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不可能有約會的——我跟第一個正式交往的日本女友關係的萌芽，就因為一個電話不可挽回地結束了。那個電話不是她打來的，而是山本打來的，時間是晚上的9點。這是我連續工作了三個星期之後的第一個休息日，阿愛和我正在被窩裡彌補我們久違的性生活時，電話鈴響了。我只好停了下來，拿起話筒。

「阿德爾斯坦，秩父可能發生了一起謀殺案，我們要你到現場去。10分鐘以內趕到這兒來，車就要開了。」

我開始穿衣服，阿愛氣得噘起了嘴。

「對不起，心肝寶貝，」我說，「我得去上班了。」

「你這個混蛋！你去了，我還沒去呢。」

（如果你認為「去」字用錯了，且讓我解釋一下：在日本，達到性高潮的時候不是說「來了」，而是說「去了」。有個笑話講的就是日美夫妻在溝通上頻繁出現的這種麻煩事——他們無法判斷他們是來了還是去了。）

「阿愛，我也不願意讓你擱淺啊，可任務來了。」

她用完美的英語回嘴道：「工作，工作，工作。讓他們等他媽的5分鐘不行啊！」

我已經穿好了襯衫，正在到處找我的《讀賣新聞》袖標、相機和筆，心想還得挑一條沒有皺的領帶。「我會補償你的。下次我讓你在上面。」我認真地說。

我們的戀情最近剛剛經歷過一場暴風雨的洗禮。我馬不停蹄地工作，常常忘了打電話；休息日里不是累得不行，就是跑去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都醒不過來，哪裡還談得上培養感情。我們的關係僵持了一段時間，不過我希望她會習慣我這個常常不在家的男友。我一直沒有下決心去考慮「我們的未來」，這種以守為攻的方法幫不了我什麼忙。

「喂，我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在等我呢。」

「如果你走出那扇門，我們的關係就結束了。」她說。

「我得走了。」我說。

我騎上腳踏車，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新聞組。山本已經等在車上了，我跳進駕駛座，開著車朝秩父飛馳而去。

山本在路上給我介紹了情況。受害人在秩父開了一家小酒吧（snackbar）sup(1)/sup。那天她沒有到酒吧去，晚上7點45分，一個員工便去了她在一棟縣營住宅樓裡的公寓，結果發現她死在臥室裡，身上穿著睡衣；那個員工立刻撥打了119（日本版的911）。初步報告好像是說她被一個鈍器擊中了頭部的右側。

山本讓我在犯罪現場下車，指示我去找一張老闆娘的照片，調查一下有沒有人說她的壞話。他自己直接開車去秩父派出所參加簡報會。我通常都是擔任現場記者，因為報社不放心讓我負責警方的簡報會。他們擔心我會錯過重要的東西。後來有跡象表明，這種顧慮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受害人住在一片灰濛濛的公寓群裡。這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米色公寓（日本典型的公營住宅），每套公寓前面都有一個帶金屬欄杆的陽臺，陽臺上牽著晾衣繩，不論是晴天還是雨天，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上面都掛著洗好的衣服。那兒的光線很差，讓人覺得有人生活在裡面的唯一動靜，就是透過公寓薄薄的外牆傳出來的含糊嘈雜的電視聲音。

警方已經把那個老闆娘住的公寓樓整棟都封鎖了。我拿出老外裝傻的招數，彎腰鑽過了「禁止入內」黃膠帶。還沒等跟兩個人說上話，一個官員就走近我，用英語嚴肅地說：「走開，誰都不準待在這兒。」

有幾個人一邊在警方的封鎖線邊上逛來逛去，一邊朝公寓樓上面瞅。我試著跟他們聊了幾句，但沒有什麼收穫。我走進與之毗鄰的那棟米色公寓樓，挨家挨戶按門鈴打聽那個老闆娘的情況，最後我找到了一家水泥廠的工頭，他是那家小酒吧的常客。

他手頭上竟然還有一張她的相片——小酒吧老闆娘豐滿得令人吃驚——而且願意借給我用。

「你知不知道有誰會想殺她？」我擺出一副記者的架勢問道。

「嗯，這我可不太清楚。也許是某個債臺高築而又想賴賬的客戶吧。如果你沒有按時付賬的話，她可真不是個好惹的。我認識的那些放高利貸的比她隨和多了。」

這對死者來說未必是一句合適的評價。「她的丈夫怎麼樣？」我問。

「他們不在一起生活，她和女兒一起住。聽說她們相處得並不好，好像是因為她女兒的男朋友。」

「他是個壓酷砸，或者就是個討厭的傢伙？」

「不，更糟。是個外國人。」

「什麼樣的外國人？」

「不太清楚。我分不清，」他不好意思地說，「看上去就像你這樣的。」

不錯！我心想，我們已經找到了一個犯罪嫌疑人！我打電話給山本，把這個訊息告訴了他。

他稱讚了我的調查手腕，然後把他在簡報會上了解到的訊息跟我說了一下。秩父警方已經宣佈這是一起謀殺案，併成立了特別調查總部，名稱還是非正式的，叫「秩父酒吧老闆娘謀殺案」。

老闆娘開這家小酒吧快15年了。她通常是下午5點上班，但那天她沒有來，一個女招待就到她的公寓去了。那個女招待敲了敲門，沒人答應。門是鎖著的，那個女招待有點擔心，就讓那棟樓的管理人拿來鑰匙，把門開啟了。

公寓裡很整潔，沒有打鬥或入戶行竊的跡象，但老闆娘死了，躺在她的被子上，臉朝下，血已經滲到床墊裡去了。除此以外，整個房子收拾得整整齊齊，好像什麼也沒有丟失。

初步屍檢表明，她是在那天的午夜至清晨的某個時刻被殺害的。傷口表明她受到了一個棒狀的物體（有可能是棒球棍）的重創，打擊的力量足以讓她當場死亡。對準顱骨的那一擊導致她流血過多身亡。

她生前最後有人看到她的時間是凌晨1點，當時有個員工下班後開車順路把她送回了家。一個高中的朋友上午10點曾給她打過電話，但沒有人接，這佐證了估計的死亡時間。有人看到她28歲的女兒和一個男的在凌晨兩點半左右離開了那間公寓。

山本接著問我：「附近有法醫組的人嗎？」

「我怎麼會知道？」

「他們穿著藍色制服，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是‘法醫部’的。他們正在尋找兇器。如果你能搞到他們拿著兇器的照片，我們就可以用上它。我正在派‘法國佬’去協助你。‘花花公子’會去那裡拍幾張周邊地區的照片。」

「花花公子」到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他給我帶來了幾個「暖手寶」——捏碎後跟空氣接觸就會給你帶來溫暖的錯覺的瞬間發熱墊。我在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裝上這玩意兒，一邊等著，一邊四下張望，希望能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公寓樓仍然被封鎖著，但我看到了那些法醫在犯罪現場另一頭搜尋著灌木叢，灌木叢的外邊是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來到現場的其他記者正在住宅區的停車場裡逛來逛去，看來是想跟準備去上班的人談上幾句。

我正琢磨著另闢蹊徑，突然發現草叢中好像有一條臭水溝連著公寓樓邊路基下的排水渠。我猜想那條排水渠是通向那片雜草叢生的空地的，而且正好在那道黃膠帶的下方。我一時心血來潮，決定去看看我猜得對不對。

我爬進排水渠，滿身沾著汙泥從路基的正下方鑽了出來。現在可以清楚地看見調查員搜尋灌木叢的景象了。我掏出帶長焦鏡頭的大塊頭相機拍了起來。突然，我隱隱約約覺得有樣東西朝我這邊靠了過來。

「你一定是阿德爾斯坦先生吧。」一個聲音說道。

我緊張地抬起頭來一看，是法醫部的主管橫澤寬司，一位經驗豐富、眾人信服的兇殺組警探。他戴著一頂改過的棒球帽和一副方形無框眼鏡，身著法醫組的深藍色磨砂服，白乳膠手套捲到手腕邊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闖禍了，原則上我是站在警戒線後面的。「啊，是的，我就是。」我裝著不慌不忙的樣子說道。

「阿德爾斯坦先生，我很好奇你是怎麼越過那邊的黃膠帶的。」

「哦，我是從排水渠裡爬過來的。」

「我明白了。你拍到什麼好照片了嗎？」

「還湊合吧。我很想拍到你們發現兇器的精彩瞬間。」

「如果我們找到了它，我會讓你知道的。我還可以為你的照片擺個姿勢。不過，我認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順便說一下，如果在這裡亂竄的時候碰巧發現看起來像兇器的東西，比如球棒、金屬棒或某種鈍器，請你不要去碰它，把它留在原地，但要讓我們知道。」

在這裡說一下橫澤的事情，他一向很紳士，什麼時候都是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在兇殺組，警探大多是急性子，而且不喜歡記者，但橫澤是個例外。所以，我決定試試他的肚量。「只要您還在這兒，我就在這兒等著，」我開始了，「我問您幾個問題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你可以問啊。我也許不能回答你的所有問題，但我會回答我可以回答的問題。」

「謝謝您，橫澤先生，」我說，「第一個問題：驗屍官說酒吧老闆娘頭部只中了一擊就死了。是碰巧的嗎？」

「問得好。我的猜測是，兇手對自己的作案手段很精通。大多數罪犯都會緊張得一直打下去，不管頭骨是不是第一次就被擊碎了。因為緊張，他們有時還會猛擊肩膀，甚至還會打斷受害者的脊樑，但這起案件裡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從這一點來看，他很專業。」

「是職業殺手乾的？」

「不，應該不是。殺她的人懂得怎樣迅速有效地殺死一個人。也就是說，這個男兇手或者女兇手懂得殺人的手法。」

「那你是在懷疑她女兒的男朋友了？」

「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有一點可以告訴你，也希望你去思考一下，她女兒的男朋友是個伊朗人。許多在日本的伊朗人都是退役軍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參加過兩伊戰爭。他們懂得殺人的手法——用刀、槍、雙手和鈍器都可以。事實上——雖然你可能不會引用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壓酷砸相比，很多警察更害怕伊朗人。」

「你認為是誰鎖的門呢？」

「嗯，一定是個有鑰匙的人吧。有一種可能是，有人進了公寓，殺了老闆娘，偷了她的鑰匙，然後把門鎖上，以便拖延屍體被人發現的時間。但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老闆娘不太可能不鎖房門或穿著睡衣給人開門。因此，殺了她之後把門鎖上的人很可能手頭已經有了鑰匙。」

說到這，橫澤點了一下頭，轉身回公寓樓去了。他邊走邊隨口提了一下，他認為這個案子不會拖得太久。

我在那兒又逗留了一個小時。我拍到了一個犯罪現場的調查員在停車場裡的散焦照片，他提著一隻塑膠袋，袋裡裝著似乎帶有血跡的運動衫。其他就沒有發現什麼能引起我注意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