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里士多德之後，哲學日益成了不同學派之間的對抗，不只是柏拉圖的學園與亞里士多德的呂克昂之間的對抗（當時這兩座學園都已經傳給了其他學者），而且還有競相出現的新學派之間的對抗。儘管有「學園」背景，許多哲學主要關切的仍是strong如何生活/strong這個人類的基本問題。不可否認，柏拉圖的許多追隨者從事關於數的本性和幾何學（以及他的形式論）的重要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則顯示了對邏輯和科學的各種興趣。但我們在此不會追溯這些發展。相反，我們將集中於哲學家在應對日益艱難的時代所採取的不同方式，這個時代的艱難包括希臘城市——國家的解體、野心勃勃的君主之間毫無意義的戰爭、埃及的迫害和屠殺、羅馬對希臘的蹂躪，以及羅馬帝國眾所周知的墮落和衰敗。
柏拉圖的學園持續了好幾百年，在哲學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由於亞歷山大的勝利和死亡，博大精深的柏拉圖哲學和亞里士多德哲學以及滋養了它們的城邦世界突然終結了。「政治」的哲學走向了終結。許多希臘科學從南方遷移到亞歷山大和帕加馬的港口。在亞里士多德死後發展起來的哲學，出乎意料地擺脫了他的影響，儘管柏拉圖（當然還有蘇格拉底）影響下的「學園派」仍是哲學中的重要力量。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拒斥了柏拉圖（實際上他們深受柏拉圖影響）和亞里士多德，而提倡更加唯物主義的世界概念。不過，宇宙論不是他們的主要關切所在。在亞歷山大和亞里士多德死後（分別死於西元前323年和西元前322年）的「希臘化」世界，人們更多關注的是倫理學問題。這對於「學派」的劇增也很重要，而這種劇增現象支配了整個中世紀的哲學，甚至影響到了當代哲學。因此，哲學對美好生活的尋求，也成了團體活動。或許，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希臘——羅馬式的世界中，哲學也逐漸成為了「大眾」的事業。
希臘化時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世界大同主義和普遍主義。這一點部分歸功於希臘的強制統一以及對埃及和波斯的征服。希臘化世界（或多或少）是單一的世界，與之後的羅馬帝國沒有什麼兩樣。特別要提及的是位於尼羅河口的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城。亞歷山大死後，托勒密（ptolemy，亞歷山大手下的大將）掌管了埃及，隨後發展成了文化和哲學中心。由於亞歷山大里亞有座偉大的圖書館，希臘以及希伯來的經典文獻得到了儲存和研究。但是，托勒密王朝的統治喜憂參半。在托勒密一世的統治下，亞歷山大里亞是希臘文化的主要堡壘，但在西元前2世紀快要結束之際，在托勒密九世（希臘人給他取的綽號是「大肚子」）的統治下，地中海周邊的科學家、詩人和學者遭到了系列迫害和屠殺。最終，就像希臘征服了埃及，羅馬征服了希臘和希臘文化。
在亞歷山大里亞，東方的宗教相互交融，先是影響了希臘人的思想，接著又影響了羅馬人的思想。亞歷山大里亞是希臘人和猶太人的交匯之地。哲學家斐洛（philo）是第一批將經典的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先知的舊約教義結合的人，從而為基督教鋪好了道路。希臘聖經是亞歷山大里亞的創造。甚至有狂熱的哲學家竟然聲稱，柏拉圖與摩西有同樣的哲學理念。從這種文化匯流中湧現出各種形而上學思想，後來形成為中世紀神學。
不過，回到雅典，希臘化哲學促進了學派的繁榮，其中包括伊壁鳩魯，他是原子論者德謨克利特的信徒，也是strong伊壁鳩魯學派/strong的建立者。伊壁鳩魯（西元前341—前270）有縱情享樂之名，但他自己強烈反對這個稱號。今天，所謂伊壁鳩主義者就是沉浸於感官快樂的人，這些人奢侈甚至放縱。這完全偏離了原意。事實上，伊壁鳩魯離群索居，他學派的成員通常避免參與到同時代的激烈辯論當中。他們真正篤信的是心靈的平靜。伊壁鳩魯認為，追求快樂和感官的愉悅很「自然」。（他沒有像某些犬儒派那樣鄙視或譴責享樂，不過，他也沒有鼓勵享樂，更沒有把享樂提升為生活的目的。）他主要關切的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寧靜（不動心，ataraxia）。伊壁鳩魯說，賢人甚至在最糟糕的處境中也不會恐懼生活。伊壁鳩魯聲稱，真正的賢人哪怕身受折磨也能獲得幸福。他堅持認為，痛苦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按照伊壁鳩魯的說法，死亡無非是構成我們身體和心靈的原子的分離而已。這樣看來，死亡也沒什麼可怕的。對於那些害怕諸神對他們的行跡加以審判和懲罰而恐懼的人，伊壁鳩魯向他們保證，諸神根本不關心我們。然而，人們不應該因此認為伊壁鳩魯厭倦生活，是純粹的犬儒主義者。恰恰相反，他確實主張，快樂是輕鬆的，我們應享受快樂。他為德性辯護，但沒有（像蘇格拉底那樣）把它確立為生活的至高目的。德性不過是達到心靈平靜的手段而已。通常，有德性的人很少有敵人，也不必擔心受到指控和逮捕，因而總的來說沒什麼可恐懼的。
首先，伊壁鳩魯與早他四十年的亞里士多德類似，認為友誼是美好生活的關鍵。實際上，在古代倫理學向我們今天的倫理學的轉變中，最為顯著卻未受注意的是，友誼在論述美好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消失。今天，哲學家大量談論的是道德、公共善和契約的神聖性。更為粗俗的哲學家則談論財富和權力。他們幾乎不會談論朋友的重要性。人們可能認為，現代哲學家較傾向於簡單地認為友誼理所當然，不值得進行哲學上的關切，但是，這恰恰是啟示性的。在伊壁鳩魯看來，友誼是體面生活的核心，或許正是這點而不是其他讓伊壁鳩魯受到尊崇，被認為是哲學家。後來，在羅馬，伊壁鳩魯學派成為兩種最有影響力的哲學之一，甚至讓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黯然失色。（另一種是斯多葛學派的哲學，我們馬上就會論及。）
在西元前1世紀活動的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成了伊壁鳩魯最忠誠、最著名的信徒（因為只有他的作品儲存了下來）。他的《物性論》（citedererumnatura/cite）儘管常常主要被解讀為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原子論的某種版本），但他更深層的意圖則是重新定義不動心這種「穩定、甜蜜的伊壁鳩魯式寧靜」併為之辯護，尤其是反駁迷信以及對諸神不必要的恐懼。不過，無論是伊壁鳩魯還是盧克萊修，都沒有否定諸神的存在。實際上，伊壁鳩魯認為諸神的存在顯而易見，盧克萊修甚至宣稱諸神會在夢裡造訪我們。但是，根據他們的敘述，諸神的真正生活安詳寧靜，沒有恐懼，不受人類行為打擾，也不關心人類事務。不動心，而不是愛管閒事的宙斯和赫拉（或朱庇特和朱諾，他們在羅馬的對應神祇），才是諸神真正神聖的生活。
希臘化時期第二個大的哲學派別是strong斯多葛學派/strong，它是希臘羅馬哲學中最成功和持續時間最長的哲學運動。有些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在亞里士多德死後不久就出現了，著名的有斯多葛學派的芝諾（zeno，約西元前335—前263，不要與巴門尼德的學生、愛利亞的芝諾混同），接著就是克呂西普（chrysippus，西元前280—前206）。晚期的斯多葛學派則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期和瓦解過程中宣揚自己的學說。「生活的是艱難的」，他們的這個論點不僅影響了那些落魄的人，比如奴隸愛比克泰德（約55—約135），甚至影響到了那些處於權力頂峰的人。實際上，有個斯多葛學派成員是羅馬的皇帝，即馬可·奧勒留（marcusaurelius，121—180）。
斯多葛學派的特點是對理性幾近狂熱的信仰。特別是，他們強化了古已有之的理性與情感之間的對抗。柏拉圖區分了靈魂的不同部分（慾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亞里士多德也明顯區分了理性和情感。不過，蘇格拉底曾警告他的追隨者不要讓情感遮蔽他們的理性，而柏拉圖則讚揚靈魂三個部分的完美和諧。亞里士多德把情感與理性視為同等重要，認為它是德性、品格和美好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他說，受到挑釁而不憤怒的人是「傻子」。）但是，隨著斯多葛學派的興起，理性和情感分道揚鑣。
斯多葛學派認為，情感是非理性判斷，是讓我們感到沮喪和不幸福的東西。正如幾個世紀之前、幾千公里外的東方佛陀教導的那樣：減少慾望就會減少痛苦。愛比克泰德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說，「不要求事情如你所願那般發生，而要讓事情自行發生，這樣你就會生活幸福。」
斯多葛學派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身處混亂世界，這是虛榮、殘酷和醜惡橫行的世界。然而，他們相信宇宙是理性，只是在我們看來似乎是非理性的或荒謬的。他們也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認為它是「神聖的火花」，能夠使我們看透人類關切的殘酷和卑瑣愚蠢，從而理解更大的合理性。
克呂西普通過重提亞里士多德的原因觀念，堅持認為我們應該只關心它所謂的strong原則性/strong原因（形式因或目的因）——也就是說，我們世界的決定性因素可以strong在我們自身之中/strong、在我們的品格中找到。我們應該忽略那些外在於我們的純粹偶然的原因（動力因）。一般來說，斯多葛學派宣揚我們應「按照自然」生活，不過，如今自然被認為「與理性一致」，而不是與我們的情感一致。實際上，斯多葛學派的哲學理想可以概括為「不動心」（apatheia）。因此，他們拒絕人類的虛榮和驕傲。他們教導說，憤怒毫無意義，只能自我毀滅，愛甚至友誼都是危險之物，賢哲只需要有限的財物，不應懼怕悲慘和死亡。
與注重精神的希臘人相比，務實的羅馬人不怎麼待見哲學，因此哲學家在這個時期比較遭罪。羅馬重要哲學家塞涅卡（seneca）的悲慘命運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危險時代的政治家。在瘋狂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統治下，他只是因為身體狀況不佳才勉強逃脫了死刑，他還陷入了與克勞迪烏斯的嚴重麻煩（塞涅卡無情地嘲笑了後者自以為的神聖性）。然而，在性情乖張的腐化皇帝尼祿統治下任職時，塞涅卡（因所謂的謀反）被勒令自殺，然後他照辦了。羅馬時期的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就是為了應對這些悲劇和不義而產生的，因此，它的持續不變的主題是強調通過理性超然於生活的荒謬的重要性。
斯多葛主義是極端的哲學，但在艱難的時代裡有助於許多靈魂的安頓。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時期，它成了極為盛行的哲學。實際上，斯多葛學派為禁慾主義所作的辯護，以及它們關於看似非理性的世界中包含更大的合理性的洞見，後來為早期的基督徒所繼承，成了基督教哲學的基本組成部分。
最後，還有更為極端的哲學派別，即strong懷疑論/strong，它從古希臘的皮浪（pyrrho，約西元前360—約前272）流傳到羅馬的塞克圖斯·恩披裡柯（sextusempiricus，3世紀）。皮浪宣稱，避免信仰是通往寧靜的必經之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寧靜［不動心］的觀念可能來源於印度。）無疑，正如好幾代懷疑論者，恩披裡柯也受到了他的影響。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故事，皮浪如何差點掉落懸崖，在馬群和戰車中行走，又是如何飲食毫無規律、毫不在意，他之所以還能活下來，完全是因為朋友和學生的警覺。（倘若他真的活到了九十歲，這些故事無疑可以說是假的。）當然，皮浪並沒有費心寫下任何東西。（哲學家在實踐中與自己相矛盾的程度是有所限制的。）這種徒勞的活動，有什麼意義呢？
然而，塞克圖斯·恩披裡柯是雖不算雄辯但充滿活力的作家，是強有力的辯證法學家，據說，他還是優秀的醫生。他極少下斷言，但對所有人和事都進行冷酷無情的質疑。（類似於蘇格拉底，懷疑論者發現，這種做法在論辯中有巨大的優勢，即無需斷言任何東西，同時卻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充足的證明和證據。）從柏拉圖的老學園開始，早期的懷疑論者反對斯多葛學派（他們稱這個學派的人為「教條主義者」），主張所有信仰，包括對理性的信仰，都是不滿和不和諧的根源。與打著懷疑論旗號的現代運動不同，古代的懷疑論者關切的幾乎完全是倫理學，而不是知識及其確證的可能性。
無論關於信仰的本性和確證有什麼樣的論證，懷疑主義首先是生活哲學。它首要關切的是如何生活的問題，即有沒有這種生活方式，人們藉此可以應對這個世界常見的殘酷、悲劇和不公正。懷疑論者主張，懸置信仰（懸擱）首先是治療形式，是讓自己超脫的方式，是寧靜之道——即免於恐懼的安靜和自由。因此，它完全不同於現代盛行的懷疑主義。現代懷疑主義仍存在於大學生活和各種書籍之中，被認為是關切信念之確證的令人困擾卻又顯然不可解決的悖論，但是，它幾乎不關注這些問題的實踐意味。在古代的懷疑論者看來，普遍的懷疑是智慧，是合理的生活方式。那種純粹出於理智的懷疑主義觀念，尤其是當它與教條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念相互聯絡，在他們看來是偽善和荒謬的。
懷疑主義的傳統，尤其是作為斯多葛學派的對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新」時期柏拉圖學園的領導者。早在西元前3世紀初，他們就通過擴充套件蘇格拉底的懷疑論（人不知道或者無法知道任何事情）的內涵，發動了對斯多葛學派的知識論的全面攻擊。學園追求的既有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也有蘇格拉底的方法。
或許，這種蘇格拉底方法最有名的提倡者，是羅馬政治家、演說家馬庫斯·圖裡烏斯·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西元前106—前43）。儘管他在斯多葛學派那裡發現了許多值得欣賞的東西（有時甚至從那裡借用了不少東西，相反，他在伊壁鳩魯學派那裡發現了許多令人嘲笑的東西），但考慮自己在公共爭論中的角色，他覺得懷疑論者稱許的那種對不同觀點的質疑，既有吸引力，又很實用。因此，毫不奇怪，他成了修辭學和我們今天所謂的「應用倫理學」的擁護者，所謂「應用倫理學」，就是處理政治和日常事務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售賣的房子屋頂漏水，你有義務告知買方嗎？）類似於其他懷疑論者，他發起了一場嚴肅的運動，常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沒有闡述任何哲學「體系」。因此，他是決疑術（把特定情境下做出具體論證時用到的所有原理蒐集起來）的發明者，決疑術就像它之前對應的「詭辯術」，長時間以來都名聲不佳。
儘管如此，在最好的蘇格拉底方法的學園傳統中，他們仍把知識確立為終極理想（在西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柏拉圖的形式論開始慢慢得到復興）。「學園派」認為斯多葛學派（以及伊壁鳩魯學派）是「教條主義者」。實際上，儘管內部有各種紛爭，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學說都有顯而易見的連續性。不過，這種「教條」也為人們得到慰藉提供了來源，即認為信仰、自足與命運相伴而行、密不可分，而且，在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斯多葛主義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許多後來成了基督教基本教義的看法。
相應地，懷疑主義的強烈反對者是希臘醫生蓋倫（galen，約129—約199）。（懷疑論者塞克圖斯·恩披裡柯也是醫生——哲學家。）除了在醫術和醫學理論上有諸多貢獻，蓋倫還常常直言不諱地批評社會現象。他抱怨道，既然教師一開始就剝奪了學生的教育基礎，即一個有所知的教師，那麼教師又能如何進行教育呢？不過，他也質疑斯多葛學派強有力的觀點，認為他們過分強調情感和品格的意願方面。他論證道，既然情感更多是生理學問題，而不是選擇問題，想要人對他的激情負責就是誤導性的說法。比如，當人們觀察小孩子的行為，會禁不住被小孩很早就確立品格意識打動。人有多少選擇，他應如何生活，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個範圍是有限的。在最慘然輝煌的哲學中，人們總是能夠發現這樣的常識之音、實踐之聲。哲學在人們之間的交流中繁榮興盛。
歷史上，「希臘化」指的是亞歷山大死後的時期，但是就我們這裡的目的而言，它也可以意指亞里士多德死後的時期。「hellenes」是古希臘人自稱的名字。
理性與激情之間的爭論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例見kirk和raven論畢達哥拉斯的部分，第216頁。）事實上，人們可以通過理性與情感的辯證法為線索重寫哲學史。當然，我們在此並不採用這種做法。）
citetheenchiridion/cite,viii.
拉丁文化的研究者之所以熟悉他，是因為在西元前63年他對喀提林（catiline）的激烈譴責，他在此把自己描述為羅馬的拯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