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注重精神的希臘人相比，務實的羅馬人不怎麼待見哲學，因此哲學家在這個時期比較遭罪。羅馬重要哲學家塞涅卡（seneca）的悲慘命運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危險時代的政治家。在瘋狂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統治下，他只是因為身體狀況不佳才勉強逃脫了死刑，他還陷入了與克勞迪烏斯的嚴重麻煩（塞涅卡無情地嘲笑了後者自以為的神聖性）。然而，在性情乖張的腐化皇帝尼祿統治下任職時，塞涅卡（因所謂的謀反）被勒令自殺，然後他照辦了。羅馬時期的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就是為了應對這些悲劇和不義而產生的，因此，它的持續不變的主題是強調通過理性超然於生活的荒謬的重要性。

斯多葛主義是極端的哲學，但在艱難的時代裡有助於許多靈魂的安頓。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時期，它成了極為盛行的哲學。實際上，斯多葛學派為禁慾主義所作的辯護，以及它們關於看似非理性的世界中包含更大的合理性的洞見，後來為早期的基督徒所繼承，成了基督教哲學的基本組成部分。

最後，還有更為極端的哲學派別，即strong懷疑論/strong，它從古希臘的皮浪（pyrrho，約西元前360—約前272）流傳到羅馬的塞克圖斯·恩披裡柯（sextusempiricus，3世紀）。皮浪宣稱，避免信仰是通往寧靜的必經之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寧靜［不動心］的觀念可能來源於印度。）無疑，正如好幾代懷疑論者，恩披裡柯也受到了他的影響。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故事，皮浪如何差點掉落懸崖，在馬群和戰車中行走，又是如何飲食毫無規律、毫不在意，他之所以還能活下來，完全是因為朋友和學生的警覺。（倘若他真的活到了九十歲，這些故事無疑可以說是假的。）當然，皮浪並沒有費心寫下任何東西。（哲學家在實踐中與自己相矛盾的程度是有所限制的。）這種徒勞的活動，有什麼意義呢？

然而，塞克圖斯·恩披裡柯是雖不算雄辯但充滿活力的作家，是強有力的辯證法學家，據說，他還是優秀的醫生。他極少下斷言，但對所有人和事都進行冷酷無情的質疑。（類似於蘇格拉底，懷疑論者發現，這種做法在論辯中有巨大的優勢，即無需斷言任何東西，同時卻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充足的證明和證據。）從柏拉圖的老學園開始，早期的懷疑論者反對斯多葛學派（他們稱這個學派的人為「教條主義者」），主張所有信仰，包括對理性的信仰，都是不滿和不和諧的根源。與打著懷疑論旗號的現代運動不同，古代的懷疑論者關切的幾乎完全是倫理學，而不是知識及其確證的可能性。

無論關於信仰的本性和確證有什麼樣的論證，懷疑主義首先是生活哲學。它首要關切的是如何生活的問題，即有沒有這種生活方式，人們藉此可以應對這個世界常見的殘酷、悲劇和不公正。懷疑論者主張，懸置信仰（懸擱）首先是治療形式，是讓自己超脫的方式，是寧靜之道——即免於恐懼的安靜和自由。因此，它完全不同於現代盛行的懷疑主義。現代懷疑主義仍存在於大學生活和各種書籍之中，被認為是關切信念之確證的令人困擾卻又顯然不可解決的悖論，但是，它幾乎不關注這些問題的實踐意味。在古代的懷疑論者看來，普遍的懷疑是智慧，是合理的生活方式。那種純粹出於理智的懷疑主義觀念，尤其是當它與教條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念相互聯絡，在他們看來是偽善和荒謬的。

懷疑主義的傳統，尤其是作為斯多葛學派的對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新」時期柏拉圖學園的領導者。早在西元前3世紀初，他們就通過擴充套件蘇格拉底的懷疑論（人不知道或者無法知道任何事情）的內涵，發動了對斯多葛學派的知識論的全面攻擊。學園追求的既有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也有蘇格拉底的方法。

或許，這種蘇格拉底方法最有名的提倡者，是羅馬政治家、演說家馬庫斯·圖裡烏斯·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西元前106—前43）。儘管他在斯多葛學派那裡發現了許多值得欣賞的東西（有時甚至從那裡借用了不少東西，相反，他在伊壁鳩魯學派那裡發現了許多令人嘲笑的東西），但考慮自己在公共爭論中的角色，他覺得懷疑論者稱許的那種對不同觀點的質疑，既有吸引力，又很實用。因此，毫不奇怪，他成了修辭學和我們今天所謂的「應用倫理學」的擁護者，所謂「應用倫理學」，就是處理政治和日常事務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售賣的房子屋頂漏水，你有義務告知買方嗎？）類似於其他懷疑論者，他發起了一場嚴肅的運動，常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沒有闡述任何哲學「體系」。因此，他是決疑術（把特定情境下做出具體論證時用到的所有原理蒐集起來）的發明者，決疑術就像它之前對應的「詭辯術」，長時間以來都名聲不佳。

儘管如此，在最好的蘇格拉底方法的學園傳統中，他們仍把知識確立為終極理想（在西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柏拉圖的形式論開始慢慢得到復興）。「學園派」認為斯多葛學派（以及伊壁鳩魯學派）是「教條主義者」。實際上，儘管內部有各種紛爭，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學說都有顯而易見的連續性。不過，這種「教條」也為人們得到慰藉提供了來源，即認為信仰、自足與命運相伴而行、密不可分，而且，在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斯多葛主義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許多後來成了基督教基本教義的看法。

相應地，懷疑主義的強烈反對者是希臘醫生蓋倫（galen，約129—約199）。（懷疑論者塞克圖斯·恩披裡柯也是醫生——哲學家。）除了在醫術和醫學理論上有諸多貢獻，蓋倫還常常直言不諱地批評社會現象。他抱怨道，既然教師一開始就剝奪了學生的教育基礎，即一個有所知的教師，那麼教師又能如何進行教育呢？不過，他也質疑斯多葛學派強有力的觀點，認為他們過分強調情感和品格的意願方面。他論證道，既然情感更多是生理學問題，而不是選擇問題，想要人對他的激情負責就是誤導性的說法。比如，當人們觀察小孩子的行為，會禁不住被小孩很早就確立品格意識打動。人有多少選擇，他應如何生活，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個範圍是有限的。在最慘然輝煌的哲學中，人們總是能夠發現這樣的常識之音、實踐之聲。哲學在人們之間的交流中繁榮興盛。

歷史上，「希臘化」指的是亞歷山大死後的時期，但是就我們這裡的目的而言，它也可以意指亞里士多德死後的時期。「hellenes」是古希臘人自稱的名字。

理性與激情之間的爭論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例見kirk和raven論畢達哥拉斯的部分，第216頁。）事實上，人們可以通過理性與情感的辯證法為線索重寫哲學史。當然，我們在此並不採用這種做法。）

citetheenchiridion/cite,viii.

拉丁文化的研究者之所以熟悉他，是因為在西元前63年他對喀提林（catiline）的激烈譴責，他在此把自己描述為羅馬的拯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