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位極其熱情、極具才華、極端富有、來自維也納的古老家族的年輕貴族，出現在劍橋大學羅素辦公室的門前。這個年輕人就是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他是個無可爭議的天才，羅素在遇見他之後不久就坦承，他把能教的都教給了這位年輕的邏輯學家。維特根斯坦掌握了這種新邏輯，接納了他老師的極簡主義、原子主義的世界觀，並且在幾年內改變了整個哲學的面貌，儘管這並不是他的意圖。
在不到80頁的簡練著作中撂下「要說的都說完了」這句話，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中戰鬥之後，維特根斯坦告別了哲學。他去學校教書，為自己的姐姐設計了一座房屋，創作了幾首曲子，然後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但是，1929年，他又回到劍橋大學，重新思考他做過的工作，不僅與哲學的新邏輯形式和理想的科學語言的追尋作鬥爭，而且與整個人類思想史作鬥爭。他發現，自己與之鬥爭的痛苦也曾讓斯多葛學派和他自己的前輩叔本華以及尼采苦惱，儘管這些主題從未出現於他在劍橋以及其他地方激起的哲學討論之中。他接受了劍橋大學的哲學教授這個「荒謬的職業」。然而，他又覺得這是「活受罪」，因而他再次離開了學術界。
但這都是後話。維特根斯坦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在劍橋大學之時，他所離開的維也納正經歷新世界成型過程中的嚴酷考驗。維也納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顯展現出舊式貴族的墮落、中產階級的焦慮，以及新生代藝術家、作家和批評家的憤怒。維特根斯坦自己就是這種舊式貴族的體現（儘管他放棄了自己的所有財產，因而與這個階層不再有關係）。他也有這個時代所具有的焦慮（他有三個兄弟自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舊道德秩序的崩潰）。他屬於維也納那個由藝術家、作家和批評家組成的圈子。阿諾德·荀白克（arnoldschoenberg）是他家的朋友。令人畏懼的激進記者卡爾·克勞斯（karlkraus）是他早年的夥伴，儘管相比之下，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寫作實際上交織著不可抑制的緊張。在維也納，人們可以看到，許多小的政治陰謀不久就爆發為世界大戰。在那裡，人們還可以看到破壞歐洲安寧的病理。在我們探尋不幸的天才維特根斯坦的顯著功績之前，我們或許應該來檢視他那個時代的神經病症，這是摧毀了歐洲人也摧折著他的病理。
人們會發現，在維也納，好醫生都在探究最可怕的診斷，選擇自己能找到的最敏感的主題，即自我。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通常不被視為哲學家，這當然是哲學的損失和恥辱。不管怎樣，弗洛伊德的觀念確立了20世紀人們反思心靈、人性、人的境況以及人的幸福前景的框架。我們通常並不知道也無法知道自我心靈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他的這個反啟蒙觀念成了幾代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的思想前提，或者至少構成了他們的問題意識。此外，心靈最終只是物質實體（即大腦），可以用神經學和物理學語言加以分析，他的這個啟蒙觀念仍在規定心理科學。因此，一切皆可解釋，甚至包括微小的「失誤」和「口誤」、遺忘和夢，這是20世紀思想的基礎假設。
一如既往，這些觀念都可以在其前輩那裡找到。「無意識」是好幾代德國哲學家的論述主題，其中甚至包括理性主義者萊布尼茨和康德。某種形式的心身合一的觀念，已經由斯賓諾莎論述過，甚至在他之前、自德謨克利特以來的很多唯物主義者也論述過。在某種意義上，一切皆可解釋這個觀念，只是充足理由律（每件事都有原因）的另一種用法。不過，弗洛伊德在世界急需解釋的時代裡，把這種哲學與前所未有的膽量相互結合。他把這種哲學經驗與催眠術、自己的猶太出生和在診所的時光聯絡起來。然後，由於他給出的是人們最不想要的解釋，即人的行為就其本性而言是基於卑鄙、殘忍、亂倫的動機，從而激怒了整個世界。人類本質上是好的，對於這個啟蒙觀念而言，以上說法實在太過分了。性慾無處不在，而且處處受到壓抑。不幸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本身正是它的原因所在。
作為醫生，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自於他為神經紊亂症患者的治療實踐。他發現，有些病人的問題源於早前的、常常是嬰兒期的創傷經驗，由此他提出心理學理論，它基於對兒童時期成長的分析。嬰兒的生活，始於快樂慾望。弗洛伊德稱之為strong快樂原則/strong。隨著嬰兒意識到外部世界並不總是能滿足自己的慾望，他就認識到，若要得到所欲求的快樂，就需要與所身處的環境互動。這個發現就要求承認strong現實原則/strong，它在實踐中常常與快樂原則相沖突。
在成長過程中，兒童學著讓快樂原則的要求服從現實原則。人們可以說這是「心理裝置」，藉此能夠發展出某種內在的審查機制，把意識到的危險或不合適的慾望排除出去。弗洛伊德稱這個過程為壓抑。特別是，壓抑影響我們的性慾，性慾就其本性而言，常常受到扭曲。
只要慾望受到壓抑，就會被迫進入「無意識」，它仍然很活躍，只是沒有被意識到。不過，在有神經紊亂症的個體那裡，某些被壓抑的慾望和記憶要求表達，儘管它們不被社會接受。既然審查機制拒斥了這些慾望和記憶，它們就只能被部分地感覺或記住，而且是以扭曲的形式被感覺或記憶，這就導致了反常行為和混亂的思想、衝動以及夢。在夢中，我們會「看見」自己不想看到的東西。此外，弗洛伊德認為，那些因歇斯底里而什麼也看不見的人，確實會力圖不去「看見」那些顯現在意識領域的被壓抑的慾望。
神經病的徵兆就是以錯亂的方式表達慾望，精神分析師的工作就是給這些錯亂解碼，通過發現那些驅動它們的受到壓抑的慾望來找到神經問題的根源。為此，弗洛伊德提出了大量方法來揭示行為背後的深層觀念，其中就包括釋夢。弗洛伊德認為，夢以偽裝的形式（strong顯現的內容）/strong呈現慾望，人們可以對夢進行解碼，由此發現其隱藏的資訊，即strong潛在的內容/strong。在他看來，神經病徵兆與夢類似，涉及的明顯行為是對意識上不可接受的慾望的編碼偽裝。心靈哲學和符號哲學由此發生了鉅變。
弗洛伊德的革命性在於，他把精神紊亂視為正常發展的偏離，它與我們所謂的「心理健康」並無根本不同。正是由於弗洛伊德，「常態」觀念開始受到嚴重質疑，也正是因為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觀念才站穩腳跟。弗洛伊德認為，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面臨挑戰性的障礙；在克服這些障礙方面，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幸運而已。
比如，男孩在4或5歲的時候要面對的心理障礙，弗洛伊德稱之為俄狄浦斯情結。在數年對母親的依戀之後，男孩會把父親視為爭奪母親關愛的競爭者。弗洛伊德把這種情況以俄狄浦斯命名，俄狄浦斯是古希臘的悲劇人物，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父娶母。是否能很好地成長取決於這種情結的化解，即放棄對母親的依戀，接受父親的權威。有些人未能完全化解這種情結，結果成年之後，在與母親之外的女性建立愛的關係或服從權威時會遇到重重困難。
弗洛伊德晚期的著作有明顯的黑暗面。在《文明及其不滿》（cite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cite，1930）中，弗洛伊德主張，人要生活在文明之中，只有通過壓抑慾望、放棄諸多本能的愉悅，才能做到。不幸的是，我們越文明，我們就越要剋制自己；我們越是壓抑自己，我們就越有可能變得神經質。因此，文明的代價就是犧牲幸福。在《超越快樂原則》（citebeyondthepleasureprinciple/cite，1920）中，弗洛伊德也認為，除了快樂衝動（以及與之相關的「生命本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本能），人還有死亡衝動，弗洛伊德稱之為「死亡本能」。
弗洛伊德並不是在說，我們全都有自殺傾向。死亡本能本質上是能量守恆原則，尋求在機體內部使緊張關係最小化。但結果是，每種機體都指向死亡，即生命迴圈的終結，這種病態的思想也激發了其他德國思想家的思想。最後，弗洛伊德認為，我們的生命是由愛與死的宇宙原則引導。死亡或許終結了個體生命，但是愛卻見證了生命在物種中延續。儘管如此，愛並不是弗洛伊德生活的那個維也納所頌讚的浪漫。用弗洛伊德那些眾人皆知的略帶嘲諷的話來說，它是「肉慾，以及文明的嚴峻考驗。」
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有其批評者的功勞。第一代中包括卡爾·榮格（carlg.jung，1875—1961）。榮格認為，弗洛伊德過分強調性作為神經質問題的基礎的重要性。他還認為，弗洛伊德過於強調個人成長經歷中精神創傷的重要性。榮格認為，至少有許多無意識的生活直接由物種共有的模式或原型所指引。根據榮格的說法，神經質行為的共同原因，就是個人沒有意識到的原型模式的刺激，這是應對生活處境的典型方式。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無視情境的具體細節而「自發」行為，而這種方式從意識的立場來看是不適當的。榮格也對理想的心理健康加以理論化，他稱之為「個性化」，認為成熟和穩定的立場應當是這樣：人要學著接受自己的所有特點，無論是優點還是缺點，並把它們整合成個性化、獨特的完滿生活方式。（榮格閱讀了不少尼采的作品。）
在德國，另一場運動以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方式完成了弗洛伊德和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是社會學家（實際上，他開創了現在所說的社會學領域），但是，他也是座思想寶庫，尤其是在哲學熱衷的理性這個主題上。我們再次看到，人為的學科分割是哲學的損失。多少哲學是對某些社會結構未被認可的表達，而不是對真理的闡釋？又有多少社會學是隱蔽的哲學？
年輕時，韋伯是德國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自由提倡者。年長後，作為受人尊重的學者，他勇敢地反對戰爭的帝國主義和德國的新右翼，並且譴責它們表現出來的潛在的仇恨觀念。他在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與他提倡的嚴格方法有關，但是，他最具影響力的貢獻在於對當代社會的分析，如果我們用較為弗洛伊德色彩的術語來說，就是對當代社會的診斷。
在這裡，有兩個論題特別讓我們感興趣。第一個是韋伯的以下著名論點：資本主義以及現代西方社會的結構是新教的產物。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citeprotestantethicandtheriseofcapitalism/cite）中，韋伯認為，加爾文主義嚴酷的基督教哲學，因其預定論的核心論點，使數百萬人陷入難以消解的焦慮之中。人們無法明確知道自己是否屬於「揀選」的那部分。因此，人們有必要去「證明」自己夠資格，因而需要忘情工作但卻過著禁慾的生活。當然，無論多大的成功都無法消除這種激發了充滿活力的進取精神的焦慮，但是，在努力和禁慾生活之間，結果是大量的金錢即資本的積累。在永不會成功地減輕焦慮的過程中，資本被用來掙得更多的金錢。結果是更多的努力，更多的金錢，依此類推，最終導致永不滿足的貪婪，這決定了我們當前的絕大部分經驗。
人們很容易把這種診斷性論點與弗洛伊德的如下觀點聯絡起來：文明本身必然會導致我們得不到幸福，我們感到焦慮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慾望是人性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過，與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韋伯沒那麼輕易陷入從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社會的結構中進行概括的陷阱。他發現，那些決定了「人類境況」的結構並不只是文明的產物，而是特定文明、特定信念和慾望的產物。
因此，韋伯對理性觀念本身產生了興趣。自古以來，哲學家都認為理性是上帝給予的禮物，這是極為驚人的能力。正因為理性，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中，唯有人能夠超越自身的當下經驗，關注遙遠的未來，探索遙遠的過去甚至瞥見天堂，更不用說數學和哲學的樂趣了。哲學家常常質疑理性的範圍，比如，中世紀關於是理性接近上帝還是信仰接近上帝展開長期爭論，現代「批判」理性並嘗試為之劃定範圍（比如洛克、休謨和康德）。不過，韋伯承認，「理性」和「合法性」有許多不同的含義，而且當代生活中常常誤以為的合法性，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純粹「工具性」的思維方式，缺乏人性和精神性。
總而言之，合法性所指的是strong官僚制/strong。公正的政府政策（羅馬人的發明，由拿破崙加以完善）成了加於自身的法律，對效率的強調（無論官僚制實際上可能多麼缺乏效率）替代了那些事實上讓生活富有意義和值得過的價值。正如韋伯從前的導師尼采在數十年前所說的那樣，理性成了暴君。它不再承認自身的侷限，也不再承認它應為之服務的價值。在晚年，韋伯成了新浪漫派。通過對尼采的運用，韋伯分析了「魅力型領袖」概念，即通過精神激勵的方式統治的領導人，當然，與尼采相比，他更多把這種「魅力型領袖」置於較為傳統的宗教背景之中。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維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大學到奧地利軍中服役，而且無論作為士兵還是指揮官都很傑出。但與眾不同的是，他周圍的絕大多數士兵背包裡放的是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他自己的背包帶的是自己的哲學手稿，只要有空，他就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同查拉圖斯特拉，維特根斯坦的書就像從山上下來的先知，突然降臨到相互衝突的人類身上，對他們的混淆進行懲罰，並試圖一勞永逸地澄清他們的誤解。這本書就是《邏輯哲學論》（cite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cite），當他年長的老師羅素最終在1921年安排出版後，立即成了公認的哲學經典。
《邏輯哲學論》很像尼采的某些著作，由一些精心排列的、編號的格言構成。但是，不同於尼采的那些向來自我質疑的著作，《邏輯哲學論》完全是斷言，甚至是教條。它似乎首先是部邏輯學著作。它至少看起來是對科學合理性的堅決辯護。這本書的主旨是經典邏輯原子主義的宣言。邏輯原子主義是羅素對極簡主義的簡單句子的描繪，根據維特根斯坦的說法，它們「描繪」了極簡主義的簡單事實。他說，「世界是事實的總和。」其餘部分則是對如下問題的回答：句子（或者更準確地說，命題）如何描繪世界。
但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最有趣的部分與理性之無能有關。在這裡，顯然受到過幾代德國浪漫派的影響，也受到了叔本華和尼采的影響。理性試圖去做卻做不到的是對自身的探究。它無法為自己劃定界限，或者說，它甚至無法描述自己的界限。它甚至無法描述自身。（「我不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我是自己世界的邊界。」）人也無法說清楚這些界限之外的東西。人無法說「不可說之物」。在科學理性的界限之外，還存在所有的價值問題、緊迫的倫理學問題、上帝和宗教的本性問題。《邏輯哲學論》的結尾指向了這個方向：「對於無法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這並不是簡單的同義反復，而是深刻的神秘主義，它悄悄地把我們指向哲學和理性的界限之外的多元經驗。
維特根斯坦的這本著作的影響之一，就是激發了維也納的哲學運動，它後來被稱作「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接受了《邏輯哲學論》的某些核心論點，不僅包括有關邏輯形式的核心論證，而且包括較有問題的關於不可說的最終陳述。隨著這場運動的發展並向英美擴充套件，它似乎日益把哲學和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斥為「無意義的」，包括倫理學、美學和宗教。根據這種乏味的觀點，哲學就是邏輯，而且只是邏輯。但是，實證主義者自己所做的並不能這樣粗俗地加以概括。（我們稍後會有更詳細的論述。）當然，維特根斯坦從未認可這種觀點。在他看來，倫理學、美學和宗教strong極為重要/strong，以至於無法用科學的邏輯語言來把握。但是，維特根斯坦隨後離開了哲學，當他十年之後回到哲學，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觀念。
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論主要集中於男性成長，關於女性成長的討論，則主要被視為男性現象的變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