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結果嗎？」
「什麼也沒有查到。她幹活的那個地方被突擊搜查了，可能是在2006年2月。店鋪是重新開張了，但沒了老外女郎。我試著去查了她的行蹤，叫人幫忙去入國管理局查了一下，那裡沒有名叫海倫娜的人的出境記錄。或許她另外還有一個名字？雙重國籍？」
「不會吧。」
「你跟她上床了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她是個好朋友。我的意思是說，她一直是好朋友。」
「你和她有問題嗎？」
「那倒沒有。」
「你在跟別人睡嗎？」
「我是紳士，原則上是不會回答這個問題的。」
「我沒說錯吧？」
「你說什麼了？」
「你知道的。」
「哦，知道了。權宜之計。不過，有一件事你說錯了。」
「哪件事？」
「那不是滑溜溜的坡道，是要人命的滑水道。」
「傑克，有的時候，你知道嗎，你必須以毒——」
「——攻毒。這個成語我很熟悉。」
「做你該做的事，把這個麻煩了結了。這比什麼都要緊，你懂吧。」
「我懂。」我讓他放心。他一點都不像關口，但他還是有他自己的精明之道——也許不是個好警察，但是個好人，是個好朋友。為了我，他不顧自己職業的安穩，打破了警官之間互相袒護的潛規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到對他的仁義受之無愧，但我很高興得到了這份仁義。
一直喝到11點30分，大家才匆匆離開，去趕末班車回家。他們走後，我給自己倒了一杯酒，點著一根菸，放上邁爾斯·戴維斯sup(8)/sup的音樂，關了燈，沉思了起來。
當你自斟自酌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有問題了。整個世界彷彿死掉了，唯一聽得到的就是香菸噼啪作響的聲音，風輕輕搖晃著擋雨的百葉窗，cd在bose音響裡輕輕地旋轉著，播放著ifinaltake2/i。
我想，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麼寂寞過。
有種意識襲上我的心頭，就像肚子捱了一拳：我的行為已經危及自己所關心、喜歡、愛著的或只有一面之交的每一個人。他們對我感覺如何其實並不重要，問題在於我用那該死的電話通過話的每一個人現在都成了某個人潛在的籌碼，而這個人卻是個把人當炮灰用也不會覺得良心不安的人。
我真的需要有人說說話。我有點醉了，腦子也不是很清晰了，我撥通了關口的手機（他的號碼還留在我的通訊錄裡，我一直沒有把它刪掉），它響了幾次以後，我才意識到他不可能接了。現在，沒有人會來給我指明方向，沒有人會給我有益的建議了。沒有了良師益友，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關口會怎麼做呢？
這是我私下的口頭禪。對了，他首先會評估一下事態。我評估了一下，看來事態並不太妙。
大部分壓酷砸不會讓平民捲入衝突之中，這是他們至少應該做的事情。一般都認為襲擊跟你有過節的人的妻子、情人、摯友是不光彩的。真正的壓酷砸是不會去痛打一個賴債者的兄弟的，他會去痛打賴債者本人。
後藤忠政是另一種壓酷砸。他以刻薄、無恥著稱，而那個狗日的警察實際上就是在給他火上澆油。現在，我必須弄清楚他最有可能燒到的是誰，也許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
我需要採取一些應急措施，而且不能等了。我上樓抓起名片盒，回到樓下，把所有的名片倒在地上攤開。我開啟筆記型電腦，把手機上有的每個人的名字都敲了進去（我還沒有聰明到把那些名字用資料線傳輸到電腦裡去），然後按照潛在的風險給我的朋友排序。因為沒有自己的通話記錄，我仔細查閱了兩個月的電子郵件，試著從中重現我去過的地方，跟我在一起的人。
在那些名片中，我找到了海倫娜的。皺巴巴的，在我的錢包裡來回拔插得邊緣都磨毛了，在我的口袋裡裝得都褪色了，上面滿是摺痕，字跡也模糊了。
我還記得她把名片給我的時候，我不得不去爭取拿到它。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給了她，可直到第三次還是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她才覺得我足夠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她當時穿著一件黑色皮夾克，裡面是一身簡簡單單的紅連衣裙，腳上穿著長筒靴，頭髮梳到腦後紮成一條馬尾辮。她用雙手遞過名片來的時候，滑稽地模仿了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裡還說道：「我叫海倫娜，妓女，不過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職業妓女。」她說著說著就笑了起來，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閃一閃的。
我一直雜亂無章地記著日記。記日記是件好事，因為我們的忘性都太大。作為記者，你見的人那麼多，採訪的悲劇那麼多，寫的報道那麼多，很難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去過了什麼地方。但有些小物件裡儲存著的回憶卻比電話簿大小的日記本里的多。我把那張名片拿在手中，覺得它飽含著沉甸甸的回憶。
我們曾把那張名片當作她的大富翁遊戲裡的「公園廣場」。一個陰雨的週日，我在辦公室裡做了一些事情之後，順路去了她住的地方，我們玩了一局「馬拉松」。因為一直找不到「公園廣場」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個位置上。我爭辯道，那上面租金等相關的資訊一個都沒有，她便憑著記憶把所有的數字都說了出來，還說道：「我瞭解‘公園廣場’，寶貝兒。這個女人只想要高檔的房地產，我就是這樣的，結束的時候讓你輸到光屁股。」
果然不出所料，遊戲結束時我便成了日本的雷曼兄弟。她真的很擅長戰術遊戲——大富翁、戰艦、奧賽羅。這很傷我的自尊心。我想，那些遊戲就是她的唯一愛好吧。
在那堆名片裡，我找到了那張「公園廣場」的卡片。我想，我就是當時拿錯卡片的人吧。
我想不起最後一次玩大富翁是什麼時候了，然後，我想起自己多麼思念有她在一起說話的日子，於是，我一時間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不願去想這樣的事情，但還是想到了。
如果我沒有在2005年的時候打退堂鼓，或許後藤已經失權，這樣的事情也不會發生了。當時，那個決定看起來是正確的——戰略性撤退。不過，真的是那樣？還是一種怯懦的行為？或許只是出於懶惰？那一幕在我腦海裡重現了好多次。
於是，我下了決心，只要能把他打倒，我什麼都願意做。我厭倦了東奔西跑，實際上我也沒有多少錢。我沒有900來號人為我工作，也沒有幾百萬美元藏在銀行裡。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訊息，一些聯絡人和滿腔的怒火。
不過，在放手大幹之前，我必須打幾個電話，發幾封電子郵件。聽到我不得不說的話，很多人非常不高興，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了。如果說我一點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謊，但我明白，友誼中一般沒有成為人肉靶子這種默契吧。
我把那篇文章寫了出來。
事情看起來就這麼簡單：要麼登出來，要麼死。真的。
問題是，沒有人會登我的文章，連我本來指望的人都不會了。
「這篇報道過時了。」「我們不想惹日本警視廳，如果這是真的，他們就顯得非常愚蠢了。」「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會為我們證實這件事。」有家報社似乎對發表這篇報道感興趣，但那家報社想要做的就是抨擊美國聯邦調查局，我認為那樣做根本達不到真正的目的。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做那筆交易有錯，而我也不想讓吉姆受到冷嘲熱諷。我不能同意。
只有一個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輯）對我說了實話：「這是很嚇人的玩意兒。我們發了這個，那就不但要跟後藤的律師打交道，而且還不得不花一大筆錢來加強公司的安全保障。報復是一定會有的，人員也會受傷，搞不好我們的辦公室都會被扔汽油彈。而且坦率地說吧，我們一直在為創價學會印一些東西，那樣的話，後藤還不讓那裡跟我們終止合同？對不起了。」
我想，那時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時期了。萬事幾乎俱備了，東風卻怎麼也喚不來。有家雜誌向我保證，只要我能再找到一點確鑿的證據，它就準備刊登這篇報道。我悄悄去了一趟美國西海岸，跟一個為後藤組洗過錢的藝術品經銷商見了一面，結果卻糟透了。
我得不到那份雜誌希望和要求的東西，越來越覺得事情要落空了。我在一家20世紀20年代建的舊飯店裡待了一個晚上，翻看著《完美自殺指南》，考慮要不要嘗試一下。這似乎是一種選擇。在若干年之後，日本有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連自殺的情況也屬於償付範圍裡的了。要是自己了斷，我既可以為我的家人留下一筆錢，後藤也沒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擔心的每一個人了。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還有可能步入那些將自殺指南付諸實踐的不幸者的行列。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而且很擔心——什麼事都擔心。
我可以說是有點沮喪了。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個時候來了一個電話，我可能已經那樣做了——我真不好意思承認。
最後，我決定自己動手用英語寫這篇報道。我抽著煙，看著太陽從機場上空升起，做著回日本的準備，然後我突然明白該怎麼做了。我早就應該明白，想先用日語發表這篇報道是不可能的。我一開始就應該採取別的手段。
我估計自己能讓這篇報道發表在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fccj）的報紙上，結果又錯了。提交了這篇報道之後，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個編輯通過電郵發過來的一份備忘錄，大意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給一個臭名昭著的壓酷砸發放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得到肝臟移植？聽起來完全令人難以置信。也許這傢伙有點瘋了。」
我心裡很不痛快。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別人看成瘋子了。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我向自己認識的所有人求援，後來一位世交把我介紹給了《華盛頓郵報》「觀點」欄目的編輯約翰·龐弗雷特。他也認為我有點瘋了，但我沒有責怪他。他要證據，我把手頭上的所有資料都給了他，有一百來頁。
我從來沒有哪篇報道接受過跟這篇報道一樣苛刻的審查。我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回答問題，核查事實，辨別我的材料的來源，這樣過了一個多月，這篇報道才得到了龐弗雷特先生的首肯。最後，《華盛頓郵報》通過獨立訊息來源從美國聯邦調查局證實了我說的是真話。5月11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這篇報道。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也改變了立場，發表了我的文章，但略去了後藤的名字。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還做了一件事情。我跟山口組（理事會）另一派系的一個傢伙取得了聯絡。我知道後藤被山口組的高層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
我跟理事會里的那個傢伙解釋說，我正在寫一篇後藤忠政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交易的報道，是用英文寫的。我請他把這篇文章遞上去，請山口組總部給一個意見（雖然我並不認為他們真的會給）。我對他說：「我想知道山口組總部是否同意了這筆交易，如果是，為什麼？你們是否認為這件事有問題？」
我把用英語寫的報道和我翻譯的日文版給他看，他當場看了，但沒有任何反應。
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我，態度非常禮貌。
「我們沒有正式的意見。你也知道，山口組不再接受任何採訪，我們也不會發表評論了。不過，上面已經授權我跟你說，非常感謝你促使我們注意到了這件事，我們並不知情。我們其實寧願內部處理此事。我們瞭解到你在這篇報道上花了很多的時間，願意對你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給予補償。」
我摸不透他在說什麼，就直言不諱地問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國人。你的措辭我聽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給你30萬美元，條件是不寫那篇報道。只要把你的銀行名稱、你的賬號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稱給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錢。」
「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為你在一週內準備50萬美元。但我必須把它存到兩個不同的銀行賬戶裡去。如果你沒有兩個賬戶，可以很容易地再開設一個。」
「不是金額的問題。謝謝。我會把最新訊息隨時告訴你。」
「嗯，我不認為你在做最明智的決定。你可以實現我認為你想實現的事情，輕而易舉地成為富人，開始新的生活。」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我很感謝這個提議，而且感到非常榮幸。但我不得不謝絕你的好意。」
「請隨時與我聯絡。」
我答應說我會的。
如果說我對拿了錢走人不動心，那是在撒謊。但是，如果我那樣做了，他們就把我捏在手心裡了。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給讀賣新聞社送去了一份複製。我覺得這樣做似乎比較合適。讀賣新聞社沒有理我，日本的其他報社也一樣。我早就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
這就是我在《華盛頓郵報》準備發稿之前就已經開始跟《洛杉磯時報》接洽的原因。我趁該報社的舊金山分局局長約翰·利翁納在那一年5月來日本的時候去見了他，他很快就覺察到這是一篇有價值的報道。我跟他和查爾斯·奧恩斯坦一起忙活了好幾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沒有提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這讓他們覺得非常滿意。5月31日，這篇報道成了他們的報紙的頭版訊息。這下日本媒體不能不聞不問了，只是有些報刊還是裝作不知道。幾乎所有報道了這一訊息的日本媒體都畏畏縮縮地寫道：「據《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稱……」這是日本媒體在報道棘手的新聞時的標準策略：歸咎於別人。「我們沒有說——是《洛杉磯時報》說的！」我沒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說有人想要獨立核查這個訊息或做進一步的調查。
報道問世了。然而後藤那邊卻沒有一點動靜。我不知道他會如何辯解，但這個訊息看不到有什麼效果。我呢，晚上卻好睡多了。現在我成了非常顯眼的目標，而正因為如此，我受到扼殺、跟我有關聯的人受到傷害的可能性都小了不少。但很顯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須把一切都詳細地寫出來，而且必須用日語寫。
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壓酷砸粉絲雜誌的前編輯鈴木友彥找到了我，問我是否有興趣為寶島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聞報道》集撰寫一個章節。我問，我們能不能一起寫——這種問法非常可怕，因為這意味著他也會惹怒後藤組。但他沒有退縮，而是警告我說，我要做好承擔巨大風險的準備。我說，我願意做這件事。
就是那個時候他對我說我需要一個保鏢。我認得那傢伙，名叫望月昭夫。他一直是遠藤安亙（關根元在20世紀90年代殺害的壓酷砸犯罪頭子）的好朋友。他們並不屬於同一個有組織犯罪團體，但壓酷砸之間的友誼有時會超越組織上的束縛。一個住吉會的成員可以跟稻川會的成員結為「拜把兄弟」，一個山口組的成員可以跟國粹會的成員稱兄道弟。望月和遠藤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好就好在我們都互相認識。我問鈴木，望月為什麼願意做保鏢。
「他不再是個壓酷砸了，去年就脫離了組織。他有個1歲大的兒子，但沒有工作。他是理想的保鏢兼司機。他是個好漢。」
「是的，我認識他。不過，他過去可是個犯罪頭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來號人為他幹活吧。」
「沒錯。」
「那不是降格了，為我幹活？」
「一點不錯。不過他不是那種9根指頭全身刺青的中年壓酷砸，會有很多選擇。沒事的！」
於是，我僱瞭望月。我在為加州的一個公司做報酬優厚的扒金庫產業調查專案時攢了一點錢。我真的覺得自己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了。
到了7月，那本文集即將付梓，望月跟著我也有一段時間了。我想在提交最終稿之前徵求一下他的意見。他相當瞭解後藤，我認為向他求教很合適。
他讀了手稿，讀的時候表情不太妙。他是個非常有禮貌的傢伙，過了一會兒才把他的想法說出來。
「傑克，你知道嗎，如果你這樣寫，他可能會想把我們兩個都殺了。當然是先殺了你咯。他真的會恨你。即使你不想這麼做，也沒有人會認為你沒價值。你可以一走了之。」
望月先生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根菸遞給我，然後用手罩著他的「之寶」打火機的火焰為我點著。
讓一個前壓酷砸犯罪頭子在早上為你點菸、衝咖啡，感覺有點怪怪的。
當然，他現在不是犯罪頭子了，是在為我幹活。我覺得說他跟我一起工作更合適——不過望月先生並不這麼看。我給他發工資，這樣我就成了老闆。他50歲，我39歲。他比我年長，也比我強壯得多，卻在聽從我的指揮。我一直不太理解壓酷砸打手的心態，但我欣賞他們那種職業道德。
他跟往常一樣穿著一件長袖襯衫，蓋住了刺青，卻掩蓋不了左手那根殘缺的手指。他不應該是個壓酷砸，而應該是個藝術家。他曾經是個藝術家，而且還是個不錯的藝術家。但他交友不慎，在「肥皂樂園」裡債臺高築，結果稀裡糊塗地成了壓酷砸。有一次，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他砍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小指以示贖罪與自責，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扼殺了他重返藝術家生涯的機會——他從事的那種藝術需要十根手指齊全才能夠勝任。他也因為違抗命令被逐出了壓酷砸團體。他不喜歡上層管理人員那種「不惜一切代價賺錢」的做法，他落伍了，還活在所有壓酷砸都信奉某種原則（雖然在道德上可能有瑕疵）的那個時期的遺風裡。一年前，他曾掌管著一百來號打手；現在，他在為一個更像是日本人的美國猶太怪小子點菸，而且還冒著風險做我的全天候保鏢。
我想，我們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問題被放逐了，我們當然還沒有做到我們想做的地步。我淺淺地吸一口煙，深深地吐了出來。我的肺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我看了望月一眼，他在等我回答。
「我就樂意這樣做。媽的，他反正要殺了我。他正在等著事情平息下來呢。如果這個機會能把那個人徹底搞垮，有可能讓他被攆出山口組，我就想這樣做。」
「那我就替你提防著點。」
「我很感激，但這對你來說有什麼好處？」
「一個新的人生。我喜歡為你幹活。」
「我給你的工錢太少了。」
「沒錯，是少了一點。」
「我還以為你以前的組織的事情一旦解決，你就會想回去當犯罪頭子。」
「不會的，我改變主意了。過去的這幾個月裡，覺得跟妻兒在一起過日子真不錯。我也喜歡你讓我乾的活兒。現在我可以在雨天走過街頭，也不必提防什麼了。」
「我的錢只夠僱你到年底。」
「嗯，到時候我會去找個新的工作。」
「謝謝你。有什麼建議嗎？」
「去掉‘背叛’這個詞。‘背叛’這個詞重了點。如果你說後藤‘背叛’了山口組，不啻是在火上澆油。找個更理想的詞吧。」
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那本文集即將出版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請求。
我們當時正坐在樓下客廳裡抽著煙，聽著他喜歡的一個不起眼的日本搖滾樂隊的曲子，他請我幫他一個忙。
「傑克，我想讓你知道，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我會去找出是誰幹的，然後殺了他們。你大概知道我會這麼做吧？」
「不，我不指望你這麼做，你也不必這麼做。」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你應該知道這句話。在壓酷砸的世界裡，這就是說，一個人讓你過夜，給你飯吃，你就欠那個人的人情。你收留了我，照顧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就欠了你的人情。我一貫不欠別人的人情的。真正的壓酷砸就是這樣做的。」
「我很感激這種情義，但……」
「那就尊重我所說的吧。那就是我會做的事情。如果我不那樣做，我還算什麼男人？我壓根就不是人了。」
「你有什麼要求？」
「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不要想著去為我報仇，順其自然。你不是壓酷砸，但你到底是個好人。答應我，你會照顧好我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得到良好的教育，好好地長大成人。這就是我要你做的。這就是我想請你做的。」
「我當然會這樣做。如果發生那種情況，我會收養他。那你要我告訴他有關你的事情嗎？」
「告訴他，他的父親是一個壓酷砸，最後的真正的壓酷砸之一，而且覺得非常自豪。」
「我會的，如果發生那種情況的話。那你的妻子呢？」
「她啊？哦，不要讓她再嫁一個混蛋就行。跟記者也不行，那些傢伙除了會惹麻煩外，別的什麼都不會。」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8月9日，那本文集出版了，書名叫《2008年日本犯忌新聞》。早在這本書還沒有擺上書報攤之前，我認識的那個在理事會里的傢伙就得到了我寫的那個章節的複製。
我添了一些從未發表過的內容：另外三個做了肝臟移植手術的壓酷砸的名字。繼後藤之後，是東京的另一個壓酷砸團體松葉會的組長荻野義郎sup(9)/sup。他和後藤是拜把兄弟。據說荻野在手術後也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捐贈了10萬美元sup(10)/sup。他之後的可能是美尾久敏——柴田給了我這個名字。接下來還有竹下三郎，他是後藤組裡的愷撒·蘇爾sup(11)/sup——一個財務高手，他管理著20家幌子公司和後藤組的大筆收入。1992年，他和一名同夥一起被靜岡縣警察署以威脅和侵犯人身罪逮捕了。當時他去向當地的一家公司老闆收款，那個51歲的男子沒有錢交，竹下就命令他「把你的女兒帶出來，然後我要劃開她的臉」。那個人不從，竹下和同夥就猛踹他的胸部和大腿，結果他不得不住院數週。
是啊，他們都是些勤勞的日本男人，當然應該在好吃懶做的美國人之前得到肝臟咯。
人們無法通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辯詞，證實該校以及布蘇蒂爾博士在做移植手術的時候知道這些患者當中有人跟日本黑幫有關。雙方都在發言中表示，他們不會對患者進行道德判斷，也不會根據他們的醫療需要來處置。然而，他們並沒有明確否認他們知道這些患者中的一些人與壓酷砸有關聯，他們只是拒絕談論這樣的問題——他們對這四個患者都知道些什麼，是什麼時候知道的。還應當指出的是，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會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了一項調查——該校醫療中心及其工作人員在為這四個日本患者進行肝臟移植手術時是否有不當的行為。據《洛杉磯時報》稱，這項調查沒有發現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然而，許多人對這種犧牲美國人的權益、把器官提供給有犯罪記錄的外國人的道義提出了質疑。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發生的事情可能不僅僅在道義上值得商榷，聯邦執法機構的訊息人士表明，該校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洗錢。有幾個特工跟我解釋過，國際層面上，洗錢只是意味著把犯罪所得從海外轉移到美國，就像高利貸帝王案一樣。因為壓酷砸的大部分金錢一般都來自犯罪活動，所以，在那四個得到治療的與壓酷砸有關的人當中，很可能至少有一個人支付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部分錢是來自他們在日本的非法活動所得。據我所知，得到治療的人沒有一個曾經受到洗錢的調查，而且任何調查都需要得到日本當局的協助。當然，問題依然在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是否知道他們治療的那些人是壓酷砸（據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否認他們知道那些人是跟壓酷砸有關係的，但強調他們沒有對他們的患者進行道德判斷），以及他們是否知道任何一筆付款（或與手術相關的捐款）可能來自非法活動。我很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本文集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鈴木接了所有的電話，接下了所有的恐嚇。我想，自己不必去面對這樣的事情是幸運的。人們注意到了這本書，到處都有人在評論。壓酷砸粉絲雜誌《週刊實話》發表了一篇關於這本書和我本人的文章，指責我（1）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2）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或國際猶太人陰謀集團的棋子，（3）是愛出風頭的白痴美國人，根本不瞭解壓酷砸有多麼偉大，對日本社會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我並不知道，就在這本文集出版前後，望月的一個還在組織里的拜把兄弟把四輛汽車整天都停在我家附近。這是對後藤組的一個警告——我實質上受到了另一個犯罪團體的保護。我並沒有請求他們這樣做，但我很高興有這樣的舉動。望月沒有徵得我的同意，因為我會說不行。我從來不想讓自己欠任何日本黑幫集團的人情，但事情還是成了這個樣子。我欠了這個人的人情，而且我不得不尊重他了——他是在為我鋌而走險。
我得到了一個更不積極的迴音。講談社國際部突然決定不出我的那本書了。它讓外部的人做了出版風險評估，結論並不理想。
然而，在10月14日前後，後藤被山口組正式開除了。誰說文集缺乏效力？其實說白了就是這個國家最有錢、最有影響力的壓酷砸因為「聚眾逃學」被開除了。不過，警方明確地告訴我，事實上《2008年日本犯忌新聞》的出版才是引爆點，他們提醒我暫時不要露面。
後藤的許多助手也被停職、免職或終身開除出那個組織了。後藤組被分成了兩個犯罪小組，而後藤不再是犯罪頭子了——他成了前犯罪頭子。這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我接到了來自警察、朋友、其他記者和線人的祝賀電話。
15日，我接了個電話，聽到了一個令我震驚的聲音。我以前在一張山口組某個儀式的dvd上聽到過這個聲音，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接到由那個組織里那麼高層的人親自打來的電話。他自報了家門，他的話簡短扼要：
「感謝你提醒我們注意到了這些事情。我相信我們已經圓滿地解決了它們。我們對你所付出的辛勞表示感謝。」
隨後他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我的電話號碼的。
(1)winny是一種利用p2p技術在microsoftwindows系統平臺上操作的共享軟體。——譯註
(2)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家。第56、57屆內閣總理大臣。在太平洋戰爭開戰時擔任工商大臣，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訴。——譯註
(3)據稱，後藤是通過日本最有名的足球球員三浦知良（又名「知」）的父親納谷宣雄介紹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他的醫生的。（出於種種原因，「知」迴避使用他父親的姓。）
(4)後藤忠政的移植手術是由世界知名的肝臟外科手術專家羅納德·布蘇蒂爾親自主刀的。——譯註
(5)創價學會原來是以推進教育改革為目的創立的「創價教育學會」，後來演變成宗教團體。名譽會長為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他也是國際創價學會sgi的第一任會長。——譯註
(6)指用某種快速傳送郵件的超小軟體傳送的電子郵件。這樣，無需使用大的電子郵件套件即可完成郵件的快速傳送。——譯註
(7)寬文年間（1661—1673）在伊丹開始釀造，是江戶時代以來傳承至今的古今第一名酒。——譯註
(8)小號手、爵士樂演奏家、作曲家、指揮家，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音樂人之一。——譯註
(9)據我所知，現在是松葉會組長的荻野和其他壓酷砸並沒有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交易，而是用化名及（或）假身份矇混過關。據說後藤在讓他們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事情上起到了作用，但目前還不清楚這另外三個人是怎樣排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肝臟移植等候名單的。
(10)後藤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捐贈了10萬美元以示感謝。為此，該大學在外科辦公室入口設立的牌匾上寫道：「承蒙後藤忠政先生慷慨解嚢，設立後藤研究基金，特此致謝。」——譯註
(11)愷撒·蘇爾（keysersöze）是電影《非常嫌疑犯》（1995）中的一個角色——一個冷酷無情、行蹤詭秘的黑社會大佬。——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