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中有些表達憂傷的詞語太微妙，太費解，譯成英文無法充分表達出它們的意味。

setsunai這個詞通常翻譯成「憂傷」，不過，它更適合描述一種悲傷和孤獨的感覺，強烈到你的胸膛好像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一種自然而真實的憂傷。另外還有一個詞yarusenai，它有「鬱鬱寡歡」的意思——悲哀或孤獨的感覺太強烈了，你擺脫不了它，也驅散不了它。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隨著年齡的增長，你忘卻了那些事情，但每當你想起它們來，就有一種鬱鬱寡歡的感覺。其實那些事情從來沒有從你的心頭消失，只不過被藏了起來，一時想不起了。

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寫過一首優美的兒歌，叫作《月見草》。月見草是一種黃色（有的是白色）的花卉，它只在晚上開花；到了清晨，花兒就會帶上一點紅色，然後驟然凋謝。這首歌幾乎不可能翻譯，因為它有著「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任何一種翻譯都只是一種解釋，下面就是我對這首歌的解釋：

你度日如年，翹首以待

那人兒卻可能永遠不會來

這無盡的鬱鬱寡歡

宛如月見草在焦急地等待

今夜啊，彷彿連月亮都不會出來sup(1)/sup

時不時地，你會遇見一個要把你培養成某種人的人，對我來說，就是培養成記者。大概我在別人眼裡總像一條迎面走來的流浪狗，他們總覺得有必要收容我、照料我。浜谷麻美在我剛進社會部的時候就一直庇護著我。她也一直是個警方記者。我開始負責採訪第四管區的時候，說實在的，給了我一些用得上的熟人的只有她一個。不知為什麼，我們一拍即合，或許是因為我們在部裡都是孤家寡人吧。從2000年初起，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我都把她當作我的乾姐姐了。

浜谷看上去很像長映不衰的卡通片《史酷比》裡的那個戴著寬鏡框、厚鏡片眼鏡的女孩威與瑪。她長著圓鼻頭，頭髮剪得跟披頭士一樣。她一般不穿裙子，只穿休閒褲和有領襯衫來上班，打扮有點像個男的。她和日本國內新聞部的所有女性一樣，堅韌不拔，埋頭苦幹。整個部門有一種大男子主義的氛圍，女性不多。2003年的時候，部裡的百餘位記者當中只有六七個女性。為了留在社會部裡，女性不得不與男性一樣忍受著痛苦而漫長的工作時間；在社交場合，她們還得為男同行們倒酒，卻一點都不能抱怨。在許多方面，她們在工作中不得不比男性更勤奮一些。

一個吹毛求疵的電話敲定了我們的友誼。

我當時的工作是值白班，基本上就是坐在編輯部裡接聽電話，等著有什麼事件發生的時候派人去應急。那時，我就是遊軍（後備軍）——國內新聞部的精銳特別行動小組——的成員，我們的任務就是隨時準備應對突發事件的報道；在沒有重大新聞的時候可以自由走動，找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報道一下。我還負責一個連載了相當長時間的「安全危機」專題系列報道，探討的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程度、原因及其對國家的影響。儘管當時的犯罪率依然很低，但在幾類重大犯罪方面，警方的結案率（破案能力）創下了歷史新低，因而這是個熱門話題。

那天本來是風平浪靜的，並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發生。這時，電話響了起來，打電話來的是個怒氣衝衝的讀賣巨人隊球迷，他不喜歡現任的主教練。我告訴他，我們是報社的新聞部門，既不是體育部門，也不是讀賣巨人隊的經營部門。我建議他打電話到別的地方去問問。

他自報了姓名，然後要求我也把名字告訴他。我照他說的做了——按照日語的發音把我的名字拼給他聽：

「皆哭-阿爹戮死鐵鷹。」

打電話來的人顯得很不高興：

「你在耍什麼鬼把戲？你到底是誰？」

在他的要求下，我把自己的名字重複了好幾遍。

「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而且是個外國人。」

「你不是外國人。你是一種機器，是設計來戲弄人，讓他們結束通話電話的機器。」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機器。我是人類，非日本人的人類。」

「外國人，呵呵。難怪你聽不懂我在說什麼。讓別人來接電話。」

我旁邊只有浜谷。她點了點頭，讓我把電話給她。

「您好，我是浜谷。我認為傑克已經回答了您的問題。」

打電話來的人這下氣得七竅生煙了。

「剛才是老外，現在又是個女的？讓男的來接電話。」

「對不起，」浜谷嗲聲嗲氣地說道，「今天上班的不是外國人就是女人——搞不好還是外國女人哦。我想我們幫不了您這個忙咯。」

然後她就把電話結束通話了。

我喜歡上了浜谷。

我每次提交自己整理的一組專題文章或一篇報道的時候，浜谷都會幫我過一遍，提一些建議。標準的新聞報道和深入的分析文章在格式上是全然不同的，而我有一段時間對偏離了標準的倒金字塔格式的專題文章非常撓頭。

她頗具黑色幽默感，取笑我的方式也顯得和藹可親，尤其是對我那狼吞虎嚥的吃相。她並不特別漂亮，卻屬於那種相處越久就越覺得有魅力的不可思議的女人。

後來，浜谷和我都被派到資訊科技採訪組去了。日本當時正處於資訊科技泡沫期，「網際網路」「駭客」和「計算機病毒」成了響噹噹的流行語。資訊科技採訪組的組員來自報紙各個版面——包括科技、經濟、文化和商業的記者。我被派去採訪資訊科技的軟肋：病毒、駭客、dos攻擊、網路詐騙、網上非法銷售、兒童色情、壓酷砸的企業入侵、預付費電話的濫用以及其他任何跟日本和世界最新技術進步有關的令人不快的事情。

我是個自學成才的電腦極客。我剛開始使用的是蘋果電腦，後來換成了windows作業系統，對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痴迷了很短一段時間。我掌握了計算機的工作原理，這樣，我就可以儘可能地充分利用我手頭的裝置，用更高的解析度玩《血祭》和《神偷》那樣的遊戲了——動機不純，但效果不錯。

浜谷是在我之後被派到這個部門來的。她勉強會用電子郵件，我突然發現自己在教自己的老師了。但浜谷是個優秀的學生，我從來沒有因為暫時的角色轉換而感到不舒服過。我借書給她看，給她解釋術語，教她使用各種網路瀏覽器，做書籤……反過來，她會瀏覽我的專題文章，提出建議，指出我的語法錯誤……我還可以指望她在我需要的時候替我收拾爛攤子。

2000年9月17日，我得到訊息說貝尼即將出生，浜谷沒等我開口求她就把我「攆」出了辦公室，還把我剛寫了一半的文章也接了過去。

我因孩子出生得到了兩天的休假。一週後，資訊科技採訪組的一個記者需要為一篇有關克隆的文章配一張嬰兒的照片。浜谷立刻想到了我的孩子。

「傑克，這會給孩子一個開門紅。何況我也想瞧瞧這個小傢伙呢。我們都要去。」

就這樣，我們帶著一位《讀賣新聞》的攝影師鑽進一輛計程車，奔埼玉縣去了——淳住在她母親家裡。浜谷非常喜歡孩子，淳讓她抱貝尼的時候，我看到她眉開眼笑了，而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她這樣笑過。她的臉上都泛起了紅暈。

浜谷為了工作放棄了很多東西，我們這個部門裡的女性大都是這樣的。她錯過了結婚的機會，現在即便能找到足夠的空閒時間和別人約會，她也已經過了可以安全生育的年齡了。

攝影師拍下了貝尼哇哇叫時的照片。第二天，貝尼的照片成了蒙太奇的一部分，出現在《讀賣新聞》的頭版上，旁邊的大標題是「克隆：我們要創造出一種超人類？」

又過了一天，浜谷把28份昨天的報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分成四疊，用塑膠繩整整齊齊地裝訂在一起。這竟成了一份絕無僅有的紀念品和遺物。

日本的報社（也許日本的企業和政府也一樣）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決不容許你長期從事同樣的工作。人事變動不斷，僅僅是為變動而變動，這種做法損害了工作的連貫性，使一個記者很難擁有自己的專業知識領域。大多數的報道都不讓署名，這也傷害了為爭取在某一新聞題材上被專家認可而努力的記者。

浜谷的專業領域是智障人士問題，特別涉及那些人觸犯了法律時應對他們採取的適當措施。她還是個為殘疾人士服務的熱心倡導者，從社會融合的角度來看，日本在這個領域仍然落後美國幾十年。

20世紀90年代末期，有關法律及其如何處理精神病患者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有些人大聲疾呼，法律方面的官員在強行關押精神病患者方面應當具有更大的許可權。

這場辯論的導火索是1999年7月23日發生的一起事件——從羽田機場（東京國際機場）起飛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被一個精神病患者劫持了。他在犯罪過程中刺傷了機長，被捕後，關於應不應當把他的名字公之於眾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辯論。因為他有精神病史，他曾經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按照處理這種案件的慣例，大多數報紙沒有在報道中指名道姓。然而就在27日那天，最保守的日報——《產經新聞》——提到了他的名字。

檢察官辦公室在起訴那名男子之前並沒有把他送去做一次正式的精神能力評價，這意味著他被認定在精神上有能力承擔刑事責任。到了8月10日，連《讀賣新聞》的姊妹臺——日本電視臺——也在報道中使用他的真實姓名了。

到他被正式起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新聞機構都在使用他的真實姓名了。事實上，多家媒體非常詳細地曝光了他的心理問題和病史。

浜谷竭力反對公佈那名男子的姓名，並在採訪報道中表達了她對這種做法的不滿。

「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助長了一種暴民心態。所有刊登出來的報道幾乎都在暗示，如果一個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療，那麼，他離犯下可怕的罪行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她在8月的一次午餐時跟我這樣說，我當時並不同意她的看法，可以說是起初不同意吧。我的腦子裡依然有我在警方採訪時留下的烙印，像一個警察那樣思考問題——要懲罰罪犯，別為他們平反。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狡猾的歹徒編造出來的，是為了逃避牢獄之災。

然而，她跟我介紹了那名男子的病史和打進心理健康診所的各種電話之後，我重新認識了這個問題，開始理解她的觀點了。

當時，所有我們這些日本媒體人都在拿患有精神病的人犯下可怕的罪行這一事件來說事，並由此推斷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能力或有可能犯下類似的罪行。在很多方面，這種報道加深了許多過去對智障人士的偏見，慫恿了人們歧視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