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在1815年滑鐵盧戰役中失敗，隨後遭到終身流放。同樣，在19世紀中葉喧囂但反動的這些年裡，黑格爾年輕時的那種樂觀主義也破滅了。實際上，從1815年到19世紀中葉這些年，常常被歷史學家稱作「反動」時期，正是這個時期壓抑的氛圍中，黑格爾的哲學變得日益謹慎和保守，而克爾凱郭爾開始反抗「當代」的沉悶乏味，馬克思及其同志集中精力抨擊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在19世紀中葉，歐洲各地出現了許多徒勞無功的革命，但是，那些看似沒什麼破壞性、卻有著重大影響的革命也正在悄然發生。

在英國，工業革命已經進入了新世紀。商業繁榮，消費主義這股當時經濟世界中的微小力量，正在改變世界。個人需要興起，這自然要求某種新哲學，這是以個人幸福最大化為根本目的的哲學。strong功利主義/strong就是這種哲學，它的根源在前一個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之際），但它的登場靠的是其最雄辯的代言人密爾（johnstuartmill，1806—1873）的哲學。

休謨哲學也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無論如何，他認為所有倫理的基礎在於「效用」。）邊沁（jeremybentham，1748—1832）則是最早給功利主義命名且對其進行充分闡述的人，而約翰·密爾的父親詹姆士·密爾（jamesmill，1773—1836）也是功利主義較為熱情的擁護者。不過，約翰·密爾對功利主義做了最傑出的辯護、最吸引人的表述，從而成為功利主義的規範表述。

邊沁認為，效用的基本原則是快樂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而且，他以此為基礎建議對英國的刑罰制度進行重大改革。（懲罰罪犯所造成痛苦或苦難程度，應超過犯罪帶來的回報。據此，懲罰的唯一目的是制止犯罪，而不是「報復」。）

這種理論顯然強調的是數量，為此，密爾補充了快樂的strong質量/strong問題，因而強調詩歌和哲學的重要性，然而，從純粹享樂的角度來看，泥地摔跤和保齡球給那些從未體驗過微妙享受的人帶來的快樂要大得多。但是，功利主義完美地抓住了消費革命的心態。因此，它幾乎沒受任何阻力就在法國傳播開來。當然，它也傳到了美國，並且在那裡最受歡迎。在德國，它依然被認為極其庸俗，不過那時德國的工業革命幾乎還沒有開始。（尼采有句極為尖刻的名言：「人活著不是為了快樂，只有英國人才這麼做。」）

密爾通過把他的功利主義與他早年對「自由企業」哲學的優點相互結合，還論述了某種強有力的權利學說。他的觀點是傳統上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經典表述，而這個立場顯然繼承的是約翰·洛克。密爾後來與社會主義走得更近，但終其一生，他都是個人自由的熱情擁護者。他認為，保護他人的自由是限制個人自由的唯一理由。在個人自由中，言論自由至為重要。如同歷史上的許多哲學家，密爾認為真理只有通過公開討論和論證才能呈現出來。沒有人能保證對他人的審查是正當的，因為審查的觀點有可能是正確的，這進而表明任何形式的審查都是不合理的。然而，個人自由可以通過訴諸個性和自我實現進一步得到確證。沒有自由，人就無法實現自己的天賦和獲取自己的幸福。（在晚年，當他不再有早年的那種自由市場熱情之後，密爾認為經濟安全是同樣基本的自由條件。）

密爾的哲學也具有革命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英國早年的知識論革命更為激進的延續。他革新了英國的經驗主義（儘管他沒有這樣稱呼自己的學說），特別是對德國觀念論無所不在的影響進行了批判，比如他的倫理學。實際上，他非常徹底地強調所有知識源於經驗，甚至說數學也不是先天的（如康德所主張的那樣）、存在於外部的理念領域（柏拉圖所認為的那樣），而是經驗問題，是從我們的計算、構形等經驗中高度概括化和抽象化的結果。

密爾的經驗主義及時採用了科學中更新的動力。心理學向來是哲學的組成部分（就其曾聲名顯赫而言），現如今也正大踏步地成為「經驗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也正日益被確立為社會科學。物理學則向前跳躍了好幾大步（甚至某些著名的物理學家宣稱，到19世紀末，所有的物理學問題都將得到解決，或不久就會得到解決）。

然而，所謂的「物理學」正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它未來令人震驚的情形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或許凡爾納［julesverne］和威爾斯［h.g.wells］除外）。這個變化不再強調傳統的物質觀念，它自古希臘以來就被定義為「唯物主義」，而是強調strong能量/strong（比如，電磁場和重力場的發現和量化），這不僅在物理學中而且在其他所有知識領域中，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這種全新的經驗主義對生物學這個領域有著驚人的影響，一直以來，生物學領域雖有大量的觀察資料，卻鮮有理論。當然，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之前是出於實踐的理由），就已經在蒐集、注意和區分看似無限的動物種類和植物種類之間的屬性、相互作用和差異。生物分類上存在長期爭論（「鯨魚是魚嗎？」），當然，當時也在持續發現著陌生的、新的、值得注意的物種。但是，作為一門學科，生物學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論性的。

strong為什麼/strong有那麼多物種，它們是strong如何/strong很好地適應環境的，這些問題偶爾會被並不尋常的思辨性博物學家或神學家探究。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創世記》提供的傳統答案，即「因為上帝那樣創造了它們」，已經完全足夠。不過，在19世紀中葉，華萊士（alfredrusselwallace，1823—1913）和達爾文（charlesdarwin，1809—1882）這兩位（競爭激烈的）博物學家，提出了改變自然這個概念的理論，無疑，這讓聖經學家大為震動。

這個理論就是strong進化論/strong，它認為，物種在數千萬年或數億年中隨機地出現在地球上。它們的生存、繁殖或消失，完全取決於各自適應環境的能力。當然，這個論斷的關鍵在於，它認為人類也是進化而來的。有些人非常介意說自己的祖先是某類猩猩進化而來，認為這是對人類的冒犯。也有人認為，物種的出現是源於機遇，而不是上帝創造，這是對上帝的褻瀆。但是，即便是那些完全接受人類進化觀念的人，比如達爾問自己，也面臨重大問題。人類仍在進化嗎？如果是，會進化成什麼樣子？我們真的是某種過渡的中間存在，處於「低階」動物與某種更高階、更強大或比我們更有適應力的生物之間嗎？

在19世紀走向終結之際，這些問題有了最令人震驚、最具煽動性的回答。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撰寫了引人注目的作品，聲稱要追尋名為查拉圖斯特拉的人物的教育功績（他有意以波斯先知查拉圖斯特拉或瑣羅亞斯德為名，後者宣揚的是關於宇宙善惡力量的學說）。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citethusspakezarathustra/cite）中，尼采有難以置信的說法，認為人不過是猿猴與超人（Übermensch）之間的橋樑。於是，「人性」的未來成了問題。

此外，還是在這本書中，尼采又戲謔地引入了名為「末人」的角色，這是進化導致的可怕（或可笑）的可能「結局」。末人是最後的資產階級、滿足的功利主義者，是徹底的電視迷。末人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幸福」，他們這樣說的時候還帶著滿足的神情擠眉弄眼。尼采警告道，這也是我們的可能性。我們繼續安於舒適、減少危險、無視神秘未知之物、湮滅創造性，直到我們在世界中感到安全，最後我們變成「像跳蚤那樣的不可根除之物。」或者，我們可能會努力成為某種超越「人性的太人性的」東西，渴望成為超人。然而，要理解何為超人，我們就必須重審整個西方歷史，看看我們是誰，又是如何成為了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由於他強調必須回溯歷史來理解我們之所是和我們之能是，尼采反思的就不只是達爾文，還有黑格爾、維科和赫爾德。為了追溯西方思想的發展歷程，他回溯到早期基督教、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以及更早的荷馬和前蘇格拉底的戲劇家。尼采接受的是古典語文學家的教育，因此，他是在與猶太——基督教相沖突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希臘遺產。他完全拒斥從整個基督教歷史中發展出來的對這兩方面的「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