喘不上氣來的時候是很難想事兒的；一個壓酷砸彪形大漢把你按在牆上，一隻手勒住你的脖子，另一隻手猛擊你的肋骨，而你的腳卻怎麼也夠不著地面——在這樣讓你喘不上氣來的時候，你就更難想事兒了。

儘管如此，你還是會驚訝地發現，有眾多紛雜的想法那麼快地掠過你的腦海。

我在一家被稱為「俄羅斯酒館」的店入口處，這在當時是東京圈內人口販賣做得最兇的店。店裡的婦女都是從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帶過來的——先跟她們說是當女招待，然後很快就把她們轉交給壓酷砸團體，壓酷砸就把她們變成了契約妓女。

這傢俱樂部位於池袋市一棟四層樓房的三樓，按「池袋」字面上的意思，這個地區可謂是名副其實了。俱樂部的名字是「莫斯科騾子」。

這是比較新的俱樂部之一。我從海倫娜那裡聽說了這傢俱樂部的情況，就去看看。跟大部分販賣外籍婦女的俱樂部一樣，這裡是不對外國人開放的。外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會同情在俱樂部裡工作的其他外國人——會把此事告訴警方或非政府組織。

如果我把話音放輕一點，不流露出一點感情，再穿上西服，戴上厚厚的黑框眼鏡，有時在極其昏暗的燈光下可以冒充一下日本人。我用我的方法混進了這傢俱樂部，不料我正在採訪的那個女人開始禁不住痛哭了起來，我一下子就露餡了。

門口的那個8根指頭、滿身刺青的麻臉巨人保鏢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們，他抓住我，把我拖到外面的入口處就開始狠狠地揍我。我快要堅持不住了，事實上我在想，我可能馬上就會死掉，我可不想就這樣離開這個世界。跟印第安戰士不一樣，我醒來的時候總是暗自思忖：「今天是個不死的好日子。」

我跟年輕的時候差不多，依然是個拙劣的武術家。儘管我後來空手道和合氣道都學了，還是連常規動作都沒能掌握好。我的空手道老師曾經給我的最高褒揚就是：「你什麼都沒做對，你的站位很糟，你的身型難看，你的步法凌亂——但往往把握住了根本原則，你做的動作……都會奏效。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實在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什麼深奧絕妙的鎖腕動作會使我的對手放開我的脖子讓我喘口氣。就在我想到喘口氣的時候，我記起那位上了年紀的合氣道老師（他曾經是個警察）有一次跟我說過的最有效的合氣道動作。這種動作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世界上塊頭最大的人不吸氧也活不了。

我伸直手指，使出全身力氣像連珠炮似的不停地捅他喉頭下面的小坑——這是攻擊要害的基本招數。猛戳肉質組織有一種很美妙的觸覺，他後退了。這下我能喘過氣來了。

他喘不過氣來了；他開始作嘔，然後跪倒在地上。就在他倒下去的時候，我把雙手併攏成半貝殼形，使出全身力氣拍擊他的兩個耳朵——這就是所謂的「爆破拳」。從理論上講，它應該會打破人的耳膜，讓人失去平衡，導致噁心，給人帶來極大的痛苦。它好像真的奏效了。

他呻吟著，一邊搖晃著身子一邊往後退。我朝他的面門踢了一腳，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衝了出去，一路狂奔到池袋車站，跳上一輛計程車，讓司機帶我去六本木。我坐在計程車的後座上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才意識到，我那該死的肋骨疼得要命。我以為手上都是汗水和血，後來才意識到手上沾著的是那個保鏢把頭髮向後梳得光溜用的髮蠟，有一種帶藥味的水果香。很可能是漫丹牌的髮蠟。

我沒想過報警。也許我可以聲稱那是自衛，但我擔心自己可能做得過頭了。我是個外國人，這意味我90%會先被推定有罪，再被證明有罪。我可不想面對可能要去坐牢的命運。雖然我過去在出現爭議的情況下有可能得到強大的讀賣新聞社的保護，但我現在是個無名小卒，是個沒有名片、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我現在只是個無足輕重的人，是個在日本為外國政府做調查員、沒有真正的後援的前記者。沒錯，也許有點危險，但我覺得這是一項值得去做的事業，是善與惡的對抗。我是好人，只是要多加小心。

第二天，我給一個在緝毒隊工作的朋友打了電話。我看到有些女孩在她們的經理的慫恿下暗地裡吸食可卡因或冰毒，我知道那兒有毒品。跟我交談過的那個女人說，她就想回家。我思來想去，覺得只有那樣才能讓她回家。我實在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了。

救了我的肋骨的是一件防刀背心。如果一個人在日本被害，他很可能是被刀捅死的，而不是被槍殺的。對使用槍支犯罪的處罰過於嚴厲，反而鼓勵人們去用刀犯罪了。近年來，對使用槍支的處罰又嚴厲了許多。持有槍支是一種犯罪，開火就是另一種犯罪，如果使用槍支把人打傷或打死還要加重處罰。這種趨勢在壓酷砸中間掀起了一股選擇日本刀作為武器的復興潮，這也是我穿了防刀背心的原因。

調查研究進行得挺順利。這項工作不是追蹤受害者，而是追蹤加害者——弄清性奴業的全貌或捕捉它的細部縮影。我的任務是找出把那些婦女帶到日本國內的途徑、主謀和受益者以及協助、教唆人販子的政客和官僚。我設法讓一個前移民局官員說出了一個日本參議員的名字——小林幸喜，這個參議員曾經親自給他施壓，讓他停止突擊搜查那些非法的性愛俱樂部。我找到了一個被認為是人口販賣的遊說團體——全藝聯——它還在自民黨總部召開過年會。這是個令人興奮的訊息。

我辭去警方記者沒多長的時間，我的訊息網路還完好無損。我自然需要一些人來幫我完成這項工作。我打電話給海倫娜，邀她出來吃個飯。聽說她跟未婚夫分手了，心情有點沮喪。我不僅僅是想得到她的一些幫助，也希望能夠讓她振作起來。我也很想念她。西麻布地區有一家很棒的日本料理店，裡面的包間安靜明亮。我們說好了在店前碰面。

我在店外的臺階上等著她，她的摩托車差一點把我碾了。我不得不往後退了一步。她停下摩托車，跨下車來，脫下頭盔，甩開長髮，活動了一下脖子，笑了。她穿著普普通通的皮夾克，一條緊身的藍色牛仔褲，一件好像從一個瘦小的伐木工人身上偷來的格子襯衫。她抹著烏黑的口紅，看上去很好——雖然顯得有點疲憊，但還是很好。

「嘿，混蛋，好久不見。」

「混蛋？你不能跟我好好說話啊？」

「你是這兒唯一的混蛋，混蛋。你知道這是我對你的愛稱，傑克。」

「知道啦。」

不知什麼緣故，她一定要我跟她騎摩托車出去兜風。我還在當記者的時候，有幾次就是她載我回家的，我發現自己下車後就幾乎站不穩了——我一路上腿太用力箍著摩托車了。我坐上車，她讓我摟著她的腰。她拿起頭盔，把它扔到飯店旁邊的草叢裡。我反對她這樣做。

「活出極致來吧，傑克。那對你有好處。相信我！」

她加大了油門，在放開剎車之前，她回頭看了我一眼說：「很高興看到你回來了。我知道你不會離開多久的。」

接著，我們就出發了。我一坐這種玩意兒就感到極不舒服，我想，她就喜歡看到我的那種樣子吧。她飛快地穿過小巷，闖過紅燈，急轉掉頭——我根本不知道她要開到哪裡。

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但坐在那輛摩托車後面的感覺不錯。我們漫無目的地開了大約20分鐘——經過國防部的廢墟，駛過六本木大街，最後又回到了飯店門口。

她一個箭步跳下摩托車，我自己爬了下來。

她微笑著看著我，然後抓起她的頭盔，我們默默地走上樓吃飯去了。我跟她詳細地說了我在做什麼，把家搬回去的計劃為什麼還沒有真正實現。我們談到了共同的朋友。我跟她談了我正在進行的這項調查研究，她則談到了她自己的工作。

她依然不以她的工作為恥。她講起自己的工作來就好像我跟我在日本報社的記者朋友談挖新聞的本領似的。後來才知道，她的一個常客竟然是跟我有一面之交的記者同行。

「你對這種工作不會感到厭倦嗎？」我一直都想問她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以她的能力，她能走得更遠。

「你知道嗎，我喜歡這種工作。我試過當英語教師，收入也可以，但我討厭那種工作。特別討厭和過分關心語法的人打交道。什麼是過去完成時祈使句？誰會在乎這個，對吧？我第一次靠性掙到錢的時候就意識到了，我寧願躺著掙錢，也不願意站著掙錢。5萬日元——我當英語教師每天8個小時幹上3天還賺不到那麼多呢。」

這是真的。

「阿德爾斯坦，」她一邊用筷子敲了敲我的腦袋讓我注意聽，一邊跟我說道，「你累死累活才掙那點錢，而我一分鐘就賺100美元，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大多數日本人也就堅持兩分鐘，也許是因為他們面前的大塊頭外國女人讓他們興奮過頭了。我不知道。他們插進來，還沒等到你有感覺就完事了。會把你逼瘋的是那些只想說話的傢伙。比如nhk的這個傢伙，他從來沒想做完就得。我真希望他是這樣，否則我就得又當保姆，又當心理醫生，還要當英語教師。我聽著他沒完沒了地說的時候，心裡其實在想：‘媽的，趕快操吧，完事了就給我滾。’有的時候，我實在受不了，乾脆把他的拉鏈拉開，把他的傢伙掏出來，口交了事。大多數男人在你嘬他那傢伙的時候就閉嘴了。你大概也是這樣的吧，不過你是再怎麼也不會閉嘴的。」

聽了這話，我笑了：「你說得對。要按分鐘計酬的話，我的工作遠遠趕不上你的。但這種工作就不會讓你感到有點沮喪？」

「嗯，那時可卡因就派上用場了。來上一點就會讓我嗨起來，而我已經準備好了。」

聽了這話，我笑不起來了。

「上帝保佑，海倫娜，」我對她說，「你很聰明，別幹那種蠢事。你怎麼了？」

她聳了聳肩，歪著頭眨了眨眼睛。

「唉，那樣操得更——舒服嘛。生意變得這麼無聊，我需要有點什麼來讓我熬過白天，有的時候還得熬過黑夜……」

「你難道想跟去年那些可憐的傢伙一樣死去嗎？那些傢伙還以為他們買的是可卡因，結果吸了過量的純海洛因，你還記得他們吧？幹那種蠢事會要了你的命。你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對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讀了你那篇報道的譯文，你寄給我的……」

我又教訓了她幾句。我提高了聲調，有點生氣。她有點悶悶不樂，眼睛盯著地板。

「我知道你生我的氣了。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