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新聞組，我們對比了記錄。據山本說，警方相當肯定是老闆娘女兒的男友殺害了老闆娘。他們還不清楚是不是老闆娘女兒唆使她男友乾的。她還無法平靜下來，訊問進展不順利，那個伊朗男友也還沒有找到。
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正處於巔峰狀態，建築施工比比皆是；日本和伊朗兩國間簽訂了一項協議，讓伊朗人有了免簽證在日本工作的機會。從本質上講，這是日本政府的非官方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向全國提供急需的廉價勞動力，許多伊朗人便來到這兒逗留了下來（逗留的時間也太長了）。
當時，日本的年輕人對所謂的3k（骯髒、吃力、危險）活兒是不屑一顧的。1993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這項協議被取消了，但秩父仍有足夠的重工業和工廠給伊朗人提供工作崗位。
現在，由於發生了這起謀殺案，埼玉縣警方做出了反應——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在秩父工作的伊朗人集中起來。這可是一件很費時的事情。
我在秩父待了三天，按所指派的任務跟蹤線索，和伊朗人及工廠裡的工人交談，用讀賣新聞社的交際費和「花花公子」一起到寒酸的陪酒屋去喝酒，去參加訊息越來越少的新聞釋出會。而且，我還被留下來採訪葬禮。
葬禮的報道基本上千篇一律，沒有什麼變化：葬禮在「肅穆而陰鬱的氣氛中」進行，人群中傳出「低低的抽泣聲」……即使死者的親屬在前一天晚上守夜時過得挺不錯——他們笑著回憶起跟死者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而且喝得醉醺醺的，鬧得天翻地覆，這些場景也絕不會出現在報紙上。
我真的很怕出席這樣的場合，而且，我有一個正當的理由。到目前為止，鎮上的人都知道主要嫌疑犯是她女兒的伊朗男友。而我是猶太裔的，帶有典型的猶太人特徵——黑頭髮，橄欖色皮膚，大鼻子，很有可能被別人看成是伊朗人。我都能想象到這樣的情景：自己被誤認為是嫌疑犯，在火葬場被蹂躪致死……
我跟山本據理力爭，但無濟於事。
出席葬禮的人很多。受害者的女兒也在場（因為她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上面交代我們要拍到她的照片），跟親友和老顧客在一起。到場的人加起來有90人左右，都穿著葬禮用的黑色服裝。
儀式進行到最後，每個人都把香插到香爐裡，對著受害者的照片鞠躬，受害者的弟弟代表親屬發了言：「她是個了不起的姐姐，總是盡全力去照顧別人。我一想到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就滿腔憤怒。我該拿這滿腔的憤怒怎麼辦？我可以向誰發洩呢？」
他停頓了一下，我敢肯定他是在盯著我看。事實上，除了她女兒，似乎90個出席葬禮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我神經質地拉了拉我手臂上的《讀賣新聞》袖標，希望這樣能轉移掉一些憤怒的目光。這時，有個小男孩的聲音打破了沉默：「我要上廁所！我等不了了！再不去就要尿地上啦！」大家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於是，房間裡響起一片吃吃的竊笑聲，大家的目光這才逐漸離我而去。
我真想在葬禮之後便回到家裡倒頭睡上一大覺。可是，耽擱了三天的體育賽事、活動宣傳和出生公告還在等著我呢。結果，我在新聞組待到了凌晨1點，一直忙到我們把所有的記事準確無誤地錄入完畢。我瞪著那些寄小崽子的照片來登報的母親那字跡潦草的日文讀了兩個小時，結果得了偏頭痛。「花花公子」和我編了一些粗俗的照片說明來苦中作樂，比如：「我流口水不是因為我是個嬰兒，我流口水是因為我媽的乳頭太棒了！」「如果你覺得我的臉蛋毛茸茸，你應該看看我毛茸茸的舌頭！」……但我們最終還得把活兒幹完。
凌晨兩點，我騎著腳踏車回到家裡，公寓裡空無一人。被褥上放著一張阿愛留下的字條：「分手吧」。
她的東西都沒了。被褥疊得整整齊齊，洗滌槽裡的盤子洗得乾乾淨淨，她連浴缸也沖洗了，還扔掉了垃圾。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體貼入微的分手。我和衣躺在被褥上，心裡想著要不要給她打電話，想著想著便睡著了。結果就不言而喻了。
山本決定，我得開始到橫澤家做夜訪了。橫澤似乎挺喜歡我的，上次告訴過我一些訊息；山本希望他能再告訴我一些訊息——什麼都行，只要能讓我們在這個報道的競爭中領先就成。
我敲了敲橫澤的公寓門，來開門的是他的妻子。當時是傍晚時分，但他已經回來了，穿著浴衣懶洋洋地倚靠在沙發上。他告訴我，大多數記者只有在晚上10點以後才會敲他的門，他讓我別告訴其他人他其實早就回家了。我笑著答應了。
我們聊了天氣和我在日本的生活，最終聊到了秩父的案子。他暗示他們已經找到了一件兇器，但他是不會輕易下結論的。我用腦袋瓜做著筆記；記者夜訪警察時最忌諱的是邊聊邊做筆記，否則就沒了「只是兩個專業人士的閒聊，並非真的想得到什麼訊息」的錯覺。這個規則並非一成不變，但一般來說，你從一起喝酒的警察口中得到的訊息是絕不能用名字把責任加在那個人身上的。如果有了足夠寫篇報道的材料，這些材料一定是來自「與調查關係密切的訊息人士」或「埼玉縣警方」的。
喝酒對警察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這樣，他們就可以煞有介事地推諉說自己毫不知情：「沒有啊，我從來沒跟記者說什麼啊。哦，或許是喝醉說漏了嘴。我不記得了。」
橫澤和我針對這起案件的細節討論了半小時左右，我隨後就跑到最近的電話亭去打電話給山本，盡我所能一字不漏地把交談的內容複述了一遍。他誇我乾得很棒，並說他會把訊息送到上面去。我不知道我複述的內容裡是否有重要的訊息，但我想山本一定讀懂了那裡面的潛臺詞，掌握了更全面的情況。我想開口問他到底什麼內容是有用的，卻難以啟齒（沒錯，是挺難為情的）。
第二天早上，山本和小野很早就來到了記者俱樂部，手忙腳亂地開始寫一篇準備在晚刊上發的文章。我們搞到了獨家新聞，頭版頭條的標題是：「酒吧老闆娘謀殺案：埼玉縣警方準備逮捕受害人長女sup(2)/sup的伊朗籍男友」。
文章指出，警方準備逮捕一個被控違反移民法的伊朗人。法醫已經確定了罪犯的身份，證據是一件染滿血跡的汗衫、一條口袋裡裝著該公寓鑰匙的褲子和一把在犯罪現場的公共區域裡找到的血跡斑斑的金屬工具。警方已經申請了逮捕令，預期會在當天實施逮捕。
這是一篇大獲全勝的獨家新聞。它不屬於調查性新聞報道那樣的，但屬於備受尊敬的「我們是在警方公佈之前寫的」那個級別的獨家新聞。當天，警方果真逮捕了那個男友，而我們的報界天敵《朝日新聞》不得不當了回跟屁蟲。
那天晚上，我找橫澤談了一下，他祝賀我取得了獨家新聞。我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事實上，我還是不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據法醫長稱，因為酒吧老闆娘不想把女兒嫁給那個男友，那個男友就把酒吧老闆娘殺了。然而，那個男友拒絕承認自己有罪，並聲稱：「這是警方設的陷阱——我是被誣陷的。」
不過，我當時認為這起案件已經結案了。過了將近一年，我才又想到了這起案件。
我正在大宮車站吃著日本炒麵的時候，新人高橋打電話給我。電話裡充斥著歇斯底里的叫喊聲，就像過去那個還是新人的我在遇到突發新聞而不勝歡喜的時候常乾的那樣。有三個人在同時喊著不同的命令，我好不容易才讓高橋冷靜下來讀新聞稿給我聽。
第一次公告的要點是這樣的：上尾市的丸山公園裡發現了一具年輕日本女性的屍體。她是被人用一條女式圍巾勒死的。圍巾的顏色呢，還沒有公佈。
我能聽到山本在後面嚷著讓我到犯罪現場去。於是，我迅速趕到了丸山公園。
東京和埼玉縣市區裡的公園通常都是龐大的停車場，有幾架鞦韆、蹺蹺板什麼的，還有些稀稀拉拉的植被在那裡半死不活地掙扎著。不過，丸山公園是個名副其實的公園，有著廣闊的草地和樹林。受害人是在公園中央涼亭後面的草叢裡被發現的。
警方曾想把整個園區都封鎖起來，但遭到了母親們的阻撓——她們找不到別的地方可以帶她們的孩子去玩耍，覺得很氣憤。結果，隔離區縮小到了犯罪現場周圍的那片區域。我趕到那兒時，黃膠帶外側已經圍了一大群人，有好奇心十足的家庭主婦、園區工人，還有忙裡偷閒的上班族、無所事事的大學生和出門散步的退休老人。當然，記者們也已經在公園附近晃悠，尋找著能夠讓報道顯得更加條理清晰的東西。
想接近犯罪現場是不可能的了，我決定加入同行的行列，找公園的常客打聽情況：有沒有什麼可疑的行跡？當地的黑幫有沒有在公園裡閒逛？這個公園是不是孩子們外出活動時常來的地方？這個公園治安好嗎？
一個穿著高爾夫球衫、牛仔褲和涼鞋的牙齒掉光了的老人說，最近有許多伊朗人在公園裡閒逛。他估計這些人是失業了，所以跑到這裡來消磨時間，或者互相交換在哪裡可以找到工作的資訊。當天下午第一輛警車出現的時候，他看著他們一鬨而散。這是我找了一小時以後得到的資訊量最大的一條訊息。
我打電話給中島，把我剛瞭解到的情況告訴了他。
「見鬼！儘量去找到目擊者吧。山本正趕往新聞釋出會現場。有訊息會隨時通知你。」
我在公園裡轉來轉去跟人交談，但沒有更多的收穫。我看到警員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平常都會到場的藍制服法醫隊沒有出現。警方看來非常肯定圍巾就是兇器，不準備開始對公園展開地毯式的搜尋了。
我再次跟新聞組取得聯絡的時候，山本要我跟他一起去參加派出所的新聞釋出會。我的工作就是做好記錄，然後傳回去給把它們整理得像報道的人。（他們開始信任我理解日語的能力了——或許是因為人手不夠了吧，我的日語能力也就是初中的水平。）
埼玉兇殺科的頭兒佐伯正在召開新聞釋出會。他的皮膚很糟，眼鏡很厚，他至少超重了20斤，還淨愛找鬆鬆垮垮的西服穿。他的腦袋正在禿頂，於是，他把兩側的長頭髮梳上去蓋住已經禿了的地方，形成了一種在日本稱作「條形碼」的髮型。佐伯也是一個以性情古怪著稱的警察。我煩死他了，但我壓根兒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煩他，還好山本是管提問的。
釋出會上，佐伯首先介紹了23歲的受害人的個人情況，然後記者們便七嘴八舌地提出一連串極其刻板卻不一定重要的問題（都是些例行公事式的問題）：屍體是在哪裡找到的？腳朝什麼方向？屍體是臉朝上的嗎？她的頭朝什麼方向？（最後一個問題實際上關係重大。日本人通常是頭朝北放置屍體的，因此，如果屍體是那樣放置的，有可能表明兇手是個感到良心不安的日本人。）
佐伯開口讓大家別說話，注意聽。
屍體是在涼亭北側的草叢裡被發現的。她的頭朝著亭子，身體擺得和灌木叢平行。發現她的時候，她的臉是朝上的，雙手是伸展開的。她身穿深藍色工作服和一件條紋襯衫，鞋襪穿戴齊整。（另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跡象：如果她的腳上沒有鞋襪，犯罪現場也沒有鞋襪，那很可能是兩個人想一起自殺，而她的夥伴臨陣脫逃了。理由是：日本人通常在自殺前會脫掉自己的鞋襪，就如同穿著鞋子走進日本人家裡是件非常失禮的事情一樣，日本人下意識地認為，不端莊穩重地進入來世是很魯莽的事情。）
她的襯衫被拉了一點起來，露出了內衣。她穿的還是前一天的那身衣服。
而她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圍巾勒死的。
她的衣服口袋裡有一串車鑰匙和一條手帕。車子停在附近；駕駛座下有一個束帶錢包，裡面有6000日元（約合60美元）的現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搶劫的動機）和受害人的身份證。她姓中川。
就是這些。
山本讓我回到公園去，跟警方一起尋找目擊者。其他記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家裡去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碰頭，對了一下各自的記錄：埼玉縣警方找到了受害人的通訊錄，上面記著40個人名，裡面有幾個顯然是外國人。警方正在逐個訊問他們。被認定為兇器的粉紅色圍巾並不屬於受害人，她的家人從來沒見過那樣的圍巾。但關鍵在於（又是這樣）：受害人的男友是個外國人。在遇害的當天，她曾出門去見他。那個外國人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但大家都叫他「安迪」。顯然，他是個冒充法國人的伊朗人。據受害人的一個朋友說，兩個人本該在上尾市的一家健身俱樂部裡見面的。
聽到這個訊息，中島和高橋立刻動身前往上尾，希望能在健身俱樂部裡打聽到一些訊息。可事與願違，他們立即被工作人員拒之門外，這些人已經接到了警方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跟記者說話。
老外的腦海裡又冒出了絕妙主意：我可以冒充那個伊朗人男友的哥們兒到健身俱樂部裡去碰碰運氣。不出所料，山本認為這招精明，中島卻認為行不通。但最後大家意見一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試試再說。我換上了牛仔褲和馬球衫，那天早上沒刮鬍子，胡茬不長不短正好。我相信自己能矇混過關。
我一進門就走到接待區前，用裝出來的帶伊朗口音的日語先稍微提了一下安迪是我的朋友和同鄉，然後再打聽要成為健身俱樂部的會員需要多少費用（可真不便宜）。那些工作人員剛開始顯得很警惕，不過，在我的軟磨硬泡下還是慢慢鬆懈了下來。他們談到安迪和中川曾是一對十分可愛的情侶。我趁機漫不經心地說道，會員費這麼高，我得跟安迪借點錢啊。我只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你們知不知道他住的地方？
他們很樂意地幫了我這個忙。我手裡拿著地址走出了健身俱樂部，那時的感覺就像電影《碟中諜》裡的吉姆·菲爾普斯。
我和「巨無霸」馬上按著安迪的地址找到了一棟破爛不堪的兩層木結構樓房，走廊裡放著一臺公用的洗衣機。我們從板著臉的房東那裡瞭解到，警方在屍體被發現的幾個小時後便搜查了那個地方，強行帶走了十多個所謂簽證逾期的外國人。這段簡短的交談被兩名剛巧回到公寓樓來的警察打斷了，他們把我們趕了出來。
與此同時，派出所裡一片騷亂。健身俱樂部的工作人員趁著我待在那裡的幾分鐘時間就給派出所打了電話。結果，一名素描高手被派去畫了一張「安迪可疑的朋友」的綜合素描像。數名警探被派去尋找這個朋友——一個潛在的共犯，他們在街頭巡查線索，把那張綜合素描像拿給公園裡的人辨認。還有兩名警探被派去監視健身俱樂部，以防那個可疑的朋友回來。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了派出所裡發生的這一切。昨晚午夜時分，法醫長橫澤仔細打量著那張綜合素描像，恍然大悟。「你們這些白痴！」他對著警探們吼道，「這根本就不是伊朗人！這是《讀賣新聞》的外國記者冒充的伊朗人！」
一向紳士風度的橫澤這回真的被惹惱了，警探們準備把我抓去關起來。山本接到一個憤怒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暴跳如雷，山本一邊不停地道歉，一邊還一再地鞠躬。不過，他很得體，並沒有對著我喊叫，而是禮貌地建議我放下身段乞求佐伯和橫澤的原諒。我浪費了警察部門一整天的時間，讓好幾個警探都白費了工夫。
第二天，在新聞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走到佐伯跟前，雖然感覺有點反胃，但還是結結巴巴地道了歉。佐伯無動於衷，那一瞬間我以為他會上來揍我。但他只是瞪了我兩秒鐘，然後慢吞吞地說道：「你知道嗎，阿德爾斯坦，我差一點就要以干擾調查的罪名送你去坐牢了。不過，考慮到你還年輕，沒有經驗，是個毫無章法的野蠻人，這次就饒了你。別再幹這種事兒了。」
「我保證不會再做這種事了，」我說著，又想厚著臉皮再充分利用一下這個機會，便接著問道，「順便問一下，好像你們把城裡的伊朗人都抓起來了，包括她的男友，對不？」
佐伯被我這膽大包天的問話驚呆了。他摘下眼鏡，用紙巾擦了擦，然後開口說道：「嗯，我看你冒充伊朗人有了成就感了吧。我不會評論你說的是對的還是錯的，但你到目前為止還不算令人討厭。」他微笑著把眼鏡重新戴上，「我得趕緊走了。做個好孩子，別擋我們的路。」他說罷便朝樓上的會議室走去。
我發現橫澤正在一樓的自動售貨機前買蘋果汁，便走過去向他表達歉意，我對他鞠了一躬，腰彎得額頭都快擦到地板了。我直起腰來的時候，他拍了拍我的腦袋說：「我接受你的道歉，只是別再耍那種笨把戲了。順便告訴你，我是不會讓你忘掉這件事的。」即便是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每次遇見他，他都會提起我的那次伊朗人事件。
我繼續調查這起案件，但最終我們還是出局了。一天早晨，《每日新聞》和《產經新聞》搶在我們前面刊登了報道，文章暗示那個伊朗人男友阿卜杜勒就是兇手，已經被拘留。在我的記憶裡，這一天是我當警方採訪記者以來感覺很糟糕的一天。我們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可在競爭中我們還是一敗塗地。
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健身俱樂部裡的小把戲是不是警方不願把事實告訴我們的部分原因。還是不知道為好吧。
(1)這是一種租金低廉的陪酒屋，裡面通常有卡拉ok機和一些負責供應飲料和小吃的年輕女孩。經營者通常是風光不再的前任女招待，不過並非所有的經營者都有這樣的背景。
(2)出生的順序在日本是件大事。我曾因為沒有查清文章裡提到的人是長子（女）、次子（女）或幼子（女）而受到過多次訓斥。即使是獨生子（女）的情況，他（她）也稱為長子（女）。在一個家庭裡，兄弟姊妹中最年長的會自動得到尊重、敬意和權威，通常稱為長子或長女。我曾試著解釋這種情況給我在密蘇里州的妹妹們聽，她們的反應是：「在這個國家，你也可以當長子，但你還是個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