾外祖母這回來也和其他無數次來一樣，是向姑娘要錢要首飾。我曾外祖母搖搖頭不言語。停了一時，她忽然笑了一下，湊近荷花的耳朵，說：荷花，跟我去上海不去?荷花疑疑惑惑地說：去上海乾嗎?我曾外祖母就慢慢地與她說，在上海給她找了份幫人的事情，服侍產婆，管吃管住，還另有工錢。不容荷花猶豫，我曾外祖母推起她就走。荷花也不想想等會兒姑娘找不到她該有多著急，也不探探老太太話中的虛實，只說了一聲：等我把簸箕倒了送回灶間。我曾外祖母當然沒依她，她也不再爭了，兩人就這麼一徑來到車站，上了火車。可憐荷花她連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懵懵懂懂到了上海，還當是在做夢。我曾外祖母早已經說好了買主，荷花一到，就一手交錢，一手交人。這一次買賣，扣去中人的佣金，付了拖欠的房租，到當鋪贖回過冬的棉衣，還剩有幾十塊光洋，供我母親她們度過了一段安樂的日子。再說杭州那邊，找了一天的荷花，連個影子都沒找到。只有我姑婆私下有些明白，卻要作出更不明白的樣子。她一家一家親戚走著，見人就問：看見荷花那死鬼嗎?心裡則暗暗叫苦：媽呀，你造的什麼孽啊!她想她母親這一段音信杳然，她母親每一段音信杳然之後都會有出其不意的驚人手筆出現。她想她母親拖了個孫女兒不知度的什麼樣的日子，眼看著冬天又要到了。她想著這些，不由愁腸百結，淚水漣漣。而這時候，我母親和我曾外祖母已經吃上了多日以來第一頓飽飯，隨後進入了甜蜜的夢鄉。惟獨不知道的是，荷花到了哪裡，是做了人家的丫頭，還是小老婆，或者是一個婊子。荷花從此不知下落，永遠地消失了。
這些人物和事件我都是連問帶猜這麼得出的，虛實很難推敲，但母親從小在杭州與上海來回這點不會錯，這是她親口對我說的，附帶說出了逃票的情節。我想母親那時其實是上海城市的流民，屬社會不穩定因素。她們棲宿的大都是灶披間這類地方，租金很低。她奶奶也具有夜間逃遁的本領，在當付房租的前夜，無聲無息地消失。她們的行李非常簡單，只有一條棉被和一條席子。她奶奶揹著棉被，席子由我母親負責。她們在火車站也睡過三五個夜晚，席地而臥，頭上是星星月亮，帶有露營的氣氛。四周全是席地而睡的人們，城市的火車站是一個大露營地，許多流浪的人們在那裡度過前途未卜的希望蠢動的一夜。他們出於逃避現實的本能，入睡都特別迅速，睡得還特別酣暢，好像是世界上最最安居樂業的人。睡覺是一件好事情，它可緩解一切危機。這樣的露營地對於一個孩子，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孩子們吵吵嚷嚷，不一會兒就結起了歡樂的聯盟，他們瘋過了頭，最後終要招來大人的責打，以啼哭著入睡收場。母親參加露營一般是等待次日凌晨的火車。凌晨乘車有一種天地蒼茫的感覺，站臺上燈光昏暗，車廂裡面空蕩蕩，汽笛在靜夜裡嘶鳴。都說上海是夜上海，上海的夜晚最美麗熱鬧，其實上海夜晚是最最寂寞，最最動盪不安的夜晚。在她們祖孫流民的生涯裡，她們和人的相遇淨是萍水相逢，她們今天認識一個，明天就離開了，今後不會再見到，像校長那樣的奇遇畢竟只在少數，大多數人物的出現都是一次性的。在她們祖孫的流民生活中，比較固定地出場的人物，除了她們需要求貸的姑婆家和姨婆家，還有兩個不定期出場人物，一個是她奶奶的兄弟，即母親的舅公，另一個是她奶奶家當年的賬房，後來在上海當鋪裡做朝奉，叫七斤公公。
關於她舅公，母親的記憶很不詳，她一會兒以為他在杭州開有一個的篤班，來過上海扇子橋一個劇場演出；一會兒以為他喜歡變戲法，跟過一個雜技班子，演出的地點是在上海「大世界」。總之，她舅公是一個熱心民間藝術的人物。為了建設的篤班或者是學習變戲法，他傾家蕩產。他從鄉下買來窮人家裡養不活且又聰敏伶俐的女孩子，供她們吃穿住，再請師傅來教戲，置辦行頭也很花錢。的篤班據說是越劇的前身，在浙江南部一帶，分佈有無數個的篤班，它們自生自滅，在世道安定，經濟略為繁榮的時候，串街走鄉地演出一齣出才子佳人的脂粉故事。那是一個民風自由而抒情的地方，有西施和范蠡的傳說為他們樹立了愛情至上的榜樣，他們和以儒教為正統的中原政治保持了地理和心理的距離，編派情事是他們的特長和熱情所在。他們大都小家小戶，員外家是他們的最高門第。使一位員外家的小姐和一名窮書生聯合，窮盡了他們對愛情的傳奇性和社會性的最高想象。員外小姐和貧寒書生是的篤班戲文裡的永恆人物，培養一個生角和一個旦角是一個的篤班的基本建設。她舅公對生角和旦角的要求很高，他有伯樂的膽，卻無伯樂的識，他培養了多名生旦角色終也沒成器，演出很失敗。在扇子橋頭炮就沒打響，接著是連日雨雪，場子裡空空蕩蕩，當地的流氓又來搗蛋，因他忘了給地頭蛇燒香。最後他是典賣了衣箱行頭，才得以回到杭州。這只是她舅公的篤班無數次興衰中的一次。他具有不屈不撓的性格和對理想執著的追求。學習變戲法也是花銷很大的事。戲法的秘訣是家傳法寶，傳男不傳女，像她舅公這樣一個沒有遺產繼承的人，要去偷得一點技藝，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不知在師傅身上花了多少錢，他在這個師傅身上花點錢，那個師傅身上花點錢，還要收買師傅搭檔。他善於鑽研，廣開思路，眼明手快，詭計多端，他學了一招又一招。關於她舅公是變戲法的這一說裡，還有一個情節，那就是他是青幫中的一員，屬「通」字輩。「通」字輩雖然是青幫裡的小字輩，上有清，淨，道，德，大，五代壓頂，但「通」輩中亦出過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上海影星阮玲玉的情人唐季珊。入幫是要花錢的事情，像他這樣半途出道的戲法家，要加入一個雜技班子，我想也要靠錢去通融。在「大世界」演出自然是她舅公事業輝煌的頂點。「大世界」的雜技場子當是在中心地帶，幾層長廊環繞。變戲法又是雜技中頂頂令人激動的一幕，多少神奇古怪的事情就在眼皮子底下發生，頓時山呼海嘯，波瀾起伏。那時候上海這城市是個做夢的城市，聽著像是夢話的，轉瞬間卻成了現實。這是這個近代城市發展初期的重要特徵，就是機會很多，可能性很大，瞬息萬變。變戲法是將夢想實現的過程典型化，叫人們滿心歡喜。像「大世界」這樣的演出畢竟難得，更多的時候他是獨自一人，找不到班子。他游來逛去的找班子，通人情，花錢如水流。那時我曾外祖母家還可以，這個姐姐便成了他資金的重要來源。
她舅公在她奶奶家不受歡迎，無論是的篤班還是變戲法都不上桌面，有辱狀元后代的門庭，於一個小型工商業主門下也是不恥的賤業。她舅公總是從後門迂迴地接近她奶奶家，姐弟二人坐在灶間裡，嘁嘁嚓嚓說個不停。她舅公梳一個油光的分頭，白紡綢的長衫，手裡經常捏一把摺扇，作他的道具。他行動說話都像做戲，令她奶奶家的人深深討厭。一旦發現她舅公又來與她奶奶接頭，家中就會爆發一場爭吵。我外公還懷疑我曾外祖母貼錢給他，這是在我曾外祖父去世之後，我外公與我曾外祖母矛盾的焦點。我外公懷疑我曾外祖母給他的錢遠遠超過實際的情況，出於怕吃虧的心理，我外公就加緊花錢。我外公花錢的方式五花八門，鬥蟋蟀，扎鷂子，吸鴉片。鴉片這東西其實並不像後人說得那麼可怕，它使人陶陶然，心平氣和，脾性特別安詳。煙膏的香味，沁人肺腑，令人久久不能忘懷。它還是一種良藥，可治療拉痢和肚疼一些毛病。於我外公這樣的人家，完全是能夠承擔的消費。問題在於曾外祖父死後，家中的情形就處於光消費，不生產，還要發生內戰，離心離德，這是我外公家破產的原因，也是我外公最後出走的原因之一。我外公從心底裡蔑視他舅舅，只是出於嫌貧愛富，而不像我曾外祖父是從尊嚴出發，這是我外公墮落的表證之一。我母親討厭越劇，不讓我們看越劇的出發點，則是精神境界的問題，她要我們從小屏除小家子氣，樹立大家子氣。在母親和她奶奶漂泊的日子裡，她舅公盡他的可能給予她們幫助，比如收留母親一段，讓她奶奶自己出去找活路。從這點看，她舅公是個有情有義的人，加上他熱愛藝術，總之是個性情中人。母親住在他家，每到夜晚都會遺床，這於她平時一貫的少吃少拉的作風不符，至今母親也無法解釋這一奇怪現象。母親在他家的床上畫了一張又一張地圖，她舅公有一回聽了偏方殺了一隻鴿子給她吃，這鴿子有可能是他變戲法的道具，已經衰老無用，結果還是照尿不誤。這個舅公具有傳奇色彩，不太走運，在上海很失敗。在母親的記憶中，他家有一隻猴子。後來，母親的記憶模糊了，這隻猴子就到了她姨母家，然後又到了她姑母家。這隻猴子在母親記憶中長生不老，在她那些下落不明的親戚家裡遊蕩，從這家到那家，從那家到這家，有時也回到她舅公家。鴿子和猴子使她舅公家就此變得活潑潑，亂糟糟，雞飛狗又跳。
七斤公公是我外公繭行裡一名賬房，每到收繭的時候，他就坐在藤椅上，吸一根巨大的水菸袋，監督過秤。對他的說法也相當複雜，有說他在我曾外祖父死後勉力撐持這份生意，最終由不得老的倒貼，小的挪用，還是敗了業。另有一種絕然相反的說法，則是他是頭一個吃裡扒外的人物，是個米蠹蟲。他在加速我們家的破產方面，猶如干柴上添了一把火。後來他在上海，又和我曾外祖母碰頭。他是當鋪裡的朝奉，而當鋪則是我曾外祖母經常光顧的地方，從機率的概念出發，他們的碰頭勢在必然。他是我外公的同鄉，紹興人，我猜想他具有一副紹興師爺的面目和頭腦，他精於計算，很識行情，曾經是我曾外祖父的得力助手，也是我曾外祖父家的一員。他看著我曾外祖父娶了我曾外祖母，又目睹了我外公的出生，再參與操辦了我外公和我外婆的喜事。據說我外婆的嫁妝擺了有大半條街，我外婆是南潯四大家之一、龐家的女兒。能娶這家的女兒為媳，也可見得當年我曾外祖父家的發跡。當時，七斤公公穿著簇新的長袍，忙裡忙外，水菸袋不離手。在我曾外祖父死後，曾有一時，他承擔起繭行的全部管理。我想我曾外祖母相當信任他，我外婆也還可以，只是我外公不買他的賬。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我外公身為小老闆，看不慣一個賬房在家中頤指氣使；其次，出於和我曾外祖母的矛盾，凡是我曾外祖母信任的人，他一概不信任；第三，他聽了許多於七斤公公不利的閒話，對他徒生疑心。於是，我外公非但不與七斤公公合作，努力支撐家業，還和七斤公公作對。自從我曾外祖父死後，家庭內部的矛盾就是這樣複雜，並且愈演愈烈。七斤公公曉得這份家業要完了，他再努力也不過是苟延殘喘。後來，我外公敗了家，賣了房子，舉家遷往上海，七斤公公心酸之餘，也感到了如釋重負。我想，憑七斤公公後來到上海做朝奉這一點來說，七斤公公不可能吃裡扒外。假如他有一些本錢，憑了他的智慧和世故，做個生意不在話下。當然，那是一個混亂的世道，一次大戰後，全世界陷入經濟大蕭條，或許七斤公公的小本生意破了產也說不定。那時候，上海是所有破產人的希望。這就是上海的車站擁擠的原因。七斤公公離開我外公家，再和我曾外祖母碰頭，其間有一些什麼遭際，我們不知道。自從他與我曾外祖母碰頭之後，他有時會來看望她們祖孫，為她們找房子。他和曾外祖母已不再是過去的主僕關係，即使在過去的主僕關係中，他們也還有一種超越了階級的情義濃濃的關係，那就是同鄉。同鄉的概念在今天的我們頭腦裡，已變得有些費解。鄉情的意義，我想一是土地的原因，由於共一方水土；二是宗族的原因，他們很可能是一個祖先的後代。所以，同鄉之間是有著水土與血緣的交融關係，在上海這城市裡，同鄉會到處皆是。所以，七斤公公和我曾外祖母，除了往昔的主僕之恩外，還是一對鄉親。在母親已經熟睡以後，七斤公公吸著水菸袋，我曾外祖母做著針線，他們回憶起過去的時光。看著我母親酣睡的樣子，他們不免會想起我外婆，他們想：一個花一樣嬌嫩的人，就這樣沒了。我曾外祖母會落下淚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淒涼永難消散。然後就又憎恨又無奈地說起我外公，他一走了事，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尋歡作樂去了。七斤公公會講一些宏觀性的人生道理給曾外祖母聽，比如「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的道理，來勸解曾外祖母。七斤公公在她們祖孫慘淡的流民生活中，所起到的安慰作用是極其重要的。做一名朝奉需有識貨的眼光和如簧的巧舌，他要一眼識破所典之物的真偽高低，再以機智的辯才去爭得一個最低當價。七斤公公如果早生十數年，到衙門臺府做一名幕友，前途將是遠大的。可惜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政體改換，幕友的職業逐漸消亡，七斤公公就只好到上海去做一名朝奉。
老實說，母親對以上這些人物的記憶極其淡漠，她僅僅對一些道具有印象，比如，她舅公家的猴子，七斤公公的水菸袋。我就從這些道具出發，去組織我們家的親屬關係。我覺得，我曾外祖母的去世是使這些親屬關係以及同鄉關係脫離的關鍵，意味著母親家族的最後離散。我曾外祖母是吃了別人贈予的一支人參而死。送人參的，我至今也想不出是何許人也。送人參這一行為證明在他心目中，我曾外祖母家就好比老話中所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敗了，也是個富戶。所以，他選擇了送人參，而不是送一斗米。然後，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我曾外祖母不去將這人參換米，而是自己吃了它呢?我想，她是為了長壽。那時她已經年老力衰，她想她是朝不保夕，一日不如一日，她明顯感覺到體內的生命在迅速的消耗。在這同時，我想，吃一支人參多少也喚起了她對往昔光榮歲月的緬懷，含有回味的意思。然而她沒有料到，她衰老而虛弱的體質已經承受不住人參這樣強勁的進補了。這支人參，最後地、一舉地，撲滅了她微弱的生命之火。吃一支人參而死，在我的想象中，具有一種安慰的氣氛，我曾外祖母是死在一個往昔的緬懷之中，或者反過來說，是這一個緬懷殘酷地殺了她。無論怎樣，這都是一種兩廂情願的死法，只是苦了我母親。她奶奶的死是母親一生中最悲慘的遭遇。那年她十三歲，誰都說這孩子活不下去了，只有死路一條了。人們分頭去找我外公，讓這浪子回家為老母送終，去找的人都失望而歸，說他已經死在前面了。結果，我曾外祖母的薄皮棺材後面，就只有哭哭啼啼的我母親和她姑母。母親先是在她姑母家，然後被送到上海她姨母家，再被送去了英國人的孤兒院。孤兒院的生涯就是那時候開始的，老同學的情誼也是那時候結下的。
孤兒院在母親的社會關係史上，可說是具有開端的意義，從此母親開始建設她自己的人際關係。如果說母親在親屬們安排之下進了孤兒院，使她和親屬之間還保持了一些微弱的聯絡，那麼，當她毅然逃出孤兒院，採取了這樣公然違抗人們的決絕行動，親屬們便徹底將她放逐出去了。她姨母為她償還了她在孤兒院的宿膳費，這本是可以「奉獻上帝」而作抵銷的。償付宿膳費是母親和她親屬的關係的最後收場，從此一刀兩斷。這就是我們家在社會關係方面，一無遺產可繼承的最終緣由。這就是過節時人家走親戚家我們只能走同志家的最終緣由。母親從孤兒院出來以後，才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孤兒。自從母親開始她孤兒的生活，她的社會關係就帶有一種人為的再建的色彩，老同學可否算首當其衝第一種?然後，接下去，母親和同志們的關係就要開始了。
母親參加到同志的隊伍，其實機會很多。第一次是校長，可是校長沒有發展母親，他把教育的重點放在了背誦「從前有一個農夫」。後來，我母親在一個女子寄宿學校讀書，那學校其實就有一個地下的黨組織，而他們也忽略了母親。他們為什麼會忽略一個孤兒這種革命與反抗的力量，我也弄不太明白。母親對共產黨也無認識，心思全在早日有一個餬口的飯碗。她每天最熱衷的是看報紙上的徵用女秘書啟事，還有就是去看電線杆子上的張貼。我估計她也偷偷地往電線杆子上貼過求職啟事。她曾經無數次地去應徵，都因僧多粥少而落了空。找一碗飯吃是母親從小到大的生活目標和動力。因此最後她投奔新四軍根據地，主要是出於對吃飯的考慮。當然，屢次在求職上的碰壁，也已經使她認識到這個社會不行了，可是究竟什麼樣的社會才行，她卻並不知道。她和所有時代的青年一樣，憤世嫉俗，和社會抱有對抗的姿態。她和所有時代的青年不同的地方在於，人家青年胸中有一個空空洞洞卻轟轟烈烈的理想，她只有一個渺小卻實在的吃飯問題。
在母親的女子寄宿學校裡，有一個女生，女生常有一個表姐來訪，有時一來就不走了，與她表妹擠一張床睡覺。由於常來常往，女生的表姐和大家就熟了，尤其是和母親。到後來，她倒和自己的表妹淡了，和母親卻成了好友。她帶母親去看原版電影，豪華的國泰電影院裡空空蕩蕩，觀眾寥寥。她卻拉了母親坐在後排，使母親很覺吃虧。看電影於母親向來是奢侈的享受，坐得越近越好，母親至今還有看電影坐前排的習慣。越過空曠的座席，放映孔中射出的光柱在黑暗中明暗變幻，母親有時看看那表姐，表姐的側影看上去心事重重。母親也應邀去過那表姐家，她家住一幢石庫門房屋，天井的牆很高，天井又很窄，使人感覺壓抑。她把母親徑直帶到她的房間，兩人睡一張床上，聽無線電裡周璇的歌唱。她似聽非聽，不知在想些什麼。有時，母親不知不覺睡著了，醒來後已是黃昏，天井裡一棵夾竹桃的樹影在窗戶上搖晃。屋裡很暗，樓下客堂裡，一桌麻將還未散，滴滴落落地響。母親想這表姐，一定有一樁煩惱，可是表姐不開口，她就不好問了。這種識相的態度，大約就是表姐喜歡母親的原因。這樣，她既可有人作伴，又可無人打攪。母親同情她，卻並不太喜歡她。她有時表現出的小女兒狀的親暱使母親很感不適，比如走在街上，胳膊挽著胳膊。胳膊挽胳膊是母親禁止我們做的動作之一。她的某些情調也使性子剛烈的母親感到肉麻，比如看好萊塢影片時的唏噓不已。她的穿著與母親截然不同，冬天她穿一件豹皮大衣，母親則穿一件樸素的棉袍，走在一邊難免有瑟縮之感。她曾要贈送衣物給母親，母親執意不收，使她難堪得哭了起來。這時母親就說：你要真和我好，求你爹爹替我找個事做。後來，她真的給母親找了個事，在小學做代課老師。母親領取第一個月薪水時，請她吃了生煎包子和雞鴨血湯。
接下來，事情就有些浪漫。那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整個世界風雲激盪，上海的孤島最後崩潰，社會動盪，政治多變，經濟蕭條，苦悶的青年在街頭徘徊，尋找著出路。這是書寫傳奇的時節。應當說，浪漫主義的日子，母親這一輩，還趕上了點尾巴。同志式的關係，其實帶有濃郁的烏托邦色彩，這色彩吸引了許多胸有大志的青年。他們從舊的關係中掙脫出來，去獲取這種全新的光芒四射的關係。母親他們一行四人來到蘇北解放區時，在飯館吃飯，聽見人們叫跑堂的小二為「同志」，是多麼欣喜啊!「同志」這個詞，給人的關係增添了高尚的意味。它將社會關係純化了，洗滌了其間一切原始積累的渣滓，只留下精神的聯盟。進入解放區是以稱呼改變為標誌的：新鮮與歡喜，抵消了紀律整肅和生活艱苦帶給他們的種種不慣。母親他們去解放區的一行四人是：母親，表姐，還有一對兄弟，大的叫辛寶，小的叫德寶。他們裝扮成有錢的商人夫婦，穿著長大衣，母親的大衣自然是向表姐借的。母親和表姐還鉗了眉毛，塗了口紅，用火鉗燙了頭髮。還沒有上路，他們已被這行動中的傳奇色彩激動了。他們在辛寶和德寶的亭子間裡商議了幾個夜晚，設想有種種遇險，然後制定脫險方案，一邊在煙囪爐上烤著朝鮮魷魚乾和年糕片吃。他們這幾個彷徨的青年終於聚在了一起，一股相濡以沫的心情充滿在他們中間，苦悶也有些驅散。他們似乎並非才認識不久的萍水相逢的四個人，而是同根生同根長的兄弟姐妹。可是他們大約還不知道，他們作出的決定是個大決定，他們的人生道路從此扭轉了走向。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裡，很多人生的大決定都出於偶然，這也就是傳奇發生的基礎。
辛寶和德寶也是我們家常來常往的同志，過年時走動的同志家之一。去蘇北根據地的故事聽他們說過幾回，每一回都不盡相同。不過也不要緊，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途徑本來就有千千萬萬種。並且，他們不盡相同的說法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寫一個好故事大有希望。現在把話說回來，事情是這樣的：表姐把母親介紹到某小學當代課老師，她幾乎天天都要來學校找母親。上課的時候，她就到各教室坐坐聽聽，聊以解悶。她幾乎每天換一身行頭，在薪金微薄生活貧寒的小學教員中顯得十分扎眼，也使人側目。但表姐對人隨和，甚至還很殷勤，有時幫著打水掃地，於是，人們的態度才又和緩了下來。一日，她從隔壁的教室聽課回來，問我母親道：那人是誰?母親順了她的指點望去，見是一個消瘦黝黑的青年，手裡拿著粉筆和書本，正從教室裡走出。母親看了有些面生，就問其他同事。有同事說：這是德寶老師的哥哥辛寶老師，替他弟弟代課的。以後幾日，表姐日日必聽那黑瘦青年的課，課後就沉默不語，陷入冥思。由此，母親也開始注意起這位辛寶老師。聽同事說，他是從大後方來的青年，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只能和弟弟擠住在一起。這一日，表姐請母親吃飯，吃飯間，她忽然說起了自己的事情。她說她家裡給她說了一門親事，男方是個做五金顏料的商人，比她年長十一歲，她雖不情願又有何用，兒女婚嫁自古是父母說了算。何況她一無經濟能力，不從父命又從誰命?那男家對她逼得很緊，天天催問嫁期，衣服給她做了有幾箱。她心裡恨恨的，又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她只有將那男人送來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賭氣似的穿。其實，我是很羨慕你的——表姐她說，低下頭去，擺弄一雙筷子。母親沒料想今日她會有這樣貼心的話對自己說，又恍悟到表姐她原來有這般心事啊!表姐忽又抬起頭，眼睛亮著，說：從那辛寶老師的話裡，聽出有想走的意思，他說，上海這城市太沉悶了，這話正契合了她的心。這時，母親提出一個現實的問題：走往哪裡去?表姐卻好像沒聽見母親的話，她越來越興奮了，臉上浮起了紅暈：倘若他能帶了我們走，離開上海這沉悶的地方，多好啊!表姐她的情緒感染了母親，「走」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字眼，母親猛省到，自從她奶奶死後，她在上海這城市裡已經停留得過久了，這停留早已叫她心生煩悶，這真是一個沉悶的上海。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她早出晚歸，在這陰溼的教室裡教書。那是在母親十八歲的時候，由於從小飽受磨礪，身心都很結實，又吃了幾天飽飯，便感覺到那弄堂裡的小學校的窒息。她們當下決定，去探那辛寶老師的口風。下一天傍晚，趁人不備，我母親遞給辛寶老師一張字條，約他到咖啡館喝咖啡。這是一種摩登的行為，於我母親是史無前例頭一遭，以此也可看出，上海在四十年代，就已是一個開放的城市了。
再說辛寶老師，接到這一字條，首先跳出的念頭是：會不會是一個圈套?這也反映了像他這樣一個來自大後方的青年在淪陷區上海險象環生的處境。他想上海是個拆白黨很多的地方，近來又增添了特務，這兩種營生合在一起，使得上海就像一個大陷阱。沉悶的上海啊!辛寶老師感到胸膛裡有一團火似的東西，眼看著就要爆發。他回到他弟弟的亭子間，將這字條給他弟弟德寶看。德寶老師由於失戀，蒼白和憂鬱得像一個患了結核病的人。他已有一個星期臥床不起，一日三餐由哥哥送到床前，轉眼間扒得精光，說明失戀的事件傷了他的心，卻沒有傷他的脾胃。這時他從被窩裡伸出亂糟糟的雞窩般的頭去看那字條。字條使他來了精神，他看出字條上娟秀的字跡出於女性之手。他說，是不是圈套，要去看個究竟再說。他們繼而為第二天的約會作了長長的討論。首先是服裝問題，是長衫還是西裝，這問題對德寶折磨得比較久些，最後他決定穿西服，將西裝褲鋪在被褥下壓了一晚褲線。然後是誰來會鈔的問題。辛寶說，既是對方發出邀請，自然由對方會鈔；德寶說，哪有叫女士會鈔的道理。可是兄弟倆口袋裡只有一塊錢，那咖啡館他們從未去過，不知箇中深淺。這個問題苦惱著他們兩人的頭腦，並使他們聯想起上海的沉悶，失業者連日增加。上海街道上的電線杆子，辛寶如數家珍，卻還找不到一個餬口的位置。
約會是成功的，表姐她眼明手快，搶先會了鈔，又建議去看一場電影。去電影院的路上，母親和德寶同時地停在了一根電線杆子前，本能地去看那上面的招聘啟事。他們不禁相視一笑，這一舉止使他們的互相認識進了一步。他們想：他們其實都是上海這城市裡沒有出路的青年，一句古詩湧上他們心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彼此取得信任，互訴身世和平生抱負。這時候，走的問題自然而然地提到了面前。當表姐她說出這個字的時候，母親看見辛寶德寶兄弟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神，然後露出了神秘的微笑。等到表姐說到往哪裡走的時候，辛寶慢慢地開口說：倒是有一個地方可以走，就不知道你們願不願。表姐與母親便緊著追問是什麼地方，辛寶又慢慢地吐了兩個字：蘇北。同時伸出了四個手指。母親她們不由地驚呆了。辛寶的目光緩緩地在她們臉上移動，半天，母親才說出一句話：你有路嗎?辛寶說一聲有啊，就從最裡面的衣服口袋裡摸出了一張信紙，給她們看。原來是他們的一個大哥，現在蘇北新四軍做教官，給他們寫來的信。他們本來並沒有將這作為一條出路，可是一旦動了走的念頭，便想到了它。這個亭子間的晚上具有革命前夜的意味，他們四個青年，由於看到了一條出路，陡然振作起來。他們那時候沒想到拯救人類，他們只想救自己。社會的黑暗，戰爭的持久，生存的艱辛，以及青春期的苦悶，扼住了他們年輕的咽喉。去根據地的計劃是真正將他們這四個不同身世，不同型別的青年緊緊聯結起來的關鍵，這計劃裡的神聖感和危險性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相濡以沫的一群。去根據地的計劃此時還只在理論準備階段，促使其進入行動的是德寶和表姐她的戀情。他倆可說是一見鍾情，花前月下地定了終身。此時此刻，表姐家也已定好了成親的日子，形勢就變得非常緊急。表姐她偷偷地將她的嫁妝運往辛寶德寶的亭子間。她拎一個手提包，包裡裝了麻紗的桌布，身上套了五件旗袍，一趟一趟往那亭子間跑。她偷運過來有四季衣服，床上用品，金銀首飾，中西餐具。然而有一件最最重要的東西，她卻絞盡腦汁也無法偷出來，那就是她的身份證。身份證被她母親統一鎖在抽屜裡，鑰匙永不離身，白天在腰上，黑夜在枕邊。為了這張身份證，她哭了又哭，她想萬事俱備，卻壞在了一張身份證上。後來，還是辛寶想出辦法，他找來一張作廢的身份證，稍作修改，貼上表姐她的照片，再用回形針按著旋轉一週，製造一個印章。旋轉一週是關鍵的一舉，稍有不慎，那圓周就會走形。辛寶他深深地吸一口氣，以拇指按著回形針的一端，然後堅決果斷迅速沉著地旋去。這本事是在流亡大後方的日子裡學會，他把桂林和長沙街道上的電線杆子數完，然後搭了一個浙江人的汽車。汽車燒的是木炭，他的任務是搖鼓風機，以炭氣發動引擎，權充車資。數千里路程，他搖了有幾百小時的鼓風機，製造有無數張各類證件。用回形針旋轉一週是他從無數次成功與失敗的體驗裡總結出的最佳方法。這樣，他們一行四人上了船。坐船的經歷於母親是平生第一遭。船走在江道，使人心情舒暢。離開這城市，母親心裡沒有一點惋惜，對這城市的記憶母親在一夜航程間統統忘光。母親是個朝前看的人，從不為往昔嗟嘆。這樣的人具有現實精神，生活中一往無前，包袱較少，可是對文化積累無益，他們將歷史消耗掉算數，不給後人留下經驗的財富。這也是孤兒的特性，所有的人將她拋棄，她也將所有人拋棄。拋棄上海這城市於母親一無困難，到哪裡對她都一樣。緬懷這一種情感對她不合適，她會去創造一樣什麼，卻從不會挽留一樣什麼。去根據地這一行人中，辛寶是最成熟、最足智多謀的一個，對於這次行動，他的作用舉足輕重。沒有他，便去不了根據地。德寶與表姐這一雙則在熱戀，兒女情長，情愛的緣故使他們成為這次行動的最積極者。我母親卻是一個真正的戰士，她頭腦冷靜，性格堅定，只向前不後退。對於母親來說，去根據地的行動其實又是一次切斷歷史的行動，在一個孤兒的一生中，她將無數次地切斷歷史，因她無牽無掛，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她走到哪裡算哪裡。上海就是這樣被我母親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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