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並不符合公眾的意願，當然也不符合報紙的基調；而浜谷為人過於正直，她不會放棄自己的想法，也不會修改自己的文章來迎合一條心照不宣的公司政策。

就這樣，她讓自己被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並被看成是激進分子，說「她和她所庇護的那些瘋子一樣瘋狂」。打那以後，她的日子就開始不太好過了。

2001年6月8日，一個名叫宅間守的37歲男子衝進大阪教育學院附屬池田小學，刺傷23名小孩，刺死8人。宅間當時被認定患有精神病，但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這明顯是一起為了洩憤而事先策劃好的犯罪行為，而且，他故意謊稱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以為這樣自己不會受到起訴。這起事件再次讓人們把精神病人與暴力犯罪聯絡在了一起，而浜谷也在繼續發表她的意見，認為我們的報道不應該支援那種偏見，不應該以偏概全地認為所有精神疾病都是編造出來逃避處罰的。這的確是一種合理的做法，卻在部門內部引起了不合理的反應。

浜谷針對這個問題寫下的文章並不被一些資深編輯看好。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正直和熱情反而被視為一種公然的挑戰。

9月12日，一次會議上宣佈了一則調令，浜谷被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了，基本上是被攆出了國內新聞部。菊池部長要求浜谷在8月29日調任，並讓她致告別詞，而她的嗓音已經啞了，幾乎聽不到她在說什麼。她幾乎快要哭出來了，但她剋制著不讓自己崩潰。

我不知道這個部門讓人這麼想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或許就像一次不美滿的婚姻吧：你的人生花費在這要命的事情上的年頭越多，離婚的難度就越大——你不想讓自己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或許原因就在於，你感覺自己是新聞記者裡的精英；也可能在於，這份工作成了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和你早晨起床的理由。如果你被別人剝奪了這種感覺，會覺得很痛。

那天晚上，我和浜谷一起去青山的義大利餐廳吃了飯。部長一個月前就給她打了電話，跟她說，他準備把她轉去《讀賣週刊》——《讀賣新聞》旗下的一份出版物。浜谷對他說：「我想留在國內新聞部。如果我走了，沒有人能妥善處理好智障人士和殘疾人士的報道。」她說，部長看上去對她的答覆並不滿意；其實他把她的答覆看成是對命令的違抗了。

在即將召開部門會議的幾天前，他把她叫到他的辦公桌前，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你即將離開這個部門，奉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你要麼接受這個決定，要麼辭職，不然就會被解僱。只要在這個公司裡，你就再也別想當記者了。我的話完了。」

然後二話不說就把她打發走了。

她什麼理由和解釋也沒有得到。我能夠體會到，她就像被人痛打了一頓似的。我們坐在餐廳裡。「你再也別想當記者了。」她重複完這句話之後就完全崩潰了。她哭得那麼厲害，我都以為她快要窒息了。她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任由她哭到再也哭不出來為止。

我想，讓她哭出來興許會好受些。

「喂，」我使盡渾身解數，用最能鼓舞人心的聲音說道，「部長就是個混蛋——他不會一直待在那個位置上的。只要耐心等待，事情就會過去的。你是個優秀的記者，還會有機會寫報道的。只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她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想的。我並不是，但我撒了謊。我讓她放心，這只是時間的問題。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事情不會有所改變了，但我強烈地懷疑事情不會轉圜，不過你總想給人留一些希望吧。或許我應該把我的真實想法告訴她；或許我應該告訴她——趕快離開《讀賣新聞》，到另一家能賞識她的報社去工作吧。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和讀賣新聞社裡的人保持聯絡是一件難事。大家看起來都在一家公司裡工作，但是，如果你負責了警方採訪，在自己的部門裡就成了陌生人。你吃喝拉撒睡都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裡，就基本上不回公司總部去了。尤其難得一見的是浜谷，因為她現在乾脆就不在我這個部門裡了。但我們還一直保持著聯絡。

資訊科技採訪部門的主編在他的公寓裡舉行了一次豐盛的晚宴，同時也邀請了以前的記者參加，我們終於有一些時間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談談各自的工作了。我拍了幾張浜谷的照片，拍得挺不錯，她假裝揮起拳頭打倒了好幾個人。我們本來約好那一週的晚些時候一起出去吃個飯，繼續聊一聊的，不巧我忙於為一篇報道做採訪，不得不取消了跟她的約定。她似乎有點失望，我答應過幾天重新定個日子。

我給她打過一次電話，但沒人接。

我記不得確切的日期了。那天我要到公司的圖書館去影印一些材料，就順便進總部去逛了一圈。我經過部裡的時候，發現裡面的氣氛顯得異常地壓抑，菊池部長正在他的辦公桌前跟一些高管在低聲商量著什麼。我走進大廳去倒咖啡喝，另一位女記者走到我背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去，看見她面帶笑容，神情激動，似乎有什麼驚人的秘密要告訴我。

「嘿，最近怎麼樣？」我問她，儘量不讓咖啡燙到自己的舌頭。

她湊近我低聲說道：「你聽說浜谷的訊息了嗎？」

「沒有啊，是好訊息吧，但願。她要回社會部了？」

「你真的不知道？」

「上週到現在我一直都沒跟她說上話呢。我真的不知道。她結婚了？有男朋友了？快告訴我吧。」

「她自殺了。」她幾乎有點神經質地笑著說道。

「哦？別逗了，在食堂裡‘剖腹’了？」

「不，她真的自殺了。」

「什麼？怎麼自殺的？」

「他們說她在自己的公寓裡上吊了。她的父母今天發現了她的屍體。那些週刊雜誌已經在四處打聽訊息了。你小心點。」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感覺就像自己的腹部突然中了一拳似的。

「你沒事吧？」

她一定是問了三次我才答腔。

「噢，沒事。謝謝你告訴了我。」

「很抱歉。我以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不過還是謝謝你。」

我委婉地告辭之後，到衛生間裡吐了。

我真希望有家週刊給我打電話。那我就會告訴他們，浜谷不是自殺的，她是被一句漫不經心的無情宣判——「你再也別想當記者了」——逼得去自殺的。對一個認真、敬業的記者來說，這句話不啻為死刑判決。

我去參加了葬禮，那天熱得令人難受。我很遲才去，還提前離開了。我在那兒看到了菊池，雖然知道這並不是他的錯，但我真想揍他一頓。我不能正眼瞧他。我甚至不願去想自己是否辜負了作為朋友的浜谷。獨家新聞的採訪進展得很順利，我太興奮了，幾天前她說的話我大概只聽進去了一半。如果我當時注意聽或者更早一點回她的電話，事情或許就不一樣了。

第二天，在警察總部食堂裡跟我的警方採訪搭檔共進午餐的時候，我跟她大致說了一下葬禮的情況。她過去和浜谷一直相處得很好。

她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剛開始在都市新聞部工作的時候，浜谷對我真好，教我工作上的訣竅，告訴我不成文的規則。她是我所認識的最熱心、最敬業的記者。」

我告訴她，她對我也一樣。

「是啊，她瞭解她的專長——環境問題、心理健康問題、殘疾人問題。環保局甚至發來一份電報表達他們的慰問，那篇悼文還在葬禮上被大聲宣讀了呢。

「那是葬禮上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那麼多人，他們都被這位女士所感染，受到感化，深受感動。她一直是個優秀的記者。」

「嗯，」她說，「對她的辛勤工作的獎勵，就是下放到人力資源部去。那段日子一定難以忍受啊。」

「難以忍受？」

「不是嗎？她在這兒是個優秀的記者，甚至可以說是個了不起的記者——而公司卻剝奪了她的職位，不讓她從事記者的工作。每次到了聘用期，她都不得不跟所有那些滿懷理想的年輕女性打交道，剛參加工作的，告訴她們《讀賣新聞》是個多麼了不起的公司。這種為新人舉辦的上崗前的打氣座談會我參加過一次，有些女孩甚至沒有意識到浜谷曾經是個記者。她們只曉得她是人力資源部裡的一箇中年婦女。」

葬禮的第二天，我檢視了我的公司電子郵件賬戶，平時我很少檢視。我收到了一封浜谷發來的電子郵件，還沒有開啟看過。

那封電子郵件大約是在她自殺的兩天前發出來的。我一直沒有開啟來看，我沒有這個勇氣，也不想知道里面的內容。我好像把它備份到了硬碟的某個地方，但我也不打算去把它找出來了。

什麼會讓你覺得鬱鬱寡歡（yarusenai）？

那就是一封你從未回覆過也永遠不會開啟來看的電子郵件，那就是你給出的不得當的勸導、你應該打而沒打的電話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那就是你對好像覺得自己本來可以救而沒能救過來的朋友的思念。

(1)原詩如下：

待てど暮らせど來ぬ人を

宵待ち草のやるせなさ

今宵は月も出ぬそうな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27歲的竹久在避暑旅行中遇見當地一位叫賢的女孩。他們在海邊漫步，言談甚歡。翌年，竹久故地重遊，卻聽聞賢出嫁的訊息，頓覺惘然。於是便有了這首詩。——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