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公認的現代西方哲學的開創者，是從經院哲學的耶穌會傳統中走出來的哲學家，也是頗有成就的科學家和數學家。笛卡爾哲學的基本主題規定了哲學的大部分內容。這些主題包括對數學和幾何學的運用、對方法論的強調、哲學與科學的聯絡、對「常識」的懷疑、對理智謙卑的主張（「懷疑的方法」）、對確定性的尋求，以及他對通過數學和幾何學證明可以發現確定性的信心。當然，笛卡爾是傑出的數學家，也正是他，把數學和幾何學現實地相互結合，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解析幾何，這才使物理學中的巨大進步成為可能。不過，人們完全可以質疑他對把數學運用於哲學的信仰，以及他為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所確立的狹隘的哲學典範。

為了理解笛卡爾哲學，我們有必要先弄清他三個方面的寫作背景。第一，他受過宗教教育，當時的天主教會仍處於權威地位。因此，笛卡爾無論具有怎樣的革命性，他進行的革命也是在宗教權威的氛圍中展開的。第二，「新科學」的興起。笛卡爾還是小孩時，就已聽說伽利略用最新的工具望遠鏡發現了木星的衛星。這個發現很自然引發出各種問題，比如知識的性質、現象的可靠性、我們未知世界的程度，以及我們用以檢驗和擴充套件知識的方法。這種新科學既提出了關於理性相對感官的可靠性的老問題，也引發出新的激動人心的問題，比如我們的認識能達到何種程度。儘管我們在這裡不關心笛卡爾對科學的貢獻，但新科學（及其與宗教權威的潛在衝突）產生的激情，也必須被視為笛卡爾進行沉思的框架的組成部分。

笛卡爾所處的第三個方面的背景，常常為人所忽視。儘管他的著作表面上以冷靜的口吻談論方法論問題，但他深受歐洲正在發生的宗教騷亂影響。針對這個現實，蒙田提倡寬容。而笛卡爾則提倡理性。平和有力的理性證明，成為正在撕裂國家的戰爭、血腥的宗教爭端提供了受人歡迎的替代方案。

笛卡爾最重要的論點在今天幾乎已成公理，但在當時教會權威以及他自己宗教教育的背景下，實際上極為激進。這就是他對理性自主——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之重要性的強調。然而，他心裡的這種獨立思考，與通常所謂的常識截然相對。他語帶反諷地解釋道，常識是「世界上分配最均勻的東西，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確信自己具有豐富的常識，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極難滿足的人，通常也不會在這方面要求更多」（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句話借自蒙田）。常識就是這樣——習以為常，常常毫無意義。「僅僅有好的心靈是不夠的」，笛卡爾寫道，「還要知道如何很好地運用它。」

因此，笛卡爾的哲學始於如下要求，即我們每個人自己確定所相信的真理，這意味著通過運用數學方法建立真理的確定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發明了激進的方法，即懷疑方法，他藉此懷疑自己的所有信念，在它們可以證明為正當的之前，要像早期懷疑論者那樣把它們strong懸置/strong起來。笛卡爾提醒我們，他自己常常被別人欺騙或誤導，因此堅持懸置自己對他人權威的信任。他發現，他有時會被自己的感官愚弄（比如，木棍在水中看起來是彎曲的），因此，他主張對感官獲得的所有知識都保持懷疑。事實上，他甚至提出，既然他有時確信自己在夢中獲得過某些經驗，那就無法確定自己現在不是在做夢。他是否一直在做夢，迷失在自己心靈的深淵，卻誤以為在自己之外還存在一個世界？簡言之，他的strong所有/strong經驗是否都是錯誤的？甚至在最基本、最不可辯駁的知識上，比如基本的算術真理，都出現了錯誤？

笛卡爾在其最著名的著作《第一哲學沉思集》（這是數百萬學生的標準哲學導論）中，對這些問題做了極富吸引力的探究。正如他在較早的著作《談談方法》（1637）中所做的，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的寫作風格也取自蒙田，採取的是親切、溫和的私人談話方式。蒙田邀請我們進入他的個人思想，笛卡爾則邀請我們加入他的研究。於是，他慢慢地、體貼入微地要求我們分享他的一系列懷疑。

然而，即使笛卡爾的風格取自蒙田，但他要實現的意圖和得出的結論卻截然不同。蒙田意圖讓我們反省自己，以他為鏡，認識到我們自己的無知，由此變得謙卑和人性化。笛卡爾堅持把我們的懷疑推到極端，甚至推到荒謬的地步，再從此出發讓我們獲得不可置疑的真理。蒙田拉著我們的手，與我們分享他的思想。笛卡爾則讓我們承受嚴格的學術爭辯，每前進一步都要花大力氣進行審查和辯護。蒙田以懷疑論者的形象出現。笛卡爾則宣稱自己戰勝了懷疑論。他斷言自己從未搞錯，實際上，他甚至從未有過真正的懷疑。

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笛卡爾開篇便要求我們跟他共同圍坐火爐旁，他就是這樣穿著睡衣舒適地進行研究的。他平靜地要求我們考慮如下事實，有些非常「混亂」的人，他們竟瘋狂地認為自己是國王，或者認為自己的腦袋是玻璃做成的南瓜。然後，他注意到，在自己的夢中，偶爾也會有同樣不可思議的想法，他常常夢見自己坐在火爐旁學習，但實際上卻躺在床上睡覺。他此刻真是在睡覺嗎？他又是如何知道的？隨後，笛卡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保證。甚至在夢中，也有某些事情是確定的。尤其是算術和數學。「二加二等於四」在夢中與醒著時一樣確定是真的。一切皆可疑。

於是，笛卡爾提出，假設上帝欺騙他，以至於他永遠發現不了真理。又或者，由於上帝必然是善的，而且是「真理的基礎」，那就讓我們假設有一個同樣的「邪惡精靈」，他有「至高的權力和理性，總是故意欺騙我。」這個邪惡的存在者熱衷於把各種錯誤的信念注入我們的心靈。笛卡爾又提出，假設自己錯誤地相信自己有一個身體，相信有一個「外部世界」，甚至相信有一個上帝。那麼，一個人是如何把自己所認識的東西與只是相信的東西區分開來，把真的東西與假的東西區分開來？正是從這個空無一物的出發點開始，笛卡爾再次著手重建自己對知識的信心，這種知識始於這樣一種基本知識，即自己現在不是在做夢，真的有一個世界「在那兒」。

笛卡爾運用數學方法，即strong演繹/strong法，開始對這些基本真理的證明，根據這一方法，每一個原理必須源自在先的原理，或從在先的原理「推導」出來，而在先的原理又已經基於其他原理或前提確立。最終，所有的原理都必須源自一套基本的定義和公理——也就是說，這些基本的原理完全闡明瞭所使用術語的含義，或者說，它們是「自明的」，因而顯然是真實的。因此，笛卡爾宏偉的演繹的關鍵，是作為前提而無可置疑的公理。最後表明，這個公理就是他的著名主張（出自他的《談談方法》），即「我思故我在」。

這個主張可能看起來像是論證，但它其實是一個啟示，是一種自我確證，即我在自己存在這件事上不會搞錯。即使我是被邪惡精靈愚弄了，那為了愚弄我也必須存在。即使我懷疑自己的存在，那為了懷疑我也必須存在，如此等等。笛卡爾只有擁有他的前提，他的公理，他就能進而用經院學者的方式證明上帝的存在。（「我們心中的上帝觀念不是以上帝本身作為原因，這是不可能的。」）反過來，上帝的存在可以用來確證外部世界的存在。如果笛卡爾能夠確定上帝的存在，而且上帝不是騙子，他就能確信自己「清楚明白」設想的一切都必定是真的。邪惡精靈被打敗了。

對於這些論證，對於太過簡單的「清楚明白的觀念」這個說法，對於思考要求思考者的假設，對於上帝存在的論證，對於笛卡爾宣稱邪惡精靈被打敗的自信，人們提出了許多反駁理由。人們也可以質疑，笛卡爾是否真的像他最初宣稱的那樣，進行嚴格、徹底地懷疑。他似乎從未懷疑自己使用語言的含義，也從不認為他自己所用的語言可能誤導他。他也不懷疑自己用以進行邏輯演繹的推理規則。人們還可以說，他也沒有懷疑理性本身的可靠性，或者說，即使他思考了這個問題，也是為了證明理性的可靠性而假設理性的可靠性，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笛卡爾迴圈」（cartesiancircle）。

儘管如此，笛卡爾仍為哲學研究確立了基本規則，即確定性和免於懷疑。理性本身必須有效，但不能認為理所當然。因此，笛卡爾的「清楚明白的觀念」是基本思想。所謂清楚明白的觀念，就是個人不得不信以為真的觀念。易言之，它不可置疑、無法駁斥。這些觀念最明顯地體現在數學和幾何學的簡單命題中：「二加二等於四。」「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直線。」「三角形有三條邊。」（我們應該注意，「理性的自然之光」與清楚明白的觀念中的視覺隱喻。）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自己存在的觀念與上帝存在的觀念相同，這是清楚明白的觀念。不過，以下問題依然存在：難道不會是某個邪惡的欺騙者誘使人具有或看似具有清楚明白的觀念？換言之，我們能夠完全相信自己，難道我們不會仍然搞錯了嗎？或許，具體來說，我們會有意犯錯。但是，我們會事事皆錯嗎？我們的感官證據要求世界存在，甚至這樣的自然傾向也是錯的嗎？世界存在，這就是清楚明白的觀念，我們無法對它進行合理的懷疑。

還是說，所有這些無非都是魯莽呢？懷疑方法本身會不會就是錯誤，只要採用就難免陷入僵局呢？或許，我們需要整套不可置疑的前提作為知識的「基礎」，這個觀念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可能的。或許，正如蒙田所說，所有知識最多隻是可能、合理和有效。或許，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基礎」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知識大廈，只有多重交織的網路。人們可能會像蒙田和懷疑論者那樣主張，我們的知識永遠不會是確定的（除非在極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或特殊的環境下）。或許，我們應該警惕：把數學確立為知識的典範，無論是對於笛卡爾及其追隨者，還是對於古希臘人而言，都有非常大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