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即她癱軟了下來。我給她蓋好被子，疊好衣服，把錢拿了出來。如果不是今天這樣的情況，我可能會考慮跟她上床。如果我沒有得到電話號碼，而我認為跟她上床就會得到我要的電話號碼的話，我應該就會那樣做了。我這樣想了一下，自己都覺得有點驚訝。我很可能會因此而感到內疚，但我應該會那樣做的。

不管怎麼樣，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心裡很高興。我決定先回公寓看看貝尼和淳之後再去上班，也許我們還可以一起吃個早餐。我叫了一輛計程車，讓司機送我回家。唉，我認為自己是讓司機開回家去的，其實是讓他開到東京都警視廳總部去了。計程車停在總部前面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說錯了目的地，但我不想再坐回車裡去了。

唉，這段時間我覺得這裡更像家了。樂觀點吧，這樣誰都不會被我吵醒了。我坐著電梯回到記者俱樂部，從衣物櫃裡取出衣服，洗了個澡，倒在俱樂部後面的榻榻米房間裡睡著了。我幾乎有點慶幸自己犯的這個錯誤了。

我從露茜·布萊克曼案的報告中找到了「滑頭」的電話號碼。不過，在採訪他之前，我想讓他去給自己挖好墳墓。我讓「迪斯帕里奧」酒吧裡的一個女孩給他打電話。下面就是磁帶錄音的文字記錄：

「喂，你是‘滑頭’嗎？」

「我就是‘滑頭’。」

「我名叫辛迪·塞梅娜拉。我想找一份女招待或伴遊的工作，有個朋友告訴我找你就行。」

「如果你要面試，就來面試吧。你是哪裡來的？」

「我是加拿大人。」

「沒問題。」

「我要到哪裡去找你面試？」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六本木。你那裡有什麼樣的工作？」

「我也在六本木。七八點鐘怎麼樣？」

「真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工作。」

「俱樂部什麼的怎麼樣？有家夜總會。」

「嗯，我想知道你有沒有女招待的工作。」

「是嗎？當然有。女招待的工作，當然有。也許你可以在酒吧工作。如果你要面試，就來面試吧。」

「我很想知道是什麼樣的俱樂部。」

「紳士俱樂部。我的俱樂部。沒問題。非常近。我的俱樂部開了11年了，真的很酷哦。你是怎麼要到我的電話號碼的？」

「我的朋友安娜過去在你的俱樂部裡工作過，也有可能是別人開的俱樂部。她告訴我也可以打電話給維克托。不過，我沒有適當的簽證，我只有旅遊簽證。沒問題嗎？」

「沒問題。我會負責處理好一切的。沒問題。」

「我在加拿大有當伴遊的經驗。」

「我也有那種工作。」

「那正是我想要找的。」

「你現在在哪裡？」

「在全日空飯店附近。」

「你知道杏仁咖啡廳嗎？你能到那兒去嗎？」

「我還聽說在馬爾地夫有出遊的工作。那樣的也可以。」

「我們見面再談吧。一小時以後怎麼樣？」

「報酬怎麼樣？能得到多少報酬？」

「哪種工作？」

「伴遊的工作怎麼樣？」

「如果你幹得不錯，我想一個月有150萬日元（約合1.5萬美元）。」

「是手交還是口交還是……」

「什麼都有，什麼都有。」

「我能拿到全部回報嗎？換句話說，你收手續費嗎？」

「我們再談。」

「我只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出色的話，一個月可以賺到兩三百萬日元（兩三萬美元）。可能的。」

「你提供住處嗎？」

「我馬上會有一個新店，一家新酒吧。」

「你能不能給我住的地方？我現在住的地方真的太小了。」

「我們有住的地方。我們會給你住的地方。」

「我能搞到藝人簽證或工作簽證嗎？」

「恐怕不能。」

「這些聽起來相當不錯。拿旅遊簽證去工作真的沒問題嗎？」

「沒問題。沒問題。」

「這裡賣淫是合法的嗎？」

「（笑）我不想在電話裡說。我們見面再談。你到了杏仁咖啡廳就給我打個電話，我就會過去。一個小時以內吧。」

六本木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認得我，但「滑頭」大概記不得我了，不過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把磁帶給了後輩記者町江，讓他去採訪「滑頭」。我認為町江去不會有什麼危險。我自己並不介意有什麼危險，只是認為這是最好的策略。但町江辦事沒有魄力，帶回來的東西很可能會讓那篇報道陷入僵局。我只好拋開謹慎行事的念頭，藉著後續調查的名義跟町江一起去見了「滑頭」。

我們見面的地點是在凱蒂俱樂部：漂亮的立體派風格的室內裝飾，黑色的大理石桌子，從那裡還可以看到東京塔。自從上次跟町江談過之後，「滑頭」一定已經編好了他的故事，而且仔細入微地推敲了一番。他那種逍遙自在的姿態著實魅力十足。我本以為要面對邪惡的化身，沒承想卻碰上了戈培爾sup(5)/sup。

「維克托只是為了讓她們恪守自己的諾言才拿了她們的護照。」他開始了。

他的英語不太流利，但還是能讓人聽懂大概的意思。後來，他改說日語，承認他有那麼一兩次把維克托（他說維克托是他認識了8年的熟人）交給他的護照扣押了好幾天。「所有的女孩從一開始就被告知，她們來到日本以後將會在妓院工作。至於韋羅妮卡sup(6)/sup，他們把所有的條件都跟她說清楚了，但她拒絕了自己答應過要乾的工作。在她身上不存在上當受騙的事情。」

沒錯，他和他的同夥通過網際網路甚至在網站上招募女孩，然後通過一個地下網路把她們送到日本來。「我在德國的代理人要我給那些願意當妓女的婦女找工作。」他漫不經心地說道。

他看起來沒有一點防備之心，他是在跟我說話，但他並沒有對著我說，而是在想讓他的同胞町江相信，他是個被誤解的商人，所有的情況都被歪曲了。

「維克托對事情的說法完全不一樣，」我突然插嘴道，並沒有完全講真話，「他說你是無賴，是你對那些女孩撒謊，賺取她們的錢。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打電話給他——這兒有他的電話號碼。」我把我的手機遞給他，螢幕上顯示著維克托的電話號碼。

這一舉動讓他措手不及，他低聲詛咒了幾句，用力拉了拉他那條馬尾辮，氣得鼻孔一鼓一鼓的。「維克托是個他媽的騙子。」他最後用英式英語咬牙切齒地說道。

他決定開口了。等他說完，我們的報道也有了足夠的證據。我們掌握了他承認自己竊取他人護照、偶爾脅迫他人、給外國婦女拉皮條、違反日本法律的事實。

那篇報道在2004年2月8日《讀賣新聞》的早刊上發表了，對此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不錯，我也興奮了起來，天真地希望有些事情會發生——說不定能伸張正義呢。

我到底在想些什麼啊？難道我真的相信東京都警視廳會突襲「滑頭」和維克托，停止他們的買賣，把婦女解放出來？

「瘦子」給我打來了電話，他是個快要退休的警探，負責新成立的有組織犯罪管制一科，主要是處理非法婚姻和非法移民騙局的。他讀了那篇報道，想找我談談。

我很激動，抱著我的檔案、資料和記錄，帶著我的電話號碼，早上10點就跑到「瘦子」的辦公室去了。

他的態度很熱忱：「幹得不錯嘛，傑克。文章非常有趣。」

「謝謝你，」我沾沾自喜地說，「那你們是不是準備去收拾那些混蛋了？」

「我是想這麼做啊。你能不能讓其中一名女士站出來跟我談談呢？」

「我想沒問題。但你會保護好她的，對吧？」

「那可做不到，恐怕我們不得不以拿旅遊簽證非法工作的罪名拘捕她，然後把她驅逐出境。但是，有了她的證詞，我們就能以違反移民法或者其他什麼罪名突擊搜查或拘捕那兩個傢伙，以此端掉他們的生意。」

我不喜歡這種腔調：「你為什麼要拘捕那個女人？挺身而出的人反倒要坐牢？」

「嗯，這是法律。我們必須按法律辦事嘛。」

我飛快地翻了一遍我手頭上的檔案，抽出一張從日本警視廳那裡拿到的官方指導。「瞧，」我說，「這上面說了，日本的所有警方都要盡全力阻止人口販賣活動，妥善處理這種犯罪行為的受害者。」

他哼了一聲：「傑克，那純粹是日本警視廳在胡說八道，完全脫離現實。我們不可能對在這兒非法工作的人不聞不問，還為她們提供庇護，即便她們是受害者也沒有辦法。我們沒有確定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的標準，這就是不可能對人販子立案的原因。受害者會被當作非法勞工強行遣返。沒有證人就無法立案。如果我們沒有逮到一個被那些人騙來幹活的婦女，那就是失職啊。」

我有可能會救出一幫婦女，使她們不再受到剝削，但我就不得不出賣我的訊息來源，包括海倫娜在內。我就不得不犧牲她們，我不能這麼幹。我感到既憤怒又沮喪，把維克托和「滑頭」的電話號碼給了他之後就收拾好東西準備離開。

「瘦子」探過身子來很小聲地對我說：「我知道你會覺得這種事很不像話，我也一樣。這簡直就像是把人當奴隸。但是，這是賣淫活動，其實並不屬於我們的管轄範圍。我只能根據這些婦女持有的簽證種類，按照非法移民或違反外國人勞動法的情況來處理。人口販賣屬於灰色地帶，我建議你去找風化糾察隊隊長談談。」

我去見了風化糾察隊的頭兒。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張我的報道的影印件。他是個捲髮矮個子，戴著方形無框眼鏡，聲音低沉。我想到他的時候總叫他「捲毛」。

「阿德爾斯坦，幹得漂亮。你應該當警察啊。」

「謝謝。你覺得怎麼樣？你們會不會去把這些傢伙逮起來？」

他咧了一下嘴，從牙縫裡吸了口氣，發出「噝——」的聲音——上了年紀的日本男性被問到他們不想回答的難題時往往會這樣：「這有點像是移民問題啊。你跟有組織犯罪管制一科談過了嗎？」

「他們說，如果是賣淫活動，就屬於你管的了。」

「真的？」

「是的。」

「捲毛」拿起我的文章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傑克，我們風化糾察隊管的面很廣——毒品、槍支、扒金庫，給合法的妓院發許可證，突擊搜查不法妓院，諸如此類的事情。不管有沒有受到脅迫，這顯然是賣淫活動了。那些女孩裡有未成年人嗎？」

「聽說沒有。」

「得，這就很難讓兒童保護隊接手這個案子了。我就是問問而已。」

「你的意思是？」

「好吧，把你掌握的情況告訴我，我們可以試著按違反賣淫法的案子處理，不過，這很費時，而且對被告的處罰也很輕，即便我們讓被告得到有罪判決。」

「行。」

「還有一件事……那些妓女——她們都是外國人，對吧？」

「是啊。」

「唉，我們科裡沒幾個警官會應付外語啊。也就是說，我們得去請刑事調查司的國際犯罪組做後援了。說實話，他們對協助低階別的賣淫搜捕活動可不怎麼熱心。」

「那就是說，你們什麼也做不了？」

「不，我是說要花很多的時間。在後勤方面……有預算問題……人員問題……語言問題。」

「好吧，我可以把我手頭上的資料給你。」

「我會收下，或許我對此也無能為力啊。」

「顯然有犯罪活動發生嘛。」

「顯然有犯罪活動發生的地方多著呢。但我們的人力只夠去做一些象徵性的拘捕，讓大家安分點。我們會管的，但對我們來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案子。」

不必再多說了。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對警察大失所望。我明白了，他們只能執行現有的法律，而我卻要他們去做他們無可奈何的事情。

維克托繼續把婦女帶到日本來，「滑頭」繼續賺著錢。兩三傢俱樂部在那篇報道登報之後停業了，有些人不去參加那種馬爾地夫觀光旅行了，但事情並沒有發生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海倫娜對我不滿意，我對自己也不滿意。我感到非常憤怒和沮喪，於是便帶著完全敗下陣來之後手頭上剩下的所有資料去了美國大使館，把它們交給了那裡的一位國務院聯絡人。我想這些資料起碼有可能成為人口販賣年度白皮書裡的一點有價值的素材。

我特意把那篇報道全部翻譯成英文，而且很高興地看到那篇翻譯稿在網際網路上相當迅速地傳播開來。我聽說維克托開始在招募婦女這件事上遇到麻煩了。

那年6月，美國國務院把日本列入瞭解決人口販賣問題上做得最差的國家的觀察名單，我真的高興壞了。特別是在行動的意願上，日本的排名僅僅比朝鮮略高了一點。對日本人來說，這就像是剛剛起步的狀態，但不要低估了國恥的力量，它能使日本政府擺脫懶惰，行動起來。

另一方面，我感到很欣慰：那個月的下旬，美國大使館在聯合國大學舉行了一次關於人口販賣問題的研討會，我受邀成為專題討論小組的成員——不是以記者的身份，而是以與會者的身份，我感到很榮幸。

在這次會議上，日本警視廳的代表發言，概述了日本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所做的驚人之舉。我在問答環節忍不住舉起手來，對他的發言做了長篇的指責。我敘述了自己跟東京都警視廳打交道的經歷，然後用我遇到的那些障礙為例，解釋了為什麼日本警視廳的官方指導是一份毫無價值的自我宣傳。之後提出的問題也毫不留情，只是沒有之前那麼言辭激烈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在會議上的發言稿以「日本：人口販賣的帝國？美國希望日本將人口販賣定為刑事犯罪」的標題見報了。要知道，記者通常是無法為自己的報道選擇標題的，但我特別留意了一下，用上了我自己想用的標題，只不過我得給那個搞版面設計的傢伙買上一瓶8000日元（80美元）的清酒。

那天一到會場，我就看見三個氣勢洶洶的日本官員站在那兒等著我。一個是日本警視廳的，一個是司法部的，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的。那位外交部官員是個女性，顯然她被選中站在那裡是因為她會講英語。她站在另外兩個人的前面，拿著報紙在我面前揮了揮。「這個標題是不可原諒的。」她失去了自制，竟然用日語對我這樣說道。

我從她手中接過報紙，端詳了一下標題。「你說得對，」我說，「這個標題應該改一下。‘日本：人口販賣的帝國’後面的問號應該是感嘆號。而且，提到美國的部分並不重要。整個標題應該改成‘日本：人口販賣的帝國！和朝鮮一樣糟糕？’」

我連連獲勝了。儘管這種事情很棘手，我還是找到了一項真的可以為之奮鬥的事業，獲得了一種躋身於十字軍東征的興奮和力量。自以為是的憤怒才能真正激發起你的興趣。我做了一些並不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和我所報道的那些販賣人口者相比，我就是活佛了——至少在我心裡是這樣覺得的。

而我還是憤憤不平。我氣憤的是，雖然當時日本國內的人口販賣活動很猖獗，日本警方和日本政府卻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根本不想去處理。其實，我不能過分責怪警方。法律就是法律，沒有寫入法律的真正的打擊人口販賣的條例，他們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警方，而在於他們的上級機關。

我的想法很像一個調查黑社會槍擊案的優秀打黑警察。誰在乎開槍的人？他只不過是在執行命令。如果想要取得成效，就要嚴懲下令開槍的那個人。

我決定盡我所能去撬動日本政府。

這起案件的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對剝削外國婦女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和默許。我需要證據來證實我的案例。我的腦子裡有了一個想法。以聯合國為後盾的國際勞工組織（ilo）已經開展了一項由日本政府資助的研究，調查日本的人口販賣狀況。這份研究報告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既沒有懲處人販子，也沒有妥善處理受害者。但日本政府責令國際勞工組織保守秘密，這份報告永遠得不到公開了。

但是，我知道了它的存在，並通過某些渠道得到了一份複製。這個訊息變成了2004年11月19日的《讀賣新聞》的頭版報道。我必須爭取到像樣的報道，而這樣做是值得的。第二天，我緊跟著又發了一篇文章。我的訊息來源告訴我，政府已經準備宣佈一項對付人口販賣的行動計劃，而我的文章也促使政府對政策作出了大幅修改來加強對受害者的保護措施。我覺得，作為一名記者，我終於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這件事有多小。

我沒有放棄使維克托和「滑頭」受到懲處的努力。最終，這兩個人都進了監獄。緝毒隊瞄上了「滑頭」，突擊搜查了他開的那幾傢俱樂部，他的生意就玩完了。有人向日本海關的官員和荷蘭警方提供了大量有關維克托的業務的訊息，維克托也進了監獄。顯然還有人把他的名字給了當地的壓酷砸，他們以侵犯了他們的地盤為由把這個混蛋趕出了六本木。

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我應該改一下措辭：海倫娜和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鼓起了勇氣跟我聯絡，在第一篇報道上比我出了更多的力，如果有正義可言的話，當時她的名字也應該出現在那篇報道里。

最終，馬爾地夫的性旅行停了，「滑頭」的俱樂部都被搜查、取締了。正義或多或少得到了伸張。

在調查人口販賣的過程中，我的內心發生了一些變化。我說不清那些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連為什麼會發生也搞不清楚。我不太善於一邊和受害者交談一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們的經歷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有一些景象還會讓我覺得忐忑不安。一個泰籍性工作者的六歲男孩骨瘦如柴、滿口沒牙，那些人販子卻不允許她帶兒子去看牙，因為他們不想讓當局知道他們都是非法逗留在日本的。

那個慘遭顧客毆打的韓國女子，乳房上留著別人把菸頭捻滅在那上面的傷痕。幹出這種事情的男人可能是個低階別的壓酷砸，還帶給她艾滋病和一個孩子。她認為那是上帝對她的詛咒。我很難不同意那種看法。

還有一個愛沙尼亞女人，因為對顧客唾了唾沫便被人用酒瓶雞姦，手段殘忍至極，以致她不得不做了手術。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而在幾乎所有這樣的案例中，那些婦女永遠都不知道是誰讓她們成了受害者，不知道她們被關在什麼地方，不知道那些涉案的日本人的名字。她們記得自己受到的折磨，卻幾乎記不起能夠找到那些責任人的線索。這就像是在和「幽靈」幹仗。在大多數情況下，性愛俱樂部的老闆被捕之後，當局就會立即以違反簽證規定為由將那些婦女強行驅逐出境，這樣，檢方就得不到進行其他指控的證據。我力爭讓警察們明白，他們應該以綁架、強姦、毆打及其他任何可能的指控逮捕人販子，但警察們總是告訴我說：「要這樣做，我們就需要證據，而這些婦女不足以成為證人，因為她們聽不懂日語，不能提供可靠的證詞。此外，她們一直在日本從事非法工作，這本身就是一種犯罪，必須受到驅逐。她們一旦被驅逐出境，就很難立案了。」

這就像是禪宗的「問答」。我一直在跟執法人員進行著同樣的對話。我知道，如果法律更改，事情就會有所改變，但這種事情好像永遠也不會發生。

我結交了多方面的訊息來源，就是為了能和受害者交談，但我怎麼也找不出有關加害人的訊息。我沒有財力和物力去做這種事情了。我開始從工資裡拿出大筆的錢來幫助我遇見的受害女性。有的時候，這就意味著要帶她們去可以做人工流產的地方——不會記錄在案的那種地方。

我不知道該怎樣去看待流產這件事，但我心裡明白，我認為哪個女人都不該把強姦她或買了她違心服務的男人的孩子生下來。有的時候我還不得不給她們掏機票錢。我傾囊相助。而正因為如此，我在打破所有的客觀性原則。別陷進去。我陷進去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性失去了興趣。它似乎成了一種下流、骯髒、野蠻的事情。只要是跟性有關的事情都會讓我隱約覺得不舒服。我並沒有陽痿，只是提不起興趣來。慢性疲勞也使病情加劇了。

我本該跟妻子談一談所有這一切的，但我沒有。我根本就不著家，哪有時間談？我晚上打個電話回家跟孩子們道聲晚安，心裡想著白天給她發個電子郵件，卻又常常忘了發。我覺得隔閡在慢慢地產生，就像在觀察別人一樣注意到了它的發生。我本可以跟她解釋原因的，但我不想這麼做。她似乎對我的工作並不感興趣，而我也就不想談了……我們吵了起來。她指責我喝酒花了太多的錢，而我又不想說我一直給那些她不認識的女性錢。為什麼？我怕她會不讓我這樣做。她可能並不會阻止我，可能還會表示支援。我只是沒有給她一個機會。

說謊成為工作的一部分時，一個人就忘了愛應有的功用。

很晚回家的時候，我開始到裡頭的房間裡睡了。我們本來是和孩子們睡在一起的，這樣也很少有機會親熱。我們甚至沒有一間真正的臥室，客廳裡只有一個榻榻米，我們就把被褥鋪在那裡睡。

即便早回家（這種時候很少），我也開始找個藉口睡到裡屋去了。我覺得那兒比較舒服，而且睡著的時候我再也不喜歡有人碰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精力正在枯竭。我的父母跟我談話時發現我總是走神。我開始考慮停職回家了。我覺得這樣做是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對自己、對我們的婚姻、對孩子們都應該是最佳的選擇。

(1)這個「滑頭」就是我採訪露茜·布萊克曼謀殺案時遇到的那個人。

(2)好萊塢著名動作片影星，賽車獲獎選手，曾從師李小龍學習少林拳。——譯註

(3)神話傳說中的一種有著三個頭的惡犬。——譯註

(4)pop-tarts是美國家樂氏公司（kelloggcompany）生產的一種果醬餡餅。——譯註

(5)納粹時期的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譯註

(6)我在採訪「滑頭」之前確認韋羅妮卡已經離開這個國家，沒有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