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猶太教是某種聖書宗教，因此它必須面對那些關於如何正確解釋經文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誰能夠解釋經文？經文可以對每個人開放嗎？正確的解釋依賴於啟示嗎？倘若如此，當真的有啟示時，如何才能辨認出來？在猶太教的學術和爭論與希臘的哲學之間，引發了非常重要的困惑，這就是理性在解釋經文中的作用。理性為解釋提供了基礎嗎？經文的恰當解釋會導致教義與理性的衝突嗎？如果這樣，人們應該怎樣解決這些衝突？信仰應為理性讓步，還是理性應為信仰讓步？猶太教的歷史無疑表明，信仰具有首要的基礎地位。然而，拉比和希臘哲學家的辯證活動表明，理性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因此，當猶太教在千禧年的最後一個世紀遭遇希臘哲學，這些問題自然就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斐洛（philo，西元前20—西元40）是最早利用希臘思想建立解釋經文的適當路徑的猶太思想家。他特別關心信仰和理性的問題。斐洛是亞歷山大里亞的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曾受過希臘化哲學（即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期間，希臘人在地中海周圍發展起來的希臘哲學）的教育。斐洛對自己繼承的兩種傳統之間的衝突十分敏感。作為猶太人，他忠於一神論而拒絕同化。然而，他在其中接受教育的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顯然具有希臘特徵。他是保持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還是同化進主流文化，這個問題成了哲學史上最漫長的爭論之一，切中了自我認同問題的要害。

對此，斐洛的哲學回應是用希臘術語將猶太教思想系統化，並使之與推理論證相協調。正如我們所見，猶太教哲學和猶太教歷史更多由故事構成，而沒有多少哲學反思。但是，在「哲學」出現之前，希臘思想就為泰勒斯和米利都學派所發展。荷馬長時間以來都是通過寓言的方式加以解釋的，斐洛之前的亞歷山大里亞猶太人也發展出了寓意解經法，針對《創世記》的解釋尤其如此。因此，斐洛充分利用這些技巧，把聖經故事解釋為關於人類境況和人神關係之本性的神話陳述。他傾向於將聖經故事的人物視為抽象概念。比如，他將亞當解釋為理性，將亞娃解釋為感官。蛇代表著誘惑。斐洛將原罪的故事解釋為對貪慾的說明。貪慾最初誘惑感官，但是隻要感官被征服，理性也會隨之坍塌。

斐洛繼而說，希臘哲學家其實也受到由經文顯現出來的相同上帝的啟發。因此，真理既可以在經文中找到，也可以在他們的推理論證中發現，真理是同一個真理，即上帝的啟示。因此，斐洛試著表明，寓意解經使其洞見與希臘思想相互結合。他對經文中凸顯猶太人是唯一「被揀選」的民族加以淡化，反過來強調通過自然原理顯現的上帝力量。這種觀念對於希臘人而言很容易接受，因為它沒有讓兩種傳統彼此對立。這種對希伯來人的哲學進行普遍化解釋的做法，對基督教的發展也極為重要。

斐洛從畢達哥拉斯主義中汲取了大量洞見，把上帝描述為潛在於多樣的「一」。然而，他也特別利用了柏拉圖主義和早期的斯多葛主義。類似於柏拉圖主義者，斐洛主張物質世界不過是更高的、超驗世界的某個映像。柏拉圖所謂的形式（在更高世界中），在斐洛看來其實是上帝的思想。同時，類似於斯多葛學派，斐洛認為上帝遍及整個世界，因此，每個人那裡都具有內在的神聖之光。上帝本身是超驗的，儘管如此，他仍通過邏各斯（世界的基礎性結構）與物質世界相關，在這個意義上，上帝內在於我們之中。邏各斯則成了上帝的形象，而人的心靈則是根據邏各斯的形象構造的。（《約翰福音》就是以類似的說法開端：「太初有道［邏各斯］。」）由於分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心靈就能夠認識上帝和愛上帝，儘管人關於上帝的知識是有限的。而且，正是邏各斯把自然世界的所有要素結合起來。此外，斐洛還根據邏各斯來說明上帝在世界中的直接顯現（比如，通過在摩西面前燃燒的荊條）。

根據斐洛的觀點，柏拉圖的哲學準確描述了人類至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描述了瞥見理念帶來的炫目洞見。猶太教同樣主張，人應該以對上帝的神秘一瞥為目標。柏拉圖還正確地看到，心靈自然會導向正確的方向。不過，根據斐洛的說法，人的心靈沒有能力把握上帝的本質。因此，在斐洛筆下，人類關於上帝的知識的概念常常是否定性的。易言之，由於能力有限，我們只能通過指出上帝不是什麼（而不是提供正面的描述）來獲得對上帝本性的認識。斐洛特別強調，與希臘傳統的諸神不同，上帝不是某種道德上有缺陷的有限存在。

儘管斐洛綜合了希臘思想和猶太神學，他仍承認理性與啟示之間存在衝突。他主張，這些衝突應站在啟示這邊加以解決。他提出，理性無法把握通過信仰啟迪的某些最深刻的真理。比如，理性無法理解上帝的單一性，也無法理解如下事實：人無法描述上帝的本質（因此也是說理性無法描述）。因此，斐洛表達了對理性的有限推崇，並且聲稱，神秘的狂喜在根本上比哲學和神學思辨更為重要。然而，在這方面斐洛也視柏拉圖為其同盟。柏拉圖和斐洛儘管都重視謹小慎微的理性，不過對他們倆而言，看到真實世界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

最後，斐洛也像柏拉圖那樣設定，靈魂與身體之間存在決定性的區分，而身體則是通向德性的障礙。斐洛認為身體類似於墳墓，有時甚至認為唯有靈魂具有德性。這種對身體的鄙視、對靈魂內在生活的強調，讓斐洛與他同時代的早期基督徒相同。正如早期的基督徒（而且有那麼點像孔子），斐洛強調內在德性，認為外在儀式若無適當的內在德性是毫無價值的。然而，他並沒有因此斷言儀式不重要。相反，他強呼叫正確的態度應對儀式的重要性。或許是因為他的重點恰好更多與早期基督教的重點相同，而不是與同時代巴勒斯坦的猶太教的重點類似，斐洛對後來基督徒的影響要比對自己猶太民族的影響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