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向死者表達敬意的方式各有不同。我應該買一束鮮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屍體至今還沒有找到。因此，我只是從我的錢包裡抽出一張1萬日元的紙幣，交給了在「日本北極星計劃」工作的藤原女士。「北極星計劃」在東京開設了一條人口販賣受害者的熱線電話，那裡的工作人員在致力於提高公眾意識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說，去年，打給「北極星計劃」的電話數量增加了不少，大多數來電者都是韓國和東歐的女性。她感謝我的捐款，並問我是否認識會講俄語的人。我答應試著幫她找一個。

我認為，我不再熱衷於記者這一職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開始採訪日本色情業非常骯髒的那一面的時候。等我真的意識到這種採訪耗盡了我的精力的時候，我已經回天乏術了。

當犯罪採訪記者的年頭多了，人會變得麻木。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如果你為每個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對那些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遲早會神經衰弱。謀殺、縱火、武裝搶劫、家庭自殺……這些事件都成了家常便飯。這份工作有一種不把受害者當人看的傾向，我有時甚至會因為他們斷送了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計劃好的假期而惱火。這聽起來很可怕，但的確如此。不過，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我認為，我對日本的「陰暗面」有了大量的認識。我採訪過露茜·布萊克曼案，調查過一個連環殺手，險些觸到了一具帶電的屍體，目睹過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認為自己還是相當頑強的——在某種程度上吧。

我覺得自己已經變得非常憤世嫉俗了，甚至變得有點冷漠，但是，一個記者心開始涼下來，就很難再熱血沸騰。我們都為自己編織了一層精神甲冑，來應付情緒的波動，保持克制的狀態，應付若干個截稿時間……我們別無選擇。

我採訪過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尋過情報。「女傭站」的女孩們從來不隱瞞她們的整個業務流程。我相當熟悉日本的性產業的合法性。事實上，我曾經認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瞭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憑空臆造出來的某種都市神話。但是，我即將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訓。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機響了起來。「喂！」我拿起了手機。

對方是個外國女性，我認識的外國人裡面沒有人日語說得還可以的。我聽了一會兒，但還是沒有完全聽懂她在說什麼。「你會說英語嗎？」我終於開口問道。

「嗯，會說。顯然你也會。很抱歉我這口爛日語讓你遭罪了。」

「你的日語不成問題，相當不錯了。不過，既然英語是我們的母語，也許用英語會說得更清楚點，對吧？」

「一個朋友把你的電話號碼給了我，她是‘愛經’店裡的脫衣舞娘，她說你可能幫得上忙。」

「說來聽聽。」

「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來的女孩——都是從波蘭、俄羅斯和愛沙尼亞來的——她們看起來好像是……被迫的。」

「嗯……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們是被強迫去工作的，她們得不到報酬。她們就……像奴隸。」

「像什麼？」

「奴隸。在我看來就是這樣的。」

「那你是做什麼樣的工作的？」

「我想你可能會說我是個妓女吧，」她直截了當地答道，語氣裡沒有一點尷尬，「我表面上是個英語教師，實際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謀生的。」

「你這麼做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當然。不過，他們帶進俱樂部的這些新人……她們就不一樣了。她們不想幹這一行，但被騙了——被強迫——去幹這一行。她們總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準出門。」

「我聽懂了。」我說。我知道這種反應很差勁，但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而且我需要時間來消化她說的情況。我問她想要我做些什麼。

「你是報社的記者。寫一篇報道吧。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幫著把那些女孩弄出來吧。」

這簡直就像是個離譜至極的要求，而且還是一個突然打電話給我的人提出來的。我正想說我會去調查一下，忽然覺得她的聲音有點耳熟：「你說是你的朋友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了你。我們見過面嗎？」

對方頓了一下。

「見過嗎？」我又問了一遍。

「嗯……你在調查露茜·布萊克曼的時候，和那些在酒吧裡工作的女孩交談過吧，我就是那個當面侮辱過你的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已經掌握了從脫衣舞娘、舞女及其他從事晚間娛樂行當的女性那裡獲取訊息的規則。顯然，這個年輕女子在我學會那些規則之前跟我打過照面。也許是我當時出言不遜，或者說只是表現得不那麼精明老練，不管怎麼樣，她當時叫過我混蛋，我記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倫娜，這當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確實適合她。我們在六本木的一家星巴克的二樓見了面。她穿著一條黑裙子、一件緊身的黑皮夾克（裡面是一件淡綠色襯衫）和一雙及膝的黑皮靴。我必須說，她看起來不錯。她的頭髮向後梳成一個馬尾辮，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妝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她的上唇有一顆小痣。

我作了自我介紹，就好像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給了她。她當時並沒有把她的名片給我，那是後來的事情了。我們談論了一下天氣，喝了會兒咖啡，她就跟我講起她的故事來。

海倫娜是2001年從澳大利亞來到日本的，剛開始是在「貝立茲」教英語，私下偶爾做一做女招待。一天晚上下課之後，她跟一個學生去喝酒，他是個五十來歲的商人，最後她陪他去了情人旅館。完事之後，他在床上放了5張1萬日元的紙幣（約合500美元），說這是給她的「車馬費」。

海倫娜漸漸找到了更多的顧客，最終，為了確保有份穩定的收入，她在一家名叫「美味小窩」的高階「紳士俱樂部」找了一份工作。她有自己的私人客戶，而白天就為找上門的顧客提供服務。

「我是自願當妓女的，我喜歡性，這樣賺錢遠比教英語容易得多。我自己做這一行並沒有什麼。讓我煩惱的是，那些不想當妓女的婦女卻被迫去做那樣的事情。讓我氣憤的是，那些混蛋竟然逼迫她們去做那樣的事情。

「有兩個傢伙在六本木操縱著這一切，還給我在澀谷上班的那傢俱樂部提供女孩子。一個傢伙是日本人——大家都叫他‘滑頭’sup(1)/sup——還有一個是名叫維克托的荷蘭和以色列的混血兒。他們開著五六傢俱樂部，從海外招募婦女，大多是從貧困國家，通過廣告或掮客，把她們帶到日本來。他們強迫她們到性愛俱樂部去上班，而且剝削她們。那些婦女完全受這些混蛋的支配。因此，她們最終就成了性奴。

「我聽到的事情是這樣的，起先，他們答應的錢數超出了她們的想象，可她們到了這兒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她們不得不去賣身才能填飽肚子，因為她們沒有選擇的餘地。然後，她們的收入中還要扣除她們從未聽說過的這樣那樣的費用。‘滑頭’跟她們說，她們是在非法打工，所以只能為他工作，因為他是合法的——如果你能相信他的話。如果她們不想為他工作，就請自便，不過在六本木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報了警，結果被威脅說是自投羅網，最後她還不得不為他媽的警察提供服務。

「維克托跟別人說他在這兒已經有6年了。他剛開始是做舞男，進而去賣淫，他感到非常自豪。他說，他知道日本男人喜歡什麼樣的女孩——金髮藍眼睛的。多花點時間弄清楚這件事，無論如何得幫幫她們，否則她們就別無選擇，只能聽人擺佈了。

「維克托喜歡裝成好人的樣子——只要不涉及錢的話。其實他是個他媽的披著人皮的狼……‘滑頭’呢，他是結了婚的，還有個女兒。」

海倫娜說的聽起來像是確有其事，我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理由要撒謊。但我不清楚她會不會撒謊。她是個旁觀者，而不是受害者本人；這些都是道聽途說，也許她別有用心。我告訴她，我得跟其中的一個女孩面談一下。

這讓她感到有點不安：「如果這些女孩因為跟你交談被抓到的話，她們可能會惹上麻煩，真正的麻煩。你明白是怎麼回事，對吧？」

我說：「我明白，我會小心行事。」於是，海倫娜答應把我介紹給其中一個女孩。然後我們便分手了。

我自己做了一些調查。

我突然想起關口來，但轉念一想，這不是他管轄的區域。然後我又想到了帶我充分見識了歌舞伎町的「異類警察」。「異類警察」打那以後就從新宿警察署調到東京都警視廳總部去了，他在那兒也許能打聽到一些可靠的訊息。他應該是個可靠的訊息來源。不過，要得到我想要的訊息，我就得出血——晚上到鬧市區去逛逛？當然可以。到酒吧或脫衣舞俱樂部找個外國小妞？一點問題沒有。費用不便宜啊，不過那時我已經有了一些關係。

我打電話給一個熟識的律師，他在為一家推廣混合武術比賽的公司做事。那種比賽就像是拳擊、摔跤和空手道的結合，非常受歡迎。我磨到他勉強給了我兩個第二排的座位，然後轉手給了「地獄第八界」脫衣舞俱樂部的經理，他答應晚上免費招待我。

我發了個簡訊給「異類警察」，約了碰頭時間。

「異常警察」還是那麼體面而率直。我們交流了一下近況，後來，一個名叫茉莉的胸部豐滿的紅髮女孩過來把豐腴的臀部擱在他的胯上，用手指撫摩著他的小平頭。我把海倫娜說的事情告訴了他，茉莉在一旁若無其事地啜飲著「異類警察」為她點的香檳酒。我一說完，「異類警察」就皺起了眉頭。他把腿上坐著的茉莉抱了起來，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告訴她：「請去給我拿幾根菸來，安琪兒。我現在要跟朋友說點事兒。5分鐘後再回來吧。」茉莉順從地告退了。

「你知道的，」「異類警察」說著吸了一口煙，然後改用日語說道，「我會去調查一下。你的朋友說的很可能是真的。我認為現在這樣的女性應該更多了，可惜我幫不了她們什麼忙。這種事情一直困擾著我啊。」

「困擾你？」

「我喜歡幹這一行的女人。我知道我是在花錢買她們的殷勤，但我還是喜歡她們。這是一場遊戲。不過，如果一個女人不想幹這一行，又被強迫去幹，那我就不想跟她一起玩了。那樣就不好玩了，就不是遊戲了。你的朋友說得對：如果她們沒有得到報酬，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記事本，我把自己所能找到的資訊都給了他：「滑頭」的辦公地點和那處房產的契據——房產是登記在「j商行」名下的。

5分鐘過去了，茉莉也沒有回來。我們閒聊著等她回來。

「傑克，你跟俱樂部的哪個女人上過床嗎？她們好像都挺喜歡你的，我看得出來。」

「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不跟她們上床。我不想跟她們上床，所以我跟平常的顧客就顯得不一樣了。」

「因為你不喜歡白種女人？」

「不是，是因為那樣做不好。」

「為什麼？」

「因為她們有時會給我提供訊息啊，你總不能跟你的線人上床吧。我結婚前幹過這種事情，可現在不行了。搞不好會把某種可怕的性病帶回家去傳染給我的妻子，那她就會恨死我，把我踢出門外的。」

「哦，要是有這樣的辣妹——她手頭有你實在想要的訊息，但只有跟她上床她才會把那個訊息給你——你怎麼辦？」

「嗯……我會為得到可靠的訊息跟女人上床的。我是個徹頭徹尾的訊息‘男妓’。你呢，‘異類警察’？你有沒有跟線人上過床？」

「當然有，這就像筆額外津貼嘛。我還沒結婚，也沒有孩子。」

「所以，如果我跟你一樣這麼幹，你就會認為我是個渾球吧？」

「不會啊，我只是覺得你有點怪。不是說你是個奇怪的老外，而是說你是個奇怪的人。你是個有行為準則的人，而且遵守這個準則。這個準則很古怪，但畢竟是個準則。我很欽佩這一點。而且，你是個好人。好啦，別誤解我的意思，不過我要告訴你的是……」

「說吧。」

「你遲早會破戒的。邪惡會成全你的。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會變黑的。」

「我會小心的。」

「哈。沒門兒。你不會只為了金錢或訊息跟人上床，而是因為這就像是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就像握手。這是一條滑溜溜的坡道，你甚至不會因此而感到內疚。你不會去想這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工作使你產生了焦慮，你就應該要求換個職位了。你很幸運，至少你已經結婚了。我可能根本就不會結婚。」

「為什麼不呢？」我立刻驚訝地問道。

「因為我已經在她們身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性對那些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結婚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重大意義了。我不能忠實於一個女人，我也不相信她能忠實於我。一夫一妻制就是扯淡。性就像交換賀年卡，是一種儀式。我明白這對我以外的人來說是不同的，對他們來說這是件大事。我跟正常的世界不合拍，而且再也跟它合不上拍了。我決不會娶一個普通的小妞，否則我們之間的差異會把我們的婚姻埋葬掉。我可以娶一個妓女，但她必須答應以跟我睡為主，否則就不會太平，而且我還可能會嫉妒。我也許可以娶一個在風化糾察隊工作過的女警，但決不會娶女招待，她們都是吸血鬼。」

「聽起來相當淒涼啊。」

「等著瞧吧，你會明白的。不過，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吧，這是我從所有既拈花惹草又信奉一夫一妻制的混蛋那裡學到的：什麼也不要承認，決不坦白。如果你愛的是那個最想和她在一起的女人——那個最重要的女人，那麼，撒謊吧。懺悔是為懺悔者準備的，懺悔會讓自己覺得舒服，卻毀了別人的生活。這是很自私的事情。不要坦白。」

「這可不是我期望從一個警察那裡得到的建議。」

「我只是跟你說說而已，因為我覺得你有顆善良的心。你跟我說這些女孩的事情時，我看得出來，這件事讓你感到困擾。你和我一樣，喜歡這些女人。所以，我要告訴你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秘訣——決不坦白。」

茉莉回來了，手上拿著幾根菸。她坐到「異類警察」的大腿上，拿起香檳瓶子對嘴喝了一大口，點著一根菸，賣弄風情似的吸了一口，然後把煙插到「異類警察」的嘴裡，她的左手託著他的後腦勺，轉過頭來對我微微一笑，接著就把視線轉向我的背後。一個又高又瘦、膚色淺黑、身著黑絲綢便服的白種女子漫步走到我們桌前，輕輕地坐到了我的腿上。我給她點了一杯喝的，這工夫，「異類警察」做好了自己去密室觀看私密舞蹈的準備。

「異類警察」傳過來一些確鑿的訊息，而我自己也通過登門拜訪，以交換的方式得到了一些訊息。三天之後，我對「滑頭」和維克托的生意經有了一定的瞭解。這些訊息大都證實了海倫娜告訴我的事情，有些訊息還填補了一些空白。

不出所料，在這種勾當前面做幌子的公司就是「j商行」，這是一家總部位於六本木、沒有在日本當局註冊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滑頭」今井擁有和經營的。維克托是他的合夥人。他們的業務包括把外國女性帶到東京地區來，把她們送進性愛俱樂部和色情按摩院。「滑頭」經營著六本木地區的四傢俱樂部——天使俱樂部、樂趣小窩、神聖俱樂部和抄本俱樂部，向澀谷的那家「美味小窩」提供女招待，另外還經營著一項伴遊服務。他是這個城區的涉外皮肉生意之王，每個月收入相當於2萬美元。

「滑頭」主要是從以色列招募女孩，也招募匈牙利、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的女孩。他在網站上刊登了徵集女招待的廣告。有一個21歲的加拿大女孩按圖索驥聯絡了他，最後通過一家德國的招募機構的篩選，來到了日本。2003年的時候，「滑頭」的公司名為「瓦倫蒂娜娛樂公司」；這個名稱有可能已經改了。一般來說，那些女孩得到的承諾是，她們的工作是當高階女招待，陪富商吃飯，每個月有400萬日元（約合4萬美元！）的鉅額收入。公司同意向那些女孩的本國代理機構支付3000歐元作為她們的機票錢和在東京的住宿費。

女孩一到東京，就有人接機並把她送到公司的公寓，與另一些女上班族同住。如果她屆時還沒有反應過來，那很快就會得知等著她的是什麼了。他們會向她施加財務壓力，對她撒謊，用隱晦（和不太隱晦）的話來恐嚇她——不聽話就會傷害到她的家人，並對她進行簡明易懂的洗腦。

那些女孩在妓院裡上滿9個小時的班，一天可以掙到相當於100美元左右的收入，而其中的75美元會被作為入場費收走。實際上，一天下來，那些女孩手裡只剩下25美元，跟承諾給她們的每月4萬美元相去甚遠。那些女孩都是持旅遊簽證的，只允許逗留3個月，而且不允許工作。對「滑頭」和維克托來說，這種狀況大有好處，他們既可以走馬燈似的更換新的女孩，又可以不斷收繳日益上調的機票錢。許多女孩離開這個國家的時候，其實還欠著「滑頭」的錢呢。

維克托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據說跟一個日本女子結了婚，這樁婚姻給他在日本開展業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司法部的一個線人發現了一家註冊在「滑頭」名下的公司：「r&d」，這家公司成立於1993年，經營汽車進口、服裝銷售、諮詢業務和保險經紀業務，現在顯然不再做什麼生意了。這家公司的董事小林高觸犯了《賣淫防止法》——他把臺灣婦女帶到日本國內，讓她們從事妓女的行當，1989年在靜岡（那裡是後藤組的地盤）被拘捕。據稱「滑頭」一直是這家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很顯然，「滑頭」早就有了販賣人口的記錄。

「異類警察」帶來了一個相當令人不安的訊息：「滑頭」不能碰。我懷疑，這是因為他的情報給露茜·布萊克曼案提供了一個關鍵的突破口。一直到了東京都警視廳給六本木管區派去新長官的時候，「滑頭」才失去了為所欲為的自由。「滑頭」在他的人生中做了一次好事，卻要別人從此為這一好事埋單。

維克托大多是在歐洲直接招募女孩。他還處理後勤事務，安排前往馬爾地夫的性旅行——這才是真正的搖錢樹。

到了12月初，我收集到足夠寫一篇報道的資料，就寫了一份初稿交給我當時的主管山越（又名史蒂夫·麥奎因sup(2)/sup）。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認為自己是日本的史蒂夫·麥奎因，而不是湯姆·克魯斯什麼的，但他對我的文章還是有興趣的。

不過，考慮到這篇報道的轟動性，他想要先把20件左右的事情搞清楚。他把這篇報道和我一齊交給了「蝴蝶結」先生——國內新聞部裡最可怕、最苛刻的編輯兼資深記者。

「蝴蝶結」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毫不含糊地把他想要的東西告訴了我。一個是要我去跟經紀人或人販子談一談，聽聽他們的說法。另一個是要我去找到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你說的‘無辜的受害者’是什麼意思？」

「你認為我說的是什麼意思，白痴？有些蕩婦來日本就想一個晚上躺著賺上兩三千美元，結果發現自己賺不到那麼多錢，這根本就不是什麼犯罪。我要的是一個受騙上當的女孩，一個無辜的女孩。我要的是一個悽慘的故事。如果只是個沒拿到足額報酬的妓女對她的工作表示不滿，你就寫不成一篇報道。」

「我認為你沒有理解我想說的。」

「我理解。我瞭解這種交易。我只是在告訴你該怎麼寫。你想寫這篇報道，寫一篇讓人同情那些無辜的婦女、仇恨那些人販子的報道。如果做不到我說的那樣，你就寫不成一篇報道，而只是在浪費我的時間，也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我不喜歡他的態度，但我當時說什麼也想要把這篇報道寫出來。事實上，這正在成為我的一個奮鬥目標。所以，我又去找海倫娜幫忙。她告訴了我跟一個逃出來的女人取得聯絡的方法。那個女人叫韋羅妮卡，她有幸在逃走前把自己的護照偷了回來。

韋羅妮卡個子不高，身材偏瘦，金髮梳到腦後草草地紮了個馬尾辮。她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一層厚厚的濃妝也掩蓋不了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她穿著一件帶毛領的白色皮大衣，左耳長得像被壓扁了似的。

她26歲，老家在離華沙約50公里的一個小村莊裡。「我在網上看到了這則廣告：‘到日本去當女招待吧！誰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賺到很多的錢！我們正在僱用金髮女郎。’我就聯絡了。

「我到華沙去見了這個藝人公司的代表，叫米克爾。他給我展示了一傢俱樂部的圖片——真是個奢侈的地方啊——他說：‘你去的就是這個地方，和日本男人跳舞，用英語跟他們聊天。一個小時就賺100美元。’我的女兒6歲了，我讓我母親照顧她，自己就離開華沙飛到東京來了。他們讓我到全日空飯店去，我在那兒第一次見到了維克托。他是荷蘭人，很英俊，表現得完全像個紳士，我覺得很安心。

「維克托開車把我送到住宿的地方。他說，我坐了那麼長時間的飛機，一定很累了，可以先放鬆一下，明天開始工作就行。他把我帶到那間公寓——位於西麻布一棟大樓的4樓。我清楚地記得那個地址。公寓裡已經住了一個哥倫比亞女孩和一個加拿大女孩。三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裡，我開始覺得有點不自在了。維克托拉出一個抽屜，讓我把值錢的東西——包括我的護照——都放到裡面去，說這樣才不會被偷走。我照他說的做了。

「第二天下午5點左右，維克托和一個叫‘滑頭’的日本男人來到了公寓裡。接著他們就把我們帶到了‘小窩’。那個地方跟我在波蘭看到的圖片完全不一樣。維克托非常粗暴地告訴我們，我們就在那兒工作。我生氣了，心想，這是什麼鬼地方啊？後來那兩個傢伙向我們說明了工作內容：我們要提供性服務——給那些男子按摩、手淫。口交就有4000日元（約合40美元）。不管我們有沒有顧客，他們每天都要向我們收7500日元（約合75美元）。如果我們不交，這個金額就成了我們必須償還的‘貸款’。機票錢是他們向我們收取的第一筆款項，他們說我們已經欠了他們30萬日元（約合3000美元）。那間公寓的費用是每天1萬日元（約合100美元）。‘別拖拖拉拉的，’他們說，‘如果你們想要更多的錢，可以和顧客上床，這樣可以賺到2萬日元（約合200美元）。你在這個國家可以待上3個月，所以，只要你們工作，就可以還上所有的貸款。’

「我被嚇壞了，心裡反感到了極點，但我無能為力。我離開了酒吧，但我對東京一點都不熟悉，連回公寓的路都不知道怎麼走。不過，不知怎的我還記得幾處地方，兩三個小時之後，我終於摸回了公寓。我以為我可以抓起護照和機票，做好回家的準備。沒想到回到房間一看，抽屜裡的東西都被拿走了。我沒有辦法，只好等著。

「我見到維克托的時候，他的臉上顯得那麼……洋洋得意。我很生氣：‘你到底想幹什麼？還我護照！把回程機票給我！你是個賊，如果你不把那些東西還回來，我就去報警。’他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還對我說：‘是我們買的機票——機票是我們的，不是你的。我什麼也沒偷，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婊子。去報警試試。你沒有護照，對吧？他們會以非法移民罪逮捕你的。這兒的警察比地獄獵犬sup(3)/sup還可怕。請啊，隨你的便，儘管去吧。他們會把你驅逐出境，但你欠我們的錢是不會不了了之的。恰恰相反，我們會向你索賠的。我知道你家住在哪裡，我的朋友也都知道。’

「我把女兒留給了我媽媽，把這一切介紹給我的人知道她們住的地方。聽了維克托的威脅，我心裡很害怕，我認為他們會傷害我的家人。我想，如果我逃了，在我躲起來的時候，我的女兒會被人殺了……我媽媽也會。如果是現在，我應該會去找使館。但我當時擔心維克托也會想方設法讓我陷入困境，我想他搞不好在使館裡都有朋友。天哪，我真傻。

「我沒有地方睡覺，沒有錢，走投無路。只有‘工作’了。這是我第一次做那樣的事情。他們解釋說，只做按摩是1000日元（約合10美元）。我討厭做那種事情，但還是做了。觸控男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顧客總是要求口交。那樣做會得到更多的錢。第一週，我只做按摩，但維克托和‘滑頭’要求住一天公寓交1萬日元（約合100美元）。於是，我就試著做了一次口交，但我跟不認識的人就是做不來。我開始劇烈地哽咽起來，開始恨我自己了。有一天，我哭了起來，去乞求那個店裡的經理。他說他不知道他們把我的護照拿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跟維克托說的，但他幫我把護照要了回來。經理跟我說，我可以試著在別的地方找工作。他後來還把電話借給了我，我就打電話給我媽媽和女兒，讓她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她們說維克托曾經給她們打過一次電話。我真想馬上回家去，回到她們身邊，但我做不到。我沒有錢。

「我到另一家陪酒屋去找工作，但維克托幾乎馬上就得知了這件事。他到這傢俱樂部來對我說：‘你不能在六本木工作了，我看著你呢。沒有人會給你這種忘恩負義的婊子活兒乾的。’當時‘滑頭’也跟他在一起。

「我不是來日本當妓女的，我得到的承諾是當女招待。那個店裡的經理給了我機票和護照，所以，第二天我就決定逃走。我跟一些處境相同的女人談了，準備去報警；但大家越想越害怕，最後還是沒有去成。她們都說‘他們會逮捕我們’、‘現在我們連債都還不上，去了還得請律師’、‘日本的監獄很可怕’……

「維克托是不可饒恕的，‘滑頭’也是。下地獄都太便宜他們了。

「他們還為商人組織性旅行，你知道嗎。他們在馬爾地夫有一艘大船，那些女孩都是三陪。那些男人只要願意，就可以每天晚上跟不同的女孩上床……另一個波蘭姑娘告訴我，她在一個這樣的旅行團裡幹過。她得到的承諾是5天20萬日元（約合2000美元），但維克托不斷以‘租金’為名剋扣工錢，結果只付了一半該她的錢。‘這對你來說就像度假一樣嘛，’他跟她說，‘我想，付10萬日元讓你去度假就夠意思了吧。’

「我不明白，為什麼日本的警方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呢？他們知道有這種事情，但他們認為到日本來的婦女都是妓女。我想，等我回到家裡，我就會去報警，但我現在擔心的是我的家人。

「這個俄羅斯女人卡琳娜11月的時候跟我在同一個這樣的旅行團裡。她脾氣暴躁，總和顧客幹仗。一天晚上，她不見了。維克托告訴我們，她假裝胃疼，他們把她帶到島上的醫院去，結果她跑掉了。誰都不相信他的話。我看到她踮著腳尖走出她過夜的那個房間，絕對不像是要逃走的樣子。我見她沒有回來，就到她的房間裡看了一下：裡面已經沒有她住過的跡象了，但床邊上有血跡，看上去就像有人打掃過的樣子，我還聞到了清潔劑的味道。我非常害怕，但又不能去問別人，一問就會有危險，更不能跟其他女孩說了。船上有個傢伙是日本黑幫裡的。卡琳娜失蹤後的第二天，他的臉上出現了一道很深的刀傷。也許是她反抗了，他就把她殺了。我是這樣認為的，也許這只是一個巧合，但我不能不這樣想。

「最後，他們額外給我加了一點錢，我認為這是封口費。大概等大家都回家了，他們就只想把這可怕的經歷忘掉吧。

「去找日本警方報案一點用都沒有。即使我告訴波蘭的當地警方，他們也只是把我當成妓女。

「我再也不想跟男人在一起了，甚至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我只是……骯髒的人，甚至不是個女人，什麼都不是了……」

韋羅妮卡講了很長時間，我邊聽邊飛快地做著記錄。她不得不說出口的事情和我在別的地方聽說的沒有太大的不同——來日本的動機不同，細枝末節也不同，但那可怕的經歷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想先去追蹤維克托，這樣就得搞到他的電話號碼。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在「迪斯帕里奧」店裡泡了一個晚上，給我見過的最瘋的以色列女孩琪琪買酒喝。她曬得太黑了，看起來就像黃褐色的果撻sup(4)/sup，髮型是地地道道的非洲式圓蓬頭。她是維克托的前女友。

我試圖迷惑她，套出維克托的電話號碼，但她不是得到了警告，就是天生謹慎，或許都有吧。我還沒有做足功課，錢就快花完了。那天晚上，兩個小時、兩萬日元（約合200美元）都賠進去了，琪琪也喝醉了，但還是什麼也沒說。唉，她一直在說，但就是沒有說我想聽的。她幾乎坐不直了，我把她扶起來，開始為她按摩肩膀。

「你的按摩真棒啊！在哪兒學的？」

「瑞典式按摩學校。85屆的。」

她笑了：「你這個騙子！別停。」

我按摩了她的脖子，慢慢移到她的手上按摩了幾分鐘，然後就準備鳴鑼收兵了。「琪琪，我該回家了。」我說道。

她把頭枕在我的大腿上，仰望著我：「別走嘛。」

「我還有報告要寫呢。如果你下班後給我打電話，我就會來見你，給你來一個全身按摩，不帶胡來的。」

她揚起眉毛：「全身的？好啊，我要。」

凌晨3點，她打來了電話，醉醺醺地叫著要按摩。我又回到了「迪斯帕里奧」，我們一起去了一家情人旅館。一進房間，她就脫光了衣服，撲倒在床上，喘著氣說：「我累壞了。給我按摩！」

於是，我給她做了按摩。按摩了大約20分鐘，這個時間剛好可以讓她得到足夠的放鬆，卻不足以讓她入睡。理想的按摩是不應該導致性興奮的，但我沒有在給她做理想的按摩，而是在讓她興奮起來。我的手段奏效了。

她翻過身來，抓著自己的乳房：「你按得我那麼舒服，你可以操我了。」

「我操不了你。我心裡有事。」

「比如說？」

「比如說維克托的電話號碼。」

「你要那該死的電話號碼？你為什麼要那該死的電話號碼？」

「他欠我的錢。」

這句話似乎讓她覺得合乎情理了。她做了個鬼臉，惡狠狠地說出了那個電話號碼。我趕緊記了下來。

「現在你可以操我了吧。」她說。

「我不準備收你按摩費了，但我要收你快樂收尾費。」

她坐了起來，盯著我問：「什麼？」

「我是說，我不準備操你，但可以讓你飛起來。不過，這超出了正常按摩服務的範圍。我得向你收費。」

聽到這話，她笑了，伸手夠到她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掏出一疊1萬日元（約合100美元）的紙幣，朝我扔了過來。

「把你的錢拿去，貪婪的小鬼。現在就讓我飛吧。我要高潮。」

我的手指修長——一件與生俱來的禮物。我用手指讓她高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