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新世界」（如今是「舊世界」）是大量哲學思辨的主題。偉大的德國詩人用詩歌概括了這種幻象：「你擁有的世界，要好於我們這個舊世界。」康德也充滿激情地審視著美國。黑格爾儘管宣稱「歷史終結」於歐洲，堅持認為哲學家不應預測未來（這與他那些赫赫有名的學生相反），卻也預示世界精神的下一個舞臺在大西洋。不過在大西洋，美國哲學的精神很大程度上仍緊貼著歐洲。最顯然的是，美國最早發展起來的哲學流派是黑格爾主義，他的活動地點是位於美國中心的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在哈佛大學和其他地方，主導的哲學形式都是來自德國和英國。甚至在今天，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最時髦的哲學仍常常是法國的舶來品，這些土生土長的觀念只停留在學術雜誌上。
早期的殖民者更擔心的不是實在的終極性質。最早的定居者常常身處險境，因而直接的現實情形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當務之急。因此，美國哲學常常有種嚴肅的實踐或「實用」特性。19世紀，隨著產業和城市在美國發展壯大，哲學家起身反抗，讚頌本國自然界較為崇高的方面。相比之下，到了20世紀，美國哲學幾乎全都迷戀科學。在歐洲過去的十幾個世紀裡，人們很容易找到前後相續的哲學主題，它們或相互交織或彼此對抗。在美國，哲學卻從未有自己明確的主題，激情總是不斷落在不同的主題之上。
新世界（尤其是新英格蘭）的哲學史，多半始於宗教爭端和分離主義運動。許多早期的定居者都是為了尋求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才離開歐洲，但是，只要他們找到了棲息地，常常就變得不那麼寬容了。新英格蘭早期的歷史，就是宗教排外和流放的歷史，更別說還有時而發生的對異端和女巫的審判。這種宗教狂熱，與新美國的氣質大有關係。羅馬的天主教會已經存在上千年，而新英格蘭的某些教會似乎只存在了幾個月。
在美國，早期哲學活動的目標在於牢固確立和鞏固宗教運動。美國文學的首部作品就是力圖鞏固清教教義。威格爾斯沃思（michaelwigglesworth）的《最後的審判日》（1662）是首民謠風格的長詩，在一年內賣出一千八百部，這種情形表明，美國公眾已然非常渴求世界末日的啟示。愛德華茲（jonathanedwards，1703—1758）是新英格蘭的牧師，他的佈道同樣是為了加強宗教學說。愛德華茲喚醒了許多殖民者，讓他們回到他所謂的新教的基本教義，即我們「生來墮落」，只能在上帝的恩典中得到拯救。愛德華茲認為，拯救首先涉及體驗、對上帝榮耀的直觀、神聖的「光明」。有了對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洞見，所有關於上帝的作為、公正和預定的擔憂就都一掃而盡。
如同絕大多數新英格蘭思想家，愛德華茲在構想自己的哲學時，依賴於英國傳統。他認為，理性和經驗都將證實基督教的教義。具體而言，愛德華茲遵循約翰·洛克的思想，認為上帝通過自然揭示了自身，並通過我們的感官給予我們知識。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上帝給了信仰者額外的感官，藉此看見上帝的榮耀，即保證我們得救的「知識」。
愛德華茲促進了strong大覺醒運動/strong的興起，這是在1740至1742年席捲美國殖民地的宗教復興運動。大覺醒運動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尋求皈依的方式：喚起強烈的情感。儘管愛德華茲自己受到採用戲劇性策略的傳教士同行及其卑躬屈膝的信徒厭惡，但他仍力圖通過自己的佈道使自己的聽眾「折服」。（大覺醒運動的重大結果就是，美國新教中浸信會運動的發展，它強調皈依的實驗性和耶穌基督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個人角色。）
宗教哲學儘管在殖民地的早年歲月中佔據統治地位，但是，公民社會的建立為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提供了極為不同（而且並非總是相容）的關切。建立新國家，建立市鎮並且最終建立城市，發展環境優雅並且生機勃勃的種植園，以及賺錢，使他們不可能過上古希臘人、歐洲人以及東方哲學家所過的那種閒暇、耽於反思的生活。甚至在城市和種植園建立起來、賺了錢之後，哲學這門學科對於忙碌的商人和精力充沛的農場主而言仍沒有什麼吸引力，他們投入到「蠻荒」之中，播撒著被後來的作家稱之為偉大的美利堅帝國的種子。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富有哲學天賦的思想家，他們大部分是律師和商人。其中就有托馬斯·傑斐遜（thomasjefferson，1743—1826），《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和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他在啟蒙運動的革命觀念中找到了某種意識形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整套複雜的意識形態），以此建立了新國家。
美國成了理想之地。無論如何，它是以憲法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國家的首個和最佳的現代範例。到18世紀中葉，啟蒙運動在美國東部各州已經很穩固。在費城，美國人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沒有提到財產權）。《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有共同的前提，即政府是經由被統治者的同意、通過契約形成的，只要它們不再反映人民的意志，就可以被取締。到18世紀末，這些原則已得到實踐。但是，洛克哲學最具革命性的地方是他對這個新國家的規定，即堅定不移地主張基本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內容在憲法修正案中得以規定和增強。沒有哪個社會像美國這樣正式並最終做出如下保障：政府要尊重個人權利，比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基本的司法權。
不過，美國的政治哲學從未脫離早期宗教思想家所激發的對情感的頌揚。因此，政治哲學或許從未像美國人所主張的那樣充滿激情（儘管也不總是富有理性），政治狂熱在此似乎取代了歐洲的宗教戰爭。實際上，美國社會充斥著在各個領域都巧舌如簧的政治煽動者，而且他們幾乎都有先驗的預設。儘管如此，那些規定了歐洲哲學大部分內容的學術論爭和認識論爭議，對於這個新世界的新意識形態而言幾乎毫無吸引力。因此，過去被視為哲學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視，如果誰還沉迷於古老的學術論爭和認識論爭議，他就只能進入大學的象牙塔。但也正因如此，美國哲學在學術殿堂中保有了安全的位置，只是由於外部的反智主義，在有教養的公眾那裡，漠視哲學日益成了慣例。
不過，在學院之外，仍有許多偉大的原創性的美國哲學家。重要的是，他們通常並不認為自己是哲學家；當然，他們也沒有在傳統的哲學史上被視為哲學家。愛德華茲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僕人；惠特曼（waltwhitman）是偉大的美國詩人；還有各種奇才和為受壓迫者包括婦女發聲的人。同時，還有某些政治家，國事繁忙之際也留下了倉促的哲學思考，比如總統傑斐遜和林肯，以及某些傑出的失敗者，包括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和麥卡錫（eugenemccarthy）。
美國政治家的哲學觀念，實際上從未出於純粹的理論興趣。公共哲學非常「實際」，對日常生活和當下的政治有切實的影響。其中有些觀念，是新國家幸福安寧的持久障礙。比如，殖民者對英國人徵稅的怨恨，並沒有因英國人的離去而消失。有些美國哲學家提出了精緻複雜的論證來反對所有徵稅，而且這種論證容易影響公眾的意識。有些新觀念是危險的。這些實際的觀念中最有害的是「天命論」觀念，這是記者杜撰的詞，後來盛行於美國政治家中間。天命論這種觀念認為，美洲大陸因其開放的空間，不僅可用於歐洲殖民擴張，而且是命定的。這種學說實際上是對掠奪大陸和鎮壓原住民的哲學合理化。
在仍以自身是「新的」作為辯護理由的國家中，某些偉大的哲學家來自受壓迫的少數族裔，這毫不奇怪。我們喪失了大量豐富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哲學的口頭傳統，不過，我們擁有雖未受重視但極為動人的非裔美國哲學經典，它們清晰地記錄了反抗的呼聲和關於人性與不公的制度的深邃思考，這些在美國的繁榮中受苦最為深重的人，卻沒有包括在《權利法案》之中。
道葛拉斯（frederickdouglass，1817—1895）曾是奴隸，後來成了廢奴運動的重要演說家。再後來，他又成了為奴隸和婦女爭取公民權的改革者。有人因道葛拉斯的雄辯天賦否認他曾經是奴隸，為此，他在撰寫的自傳《道葛拉斯的生平和時代》（citethelifeandtimesoffrederickdouglass/cite,1845；1882修訂）中作了說明，平息了這個謠傳。這本書是對美國生活及其最可鄙的奴隸制最大膽、最尖銳的反思。道葛拉斯簡練優雅的演說激發的道德情感，後來在1860—1865年的美國內戰中噴湧而出。
杜波依斯（w.e.b.dubois，1868—1963）被亨利·詹姆斯（據說他走遍全世界沒有看到任何黑色面孔）視為整個世紀值得注意的作家。杜波依斯的名著《黑人的靈魂》（citethesoulofblackfolk/cite,1903）對美國黑人身份感的複雜特徵做了分析。杜波依斯認為，非裔美國人具有雙重靈魂，一重是美國，一重是黑人。最初，杜波依斯相信可以通過智識上的努力來消除種族主義，後來他發現，政治行動主義也是必要的。他拒斥漸進主義的策略，即只要情形在改善，可以暫時接受歧視。杜波依斯是後來所謂的「黑人自豪」運動的早期發言人。他還論述了某種泛非洲主義觀念，認為非洲血統的人應該視自己為同盟，要有獨特的政治關切。
道葛拉斯和杜波依斯共同推動了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作為現實的政治，人們很難想到美國的更為重要的哲學運動（或許，婦女運動是例外，它有著同樣的理念和關切）。在它們之後，我們可以追溯到後來的某些著作，比如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1929—1968）的作品，他主張某種完全一體化社會的觀念，以及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mx，1925—1965），他的著作風格極為獨特。不過，我們現在說的時間有些靠後了，因為儘管有19世紀的社會壓力和政治壓力，但政治絕不是哲學的唯一關注所在。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很久，環境而不是歐洲人的「自然」，一直是美洲人關切的永恆主題。土著美洲人的哲學是徹頭徹尾的關於我們周遭世界及其幸福、危險和奇蹟的哲學。某些新近到來的歐洲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它們把自然當作精神實體的來源，而不是視為對歐洲帝國主義的訴求。隨著美國變得日益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漫主義開始復甦，它拒斥舒適安逸和消費主義，提倡簡樸的生活。而且，隨著美國城市變得日益龐大和問題重重，這種幻象多次出現在美國普通民眾的想法中。
亨利·大衛·梭羅（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是最著名的生態主義隱士。眾所周知，梭羅隱居在馬薩諸塞州瓦爾登湖旁的相當安逸舒適的地方（這個地方屬於他的朋友愛默生）。梭羅是個沒有固定職業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推崇個人與自然交往的簡樸生活，認為這種生活遠勝於同時代的許多人所向往的那種充斥商業冒險的都市生活。他為後來成了國家意識形態（當然，與其他意識形態處於競爭之中）的東西定了調，拒斥生活和「文明」，迴歸自然和「自然之道」。
梭羅對過度鋪張的文明社會的厭惡，使他提倡針對不公正法律的不合作策略，通過和平的方式促成重要的社會改革。他的論文「公民不服從」有著持久的影響力；它鼓舞了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人分別展開反對帝國主義和種族壓迫的鬥爭。
梭羅雖然是古怪的人，但他意識到自己是更大的哲學運動的組成部分，這場運動就是盛行於1836年至1860年strong新英格蘭超驗主義/strong。偉大的新英格蘭「超驗主義者」是康德和黑格爾直接的哲學後代。（愛默生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康德。梭羅研究黑格爾，崇拜卡萊爾。）超驗主義把源自啟蒙運動和歐洲浪漫主義的觀念，與推進社會改革（廢除奴隸制和促進婦女選舉權）的進步觀念相互結合。超驗主義者是樂天派，深信人類固有的善良天性，對其可能性充滿希冀。他們也是東方式的神秘主義者，強調人與自然合一，並認為直觀洞見優於邏輯推理。
除了梭羅，最著名的超驗主義者當屬愛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他的散文不僅對美國的實用主義者有根本影響，還是美國文學的經典。此外，他還深刻地影響了尼采。愛默生強調自然作為精神實體之來源的重要性。他追隨黑格爾，也認為人類由某種「超靈」相互聯絡，它給予我們直觀的道德指引。愛默生推廣並促進了strong自主/strong作為最高的德性。他認為，相信自我的直觀，是獲得生活完滿的最好基礎。
愛默生最初是一神會（新教教派，沒有正式的信條，強調宗教的統一性）的牧師。不過，愛默生最後辭去了牧師之職，因為他開始對宗教機構的價值表示懷疑。他斷言，有組織的宗教是人類沒能獲得更直接的宗教體驗的表徵。這些體驗是可以獲得的，尤其是在沉思自然之際。正是從他的宗教感受力出發，他提出了世俗人文主義，這是有時會被當代福音派信徒痛斥的哲學。但是，正如人文主義的起源有其基督教會背景，世俗人文主義同樣基於宗教感受力。它關注此世人類的幸福，反對只關心來世拯救的宗派。
很顯然，超驗主義者既受到德國觀念論者的影響，又受到歐洲浪漫主義者的影響。不過，這種在思想上對歐洲的依賴，無疑困擾著隨後整個世紀的美國知識分子。這些美國人非常明確拒斥有歐洲烙印的思想，為自己的原創性和新穎性感到自豪。因此，他們覺得需要真正的美國哲學。
真正的美國哲學，必定是與歐洲的學院派和形而上學反思截然不同的東西。它要有講求實際、頭腦冷靜的美國式思考風格，這種美國經驗的反映。這種哲學發展成了反形而上學的strong實用主義/strong。這場運動涉及的傑出人物有詹姆士（williamjames）和杜威（johndewey）。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發展出來的精神的實踐投射，最初，它是歐洲定居者努力在異鄉建立新生活時應付挑戰的必然要求。因此，美國實用主義是受如下信念的激發：理論是否有價值的最終準則，在於它對現實的strong效用/strong。實用主義與傳統的形而上學不同，人們實際上可以動手strong做事情/strong，甚至改變世界。
實用主義者的實用現實路徑訴諸美國精神。因此，它是從歐洲支配的19世紀向常常所謂的「美國世紀」過渡的觀念轉型。我們可能注意到，當我們開展這種轉型時，儘管歐洲各國之間長期存在古老的殺戮，但是20世紀的歐洲卻開始了長達八十五年的相對和平穩定時期。當然，這種寧靜不久就打破了，不過實用主義哲學在全球陷入戰爭和革命的年代裡，仍繼續培育著美國人的樂觀主義精神。
實用主義從19世紀末橫跨20世紀。因此，我們會把它的大部分歷史放在第四部分，在那裡，實用主義與歐洲哲學和心理學中新的、更具科學色彩的潮流相互混合。不過，在19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中，美國是哲學的荒地。它有雄辯的演說家如詩人惠特曼，還有愛默生，他受到歐洲著名哲人尼采的推崇。但是，美國還沒有產生出自己的哲學，西方哲學在世紀之交的巨大轉變仍然發生在歐洲。
詹姆斯在《美國遊記》（citetheamericanscene/cite，1907）中作出這個評論。杜波依斯著作廣泛，包括《黑人的靈魂》和《黎明前的黑暗：關於種族概念的自傳》（citeduskofdawn:anessaytowardanautobiographyofaraceconcept/cite，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