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對沖突的20世紀的哲學回應，仍延續了上個世紀的反形而上學精神，strong實用主義/strong這種獨屬於美國的哲學就是這種精神的最佳詮釋。早期的兩個實用主義者皮爾士（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1842—1910），後者是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的兄弟。皮爾士的實用主義，本意是要糾正當時科學方法的笨拙粗陋。詹姆士使它變成了哲學。這種哲學的標誌是對經驗的重新強調，這是「徹底的經驗主義」，與舊的經驗主義完全不同。為此，詹姆士創造了「經驗流」這個詞。他還通過建立某種完全美國式的方法來聯結新舊世界，這種方法在歐洲被稱作「現象學」（經驗的科學）。他對於弗洛伊德的觀念也很同情。詹姆士在去世前夕，曾與弗洛伊德碰過面。

哈佛大學的哲學家皮爾士主要是邏輯學家，他因提出符號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論而聞名於世，但這與他的實用主義關係不大。他提出實用主義，主要是基於他對科學的興趣。通過對生物學家的自然主義描述的反思，皮爾士相信習慣實際上是每種動物存活下來的關鍵。因此，早期實用主義者對神經學和「反射弧」的密切關注，是威廉·詹姆士和約翰·杜威的焦點問題。

絕大多數動物通過本能獲得習慣，但是，人類需要發展他們的習慣。特別是，人類需要獲得信念，以此為行動提供（極為可靠的）前提。因此，皮爾士認為信念是人類習慣的表現。不過，根據皮爾士的觀點，信念是暫時的、偶然的。它們可以依環境而改變，而且常常遭到改變。實際上，環境和我們自己的行動不斷迫使我們改善自己的信念。信念不是「一勞永逸」的問題，除了數學和邏輯，那些聲稱「永恆」和具有先天證據的信念，可以說毫無實際用途。我們不斷檢驗自己的信念，看看它們是否具有可靠性，那些未能通過檢測的信念，則遭到拋棄。

皮爾士同樣認為，科學術語只有在它們與實際的經驗現實相互聯絡時才有意義。他為理論作為科學中的正當公設辯護，只要這些定義集中於可理解的結果即可（「可操作的定義」）。他堅決拒斥舊世界中非經驗的哲學思辨風格，在這方面，他與哈佛大學哲學系的另一位成員威廉·詹姆士站在一起。

詹姆士是科學家，他的研究方向是如今所謂的哲學與心理學的交叉領域（常常是哲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鴻溝）。他是首批對神經學這門新科學感興趣的的美國人，他的兩卷本《心理學》（citepsychology/cite），儘管已然過時，但仍是這個領域的經典著作。不過，除了對科學的興趣，詹姆士主要關切的是日常生活的問題。正是通過他，實用主義才流行開來，使其走出哈佛大學的殿堂，進入美國思想生活的主流。（我們可能注意到，皮爾士不屑於詹姆士把實用主義大眾化的做法，以至於為了使自己的工作與之區分開來，將之稱為「實效主義」，他說：「這個詞很醜陋，我想別人不會用它。」）

詹姆士認為，我們的觀念只有當它們具有「兌現價值」時，才是有用的，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在自己的實際計劃中運用它們時，它們才是有用的。所謂好的觀念，就是有益於某事。不過，詹姆士儘管這樣強調實用，但並沒有忽視宗教或道德信念的重要性。實際上，他認為宗教經驗是我們經驗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宗教經驗比宗教教義重要得多。但是詹姆士也承認，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若能幫助我們駕馭生活並使生活具有意義，那麼，它們也具有「兌現價值」。這個比喻的粗俗性在他的那些歐洲批評者那裡也不鮮見。

正是在強調經驗的背景下，我們能夠理解詹姆士在美國哲學中的持久吸引力，或確切地說，在哲學之外的持久吸引力，因為他更經常被當作歷史學家、新聞記者和文學批評家而不是哲學家。從新媒體的發明到「經驗工業」（不只是娛樂業，還有各種替代冒險以及很安全的危險體驗專案），「經驗」似乎正是美國人的一切。在哲學中，這種對經驗的強調被歸為常識，實際的主張若在我們的經驗中不起作用，無論它得到多麼嚴密的論證或具有先天的說服力，都是不重要的。

這種對經驗的強調在宗教中最為顯著、也最具吸引力，各種各樣的宗教經驗規範著精神生活。從保守的恩典教派和南部的浸禮會到加利福尼亞大瑟爾的以瑟蘭學院的古魯，宗教常常被視為個人的主觀經驗，而不是複雜的神學教義。詹姆士（他畢竟是醫生）認為宗教是某種治療方式，用以治療懷疑、抑鬱和不安全感，並且把宗教規定為某種療法，而不是教義。實用主義學說也帶有strong多元主義/strong色彩，它肯定了世界中不同經驗和生活方式的正當性。美國社會由充滿野心、冒險精神的移民構成，對於這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來說，這種哲學堪稱完美。

奇怪的是，詹姆士最富激情的學生是西田幾多郎（kitarōnishida，1870—1945），這位日本哲學家在自己的國家宣揚詹姆士對「純粹經驗」的推崇。毫無疑問，西田所說的「純粹經驗」不同於實用主義者的理解。根據西田的理解，純粹經驗類似於理想的坐禪經驗，在這種經驗中，直接就體驗到了自然和萬物的統一。西田堅持認為，純粹經驗無法通過第三人稱的觀點掌握，因此他把經驗主體的前反思經驗作為其理論的基礎。西田的純粹經驗先於所有主體與客體的區分；在這種經驗中，人同時遭遇自我與物件。在純粹經驗中，人超越了自己的個體性，（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遭遇某種真正普遍性之物，即終極實在。正是在這裡，自我與宇宙合一。

儘管美國的實用主義始於皮爾士和詹姆士的反形而上學精神，但是，第二代實用主義者深受偉大的德國觀念論者黑格爾的影響，從歷史來看，這也是可理解的。為了對抗當時的虛無主義傾向，強調思想能夠掌控最艱難的處境，羅伊斯（josiahroyce，1855—1916）這位詹姆士的哈佛同事，把實用主義與黑格爾主義相互結合，論述了整體主義的絕對真理觀念。詹姆士對待「真理」相當謹慎，有時認為真理指的是最有用的理論，有時又提出更為激進的看法，認為我們通過在具體情境中的有效運用而使之為真。相反，羅伊斯宣稱，所有哲學家，包括實用主義者，都追求絕對真理，哪怕他們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也是如此。羅伊斯認為，現代哲學的「精神」是地地道道的觀念論，包括詹姆士對經驗的強調和德國觀念論者動態的超驗領域。非常奇怪的是，詹姆士的實用主義與西田的禪宗的相遇，所基於的共同基礎是黑格爾的「經驗科學」。

很多美國人不大相信實用主義源自哲學家，而傾向於認為它源於美國人的易變和不願固守在某個地方的特性。不過，羅伊斯對哲學的獨特貢獻，從某種程度上確實源自他的加州背景和視角。他在某本論自然狀態的書中對這個背景大加稱讚，時至今日，這本書仍然是對雜糅了唯物主義、靈性、世故和粗俗的奇怪混合的極佳分析，而正是這種奇怪混合規定了加州的精神。從這個視角來看，羅伊斯對經驗和他所謂的「唯意志論」的雙重強調就很合適了。羅伊斯的唯意志論與叔本華那裡的唯意志論完全不同，因為後者強調非理性和悲觀主義。相反，羅伊斯的唯意志論受到加州的樂觀主義的影響，有種模糊但很強的目的感，以及抽象的黑格爾式的對較大共同體的「精神」認同感。確切地說，對於瞭解其背景的人而言，羅伊斯最重要但尚未得到理解的倫理學觀念，就是諸如strong忠誠/strong這種德性在人類生活的重要作用。不幸的是，這種德性在美國倫理學中遭到摒棄，不僅在公司中少見，更悲劇的是，也在家庭中缺席。

杜威（1859—1952）是20世紀實用主義的核心人物以及最著名的美國哲學家。杜威也受到黑格爾觀點的動態性的影響，他在年輕時，還是福音派黑格爾主義者。儘管他遠離黑格爾轉向了羅伊斯所辯護的抽象觀念論，杜威的全部哲學仍然是建立在動態統一的概念之上，這個概念正是承自黑格爾。他整個人生都反對那些誇大的二元論，包括心靈與身體、必然命題與偶然命題、原因與結果、世俗與超驗，因為它們撕裂了而不是澄清了經驗，而且在他看來，這使得哲學變得不可能。他是反還原論者，偏愛豐富的理論和觀點，而不是極簡主義的理論和觀點（比如邏輯原子主義的理論和觀點）。此外，他不斷尋求某種功能性的理解，而不是靜態的抽象分析，比如他追問道：「這是如何執行的？」「這是如何融合的？」。

與這種無所不包的態度相應，杜威試圖引導實用主義離開對科學與邏輯的單向度強調（比如皮爾士）以及對主觀經驗的過度個人化強調（比如詹姆士）。特別是，杜威更感興趣的是把哲學應用於國家所面臨的大量日益明顯和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堅持認為自己首先是民主哲學家，但這絕不是說他只是談論民主的理論家。他的哲學的主要目標是讓民主運轉起來，這既是他明確的政治和社會理論的目標，也是其知識論和教育理論的目標。杜威對社會問題的關切，意味著實用主義的成熟，也使其成為基礎廣泛的行動主義。他不僅鼓動社會參與，而且踐行社會參與，很多獨特的美國製度都有他不可磨滅的印記。

杜威的實用主義名為strong工具主義/strong，它認為觀念是我們處理實際問題時的工具。杜威比其他所有實用主義者都更為強調strong實踐/strong，強調我們通過strong做事/strong來學習做事的現實方式。因此，他的教育理論的首要觀點是：兒童要通過做事而非傾聽和閱讀進行學習，當然，這個理論也因其「放任」而常常遭到嘲笑。對於那些把自己的人類知識觀侷限於純粹的「旁觀者」視角的哲學家，即那些只是觀看、理解而不是參與到實踐中的哲學家，包括他的實用主義同行羅伊斯，杜威有許多嚴厲的批評。因此，與傳統的科學哲學強調方法和結果不同，杜威將他的觀點擴充套件為對探究和學習的本性的探索。

杜威認為，對知識的尋求不應被視為對「真理」的抽象尋求。我們的探求之所以會開始，是因為我們感到矛盾，感到真實的不安，無論是出於具體的實踐問題，還是更為複雜晦暗、我們有時稱之為「好奇心」的情感。我們的處境提供了我們應該處理的問題。它們不是無中生有。學術探究應始終聚焦於糾正現實問題和改正真正的不足。據此，科學和倫理學在本質上有相同的目標，即改善經驗狀況。經驗再次成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術語，它不僅被理解為動態概念，而且被理解為實踐概念。經驗不只是瞭解和理解。它要求參與、介入解決問題。

儘管如此，杜威的實用主義也不應像許多歐洲人所奚落的那樣，被視為功利主義特別粗俗的美國版，只關注經驗的「兌現價值」（詹姆士所使用的帶有隱喻性質的短語）。為了強調這個問題，杜威出版了開創性的著作，主題是顯然strong不切實際/strong（而且十分文明）的藝術和美學。藝術和經驗把工具主義的方法應用於對藝術物件的觀看。杜威認為，審美經驗幫助我們以自己覺得有意義的方式來建構我們的經驗。它們以不同尋常的明晰性揭示每種經驗的結構，克服緊張而形成令人滿意的統一體。

哲學家常常對作為社會過程的教育有興趣，但是，除了柏拉圖和盧梭，實際上沒有哪個哲學家像杜威那樣如此強調教育。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杜威都強調靈活觀點的重要性。他堅決拒斥當時僵化的課程結構，堅持認為它是學習的障礙，不會激勵學習。他強調參與、解決問題、實踐和經驗，最重要的是令人愉悅的學習經驗。

杜威也反對如下觀念：學校是不同於成人社會的機構。首先，學校是孩子學習成為民主社會的公民的地方。因此，學校本身應該是民主的模型。學校，或許是過去文化和傳統的寶庫和媒介，但它必須朝向變化的未來。恰當地說，教育是終身的追求，涉及全身心地以有意義的方式來建構我們的經驗。此外，人們可以把杜威的美國式樂觀主義與一戰前後折磨歐洲人的那種苦澀的犬儒主義和絕望做出比較。歐洲人悲嘆自己悲劇性的毀滅。美國人則在矚望激動人心的未來。

喬治·桑塔亞納（georgesantayana，1863—1952）是常年生活在美國的西班牙哲學家，他是羅伊斯的學生。如同杜威，他提出了融合黑格爾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哲學，也強調經驗。同樣，他像杜威那樣是反還原論者，尤其是反笛卡爾主義者，他還駁斥當時極為盛行的靜態的還原論的哲學，尤其是在歐洲和美國日益變得有影響力的各種形式的原子論和經驗主義。桑塔亞納尤其厭惡學者對方法論的強調，無論是在歐洲（比如現象學）還是在英美的「分析」哲學，它都佔據了哲學的大部分內容。相反，他堅持某種極為個人化和文學化的風格。在桑塔亞納看來，哲學是極富人性的追求，富有人文主義內涵。

不過，桑塔亞納在某種程度上反對杜威和他的老師羅伊斯的觀點。他對民主充滿敵意，完全反對美國的那種「進取」文化。他偏愛地中海。如同19世紀的許多德國人，他對古希臘有一種鄉愁。因此，他在哈佛大學成了有著貴族氣息的人物，據說，當他發現自己有筆不菲的財產可供繼承之後，就走出了正在上課的教室，並辭去哈佛大學的教職。

桑塔亞納的哲學像羅伊斯的黑格爾主義，強調動態的經驗，或他們兩人所謂的「超越」經驗。但是，如同羅伊斯，桑塔亞納的觀點發生了轉變，從認為個人可以突然直接地「直覺到」實在，轉向了某種要求較為系統、理性的過程的觀念。不過，對於桑塔亞納而言，這種「先驗主體性」絕不會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肯定無法得到哲學的「證明」。相反，人最終必須相信自己的自然感受，即自己的「動物信仰」，放棄那種可論證的確定性（但卻會導致自我毀滅）的哲學追求。在他的代表作《精神領域》（citetherealmofspirit/cite）中，桑塔亞納寫到：

strong在動物的靈魂中，激情一個個緊接著或爭著表現自己，而那些無法集中精神則慌亂地相互衝撞，給那些為自身提供的精緻論證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如果靈魂變得完整和理性，那它的中心，即精神的器官，就佔據主導位置，所有動人的激情開始得到比較和判斷，而它們可能的問題就會被預知和不受重視。波浪不會停止，但如今它們打在了岩石上。隨著內在安全而來的，是內在的明晰。/strong

桑塔亞納揭穿了形而上學的虛假面具，推崇某種充滿熱情（他會說是「卡斯蒂利亞式」，或更普遍地說，西班牙式）的自然主義，但他仍堅決維護宗教的重要地位。宗教為自然提供神話的或詩意的解釋，儘管它們是不真實的，但對於賦予生活意義而言，卻必不可少。它們幫助我們組織自己的經驗，並從某種道德的視角來看待事物。宗教絕不是完美的，如同其他所有知識，宗教對確定性和「絕對知識」的追尋是嚴重的錯誤。儘管如此，人的宗教觀就像他的文化觀那樣，是其身份的基本組成部分，不應以進步或實用為名加以摒棄或貶斥。因此，在某些最重要的哲學問題上，桑塔亞納完全背離了他的實用主義同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