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海這城市裡，就像是個外來戶。母親總是堅持說普通話，雖然她明明會說上海話，且還比普通話更標準。普通話是我們家中的語言，這使我與人交往有了困難。我常常閉口無言，人們就以為我是個沉默孤僻的孩子。等我將上海話越說越流利，不再憚於開口的時候，人們反以為我變得聒噪了。母親還不准我和鄰家的孩子往來，認為他們會帶給我不好的影響，至於這不好的影響是什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沒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們在一起時，內心就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我時時警惕著，卻不知應當警惕什麼。可是偶爾的，我的某一個表現，便會遭到母親嚴厲的批評。母親批評我們從不以激烈的態度，她只是使我們感到強烈的羞慚，這羞慚將伴隨我們一生。母親批評我們的標準，我很久以來難下判斷，不知該往哪一型別歸納，這其實反映了母親的經過了嫁接的價值觀念，這是我後來才弄明白的。母親從不帶我們去看越劇這樣帶有村俗氣的劇種，可是要抵制越劇的誘惑在我們所住的那幢房子裡幾乎不可能。越劇裡後花園私定終身的故事是各家保姆奶媽們熱心的話題。保姆偷偷帶我們去看了一場《梁祝》，那絢麗的服飾和婀娜的身姿使我們頓時傾倒。從此，我們的遊戲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後花園裡的悲喜故事。心裡則充滿了犯罪的感覺，生怕被母親發現，便做賊似的躡著手腳。有一回，母親到我學校去開家長會，出於向母親表現的動機，這晚上我便分外活躍，走進走出，喊這喊那，情緒亢奮。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責為：行動瑣碎。和同學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許的，這是俗氣的姿態。母親還經常檢點我們誠實、勇敢、勤勞、儉樸的品格。彙總起來看，母親對我們的要求是，具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屏除市民習氣，再具有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品質和理想。
鄰居們稱呼父親母親為「同志」，態度恭敬，這使我覺出我們與他們的區別。這種稱呼延續了許多年，後來的改變是由於我們家新來的保姆。她進門就稱父親為「先生」，母親為「師母」，無論母親怎樣糾正，請她叫「同志」，她只說：我不會叫。她是那種生來就為保姆的人，一看見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隨她去米店買米，一見如故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歲就來上海幫傭，那時已是四十歲，懂得一切僱傭和受僱的規矩。在這點上，她對母親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開頭就是關於稱呼這一件事。我覺得，對於我們進入上海城市生活這一樁事，她是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她還喜歡帶我們到她昔日的東家家中去，讓我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結成朋友。在她離開我們家後，同樣也帶了她新東家的孩子來玩。這拓展了我們家的單一的「同志」式的社會關係，對於我們家契入上海社會，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她幫傭過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對各家的底細，也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們被引進寬闊的客廳，她和她昔日的師母娓娓而談，我則流連於一排玻璃櫥前，櫥內滿是指甲大小的玉做的飛禽走獸，一層又一層，這給我的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筆。我們有時候只能坐在黑暗的灶披間裡，小孩子在後弄裡衝來殺去。她不時出去拖進一個，呵斥著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領，再放他回去。我跟隨她走過上海許多明亮的客廳和黑暗的灶披間，那裡的生活與我的都是大相徑庭。保姆她還在外國人住的公寓裡幫過傭，所以她會說幾句英語：早安，晚安，去，來什麼的。她稱外國人為長毛，極其蔑視，說那長毛只穿了三角褲在陽臺上曬太陽觀街景，恨得她立即辭了生意，掉頭就走。她的民族氣節雖然只是體現在這些小事上，卻並不減弱強烈的程度。「長毛」的蔑稱又與義和團運動偶合，其中總有些淵源關係。她時常和母親說她的親見親聞，我在一旁聽著，覺得她的閱歷真是了不得。我還注意到母親的表情，當她聽到「長毛」的情形總是開懷大笑，有時則悲聲嘆息，這是在聽到某個人家遇到了不幸，再有時她會收斂了笑容，面無表情，眉宇間還有一些惱怒似的神氣，這往往是在保姆她醉心於某家某戶的奢華生活，她每日里不需幹別的，只需坐在小凳上，用小刷子刷洗紅木傢俱的雕花，她還描述那些精緻菜點的製作過程，以及女主人的絲質內衣的洗滌方法。母親的不悅是出於一個革命者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義憤，還是一個破落戶後代的小心眼兒?母親是一個破落戶的後代，我是後來才瞭解的。
總之，保姆是上海這城市裡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細。她們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內房，以她們獨特的靈敏的嗅覺，從一切蛛絲馬跡上組織情節，然後她們再將這情節穿針引線似的傳到這家又傳到那家，使這裡的不相往來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溝通。我想，我們對自己所居住環境的瞭解，是從她走進我們家之後開始的。在這之前，串門走戶，被母親嚴格禁止，而她視我母親的法律為糞土，母親說母親的，她行她的。於是，自她來後，我開始走進了我們鄰居家的門。再由於保姆她的帶領，人們也相繼以「先生」和「師母」這樣的稱謂稱呼我的父母，這使我欣喜若狂，我認為這是我們一家真正走進這個城市的第一個訊號。我從小就這樣熱衷於進入這個城市，這樣生怕落伍，是母親對我最感失望的地方。有一次，我和母親路過一幢樓房，我告訴母親這是我們區的少年宮。母親先不作聲，只是駐步仰望了一下那樓房的尖頂，紅瓦頂上正飄揚了一面少年先鋒隊的隊旗，背景是藍天白雲，似乎還飄蕩著悠揚的鴿哨。我注意到母親的眼睛有一種微妙的表情，她望了一下樓頂，然後說：這是我的姨母家。這話使我大受震動，後來每當我心感寂寞的時候，我就會走到這座樓房前，樓房裡總是喧聲震天，孩子們的腳步幾乎將樓板踏穿。目睹他們的熱鬧，我心裡想著：雖然你們中間我一個人都不認識，可是這座房子是我母親的姨母的。想罷我便驕傲地轉過身子，向回走去。有了這幢房子作背景，我在這城市裡就不再是孤獨的了。而我根本弄不清我母親的姨母是什麼人物，現在去了哪裡，和我母親的關係又如何。我有一回試圖向母親提出這些問題，母親卻不快地反問道：這對你有什麼重要呢?從此我就不敢再提這問題，母親也閉口不談這話題。但是，我卻從此堅信，我們在這城市裡不再是無親無故。在我童年的時候，這座房子對我的作用就是這樣重要。
除了這幢房子以外，還應當提到一位母親稱之為「三娘娘」的女客。她所以在我幼年時代深入記憶，是因為她是我們家惟一的一位說上海話，並且不屬「同志」隊伍的一位客人。她的裝束也與「同志」大不相同，她描眉，塗唇膏，指甲上染有蔻丹，她穿一件翠綠的旗袍，她很漂亮，又很傷心，她一坐下來，總是淚水漣漣。母親對她很客套且很冷淡。記得有一回她給母親看她腕上的青紫傷痕，母親正在削一個梨，削下的梨皮完整地包在梨身上，也許是削得過於專心沒有聽見，母親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她只得把她的手腕給我看，我由衷地唏噓了一下，她臉上露出了安慰的笑容。她走的時候，母親送她到門前的臺階上，總是由我積極地跑出去為她開天井的門，那月光如洗，她身穿翠綠旗袍，嫋嫋婷婷走過天井的景象實在難忘。她每回來去總是走前門，這也是一個特徵，母親站在臺階上迎送的情形，使我們家有一種高門大戶的威勢。她身上有一種「舊社會」的氣息，而我們家卻是一個完整的新社會，這體現在我們都說普通話，還有，我們來往的都是「同志」。三娘娘在我們家有點畢恭畢敬，母親則有點傲然，這在我們家中顯現出來的等級關係，令我陌生、不舒服，卻又異常興奮。有時候當她在的時候，家中又來了一位客人，母親並不與他們作介紹，只是著重地說一句：這是一位同志。「同志」的意義這時大放異彩，連我都有些驕傲。三娘娘立即起身告辭，走過天井時，就有些灰溜溜的。這便是我們家與上海這城市所有的關係了。在我父親那邊，是別指望有什麼線索的，他來自很遙遠的地方，為我與這城市的認同，幫不上一點忙，希望就寄託在我母親身上了。這些關係雖然不多，而且為母親有意緘默，但是卻多少減輕了我在上海這城市裡的孤獨感。
那時候我還很熱衷於翻閱照相簿。我在保姆她帶我去過的別人家裡，看見過白紗曳地西服革履的結婚相片，就想要在我們家的相簿裡也找到同樣的一張。父親母親的結婚照令我掃興，他們穿著皺巴巴的軍服，站在一幅紅布前面，紅布上是前來祝賀的同志們的橫七豎八的簽名，看上去就好像在黨旗下宣誓。我覺得他們簡直不成體統，並且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們家，任何一樁事情，比如過年走親戚，比如結婚，都要弄成「同志」式的。我們家的照相簿裡，充滿了同志們的照片，男女同志穿著軍服排列成各類隊形。母親有一張照片意義不凡，那是渡江時候，幾天幾夜的行軍使她疲勞不堪，靠著一棵樹熟睡如泥，風將她的頭髮吹得高高飄揚，大有一派「鐘山風雨起蒼黃」的味道。這張照片使我很激動，母親身為「百萬雄師」中的一員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渡江的意義我們從小就明白，它意味著全中國的解放。在這樣的時候，我便將外來戶不外來戶的問題拋諸腦後，心裡充滿了救世主的驕傲，我想：我們是上海這城市的主人啊!如不是這樣這城市將如何黑暗啊!此時此刻，我會有意無意地強調我們家庭中的「同志」的因素，突出我們家與其他家庭的不同，用鄙夷的目光看別人，在三娘娘面前很放肆，使用「小市民」這個字眼去評介事物，雖然在我們居住的區域裡，人們對「小市民」這個貶義詞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反應遲鈍。這是我對上海這城市極其矛盾的心情，自卑和驕傲混雜在一起，使我的思想左右搖擺，前後不一。但無論是自卑還是驕傲，都是我心感孤獨的原因。
照相簿裡有外婆的照片，她穿著高領鑲邊的緞衣，這和我們一整個家庭的格調很不投入，使我感到新鮮。我家保姆看了這張照片，很是明眼人地說：只須看看她胸前的這朵珠花，就可斷定不是小家子的女兒。這話又從另一方面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我的虛榮心從小就使母親很頭痛。我立即很勢利地承認了她是我的外婆，並且時常翻出她的照片看看，想象一下我與她的血緣關係。我發現外婆容貌十分端正，溫柔嫻雅。她的氣質還很高貴，儀態萬方。她和母親簡直沒有一點相似之處，很難相信她就是外婆。關於外婆，我纏著母親問了有上百個問題，回答卻很簡單：她在母親三歲那年死了，死於白喉。白喉直到今天還是可怕的疾病，每到白喉流行的季節，社會上就要大力開展預防白喉的衛生運動。關於外婆，只有這一樁事是我熟悉的，其它我一概不知。不過，無論如何，我有一個外婆，這和其他人是一樣的了，否則我就顯得更加出格了。這點令我安慰。在我七歲那年的清明時分，我們忽然間要給外婆去上墳了，外婆的墳好像從天而降，突然出現在這城市。母親說新近才找到外婆的墳。怎麼找到的?母親也不說，我東猜西猜也猜不出個名堂。上墳使我歡欣鼓舞。這一天，我們全家好像春遊，穿上過節的衣服，母親捧了一束白花，還讓保姆提著草籃，裡面有酒菜之類的祭品。這天我們出遊的時候，樓上陽臺上有一個阿太一直在注意我們，過後她對我說：以鮮花祭祖是西洋的規矩，而奠酒奠食則是中國風俗，這兩種不能合二而一，混淆一處。由她這樣一說，我們給外婆上墳就好像摻了假，我們的外婆也好像摻了假。我又羞慚又憤怒，本來我在給外婆上墳這一樁事上寄託了許多幻想，現在全被她破壞殆盡。這老人閒來無事，好像專門在挑我們家的不是。她的笑使我刷的一下紅了臉，我連連向她翻著白眼，她一點不在意，還笑容可掬。話再說回去，上墳那天風和日麗，我們一家盛裝走出弄堂的情形，使人羨慕無比，人人矚目。墳地在城市的郊外，那裡粉蝶飛舞。外婆的墳很小，石碑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四周長了野草。這是我第一次去墓地的經驗，不瞭解墓地的真實含義，我們在人家的墓坪上跳來跳去，興高采烈。外婆這一碼事早被我們忘得乾乾淨淨。給外婆上墳這一回事發生在我七歲的時候，真是可惜，我很快就把給外婆上墳的印象糟蹋掉了。我完全不能瞭解上墳這一件事的重要和美麗，我錯過了實地體驗生死的機會。七歲那年上墳的印象使我將上墳這一樁事看得很輕佻，很遊戲，我就只好從書本上去了解其間的意義。後來，外婆所在的墓園夷為平地，變成街道和樓房，成為我們這城市的一角，我們就無處可去上墳。其實上不上也無所謂，上墳這一件事在我們家庭生活裡，本來就帶有即興的色彩，就像一個旅遊專案。母親一是對外婆毫無記憶，感情疏離；二是作為一個「同志」，她對「上墳」這樁民俗活動興趣也不大。所以，給外婆上墳，在我們家庭的現代史中，猶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只有在我感到極其孤獨的時候，才會從記憶中挖出這件事來安慰一下自己。
有時候我也認真地問過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強烈的孤獨感?想到後來，我就把矛頭指向了樓上那老是在陽臺上窺伺我們的阿太，我心懷成見地認為，我的孤獨感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很早以來，她就用慈愛的口吻對我說，她曾經帶著我去過老城隍廟，當時我坐在一架童車裡，她推著我，就這樣去了老城隍廟。我覺得她是在暗示我，去老城隍廟這樣的重要旅行是由她率領的，因此我應當對她感激不盡。而我卻並不領情，相反還覺得阿太把我的老城隍廟之行弄得過於草率了。我矢口否認有這次經歷，她便進一步說，曾給我買過什麼樣的吃食，而我又是如何歡欣鼓舞，手舞足蹈。她把我描繪得這樣沒有見識，傷害了我的自尊，我便咬死了說沒有這樣的事。保姆她打圓場說：她一定是忘了；阿太卻說：她沒有忘。她這樣確信老城隍廟之行於我意義深刻，用意是在強調我的嚴重缺課。凡是在此城市裡生活的人們，話裡總要提及老城隍廟。星期天，許多家長帶了孩子去老城隍廟，還有大世界，還有靜安寺，還有大自鳴鐘。我們的父母帶我們去電影院看描寫戰爭與建設的影片，去公園看動物，去某某會堂和「同志們」舉行聯歡活動。像老城隍廟，大世界，靜安寺，大自鳴鐘這樣的名字，對我來說，包含有一種秘聞般的奇特內容，是上海這城市的秘聞。阿太總是有意地在我面前提到這些地名，看著我的眼睛，好像在問：去不去?我故意不看她的眼睛，不搭她的話茬。她還常常以糾正我的用語習慣，來對我的孤獨處境進行強調。在我們的使用普通話為語言的家庭中，對事物的命名稱謂往往是一種書面化的，並且是具新時代特徵的書面化用語。比如我說：昨天我們去吃西餐；阿太就說：你們昨天吃大菜去了?還比如我說：媽媽到辦公室去了；她就一定要說：媽媽到寫字間去了?她以強調語言的不同來強調我們外來戶的身分。有時候，她心情好，又正遇上我性子比較和順的時候，她就領我上樓去玩。她讓我參觀她家的紅木傢俱，床上鋪的臺灣席，一摞配有銅鎖的樟木箱。下樓再回到我們家裡，看著我們家從單位租借來的白木傢俱，便覺得又寒磣，又臨時，好像我們在這個城市只是來歇歇腳的，歇過了馬上就要開拔似的，而在我內心裡，卻早已一廂情願地和上海這城市認同了。這便是我的痛苦所在。阿太還送我一箇舊的八音盒，粉紅的底上描著草葉花紋，開啟蓋子，便響起叮咚的樂聲，這首樂曲後來我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聖母頌》。這個八音盒在當天晚上，就被下班回家的母親讓保姆上樓去送還了。我隱隱地感覺到，母親和阿太之間的關係很微妙，憑著我的聰敏和小心眼兒，我還感覺到，阿太對我做的一切其實是做給母親看的，這就使我對她更加反感。送回八音盒的第二天，阿太在陽臺上看著母親走出家門，就下樓來故意壓低聲音對我說：來，給你玩八音盒。我很有骨氣地回答：不要玩!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這可憐蟲一直擔任著一個倒霉的角色，那就是充當母親和阿太明爭暗鬥的武器，她們雙方都利用我的說來十分可憐的矛盾心情，就是說一方面我割捨不了一個上海新市民對這城市的認同；另一方面，我又割捨不了一個孩子對母親的認同。我想不起來她們這場明爭暗鬥是從什麼時候，什麼事情上開始的。反正她們越演越烈，毫不顧惜我的心情。我對上海這城市的瞭解便在這種鬥爭中逐步加深，同時加深的還有我的孤獨感。阿太其實是沒有誠意領我加入上海這城市的，她想的只是難倒我，難倒我母親。這使我非常悲觀，但這已足夠讓我認識到我們家的嚴重缺陷，我無法為這缺陷命名，為這缺陷命名是個大難題，這缺陷使我對我們家很失望，這就是我孤獨的原因。這樣，在傳統的節假日里，即使有「同志」的家庭與我們家串門，也驅趕不了我心中的寂寞了。我覺得，我們家就好像這城市裡的一個孤島，我父親說著令人驚奇的口音，我母親明明會說上海話卻偏偏要說普通話。我們無親無故，只有男男女女的「同志」。「同志」這樣的關係和普通話一樣，帶有人工的痕跡，有失於天然。給外婆上墳使我產生了一個信念，那就是我們家在這個城市裡，一定還有一種自然的血緣的關係，問題是要將這關係尋找出來，困難重重。有幾次我凝視外婆的照片，還有幾次我去那大房子，我時常等「三娘娘」上門，而「三娘娘」卻銷聲匿跡，不知去向。我們家只有我一個人為這個問題所困擾，其他的人，你說他們在孤島上，可他們比誰都歡喜，都安心，因為他們都比我現實，承認一切存在的合理性。過年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發愁。
我們隔壁還有戶人家，他們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家族，共有四代人在一起生活，最上一輩的代表是一個老太太，小腳，駝背，耳聾眼花，終日對了鏡子梳她那日益稀薄的頭髮。他們家裡時常有親戚上門，從他們那裡，我才瞭解到親戚關係的多種性質：舅公，叔公，舅爺，叔爺，姑婆，姑奶，姨婆，姨奶，表舅，表孃，等等。有時候看他們家呼啦啦的一大群出得門去，心中就很羨慕，比較起來，我們家就這麼幾個人幾條槍，形單影隻，無援無助。他家有一個男孩，與我同齡，平日言語中總顯示出他有著複雜的社會關係和歷史淵源，他開口就是：嗯奶帶我去舅公家吃表叔的喜酒。「嗯奶」是寧波人對祖母的稱呼，吃喜酒就是參加婚禮。我對吃喜酒心懷嚮往。我從未吃過喜酒，「同志」式的婚禮，總是聯歡加喜糖。這樣的婚禮上，只有一件事叫我喜歡，就是收集糖紙。我在桌子底下，大人的腿間，爬來爬去地拾糖紙，收穫糖紙使我歡喜卻也心感無聊。自從在男孩那裡聽到「吃喜酒」這個詞，就被這個詞打動，其中包含了一種紅火火的喜慶景象，是任何聯歡都比不上的。男孩雖然只和我一樣大，卻已經有多次吃喜酒的經歷。他不僅有「吃喜酒」的經歷，還有「大殮」的經歷。「大殮」是富有悲劇意味的活動，「大」字當頭便說明了其場面的隆重與壯觀。當他「大殮」歸來，站在弄堂裡，口沫橫飛地描繪他們全體穿了白色孝服磕頭的情景，我激動得喉頭哽塞。我對他漸漸地心生崇拜，他這樣小小年紀就閱歷豐富可真是了不得。我話裡笑裡都有點討好他，想做他的朋友。這一切都須揹著我的父母，母親不喜歡我成為上海的弄堂孩子中的一員。前邊已經說過，母親希望我做個閨秀和革命接班人，這兩者都要有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素質和作風。母親確信，弄堂裡只能培養出市儈之子。無論從哪個立場，母親都深惡市儈。這就是她不讓我和鄰家男孩來往的原因。可是那男孩對我的誘惑使我顧不得母親的禁令。我從男孩那裡得到的知識真是無窮無盡，我還了解到「寧波」這個地方。「寧波」是他們的老家，他家的嗯奶說一口純粹的寧波話，把床叫做「眠床」，小菜叫做「下飯」。他家的「下飯」又鹹又腥，一派寧波風範。寧波那地方，常有親戚來他家，用一種荸薺狀的帶蓋的竹籃，裝著糕餅進門來。這使得他們家的一切都有根有據，不像我們家無根無由。
我曾經問過母親，母親的家鄉是哪裡?母親說：杭州。後來有一次我們全家出遊杭州，是在建國十週年的大慶裡，我們的家庭活動往往是和國定紀念日聯絡在一起。在杭州我們住的是旅館，陪伴我們的依然是「同志」。我沒有看見一個親戚，所謂家鄉本應該是親戚聚集的地方。因此「杭州」在我腦子裡，只是個旅遊勝地。沒有家鄉的悲哀湧上我的心頭，我想我們是多麼不幸啊，連個正式的家鄉都沒有。男孩家還有一個祭祖的日子，到了這一天，家裡便香菸繚繞，氣氛莊嚴。關於祭祖的故事，那男孩說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在他的故事裡，祖先們不僅面目可怖，而且舉止輕佻，以騷擾晚輩為快事。男孩是個故事家，我以為祭祖的傳統是他想象力的發源地。男孩有時會給我吃他們家鄉的一種印糕，不灰不白小小的一塊，十分堅強，用力一咬，剎那間崩塌，瀰漫了滿滿一嘴，嗆得眼裡流淚。那糕有一股淡淡的黴味，這黴味使我聯想起他家的祭祖活動。整整一天我都感到不舒服，有一股涼氣從我腳底森然而起。我吃完了糕，坐在家裡，望著窗外流動的陽光，隱約覺得身在了另一個世界。最初的歷史的感覺是以鬼魂的形式進入我頭腦的。鬼故事對我的吸引幾十年不滅，這其實是喪失了歷史的人們為自己編造往事，可悲的自我安慰。人家祭祖的日子，我最感空虛，看外婆的照片安慰不了我。照片上的外婆年紀輕輕，沒有一點祖先的威儀，無法使我心生敬仰。
有一天，母親意外地向我提到了她的祖母，是以一種憶苦思甜的方式。那一天我很不乖，慾望無邊，態度浮躁，母親嚴肅地叫我坐下，給我講述了一段童年往事。母親在往事中提到了她的祖母，說她祖母帶她怎樣艱苦度日，吃了上頓沒下頓，有了今天沒明天。這故事本身並沒有吸引我的太大注意，在黑暗的舊社會，水深火熱的故事基本大同小異，學校裡天天都有教導。使我興奮的是母親的祖母這個人的出場，她於我是三代以上的長輩，作為祖先當之無愧。理所當然，我把她安排在了母親的家鄉杭州，在風和日麗的西湖畔上活動。這樣，我就有了一個家族的背景。當然，和男孩相比，我的家族實在太過抽象，不像他，個個都有生動的實體。他的曾祖母每天坐在破鏡子前梳她小得不能再小的髮髻，要吃這要吃那，折磨著她的兒媳婦——男孩的嗯奶。男孩的嗯奶成日價忙到東忙到西，燒飯洗衣，拿出自己的私房錢，給男孩到老城隍廟去買玻璃彈子和香菸牌子。我有生以來第一回看到香菸牌子是從男孩那裡。他對香菸牌上的古人熟同今人。他們橫刀直馬威武而立，他們的身世和戰績，被男孩描繪得栩栩如生。老城隍廟就好像是男孩的家似的，他說去就去，說來就來了。我還不曾斗膽與他去一回老城隍廟，這對我就好像歷險一般，一旦想起，我便激動得打戰，臨到做時卻怎麼也下不了決心。
這一切都使我這個生性輕浮的孩子生出了一股自卑心。照我的本性，我是可騎爬到一切人頭上去的，我日子過得熱熱鬧鬧，前途也很光明，而這一切使我心情有了暗淡的機會。心情暗淡的機會其實也不可多得，思想這一樣深刻的東西，都是在心情暗淡的時刻產生。有時候，我們這些「同志」的孩子聚在一起，聊天玩耍，我本應當有一種回家的感覺，結果卻正相反。我發現我的普通話很不標準，他們具有的自信、優越，我也一點沒有。他們彼此間很相熟，說這說那樂樂陶陶。我與他們有些格格不入，自覺得身上沾染了不少俗氣，當他們批評「小市民」的時候，我會多心多疑。這種情形相當糟糕，我和他們在一起行動拘束，心情緊張，我說話不敢隨便說，生怕他們看出破綻。我的處境變得十分為難，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沒有人可以與我做伴，我成了這世界上頂頂孤家寡人的一個，誰都不認我了。有時我想弄個明白，究竟是怎麼到這一步的，卻也弄不明白。男孩可說是我惟一的夥伴，可是爸爸媽媽不讓我和他玩。他精於上海這城市的一切遊戲，比如香菸牌子，玻璃彈子，陀螺——他稱之為「賤骨頭」，這個稱呼很有道理，你手執鞭子，越下力抽，它轉得越歡。他有過人的靈巧，什麼玩意兒在他手裡，轉眼間便玩出了精。這些弄堂裡的把戲統統為我的父母看不上眼，他們要我從小學習英語，背誦唐詩，明辨是非，提高覺悟。我父母的意志主要由我母親來體現並且執行。因此，長期以來，我一直把母親作為我們家正宗傳代的代表，這其實已經說明我的追根溯源走上了歧路，是在旁枝錯節上追溯，找了半天結果找的卻是人家的歷史。這是混亂不堪的地方，不過也可證明在上海這城市裡，婦女的地位上升，父權觀念下降。母親把我管得很嚴，有時候為了把我從家中叫出去，男孩費了好大的難，他學鳥叫，學蟬叫，學貓叫，學蟋蟀叫，學這城市裡可以學得到的所有動物的叫。聽到他的叫聲，我便心旌搖曳，坐立不安。母親最最看不得我這副作派，於是就招來嚴厲的訓斥。他為什麼要找我玩而不找別人，是因為除了我，他也沒有別的夥伴。在上海這城市，人很小就面臨了找不到夥伴這一問題。大部分的遊戲都須兩個人以上才可開展，假如沒有夥伴，這世界上就會有許多遊戲消失。男孩這個遊戲的好手，為了保護小朋友們遊戲的遺產，就只有來聯合我了。
遊戲是一件好東西，它可消除人的孤獨。在遊戲中，人們結成同盟或者敵手，這樣我們就不會覺得形影相弔，孤家寡人。遊戲還可產生戲劇性的事件，作為插曲，調劑我們平乏的人生。所以，母親不讓我們做遊戲是很不對的。這時候，我就覺得我的孤獨全是母親一手締造的。母親在我某一個成長時期裡，成為我假想的仇敵，我總是在對她作出反抗。她要我東，我就西；她要我西，我偏偏東。我只能在一些沒有意義的小事上反抗母親，在大事上，比如和不和那個男孩玩耍，我卻不敢違抗母親的意志。因此，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處的，我一個人在家裡走來走去，心裡恨著母親，覺得是母親使我們一家都成了孤兒一樣的人。母親是孩子我在這世界裡，最方便找到的罪魁禍首，她是我簡而又簡的社會關係中的第一人，她往往成為孩子我一切情感的物件物。孩子我對母親的心情就變得很複雜：是她生我到這一個熙熙攘攘的世界上來，也是她，把我隔絕在四堵牆壁之中，上下左右都沒了往來。她這樣做是多麼矛盾，一個孩子就在她親手佈下的矛盾中飽受寂寞之苦。事情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呢?那時我年齡幼小，見識不多，眼界很窄，不知道在上海這城市裡，像我們這樣無親無眷的人家有許多許多，許多孩子在這樣孤島般的家庭中長大，也很健康，且有出息，像我這樣苦悶的只在少數。糟糕的地方在於：我們家既不是像隔壁男孩家那樣脈絡清楚，根據確鑿；又不像另外有些家庭一樣乾淨利落，根除草盡。在我們家的周圍，有一些蛛絲馬跡，向我的好奇心招手。這些蛛絲馬跡，從我童年時候起，就不間斷地露頭，一點又一點。比如說那幢大房子，比如說三娘娘，再比如說，患白喉死去的外婆，就在現在，白喉還沒有滅絕，還有憶苦思甜活動中的曾外祖母形象，這一些，造成了一個故事的氛圍。這就不能怪我疑神疑鬼，多思多慮了。而且，事情還僅僅是開頭，遠遠沒個完呢。
接著，一件在我看來是非同小可的大事發生了。這件事情，無論是於我們家的歷史，還是於我們家的社會關係，都具有重要的開拓的意義。事情發生在一個晚上，家裡正有幾個「同志」在吃飯，挺熱鬧的。事情不知怎麼都擠在一起了。有很多晚上，我們家沒有客人也沒有事情發生地過去了。忽然，電話鈴響起，母親去接電話，我看見母親的表情一點一點地陷於迷茫。這時候，「同志們」正在熱烈地乾杯，興高采烈，惟獨我一個人注意到了母親異常的表情。我警覺得像一條狗似的，時時留神家中有什麼不尋常的情況發生。我心裡開始激動，我想大約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了。母親在我眼睛裡，是一個意志堅決的女人，很少有過表情迷茫的情形，她表情迷茫便意味著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歡聲笑語，觥籌交錯，全都遠去了，只聽母親低聲驚呼了一下：你呀!母親是用上海話叫這一聲：你呀!然後母親的臉紅了，佈滿了又感動又歡喜的神情。母親就帶著這樣的神情回到飯桌上，她說，她的一個孤兒院的老同學找到了她，「老同學」馬上就要來了。聽了這話，我不由戰慄起來，我想：天哪，孤兒院的老同學，這是哪裡的事啊!「老同學」在我們家的社會關係中是頭一個；孤兒院呢，則是在帝國主義侵華罪惡史中得到的印象，成千上萬個孤兒在西方宗教溫情脈脈的面紗背後遭到蹂躪與殘殺。難道母親就是其中倖存的一個?「老同學」也是一個?我們家的近代史忽然呈現出綺麗的色彩。母親匆匆地吃罷飯，來不及招呼客人，便退了席。我看出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她好幾次說有人敲前門，然後走過月光照耀的天井去開門，鐵門被她開得哐當地響，大弄堂里人影都沒有一個。我趴在窗臺上，看著母親一個人站在門口的景象，心中忽然湧起一股憐憫，我想：她是個孤兒啊!
孤兒這個詞多麼叫人傷心。我想，母親三歲沒了娘，那個祖母肯定也活得不長，否則她怎麼會進孤兒院，做了一名孤兒啊!怪不得我們家無親無故，原因都在於母親是一個孤兒。原來我是一個孤兒的孩子啊!這個新發現叫我又痛心又感動，這個晚上我永遠難忘，月色溶溶。有一個「老同學」將來我們家，也是一個孤兒，上海這城市原來還倖存有兩個孤兒，其他的孤兒都死在帝國主義宗教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後面了。我竟是這倖存者之一的孩子，我是多麼危險地、差一點就來不到地來到這世界上了啊!後來，「老同學」是從後門進來的，她一見母親就用上海話叫：小鬼頭!舉座皆驚，我頓時覺得這一聲叫揭開了我們家新的一幕，今後，我們家將在新的背景上演出我們的戲劇。母親和老同學是在小房間裡進行她們意義重大的會面。房門關著，我在門口走來走去，焦灼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當母親開門出來取水添茶時，我如鼠一樣地溜進了房間。起先我站在門口，老同學招手讓我過去。她比母親年長，也消瘦，戴一副黑邊眼鏡，態度和藹。我有點膽怯，可好奇心驅使我向她走過去。她問我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這一類普通的問題。她撫摸我的手有些侷促，有些害羞似的，好像不知道怎麼對待一個小孩子。作為小孩子的我，則在仔細地打量她，還大膽地去觸控了一下她腕上的一個小表，這使她驚慌了一陣，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母親進來了，她意外地沒有趕我走，於是我目睹了這場會面的尾聲部分。老同學說別人傳說母親去了解放區，在戰爭中犧牲了。可是就在今天上午，她們醫院清理病歷卡，她在這城市一家著名的婦產科醫院做一名護士長，清理病歷卡時發現有母親的一張。她久久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後又懷疑這是一個同名同姓的人，要知道，這世界上不僅同名同姓，連外貌相同的人都是很多的。可是，她最後還是決定來找母親，萬一正是呢?她從病歷卡上抄下母親的工作單位，從工作單位問到我們家的電話。母親自己都已經忘記了多年前曾經上那醫院作過一次檢查，是慕名而去，因為身體內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疑團。她僅僅去看了一次病，卻留下了記錄，這就是上海這城市的好處，這好處是檔案工作很周全，給尋人提供了方便。她再三地說：小鬼頭，你還活著啊!這使我心裡充滿了僥倖之感。一夜之間，我瞭解到母親生命中度過了兩次生死關頭，第一重是帝國主義反動教會溫情脈脈的面紗；第二重是戰爭的槍林彈雨。母親和老同學親密談心的樣子使我感動，她們說的都是上海話，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我對上海這城市的局外人心理。但是，母親是一個孤兒這一個念頭卻佔據了我的心，我甚至在那樣小小的年紀就已經感覺到了，作為一個孤兒的寂寞是比做一個上海城市的局外人還要來得大，來得深，並且沒有緩解的辦法。
老同學找到母親這一樁事，在較長一段時間裡影響了我們家的生活，這主要體現在我們開始了頻繁的互訪活動。去老同學家吃飯，使我們全家歡欣鼓舞、興致勃勃。我們穿上節日的盛裝，大人和孩子手拉著手。老同學的丈夫是一個牧師，牧師這行當我那時並不瞭解。牧師他身材不高，偏胖，戴著金絲邊眼鏡，溫文爾雅。他家沒有小孩，老同學她獨身很久，新近才嫁了牧師，他，卻已過了生育年齡。她長久獨身是因為她所供職的那個醫院是個教會醫院，規定護士不能結婚，要結婚必須離職，這是一種向上帝奉獻的方式。這規定在解放以後才取消。上海是個教會醫院很多的城市，這些教會醫院給這城市留下多少獨身和不生育的女人呢?沒有小孩子和我玩，我並不覺得喪氣，我和大人坐在一起，聽他們說話。他們的話我多半聽不懂，產生許多謬誤，就是這些謬誤，組成了我對母親的孤兒院的印象。和老同學交往於我們家是一個新鮮的經驗，我們由此瞭解到在「同志們」的戰鬥革命的生活道路之外的人生道路，他們的奮鬥與發展有一種社會進化論的意味，和同志們所走的社會革命的道路不同。在我們家和她們家進行互訪的同時，老同學家成為我們家一個熱鬧的話題，這是一個嶄新的領域。從此，關於我母親的故事，就擴大了題材面。說真的，我很感謝老同學找到了母親，否則，母親忙忙碌碌的，不會有什麼機會回顧往事。大部分人都不回顧往事就是因為沒有機會。由於我們不能經常地、全面地回顧往事，我們生活與生命中的一些疑團，就失去了解答的線索，比如像我這種刻骨銘心的孤獨疑團。可惜的是，我們家與老同學家的交往僅僅熱烈了起初的一段日子，很快就疏冷下來。彼此的家離得遠是一個原因；大家的工作忙又是一個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應當是除了回顧往事，再沒有一個現實而需要的理由使這種交往保持密度。回顧往事，畢竟只是一種心情的需要，於我們現實的生活無關。所以，是家遠，工作忙，缺乏必要性這三點原因使我們家和老同學家疏淡了聯絡。這其實是我們所居住的這城市的一個大問題，也是我們所以孤獨的原因之一。所以，先前我認為老同學將揭開我們家新的一幕的預感，其實是誇大其辭了，事實上，這只是我們家庭生活中的一個插曲。然而，不管怎麼，孤兒院的這一段卻從母親隱秘的歷史上揭露了出來。
母親的孤兒院坐落於我後來獨自居住的一條街上，我每天要從這條街上走至少兩趟，一趟是上班，一趟是回家。這條街上沒有一扇門和一扇窗透露出孤兒院的痕跡。那是英國人辦的孤兒院，以英語會話，嬤嬤給每個孩子起一個英文名字，都是花的名字。我母親的名字是「懷娥麗特」，就是紫羅蘭。在孤兒院裡，除了禱告以外，就是學做女工。嬤嬤們對她們的教導合起來只有兩個字，就是「奉獻」，奉獻給上帝。母親和許多女孩子坐在長桌邊，低頭做著女工的時候，她想的最多的問題就是：上帝是誰。我母親的現實精神使她拒絕接受一切抽象的東西，這就是她後來成長為一個無神論者的基礎。上帝使她迷惘得要命，如不是因為這個，也許她就在孤兒院裡呆了下去。因為對於一個孤兒來說，有一張床和一日三餐，就再無所求了。可是上帝這個題目天天在傷著她的腦筋，原罪的說法也在傷著她的腦筋。由此她就覺得上帝是一個懲罰者，懲罰使她聯想起陰曹地府的慘烈景象，這是她祖母給她灌輸的思想。說她今生做了錯事，要下油鍋上刀山地受煎熬，憑她實際的頭腦還可接受，而認定她前世已經做了錯事——這就是她對「原罪」這詞的理解——前世的錯處今世要來贖還，是她怎麼也想不通的。她還隱約覺得，在做禱告和學女工之後，會有殘酷的懲罰等著她，禱告和女工只不過是個序幕而已。這些念頭使她日益苦悶，還有一些褻瀆的念頭纏繞著她，她在精神上備受折磨。我想，這大約就是帝國主義教會溫情脈脈的面紗後面的殺人真相。所以母親寧可在街頭流浪，也不願在孤兒院裡衣食無憂。我後來居住的這條街道經常陽光明媚，下雨的日子裡也很明亮。梧桐樹長得很好。只有兩路公共汽車往來，腳踏車也較稀少。這是上海這城市裡少有的幾條寧靜馬路中的一條。我選了一幢尖頂紅瓦的樓房作母親的孤兒院，因那尖頂有點像教堂的鐘樓。前邊還有一個花園，許多衣服晾在橫七豎八的竹竿上，告訴人們那裡居住有七十二家房客。我好像看見母親排在一隊女孩裡面，走過草地，去到尖頂樓房，也就是教堂裡面去做禱告，鐘聲噹噹，很悠揚。這些沒爹沒媽的孩子悄無聲息地、像貓似的溜過草坪，去進行向上帝奉獻的儀式。上帝做了她們的父母，將她們集合起來，彼此做姐妹，使這些孤兒們彼此也都有些親眷可以走走。我想，從這一點上說，上帝的用心也還是好的。只是母親從小沒有父母，她不想讓一個面目曖昧的傢伙來做她的父親。像母親這樣沒有管束的孤兒，是不會喜歡有人做她的父親。孤兒的生活其實也不錯，無牽無掛，自由自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所以，我想母親離開孤兒院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她堅持要做一個孤兒。
我覺得母親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孤兒的習性，比如她不喜歡尋訪親戚，她只和「同志」在一起。同志關係是一種後天的再造的關係，親戚則是與血緣有關的。母親這人對血緣的問題沒興趣，她不太去想人是從哪裡來的這一類追根溯源的問題。這就苦了我了，我天天都在想，人是從哪裡來的?母親幫不了我的忙，就再沒有人能幫我的忙了。母親具有孤兒的特徵還表現在她獨立、堅強、自信、凡事不求人。這樣一來，即使有「同志」，卻也構不成命運的更趨緊密的關係了。命運的關係其實是以互相需要為基礎的，而上海這城市的服務設施卻有計劃有系統地解決了人們的需要。比如抽水馬桶漏水，只需往房屋修理處報告。假如沒有這些服務，我們會去找一個親眷，抑或是一個同志，請他來治理漏水問題，我們會對他生出感激之情，「謝謝」說個不停，他則說：下回再來找我。可到了下回，卻是他來找我們，因為他家電線漏電，而我們恰恰在實踐中學得了電的知識，這回就是我們幫他的忙。漸漸地，我們與他就建立了一種息息相關的情義，我們彼此解決水與電的問題。水與電是這城市裡的命脈，將我們牢牢聯合在了一起。這就是命運關係建立的過程。如今，日益完善的保修部門解決了命脈的問題，使這種產生命運關係的機會消失。這為人的獨立自強提供了條件，這是孤兒特別易於生存的地方，它甚至可以把一個本來不是孤兒的人鍛鍊成一個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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