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始上班還有半年的時間，這段時間足以讓人滋生各種不安的想法。我擺脫不了一種感覺：我是不是有點不自量力？我心裡明白，自己的讀和寫沒什麼問題，可應付得了用日語進行採訪的工作嗎？

10月，我順道拜訪了那位在讀賣新聞社人力資源部負責招聘的假猶太人松坂，要他幫我安排一個就職前的實習工作，這樣我就能開個好頭。他聽了我的話，表情有點吃驚的樣子。

「我很欽佩你想為上班做好準備的願望，」他說，「但說實話，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想提前上班的人。不過，你的情況有點特殊，我會盡量想辦法。」他帶我到三樓喝了杯咖啡，給了我一份為新晉記者準備的材料，就把我打發走了。

兩個星期之後，他打來電話，說是給我安排了一週左右的短期實習，讓我去幾個新聞組轉一圈。第一個短期任務就是去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

東京警察總部是一幢迷宮般的大樓，這幢大樓在政府辦公區的樓群裡是最高的。這裡是東京警力的神經中樞，大約有4萬人在這裡工作。松坂在總部的大廳裡跟我碰頭，他是來把我交代給井上安政的。井上是個名記者，也是《警務記者三十三年》的作者。他現在是警方報道組組長，是《讀賣新聞》帝國裡一個讓人又愛又怕又嫉妒的人物。他曾經證實了一個被判殺妻的大學教授是無辜的，這讓他聲名鵲起。他不僅曝光了警察機關和相關檢察機關的過失，而且找到了真兇。這起案件成了一個陷入冷酷高效的日本司法制度輪下的無辜者可能被如何定罪的典型案例。

井上身高一米七過一點，瘦瘦的身材，蓬亂的長髮耷拉在臉頰的兩邊。他身穿灰西服，繫著黑領帶，腳上的鞋看上去都快磨破了。他的眼睛藏在褐色眼鏡的後面，顯得有點呆板；但他一看見我，那雙眼睛就變得炯炯有神起來。他好像對我的到來頗感興趣。

「你就是我聽說的那個老外了，」他熱情地說道，「你會說日語，對吧？」與其是在問我，倒不如說是在問松坂，但我還是答話了。

「我會說，動筆就另當別論了。」

井上笑了起來：「你搞不好比那些幫我幹活的人寫得好哦。上樓吧。」

原則上，任何造訪東京都警視廳的人，只要不是記者俱樂部會員、在職職員或通過了安全調查的人，在進入大樓之前都需要有警察的陪同，井上卻可以隨意走動。3年之後發生了奧姆真理教信徒在東京地鐵裡散佈沙林毒氣的事件sup(1)/sup，打那時起，整個城市的安檢程式才變得更加嚴格了。

在電梯裡，井上為我詳細說明了警察的組織結構，但我大都記不住。我們在9樓下了電梯，這層樓上有東京都警視廳的公務部門和三間記者俱樂部，供全國的報紙、電視、廣播和地方報紙使用。這裡沒有周刊或月刊雜誌的位置，因為警察把它們看作是散佈破壞性流言蜚語的媒體，官方記者俱樂部的名單裡沒有它們的名字。

這裡也沒有國外媒體的代表；日本的主流媒體從來沒有對這種外國媒體的缺席狀況提出過異議，今後也一定不會有。如果你已經成為壟斷的一部分，結束你的壟斷地位不符合自己的最高利益。

廚房邊的開闊處擺著一張破舊不堪的辦公桌，一些記者正圍坐在那裡玩牌消磨時間；靠裡邊還有一間陰冷的榻榻米房間，記者們可以在那兒鋪上被褥，一邊在宿醉後睡覺休息，一邊等著下一次新聞釋出會的到來。

記者俱樂部裡的《讀賣新聞》區基本上就是一個用警戒帶圍起來的長方形房間，有一面窗簾掛在那兒當門用。我和井上一起走進去的時候，記者們都圍在一張桌子邊上推敲著一本寫真集。我四下打量了一番，這地方和我想象中的日本最大報社的記者辦公室大相徑庭：周圍的圍牆都被頂天立地的書架掩得嚴嚴實實的，長沙發和地板上到處散落著各種各樣的報紙雜誌，垃圾桶裡塞滿了揉得皺巴巴的傳真紙、吃完的泡麵盒和空啤酒罐。每張辦公桌上都有一臺文書處理機sup(2)/sup。房間最靠裡的位置上放著一臺空調，寬闊的窗臺上擺放著6臺電視機和3臺高高疊起的錄影機。電視機都開著，一個調到消防署波段上的民用電臺發出刺耳的聲音。「門」邊的高低床上有人睡著，鞋還穿在腳上，那天的早刊蓋在他的臉上。

我和井上走到那堆記者旁邊；原來他們正在推敲的是麥當娜剛出版的寫真集《性》，記者們（都是男性）一邊打量著她的胸脯，一邊品頭論足。井上給大家作了介紹，然後拿起那本書遞給了我：「你認為這本書淫穢嗎？」這是日文版的，影像上有很多部位（生殖器和恥毛）都做了模糊處理。

「我看不淫穢。」

「哼，如果他們出了這種版本，」井上從書架上拉出一本影像沒有做過任何處理的美國版，接著說道，「警察就會搜查出版社，把印好的書全部沒收掉。isantafe/isup(3)/sup的製作方因為展露了些許恥毛就差一點遭到拘禁，而美國的這玩意兒簡直和色情沒什麼兩樣。也許可以叫作附庸風雅的色情吧，不過，這就是色情嘛。如果日本出版商不是膿包，我們本可以寫一篇報道的。」

「警察會因為這個抓人嗎？」

「最高法院在1957年做出裁決，任何給觀看者帶來無益的性刺激、有違正常公民的禮儀觀念、猥褻下流、有違公眾的性道德觀念的東西都是淫穢的。正因為是淫穢的，這樣的作品就是非法的，發行這樣的作品就是一種犯罪行為。」

「這意味著什麼？」

「嗯，對警察來說，這就意味著不能露恥毛。或者按過去那樣處理，」井上竊笑道，「這個國家怪得很。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口交，性愛俱樂部老闆在公開場合公然宣傳他們的服務專案，警察是不會在意的，可他們就是受不了別人看人家性交。恥毛太逼真了。這種做法的寓意就是：自己幹吧，別看人家幹。」

「在美國賣這種玩意兒是合法的嗎？」一個記者問我。

我們花了20分鐘去討論日本的色情和美國的色情有什麼不同。這些記者瞭解到，美國的色情片裡很少用章魚及其他動物來遮掩生殖器，透過褲襪的性交併不流行，他們都感到很震驚，讓我下次回美國時帶一些錄影帶回來。

我們走出房間時，井上告誡我說：「什麼色情的玩意兒都別給那些白痴帶，忘了這碼事。我們可不想看到你在海關被扣下。沒有那些東西他們也死不了。」

他帶我去了咖啡店，點了些綠茶，問我想在讀賣新聞社幹什麼工作。

我說：「我對新聞調查感興趣，對我還不太瞭解的日本的另一面感興趣。我指的是陰暗面，黑社會。」我告訴他，我父親曾經當過地方驗屍官，犯罪新聞和警方採訪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

他建議我爭取到社會部的國內新聞組去工作，因為那兒就是負責警方採訪的。井上是這樣評價警方採訪的：「那是報紙的靈魂。別的都只是充實版面的東西。真正的新聞，能改變世界的新聞，就是我們的工作。」

我向他討教如何當好記者時，他沉吟了片刻。他開口說話時，我聞到了一點酒味，我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喝到那天早上的5點鐘。現在才9點，我想，如果他的酒完全醒了的話，他就不會說得那麼坦率了。

他說：「新聞報道不是研究導彈，它已經定型了。你記住各種模式，然後添磚加瓦，就像柔道一樣，有‘形’讓你去記，去反覆練，那就是你要學的基本動作。做記者也一樣，報道暴力犯罪事件有三四種基本形式，你只要能記住格式，填上空白處，把事實弄清楚，別的就水到渠成了。」

接著，他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

「傑克，下面八項原則可以讓你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

「一、不要出賣你的線人。如果你不能保護好線人，就沒有人再信任你了。獨家新聞都基於一個共識：你會保護向你提供訊息的人。這是報道的關鍵。你的線人是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你的愛人，你的靈魂。背叛你的線人就是背叛你自己。不保護好你的線人，你就不是個新聞記者，甚至可以說不是人。

「二、儘快把報道寫出來。新聞的生命是短暫的。錯過了機會，報道就過時了，獨家新聞也就沒戲了。

「三、不要相信任何人。人會撒謊，警方會說謊，甚至你的記者夥伴也會撒謊。假定別人是在向你撒謊，然後謹慎行事。

「四、儘量蒐集各種訊息。人有好有壞，但訊息沒有好壞之分。訊息就是訊息，不管是別人給你的，還是你從哪裡偷來的，都沒有區別。其品質——訊息的真實性——才是最重要的。

「五、牢記和堅持。人們忘卻了的經歷會重新回來困擾他們。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日後有可能演變成一篇比較重要的新聞報道。不斷關注尚未了結的調查工作，瞭解它的走向，不要讓川流不息的新新聞使你淡忘了尚未完結的新聞。

「六、讓報道的政治立場保持中立，在報道不是出自當局的正式公告的情況下尤其要做到這樣。如果你能通過3個不同的線人核實訊息，可能性越大，訊息就越準確。

「七、什麼樣的文章都按倒金字塔的形式去寫。編輯是自下而上進行剪裁的。至關重要的內容寫在前面，無關緊要的內容寫在後面。如果你想讓自己的報道能夠留到最後，就按便於剪裁的形式去寫。

「八、不要在報道里加入你的個人見解，讓別人替你去做這件事。專家和評論員就是吃這碗飯的。客觀性其實是個主觀的東西。

「就這些。」

這就是一個有存在感、能力出眾、愛耍滑頭的名人給出的坦率得令人吃驚的建議。要知道，井上得在一些很強硬的政策上作文章才能走到這一步。他曾經是個地方僱員，待遇和國家僱員截然不同。過去，地方僱員基本上屬於二等公民，只能在地方事務所之間調來調去，根本沒有機會到總部來待上幾年。這樣，他們就接觸不到比較重要的新聞事件，也就談不上在東京謀得發跡的機會了。井上一直和這種制度抗爭，最終擠進了國內新聞組，在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佔據了一席之地。

和所有讀賣新聞社的員工一樣，他心裡很清楚，對立志成為調查記者的人來說，國內新聞組是最合適的地方。要是說想進那兒很難，那麼，想在那兒待下去就更難了。在報界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國內新聞組的記者工作時間最長，喝醉次數最多，離婚率最高，死亡時間最早。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有沒有用統計資料驗證過，但幾乎所有現任和前任的國內新聞組記者對自己的地位都有著一種受虐狂式的自負。

在東京都警視廳待了三天之後，我被派到千葉警察本部新聞組去和其他記者共事兩天。千葉新聞組組長名叫金子，是國內新聞組的前任記者，也是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採訪組的前任組長。這個新聞組既整潔又新潮，裡面擺著兩個島狀的辦公桌，好幾臺傳真機裝在擱架上，所有檔案都按年代順序整齊地排放在書架裡。和東京都警視廳記者俱樂部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金子熱情地接待了我。他對我的猶太背景特別感興趣。我們在新聞組一角的沙發上坐下來以後，他就不停地問這問那，最終還是轉到了他十分想問的問題上：「你會不會說希伯來語？」

我不會。

他顯得很失望，我便問他為什麼對此有興趣。

「是這樣，我注意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在販賣手錶、珠寶和名牌貨——當然是冒牌貨——在車站附近的大街上，」他說，「我認為他們都要向壓酷砸支付保護費。」

當時，我真的對壓酷砸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他們是惡棍，會使用暴力。但除此之外，我就沒有太在意了。當然，這種狀況就要改變了。

他一邊向我介紹這裡的情況，一邊遞給我一根菸。我接過來點著，儘量不讓自己咳嗽。

「這樣吧，你是外國人，」他接著說道，「也許你可以跟他們談談，打聽打聽。我們想知道壓酷砸勒索一次能得到多少錢，是怎麼成交的。怎麼樣？」

我說，我很樂意去打聽，不過不會用希伯來語。

金子把一個名叫初甲斐的記者叫了過來，指派他當我的編輯。我拿到了一支筆、一個採訪本和一臺錄音機，進新聞組不到30分鐘就被送出門外了。

街頭攤販到處都是，尤其是在車站附近。他們大多看上去像在做泛亞旅行的以色列人，在那兒賣他們從尼泊爾或西藏帶過來的小物件。其中一些人還賣他們在泰國買來的冒牌名錶和冒牌名包。我在一個攤販對面的美仕唐納滋店裡坐下，開始觀察起來。

我等了兩天，消滅了不少甜甜圈，終於看到兩個身穿白色寬鬆長褲和花裡胡哨的印花襯衫、頭髮燙得很卷的日本人朝一個以色列攤販走去。他們顯然是惡棍，其中一個個頭高高的，額頭寬寬的，卻讓另一個身材矮小的傢伙帶路。我走出甜甜圈店，若無其事地在附近溜達著。

他們堵在攤販桌的兩側，我聽見那矮個惡棍對以色列人說了四五個詞，其中一個詞聽起來像「地場費」，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那攤販用希伯來語嘟囔著，從攤販桌的抽屜裡掏出一疊現金遞了過去。矮個兒壓酷砸把錢交給高個兒壓酷砸，高個兒明目張膽地在大庭廣眾之下數起錢來，然後裝進口袋走了，那攤販又繼續做他的生意。

我走到那個以色列人跟前，把他的珠寶打量了一遍，同情地搖著頭說：「沒聽說過街頭攤位還得交租金啊。」

那個以色列人把他的馬尾辮甩到背後，疑心重重地看了我一眼。過了一會兒，看我像是個外國人，才放鬆了警惕：「要是不想讓警察或者那些傢伙跟在你屁股後頭轉，你就得交。他們拿走我賺的30%到35%。」

「咦，他們怎麼知道你賺了多少？」

「他們知道，」他說，「他們會先檢視攤上擺出來多少，等他們轉回來時再過目少了多少。你瞞不過他們。」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警察？」

「你一定是剛來這兒的，兄弟。我拿的是旅遊簽證，要是我去找警察，那還不得坐牢啊。壓酷砸知道這種情況，我也知道。這就是在這兒做生意的代價啦，沒辦法。」

「真倒霉，」我說，「我自己也正打算幹這買賣呢。教英語太沒勁。」

「這有賺頭，」他說，「週末賣得好可以賺到10萬日元（約合1000美元）。這兒的生意還不錯，但聽說沒有橫濱好。」

我給了他幾個甜甜圈，泡在那兒聽他講他的泰國曆險記。大約過了30分鐘，另一個以色列人開著一輛廂式貨車過來了，還帶著他的日本女友，他們便開始卸貨。

原先的那個以色列人把我介紹給他們，後來的那個以色列人名叫伊基，他不失時機地帶著濃重的以色列口音發起牢騷來：「這幫胡（混）蛋！我恨他們。我們賺得越多，他們拿得越多。我什麼也不想給他們。可惠子說……」他說著，指了指他的女友，「那樣會壞事的。」

惠子點了點頭。她先問我會不會說日語，接著就聊了起來：「你知不知道住吉會？」

我還是聽說過住吉會的。他們是在東京圈內活動的規模最大的壓酷砸派系之一，一般不會動粗。顯然，只有這樣做才能維持住生意。

我們談著談著，伊基開始顯得煩躁起來，我不說日語了，改用英語跟這兩個攤販談論了一下天氣，然後便返回了新聞組。

我把了解到的情況告訴金子，他喜形於色，這讓我也感到很滿足。

「‘地場費’是什麼意思？」我問。

「這是‘場地費’的行話。壓酷砸不說‘場地費’，而說‘地場費’。他們喜歡把一個詞顛過來倒過去地念，這樣，老實巴交的市民就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這是一般的行話，是用來勒索街頭商販的。」

金子接著對我說：「寫篇文章吧。」

我就這樣被趕鴨子上架了。文章的觀點就是，壓酷砸在向那些不敢向警察求助的外國攤販敲竹槓，這是有組織犯罪的一個新財路。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力，但還是覺得文章寫得不太像樣。我對這個國家新制定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還不是十分了解，也沒有任何警方的人脈關係來加大報道的力度，結果看起來很像是journalism102網站sup(4)/sup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