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尋現代哲學的起源，會面臨類似於確定古代「第一位哲學家」的學術困境（但並不因此而無足輕重）。這不只是純粹的年代學問題，只要檢視日期、看看誰最先擁有某些觀念，我們就可以確定年代。真正的問題是，strong這些觀念是什麼/strong？如何提出？在何種背景或場合提出？古巴比倫占星家比古希臘人早好幾個世紀，他們算是哲學家嗎？赫西俄德和荷馬比泰勒斯早好幾個世紀，他們算哲學家嗎？古希臘的科學家應該算作最早的哲學家嗎？現代哲學更是如此，人們可以爭論某個人物對開啟現代哲學的功績。（當然，我們的便利在於可以獲得他們的著作。）我們應把馬丁·路德視作第一人嗎？算了吧，他甚至極少被視作候選人。哥倫布呢？（根本不可能。）哥白尼或伽利略又怎樣呢？
科學與哲學在最早的古希臘哲學家那裡很難區分，但近代則沒有這種困難。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是科學家，不是哲學家（儘管牛頓花了大半生精力在撰寫神學作品）。霍布斯和培根無疑是哲學家，不過歷史學家傾向認為最好應把他們歸在文藝復興時期，而不是現代。不過，他們的同時代人，勒內·笛卡爾（1596—1650），幾乎得到普遍認可。幾乎每個人都傾向同意，笛卡爾是「現代哲學之父」。
這裡的原因值得探究。回過頭來看，他提出了恰當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每個被稱作哲學家（以及後來的哲學教授）務必回答的問題。笛卡爾很明顯主張同時轉向主觀性和運用邏輯方法（即「數學方法」），這種方法能為通向客觀性做論證。從此之後，幾乎每個哲學家都採用這種方法，至少運用過這種方法。他作為哲學家，大量時間都用於沉思他自己的方法、設計理性的法則，懷疑最明顯之物並對之進行證明。犬儒派可能會說，懷疑最明顯之物，然後對之進行證明（或否證），這種狡猾的唯我論幾乎是每個偉大哲學家的最熱衷的消遣。實際上，當我們在對科學主導的現代哲學進行回顧性研究，笛卡爾的形象極為顯耀，以至現代哲學的原初關注和原初動機都受到遮蔽。因此，冒著令人反感的危險，我們稍後再對這位偉大的哲學方法論者進行論述，而是把注意力轉向比他更早的人物——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他常常被哲學史家完全忽略。
蒙田不是科學家和數學家，而是道德家。他撰寫「隨筆」，而非方法論論文。他沉思的是人的愚行，而非他們的知識。正如他的荷蘭人前輩伊拉斯謨，蒙田懷疑人類是否能夠發現真理；即使碰巧發現真理，蒙田也懷疑人類是否能夠認識它；人類似乎沒有能力理解正義，此外，更重要的是，人類沒有能力行正義。他是古代懷疑論者的繼承人，既懷疑理性，也不相信感官。他強調自然觀念，認為它深深內在於我們之中，並構成人的strong品格/strong，這也是古代人贊同的觀點。
哲學和一般的教育，目的在於照亮和啟發我們自己的自然本性。蒙田發現，經院哲學的理智訓練毫無意義，而且有可能損害品格。不過，神啟確實值得接受，而且它也是溝通上帝與我們無辜的動物本性之間的橋樑。人類社會，尤其是哲學，虛榮在其中極為盛行。（讓-雅克·盧梭無疑會被蒙田深深打動。）
蒙田在1580年的全歐旅行確證了他自己的看法，即不同地方的人類習俗和觀念極為不同；它們的變化可能與環境和時代「相關」。他的旅行儘管限於瑞士、德國和義大利，但是這次對「人性」的有限接觸，足以讓他得出上述觀點。因此，蒙田與笛卡爾完全不同，笛卡爾只尋求絕對、不變的真理，它們不會也不能因地區或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蒙田著迷的卻是人類之間的差異以及人類行為和信念的偶然性（有時也會因此感到震驚）。易言之，笛卡爾追尋必然、永恆、非人性。人們可以很容易描繪可憐的蒙田，他與笛卡爾之間的區別，就像普羅泰戈拉與機智的蘇格拉底。
蒙田是一位悲觀主義者，但生活的哲學世界卻在不顧一切地保持樂觀，這個世界承諾科學和數學，揭示絕對真理。或許知識就是力量，但是正如蘇格拉底所表明的，承認自己無知才可以說是智慧。拒絕承認絕對知識，或許顯得謙卑，但能夠導向另一種德性，它在動盪的時代尤為重要。這種德性就是strong寬容/strong。整個現代都非常缺乏寬容，不過，世界主義者的看法恰好相反。
蒙田追求的是發展出生活哲學的古代藝術。不幸的是，這不是當時哲學的精神方向。這位在法國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文學天才，被棄置一旁，未能進入英語世界的哲學史。（人們可以推測，當今的文學批評者對哲學尤其是笛卡爾主義的毀滅性抨擊，完全可以理解為對這種無視蒙田的「報復」。）
現代概念的標準典型例子出自哲學家安東尼·傅盧（antonyflew）：「哲學史分期向來且不可避免是人為的。不過，最少任意性的區分是，現代哲學作為古代哲學和中世紀哲學的對立面，始於笛卡爾（1596—1650）；更確切地說，始於1637年《談談方法》（citediscourseonthemethod/cite）的出版。這個簡潔、卓越的宣言在所有方面都預示了即將來臨之物。」見citeanintroductionto/citewesternphilosophy,london:thamesandhudson,1971,p.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