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非洲人、亞洲人以及長期以來被美國哲學和文化排斥在外的美國土著對哲學的要求（當然還有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那些虛無縹緲的專業化關注日益顯得含糊其辭、不得要領。最早的哲學家並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要理解現實。他們創造的智慧語言，在世界上的許多文化（若不說絕大多數文化）中具有某種共同語言。它與生活得好有關，如今，它與大家共同生活得好有關。目前，隨著非裔美國人和非洲哲學在思想世界得到凸顯，隨著中國、日本和印度哲學吸引了西方哲學家的注意並贏得了他們的尊重，隨著美國本土的哲學變得廣為人知並在本土得到廣泛討論，現在是時候構造某種共享的智慧了，它既能夠尊重差異，又能夠理解文化和思想互動的動態性。

環視寬廣的哲學傳統，古典的和現代的、書寫的和口傳的、宗教的和世俗的，人們會瞥見它們之間的相似和差異，以及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微妙或不那麼微妙的影響。或許，根本就不存在什麼「純粹」的文化或傳統。每個社會都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亞群體或異見者。或許，民族主義甚至「文化」觀念不過是（而且仍舊是）哲學神話罷了。或許，從來就沒有稱作德國的實體，有的只是施瓦本、巴伐利亞、弗蘭科尼亞、普魯士，而它們自身又是由許多更小的群體和認同組成。

如今的德國依然處於分裂狀態，不是東德與西德之間的分裂，而是土生土長的德國人與上百種其他德國人（比如德國出生的土耳其人、德國出生的斯拉夫人）之間的分裂，其實，後者的語言和利益並沒有不同到無法習得和理解的程度。這些群體各自都有自己的哲學，或者曾經有自己的哲學，有清晰可辨的相貌以及其他系列重要問題。有時，這些問題彼此類似、互有重疊。有時，這些問題彼此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反對。

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看，最有魅力的哲學當屬日本哲學，它在某些方面與我們考察的西方哲學類似，但在深刻之處卻與西方哲學截然不同。任何到過日本的西方人都不會否認，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維方式以及處世態度上有深刻甚至無法理解的差異。如同其他非西方文化，日本在向西方開啟國門之際，經歷過打擊和重創。實際上，日本最偉大的現代哲學家西谷啟治（nishitanikeiji，1900—）曾寫過論述他所謂的「strong虛無主義/strong」（借自尼采的術語）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的著作，認為由於最初遭受的文化妥協和失敗，虛無主義仍滲透在日本文化中。

在日本，「哲學」（tetsugaku）是新事物，這個詞本身就是特指西方的思維方式。（比如，日本的大學有大量關於康德、黑格爾和德國觀念論者的課程，實際上，這比德國之外的任何大學都多得多。）除了這種舶來的哲學，日本人也有自己理解自身的獨特方式，而且這種方式極為明晰，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說，都極為「哲學」，像哲學那樣有系統。這種哲學源自傳統文化、日本的禪宗，以及封建社會晚期的社會實踐，尤其是武士道傳統。它在大學的學術研究中不怎麼明顯，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能劇、插花藝術以及日本人做生意的方式中，表現得很明顯。

當然，日本最終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或許，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商業上的成功使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恢復過來。日本的電子和汽車產業，這些曾經為美國所支配的產業，如今在世界上最為成功。日本的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日本的海外投資令人難以置信。

資本主義在現代已經表明了它的普遍性，但是，日本的經濟不只是資本主義，而是與美國盛行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形式。日本的公司與美國的公司不同（如今美國的公司開始試著模仿日本公司的經營模式）。日本公司不像傳統的美國公司那樣，反對與政府合作，不接受政府的支援，日本公司不像美國公司那樣處理與其他公司的關係。日本人的商業關係也與美國人的商業關係不同。日本的資本主義與美國、英國或德國的資本主義不同。有許多優秀的研究表明，義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資本主義也別有不同。易言之，資本主義及其文化複雜多樣，同樣，使得現代商業成為可能的觀念和價值也複雜多樣。它們之間差異既微妙又重要。「生意就是生意」，這是美國人的老話。但事實是，生意是多樣的，讓我們著迷的，既有相似也有差異。

哲學必須「從內部」展開自身，而不必考慮其他傳統，也不必從更大的世界圖景中來看待自己，這種古老的觀念已經成為過去。這不是說其他文化和觀念必定更好（比如許多美國人在若干年前似乎就是這樣認為的）。不過，如果認為哲學本質上只存在於某種文化strong之內/strong，只關注自身，而不會超出和「超越」自己的文化視角和侷限，那就完全錯了。

比如，本世紀兩位傑出的印度哲學家將傳統的吠檀多和優秀的英國教育背景相互結合，提出了遠遠超出其地域性起源的哲學體系。當然，這其中就包括聖雄甘地（1869—1949），他運用非暴力的消極抵抗和不合作（精神力量），通過自己典範的禁慾生活，把英國統治者趕出了印度。由於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榜樣力量，他的生活、信念和方法鼓舞了數百萬人。

其他還有阿羅頻多（ghoseaurobindo，1872—1950），他的名氣稍遜於甘地，但他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追隨者超出印度遍及世界各地。他把進化的概念引入了吠檀多。他駁斥了印度教向來具有的共同主張，既世界是幻象，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世界的否定。因此，他也拒斥禁慾主義。他試圖調和印度教和基督教，建立融合宗教神秘主義和日常生活的共同體（靜修院）。

在西方，哲學直到今天仍視為獨屬於西方的傳統。我們要說，哲學到處都存在，只是形式各不相同，我們不僅應該看到各種不同哲學傳統的相似之處，也要看到它們之間的差異。在此之前，哲學史上的哲學家也偶有交流和相互借鑑，但多數情況是彼此不相聞和相互不理會。然而，如今哲學這門學科在西方已經擴大它的關注範圍，擁有了全球視野，在政治壓力和環境壓力的迫使下，不僅把自身視為各自國家的公民，也視為整個世界的公民。

這種日益得到承認的全球化背景，產生的結果就是走向strong多元文化的比較哲學/strong的強勁趨向。長期以來，在英國、歐洲和美國的頂尖學府訪學的來自其他文化的學者和教師，把當今時髦的哲學潮流帶回各自國家。如今，這種影響顛倒了過來，西方的哲學家越來越想學習和教授西方之外的哲學。這種共同關注開始滲入哲學。

人們通過向多樣的美國本土信仰和非洲信仰以及古希臘的信仰汲取資源，如今的哲學領域發現了新的問題，比如，它導致了strong環境哲學/strong的出現。環境哲學關注的全球問題，不只是如何儲存足夠的資源以維持當前生命（包括人類和非人類）的生存，還有如何維持未來生命的美好生活。這場運動（以及這場運動之外）的某些哲學家呼籲，人類應把道德責任感不僅擴充套件到全人類，而且應該擴充套件到動物。他們提倡尊重動物的權利，並採用體現這種尊重的政策。甚至在更大的範圍內，許多「新時代」、環境意識強的哲學家提倡無所不包、有機的「蓋亞」哲學的重要性。這種哲學不再認為我們人類是孤立的個體、共同體或社會，也不再認為人類與眾不同，能夠「支配」地球上其他生命和資源，而是開始看到世界是活生生的整體。

易言之，在經歷了2500年從原初的萬物有靈論向更為機械、更為科學的世界觀過渡之後，我們走了完整的迴圈，又回到古代的萬物有靈論者和許多所謂的原始人所共有的信念。如同藝術，哲學發現自己回到了自己原初的「根」，現代藝術就是如此。（當畢加索把非洲的面具形象融入傳統西方藝術影像學，然後在巴黎展出，這開啟了現代主義藝術。）或許有一天，哲學家也不再堅持我們自己深奧難解的詭辯與普通人富有洞見的觀念和情感之間的區分。或許有一天，全球哲學甚至全世界的哲學還會超越侷限於人類地球哲學的侷限，不過，這樣的推測顯然超出我們當前的關切。

例見marcoorru未出版的專論「institutionaltypologiesofcapitalist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