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賣新聞社大廈三樓的寢室裡醒了過來，汗流浹背，疲憊不堪。昨天晚上不得不在辦公室裡逗留到很晚，結果錯過了回家的末班車。

三樓有兩個寢室：一個是政治和經濟採訪記者用的，另一個是國內新聞採訪記者和投遞員用的。我們寢室裡的床墊凹凸不平，枕頭是用豆殼填充的，有一個加熱系統讓你覺得自己好像是睡在一間桑拿浴室裡。更讓人受不了的是：有個出口標誌把四下照得一閃一閃的，床邊還有一臺你隨手就可以夠著、隨時都可以接聽的電話機。當然，政治採訪記者的房間很暗，還可以調溫，床是新的，而且沒有電話機。

我颳了臉，跳進公司準備好的車，就往我的老根據地埼玉趕去。我正在準備一篇有關自動取款機連環盜竊案的報道。這類案件去年發生過大約57起，作案手段是這樣的：自動取款機盜竊犯到郊外物色了一臺孤零零的自動取款機之後，便闖入附近的建築工地或建築公司，偷來一臺掘土機——有叉車也行（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偷），然後用它把自動取款機從地上連根拔起，整個拉到一個更偏僻的地方，把自動取款機撬開，取出保險櫃，轉移到另一輛車上，溜之大吉。這類犯罪行動通常需要4分鐘左右的時間，而警方接到報警之後的平均反應時間約為6分鐘，所以，盜竊犯的行動必須相當迅速。大約有一半的時候，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取出保險櫃，只好把錢留下逃走了。

我跟蘇格蘭場談論過這類案件，他們在1990年代末曾被招來調查一系列類似的事件（這類犯罪行為被稱作駕車闖劫）。英國警方曾敦促各銀行用螺栓把自動取款機固定在地面或樓板上，這種做法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阻擋不了掘土機，但可以使破壞活動多花上兩三分鐘的時間，讓警察更容易抓獲盜賊。另一種解決辦法就是在機器里加裝油墨包，只要機器被搖晃或撞倒，油墨就會噴灑到鈔票上，這樣，鈔票上就有了標記。然而，在日本，銀行已經為所有的自動存取款機投保了，即使那些機器被盜，他們也不會損失一分錢；他們寧願支付保險，也不想花錢去加固那些機器。至於油墨包的方法，日本銀行嫌調換沾了油墨的鈔票太麻煩，否決了這種做法。因此，警察就得一直跟這種麻煩事打交道了。

我的第一站是埼玉縣的警察總部，我要到那兒去問一問和該地區發生的七起自動取款機盜竊案有關的問題。我十年前糾纏過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可靠的線人——都已經晉升了，所以，我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答案。他們基本上都還認識我，因為我離開之後一直給他們送賀年卡。在日本，你每年都要送賀年卡。這是一種規矩。如果你沒有送，就會被認為是個社會棄兒。就個人而言，賀年卡讓我抓狂，但我還是在每年的12月份恭順地寄出這些賀卡，這樣，那些傢伙就知道我在哪兒，在幹什麼，貝尼多大了……

我剛走上七樓，就碰到了鐵路警察的前任負責人——「傑克，謝謝你的賀年卡。你的兒子真可愛。」我決心不點穿那個可愛的小東西是個女兒。接著，走過我身邊的人都停下腳步打著招呼——「嘿，你好，好久……」那兩三分鐘就像是冒出個小型追星俱樂部。我隨後去拜見了千葉，他過去是有組織犯罪特別小組的頭兒，現在是風化及預防犯罪局的負責人。也就是說，他現在有了自己的辦公室，裡面有一張大辦公桌、兩個沙發、一張放著水晶菸灰缸和水晶打火機的大理石臺子；加上他可以在大樓裡吸菸了，這裡的環境就和埼玉縣警察局沒什麼兩樣了。

千葉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在日本，大多數的建築裝置都被設計成可以用一種通用鑰匙來開動，這助長了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發生。有了這樣的設計，建築工地裡無論誰要使用施工現場的什麼機械都不必四處找鑰匙了。連不同廠家生產的機器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鑰匙來執行。也就是說，只要有鑰匙，你就可以到施工現場裡去偷走一臺機械。沒有人想花錢去換掉機械上的鎖。另外，犯罪分子一般不會把那些機械盜走不還，他們只是借用一下，用完之後就留在了現場。

接著，千葉和我走過大廳去找吉村，他現在是盜竊與贓物科的負責人。他的副手小畑以前是大宮派出所的副警長。他們三個人我都認識。我們一起出去吃鰻魚飯，順便聊聊天。他們詢問了我的家庭，我把女兒和妻子的照片給他們看，他們看得目瞪口呆。淳按當代日本人的標準來看是相當漂亮的美人兒，他們簡直不敢相信她會跟我有什麼瓜葛。然後我們又跟平常一樣搶著埋單。我很想去埋單，這樣就會顯得我是個知恩圖報的人，這一點在和仍然講究榮譽感的日本長輩打交道時是很重要的。不過，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慢了一步，因為千葉在吃飯前已經把錢付了。

小畑看上去很像約翰·馬爾科維奇，但頭髮多一些，他向我提供了自動取款機盜竊案和入室行竊的最新趨勢。最近，日本出現中國人闖入住宅盜竊事件急劇上升的情況——事實證明，其中有些人很擅長撬鎖，而日本的鎖又非常容易撬。不過，那次盜竊之風過後，人們紛紛安裝了更加堅固的鎖，所以，現在那些行竊老手都帶著電鑽、螺絲錐（用來轉動鎖芯的）以及可愛的笑臉、hellokitty之類的小貼紙四處踩點。為什麼要帶小貼紙呢？小貼紙是用來掩蓋鎖上鑽出來的孔，這樣，小偷在裡面偷竊的時候，路過的人就不會發現有什麼不對勁了。

我又到埼玉東邊的吉川去檢視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最新現場，這附近有家挺像家得寶sup(1)/sup的商店。我試圖找一個目擊者談談，但大家就是不讓我進門，還告訴我，他們不訂報紙。這種情景我記憶猶新。一位女士抱怨道，《讀賣新聞》在她續訂報紙的時候沒有給她電影票，她不想再要洗滌劑了。我一句話也插不上。有些事情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

看一眼就知道這臺自動取款機為什麼會被盜了。它就像一間小屋孤零零地佇立在停車場的一角，旁邊有個公共汽車站，面向大路，視野開闊，完全沒有東西能擋住迎面開來的挖土機。打量一下遺留下的痕跡就會發現這臺機器是用金屬薄片分三處鉚在地面上的。那些壞蛋帶著600萬日元（當時約合6萬美元）逃走了。

我終於在馬路對面找到了一名目擊者——個頭很小的石川太太，她在我出示了名片、帶照片的身份證件以及《讀賣新聞》小冊子上的一篇關於我的文章後才開了門。她的故事是這樣的：

「我聽到外面噪聲很大，聽起來像‘哐哐哐’的聲音，我就在想會不會是地震或者什麼的。我能感覺到地面在震動。但後來我想起路那邊一直在施工，也許他們今天非常非常早就開工了。但後來我聽到了這種‘哐哐’的聲音，我丈夫起來朝窗外看，我也朝外看了，我們看到有兩個人正在用一臺大挖土機把自動取款機從地面上拔起，然後砸成碎片。我丈夫打電話報了警。當然，等警察趕到的時候，那裡只剩下一大堆碎片了，那兩個人早就用一輛白色旅行車拉著保險櫃逃得無影無蹤了。

「我有一點驚訝，但我丈夫每天都看報——雖然我們訂的不是《讀賣新聞》，對不起了——看到過有關這類自動取款機盜竊案的報道。事實上，他上週剛跟我說過：‘我想馬路對面的那臺機器遲早會被盜。’你知道嗎，他們真幹了！我想那些犯罪分子一定很聰明，或者說很幸運，因為附近的人都以為又有施工了，所以等大家想到打電話報警的時候就有點遲了。」

有地方特色，有引用價值，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