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打個電話給蒂姆·布萊克曼，他人在英國。我答應過給他打電話的。
他希望我一知道他的女兒露茜出了什麼事就告訴他。布萊克曼先生在要求尋找他女兒的問題上跟東京都警視廳鬧得太僵了，他們有訊息恐怕也是最後一個通知他。東京都警視廳知道，只要他們告訴他什麼，他就會跑去告訴記者，而他們不喜歡他這樣做。他也意識到他們再也不會把最新的訊息告訴他了，所以希望從他認識的人那裡得到訊息，而不是在報紙上讀到它。我答應過他，不論是白天還是晚上，只要有確切的訊息，我隨時都會打電話告訴他。現在就到這樣的時候了。
他的大女兒露茜·布萊克曼在2000年7月1日那天失蹤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件事，更沒承想這起案件竟成了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契機。日本色情業儘管有著逍遙自在、無所顧忌的外表，裡面卻充斥著卑鄙齷齪的勾當和性剝削，而我卻對此一無所知。在我的人生詞典裡，甚至可以說在我的意識領域裡還沒有「人口販賣」這個詞。這起案件發生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終於理解了在尋找露茜的過程中自己應該領悟的事情。
露茜是個英國女孩，2000年5月4日來到日本。她本來一直在英國航空公司當兼職空姐，但她最要好的朋友路易絲·菲利普邀她一起去日本，說在那兒當女招待有好日子過，還能賺不少錢。露茜在英國背了一些債，而空姐的活兒也一直讓很難倒時差的她覺得疲憊不堪。所以，她覺得來一次「帶薪休假」或「工作假期」也挺不錯。
路易絲的姐姐已經在日本當了幾年的女招待，對這種行當的技巧和賺錢的潛力有所瞭解。露茜和路易絲拿著旅遊簽證一起來到日本，立即住進了一棟很不安全的外國人公寓，那是一種大部分居民都是外國人的大樓，押金低，還不用交「禮金」sup(1)/sup——通常要付給房東的一種酬金，更不存在檢查簽證的事情。
在法律上，持旅遊簽證的人是不能在日本工作的。而實際上，當時的日本當局一般對此採取容忍的態度。大多數在日本當女招待的外國女孩都是幹了幾個星期之後才明白她們的工作是非法的，這樣，管理層就可以利用這個問題作為交涉工資以及出現別的問題時的籌碼。
露茜身材高挑，一頭金色秀髮，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她和路易絲去了六本木。六本木就是「六棵樹」的意思，長期以來一直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和那些想跟外國人交往（相識，拍拖，然後結婚）的日本人出沒的地方。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經濟泡沫時期，這裡是高檔消費區，一個精心佈置的迪斯科舞廳光門票動輒就得30美元，而且還有嚴格的著裝規定。然而，經濟泡沫崩潰的時候，這些場所還是一如既往，把下等人拒之門外，結果，一些更便宜的陪酒屋、小夜總會、性按摩院、賣淫酒吧、各種麻藥一應俱全的深夜酒吧以及用廉價酒和免門票的噱頭來迎合那些外來人口中的平庸之輩的巨型俱樂部逐漸佔據了這個地區。那些上等俱樂部遷往西麻布，留下破舊的六本木在那裡自認倒霉。
有個沒學過幾天英語的日本無名氏給六本木取了個「high-touchtown」（高層次區）的綽號，還把這幾個字刻在一座跨越六本木岔口的天橋的混凝土牆面上。這裡在許多方面和歌舞伎町很相似，但略顯寒酸，而且到處都是老外——由此得名「老外歌舞伎町」。這裡只要發生罪案，受害者就多半是外國人，麻布警方早已對整頓這個地區失去了興趣。露茜來到這兒的時候，這個地區實際上才剛剛開始從寒酸走向骯髒。
6月9日那天，露茜和路易絲就在「卡薩布蘭卡」上班了。這是一家陪酒屋，就在六本木的第一家外國女脫衣舞酒吧的斜對面。當時，這家陪酒屋裡還有另外9個女孩，除路易絲外，全都是金髮的。她們的工資是每小時5000日元（約合50美元），外加酒水回扣sup(2)/sup以及對個人提出的特別邀請的回扣。
三個星期之後，7月1日那天，露茜從澀谷打電話給路易絲說：「我要去跟陪酒屋的一個顧客碰面，他要給我買一部手機。我太高興了。」晚上，她再次打電話給路易絲，說她正在回家的路上。但她再也沒有回來。
7月3日，路易絲的手機接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電話，是一個自稱「高木晃」的日本男子打來的，他告訴路易絲：「露茜已經加入了千葉縣的一個邪教組織。她不能回家，不用擔心她。」
這下路易絲變得非常擔心起來。她到英國大使館去諮詢了一下，然後就去麻布警署報案說有人失蹤。麻布警方剛開始並不打算接這個案子，但大使館已經得到了通知，而且對那個神秘電話也不能不聞不問。沒有那個電話也許就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調查了。7月9日，東京都警視廳調查科（負責兇殺、搶劫及其他暴力犯罪）正式決定接手此案。這起案件就不歸當地警察管了，現在成了總部的一個難題。
就在那前後，我接到了一個資深警方記者（他叫西島，又名「巴勃羅」）的電話，要我幫忙採訪這事，儘管當時還算不上是一篇報道；東京都警視廳還沒有正式公佈，《讀賣新聞》也是剛剛啟動準備工作，露茜失蹤的一些細節還相當模糊，巴勃羅提醒我暫時不要聲張。
我很喜歡巴勃羅，他是個優秀的記者，而且很有教養。山本和巴勃羅當時都在負責東京都警視廳的警方採訪，主要採訪暴力犯罪和國際犯罪（分別由調查一科和國際犯罪科負責），巴勃羅是山本的得力助手。
巴勃羅不像日本人。他的家譜裡有一個美國人祖先，讓他有了一副近乎拉丁人的相貌。有個同事常常開玩笑說，國內新聞部裡實際上有3個外國人：一個蒙古人（山本），一個猶太人（我）和一個墨西哥人（巴勃羅）。
電話裡，巴勃羅的話坦率得令人振奮：「嘿，傑克，看來你真的派上用場了，換換口味吧。受害者是外國人，她的朋友也全都是外國人。我們需要一個人既能配合工作，還可以跟認識她和她家人的人交談。這個人就是你了。你有興趣嗎？」
當然！我向他保證。
說實話，當時我覺得整個事情是被誇大了。我認為露茜也就是又一個被男友或她傍的大款帶到泰國或巴厘島去的老外女招待，只不過忘了通知別人罷了。
不過，我還是提交了申請——批准我把平時的工作放一放，去協助東京都警視廳採訪組幾個星期。7月9日，調查正式開始的時候，我去了東京都警視廳總部，警衛擺手讓我進了門；我上到9樓，巴勃羅和山本已經在那兒等著我了，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的主管兼隊長三澤泥醉在沙發上。那裡看上去和1993年的時候一模一樣，只是麥當娜的寫真集《性》早已不在書架上了。
山本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熱情地跟我打著招呼：「傑克，好久不見了。還在吸海洛因？」
「不吸了，山本。我現在正把它賣給小學生呢，自己已經不用了。」
「真的？難怪你變得這麼胖。」
這是真的——不是說我已經不吸（或吸過）海洛因，而是說我已經變得相當胖了。
而山本卻掉了不少膘——也許掉得太多了。在警方採訪的所有任務當中，兇殺案和暴力犯罪的採訪是最艱苦的，這已經損害到了他的健康。關於種種風化行為的採訪不容易進行，但你很少會在半夜被叫出去採訪警方的突擊搜查。風化行為不是不知不覺間發生的犯罪活動——我在負責採訪第四管區的時候明白了這一點。警方突擊搜查性愛俱樂部或沒收色情光碟的社會影響充其量是象徵性的，不是那種需要迅速而深入地進行報道的新聞。風化糾察隊採取的大部分行動只要不公佈就甭想登報。唉，但你總得寫一些文章，儘管心裡明白你的努力很可能都是白費力氣。兇殺事件和暴力犯罪是不一樣的。在一個很少發生殺人事件的國度裡，這類事件幾乎都會成為重大的新聞報道。這類事件的發生和發現的時間沒有規律，還可能來得很不是時候，但作為新聞報道就得有真正的即時性——你必須迅速趕到現場，在激烈的競爭中搶到那轟動社會的獨家新聞報道。我並不羨慕山本。
而巴勃羅興許是因為沒有一官半職，似乎活得非常滋潤。他很快就讓我參照他的記錄熟悉了案件的情況。警方當時已經掌握了下列有關露茜的情報：
露茜失蹤的當天，最後的目擊者看到她穿的是黑禮服、黑涼鞋，挎著一個黑包。她的錢包是棕色鱷魚皮的、對摺式，裡面有一些零錢。她戴著一條心形鑽石項鍊和一塊方形阿瑪尼手錶。她在英國航空公司當了近一年半的空姐。她父親並沒有不讓她來日本；露茜手頭有錢，她父親還會給她寄錢。她曾跟她的父母說過，她有可能去日本觀光，順便打零工掙點錢。她並沒有長期逗留日本的打算。
東京都警視廳不相信跟邪教有關的說法，尤其是考慮到以前的類似事件。處理兇殺案的警察認為她很可能是被陪酒屋一個顧客綁架並殺害了，「高木晃」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極有可能是對她的失蹤負有責任的人制造的一個假身份。
他們正從兇殺組調一些隊員來調查這起案件，其中有幾個警探會講英語（或者說是英語講得不怎麼樣卻還想講的人），都有處理性犯罪的經驗。巴勃羅把負責這起案件的警探的名字給了我，裡面有一個是我認識的人。
巴勃羅還在對情況做簡要介紹的時候，山本來到了我們身邊。
「那你們要我來幹什麼？」
山本接過話頭：「我們要你去找和跟她一起住在外國人公寓裡的人談談，同時開始在六本木附近尋找認識她、有可能曾經是她的顧客的人。你在那兒應該會有些朋友吧？」
實際上，我像躲避瘟疫一樣躲著六本木。我的朋友大多是日本人。我覺得在歌舞伎町、澀谷、惠比壽甚至韓國街閒逛更開心。我有淳，不必（也不想）去六本木找一個放蕩的、沒有附帶條件的女孩來搞。我不嗑藥，也不迷戀大胸外國脫衣舞娘、迪斯科舞廳或昂貴的餐館。我根本沒有和其他老外交往的慾望。六本木跟我毫不相干，就像它跟巴勃羅或山本毫不相干一樣。
我把這些話對山本說了。
他只是搖了搖頭：「你是美國人，卻不去六本木，不知道棒球的規則。你一定不是真正的美國人，其實是朝鮮間諜吧。坦白交代。」
巴勃羅加入進來：「連我現在都還偶爾去一趟六本木，我還是日本人呢。」
「巴勃羅先生，你看上去比我更像外國人。所以大家才叫你巴勃羅嘛。你是屬於六本木的。我敢肯定，菲律賓女孩都會愛上你的。」
「阿德爾斯坦，真的？嘿，起碼我不像伊朗人吧。」
我和巴勃羅正在拿我們的民族特徵互相揶揄著，山本從口袋裡掏出一疊現金遞給了我。
「這是幹什麼？」
「我很少去六本木，」山本解釋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那兒是個昂貴的遊樂場。可能的話，別忘了開發票。」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尋找，但我心想，露茜的老東家應該是個最合適的地方。遺憾的是，我到了那兒才發現門上貼著「閉店整修」的告示。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2000年7月12日，東京都警視廳正式公佈它正在進行露茜·布萊克曼失蹤案的調查。日本的報紙對此沒有太大的反應，但沒過幾天，這一事件成了英國報紙的主要話題。
我每天晚上都在六本木的街頭四處搜尋著認識露茜的人。我遇到了極為怪異而令人困窘的情況——誰都不跟我交談。我很長一段時間都一頭紮在周圍都是日本人的環境之中，連英語都快說不好了，結結巴巴的，聽起來很可能跟日本人講得一樣蹩腳，對方一定在懷疑我是警察。
7月20日前後，麻布警方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的信，看上去像是露茜·布萊克曼自己寄出來的。
那封信上蓋的是千葉縣的郵戳，據說露茜在接受精神訓練。信中告訴警察和她的家人不要再尋找她了。麻布警方認為這是一齣拙劣的惡作劇，要不然就是作案人企圖誤導調查。我在第四管區時認識的一個隊裡的警察把那封信拿來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這個警察雖然是日本人，卻起了一個非常怪異的名字，怪到他自己不得不在名片上標出讀音，別人才懂得怎麼念。我還覺得他的甲狀腺有毛病——毫不誇張地說，他的眼睛鼓得都快掉出來了。他的警察同事憑著職業習慣注意到了這一點，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金魚眼」。
我一看就知道，那封信是一個日本人冒充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寫的。冠詞的誤用，行文的僵硬，加上愛用雙重否定，明擺著就是個日本人寫的。主意不錯，但效果不佳。如果說我在日本教英語時有什麼收穫的話，那就是掌握了一套有關日式英語的怪癖的實用知識。我這樣跟「金魚眼」解釋了，他看起來相信了我說的話。
第二天，蒂姆·布萊克曼開了一條電話專線來收集有關露茜的訊息。
8月的第一週轉眼之間就過去了。露茜是拿著90天的旅遊簽證來到日本的。如果她還在日本的話，現在就是個非法逗留的外國人了。
蒂姆·布萊克曼到日本來了，這是一場媒體的鬧劇。在英國大使館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聲稱會對能夠發現或救出露茜的訊息提供一筆150萬日元（約合1.5萬美元）的賞金。同時，警方正在嘗試慢慢揭開那個「高木晃」的神秘面紗，但關於露茜目前的下落依然沒有任何訊息。
9月1日，露茜迎來了她的生日。她要是活著的話，應該22歲了。
我也還沒有發現有關露茜的任何確鑿訊息。唯一似乎用得著的訊息是一個被人們稱為「雄二」的男子的情況。「雄二」留著一頭有些花白的長髮，經常出沒於六本木、赤坂和銀座的外籍陪酒屋。他穿著講究，在到訪的每個俱樂部裡都大把大把地花錢，而且比較喜歡金髮女人。6月下旬以來就再也沒有人見過這個「雄二」了。誰都沒有得到過他的名片，也沒有人有他的照片。
要獲得有關露茜的訊息，最好的辦法就是融入六本木的夜生活。而且我還不能說自己是個記者，否則什麼訊息也打聽不到。許多外國人都在那兒非法打工，他們都覺得警察和記者不可靠。所以，我用了一個假身份。
我裝不了在六本木四處遊蕩的反文化人士、嬉皮士、酷老外、唱片騎師或英語教師，我不是那種型別的，能讓別人覺得我是個高收入但低俗的外國商人就不錯了。這類人到處都有，學著模仿一下他們並不難。我穿了件比較像樣的西服，不繫領帶，在酒吧裡跟女孩子們攀談，不問過多的問題。我曾經思忖要不要戴上一隻耳環，不過那樣似乎過分了點。
我給自己取了個假名字，挑了個和我的工作比較接近的職業：保險調查員。我做了張假名片，另外準備了一部手機，每個週末都在六本木的社會渣滓裡尋找認識露茜的人或者帶她去過海邊的顧客。
我得到了有關「雄二」的訊息，把這個訊息轉告給了我的上司，同時也轉告給了「金魚眼」。我本想讓巴勃羅瞭解我的訊息來源，但還是不能那樣做。訊息來源不能不留給自己啊。
我僅有的另一條確鑿的訊息是，「雄二」過去常去一個叫「抄本俱樂部」的地方。我去查了一下，這傢俱樂部是一個叫「滑頭」的日本人開的。
我一走進抄本俱樂部，就覺得這兒的氣氛有點與眾不同。咦，這不就是個典型的陪酒屋嗎——燈光昏暗，有幾盆假盆栽，天鵝絨的沙發和桌子，桌子上放著裝有威士忌和水的雕花玻璃瓶。然而，顧客的衣著跟大多數俱樂部相比似乎寒酸了些，那裡的東歐女性看起來並不開心——她們的笑容是擠出來的，個個都像驚弓之鳥。當時我並不知道俱樂部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到了後來我才知道。我隨口跟其中一個女孩提了一下「雄二」，差一點被立刻攆了出來。我認為，這一舉動證實了「雄二」曾經來過這裡，而且她們都知道他正在或即將受到調查。不虛此行，我還得到了另一條訊息。那個跟我攀談過的愛沙尼亞姑娘說過一句話：「雄二？聽起來好像你在說喬吉sup(3)/sup啊。」
喬吉？雄二？同一個人用不同的別名？我被弄糊塗了。
我不能確定警方是在我把得到的訊息給了他們之後跟「滑頭」接觸的，還是「滑頭」自己跟警方取得了聯絡。不論怎樣，在這前後，「滑頭」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東京都警視廳。
幾年前，「滑頭」店裡的一個女孩被酒吧的常客「雄二」強姦了。「雄二」當時邀她開車去海邊兜風，結果把她帶到橫濱的伊豆濱海大廈去了。最後，他把她帶到他在逗子的公寓裡，用下了藥的酒把她迷倒後強姦了她。她事後滿腔憤怒，想要去找警方報案，顯然是「滑頭」勸阻了她。這事發生之後，「滑頭」並沒有禁止「雄二」到陪酒屋來，而只是告誡女孩子們要提防他。「滑頭」一股腦兒把他的店員被帶去的碼頭名稱和他知道的所有情況都說了出來。這些訊息結果成了調查的突破口。
在跟當地居民交談中，我經常聽到的另一個名字是織原城二。織原是個很有錢的地產主和開發商，時年48歲，他定期頻繁出入六本木的外籍陪酒屋。我覺得他很像「雄二」。我把自己聽到的這個名字告訴了警察，但他們已經聽說過他了。
到了10月1日，織原確實成了犯罪嫌疑人。10月12日，警方以在另一起案件中犯有性侵罪為名逮捕了他。
新聞稿非常簡明扼要：
在初步調查的過程中，一系列對外國女性施暴的事件真相大白。在這些案件中，加害者一般都是先接近外國女性並提議「一起去看海吧」，然後巧妙地誘騙她們跟他去開車兜風。他給她們喝摻了藥的酒，等她們意識模糊之後強姦她們。我們已經能夠確定對這些案件負有責任的男子，並在這個月的12日逮捕了他。
利用催眠藥使外國女性幾乎完全喪失抵抗能力後多次強姦她們是一種極其惡劣的犯罪行為。對這些女性採取的作案手段和露茜·布萊克曼失蹤的情況非常相似。
這種犯罪行為在日本國內和國際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此，我們正在把原來的特別調查組擴充為正式的特別調查總部，並投入100多名警員去查明這些案件。
我們認為對這些案件負有責任的男子是織原城二，時年48歲，是一名公司董事。
他以性侵無抵抗能力的人的罪名被拘捕了。他被指控於1996年3月對一名外國女性（當時23歲）實施了性侵。他在六本木第五區的一家陪酒屋裡認識了那位女性。他提議一起去看海，邀她去開車兜風，然後把她帶到他在神奈川縣的公寓去了。他說服她進入他的公寓，讓她喝酒，使她失去意識數小時，並在此期間對她實施了性侵。
新聞稿釋出之後，警方舉行了一個很短的記者招待會。下面就是會上的問答：
探長：露茜案和織原的犯罪行為之間的聯絡尚未得到證實。但是，罪犯接近受害人的方式很相似，都是邀請女性到海邊去。這就是有必要把我們的警探隊伍擴大到100名左右的原因。因為證據來源眾多，這將是一次大規模的行動。
問：現在已經接到多少其他的投訴了？
答：不少。有些女性已經打電話來了。如果我們擴大調查範圍，有些人的情況可能會有利於警方的指控。
問：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外國人，你怎麼看？
答：其中也有一些是日本人，現在正在商議之中。她們正在考慮要不要報案。
問：她們都是女招待嗎？
答：案發當時是。
問：有多少物品已經被查抄了？
答：很多，約有數千件。能裝滿1噸位的卡車。具體的數字我說不準。
問：那裡面大部分是什麼？
答：有一些是我們認為誘使他犯罪的書籍。有一些檔案和錄影帶。別忘了，我們處理的不是單一的性侵案，而是連環性侵案。
問：他下的是什麼藥？
答：已經證實是催眠藥物。
問：酣樂欣？
答：是這一種和另外幾種藥物。
問：在哪裡發現的？
答：在跟他有關的一些地方。
問：調查的規模有多大？
答：約有100名警探參加。
問：誰是主要警探？
答：（說了4個主要警探的名字。）
問：誰是這個部的頭頭？
答：（說了4個人的名字。）這就是第一科投入到這起案件中的全部警力。
問：特別調查總部是不是設在麻布警署？
答：是的。查抄的物品都放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麻布是負責收集情報的。
我認為「金魚眼」對織原的總結十分精闢：「他是個死變態。」
檢察官後來得出結論說：「早在1973年，織原就多次引誘女性到他在逗子的公寓，給她們喝摻有會導致嗜睡或人體機能受損的藥物的酒。等她們失去了知覺，他就對她們實施非法性行為（或性侵），還將這些行為錄在錄影帶或其他媒介上。他稱這是‘征服遊戲’。」
在挺身而出的第一批受害者中，有一個女性的案例可以說是織原的犯罪行為的一個樣板。它顯得乾巴巴的，而且不帶感情，但這就是他的犯罪模式。
下面就是檢察官在織原的一次庭審時的開場白：
被告與受害人之間的關係
這起案件的受害人（以下稱作受害者）於1998年2月20日來到日本，居住在東京都澀谷區。她晚上在港區的六本木兼職做女招待。
被告在同年3月上旬認識了受害者，當時他去了她工作的那家陪酒屋，是由她接待的。
案發時的狀況
被告對受害者說：「我在東京邊上有一處海邊公寓，我可以帶你到那兒去。我會給你做好吃的，週末一起去吧。」3月31日中午前後，他在赤坂東急飯店前面跟受害者碰面後就開車帶她去了他在逗子預先準備好的住所，以大海為背景拍了她的錄影。
隨後，被告與受害者去了他在伊豆濱海大廈4號的公寓，房間號4314。他們一起在客廳吃了海鮮之後，被告對受害者說：「我有一點菲律賓草藥泡的酒。」然後就倒了一杯摻了催眠藥物的酒給她喝。受害者喝了一口就慢慢失去了知覺。
被告把不省人事的受害者抱進臥室，仰面放在床上。脫掉她的褲子和內衣之後，用一條浸泡過讓人精神恍惚藥物的布捂住她的嘴，延長她的無意識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強姦了她，錄下了全過程。
案發後的狀況
第二天晚上，4月1日，受害者恢復了意識，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身上只穿著浴袍。她感到劇烈的頭痛，而且頭暈、噁心。但她全身無力，只好從床上爬下來，一直爬到浴室裡，趴在馬桶上嘔吐。
為了隱瞞施暴的事實，被告對受害者說：「你真能鬧。喝了一整瓶的伏特加，結果吐得自己滿身都是。我只好幫你把衣服脫下來，帶你去洗澡。」然後讓她聽錄音，裡面有洗澡的聲音和她的呻吟聲。
隨後，被告開車送受害者回家，一路上她又吐了兩次。被告對受害人說：「你這個樣子，起碼兩三天不能去陪酒屋上班了。讓我來付你的工資損失吧。」然後付給她6萬日元作為三個工作日的工資。
受害者一直覺得頭暈和噁心，結果從4月1日至4月4日總共4天沒有去上班。
檢察機關採取的步驟
受害者不知道被告的名字和住所，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強姦了，因為她已經失去了知覺。2000年7月初，她遇到一位在東京經營餐廳的熟人，那位熟人告訴她，有個英國女性說她要去見她的一個顧客，那個顧客提議帶她到海邊去玩，她從此就不見了。當時，受害者對那位熟人說：「前一陣子，有個叫‘和’的傢伙邀我去海邊，我跟他去了。他讓我喝了藥，結果我失去了知覺。」在解釋了隨後發生的事情之後，那位熟人勸她去報警。
2000年8月9日，受害者去麻布警署舉報了該犯罪情節。8月13日，受害者認出了被告的照片，29日，雖然該犯罪情節仍不明朗，但被告受到了對無行為能力的人施暴的指控。
2000年10月12日，警方下令搜捕被告，在被告的眾多錄影帶中找到了有關該犯罪情節的記錄。23日，受害者在東京地方法院公共檢察官辦公室裡從公訴律師那裡獲悉了該犯罪細節，首次公佈了該犯罪情節是對無行為能力的人進行了性侵。同一天，東京地方法院公共檢察官辦公室的公訴律師指控被告犯有性侵無行為能力的人的罪行。
這就是織原乾的事——據說不下100次。sup(4)/sup
10月16日以後，隨著一天天過去，越來越多的證據浮出水面，證明了織原是一個連環強姦犯，警方也把他跟露茜的失蹤聯絡起來了。露茜失蹤之後，織原出現在三浦一間他多年沒有居住的公寓裡，有人目擊到他的手上沾著水泥，他還不讓公寓的管理人進他的房間。他在想要換掉管理人的門鎖時被逮住了，原來他誤將管理員的房間當作自己的了。有人還在附近的海灘上看到他，手上正好拿著一把鐵鍬。
管理人起了疑心，向警方舉報了他。警察來了，織原也不讓他們進屋，後來在他的公寓裡發現了水泥的痕跡。
很多人自然會覺得不可思議，警方當時為什麼沒有搜查他的公寓。沒有合適的答案。
織原在被捕前的10月裡買了一輛昂貴的摩托艇，這下不必費心去察看了。東京都警視廳認為他是準備用這艘船來銷燬把他跟犯罪行為聯絡起來的證據。
警方分析了從織原的幾個住處拿來的藥物，發現了好幾種不同型別的安眠藥，這些藥物很有可能被用在性侵上了，而受害者裡不僅有外國女性，也有日本女性。
一旦受害者裡還包括日本女性的訊息洩露出去，輿論就會一片譁然。
最確鑿的證據是錄影帶。警方能夠確認的織原錄下的性侵女性的錄影帶有100多盒，其中大多數是白種女性，都錄在8毫米盒帶和vhs盒帶上。警方已經把他在世田谷區的舊宅以及他在神奈川縣逗子地區的新公寓裡的錄影帶都收了上來。所有女性看上去都是不省人事的樣子，沒有能力抗拒織原的強暴行為。
這些錄影帶裡沒有出現露茜。錄影帶按年代順序標著日期，雖然記錄不完全，但沒有一盒錄影帶是在露茜失蹤前後錄製的。10月底，東京地方檢察院以眾多指控中的第一項正式起訴了織原。
遺憾的是，織原還是沒有開口。對此誰都不應該感到驚訝，他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的法律系，既精通法律，也熟悉警方的套路。
警察試了一下常規手法：「如果你不告訴我們露茜埋在哪裡，她的靈魂將永遠得不到安息。」
一點都不管用。織原不僅從一開始就矢口否認自己認識露茜，他還聲稱，所有受害者都是得到了報酬的妓女，是心甘情願跟他發生性關係的。
關鍵還是這個問題：有沒有人看到織原和露茜在一起過？
大家期望我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個目擊者，我們不僅有了獨家新聞，還有了跟警察交換的東西——他們想要得到的訊息。這就等於有了兩個獨家新聞。
山本非常期望我能找到點蛛絲馬跡。
「阿德爾斯坦，」我們坐在六本木「傳道」店的櫃檯前，他拍著我的後背說，「你知道‘魚有魚路，蝦有蝦路’這句諺語嗎？」
「知道。我想那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意思吧。」
「對。你是老外，受害者是老外，受害者的家屬也是老外，那些證人呢，很可能也都是老外。織原本人很可能是韓裔日本人，他也算是個老外，所以，你是從非警方的角度跟蹤報道的最佳記者人選了。帶點好東西回來給我吧。」
「我會盡最大的努力。」
「別盡最大的努力啦，開動你的大腦吧。要的是結果，光努力有屁用。我會體恤你的努力，但只有結果才算數啊。」
「好吧，那我就要幹蠢事了，不過，我會帶點有意思的東西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