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2日，這一天是我接受日本教育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我一動不動地守在電話機旁，兩隻腳擱在迷你冰箱裡——在炎熱的夏天，怎麼涼爽就怎麼來了——等著日本最負盛名的讀賣新聞社隨時都會打過來的電話。我想得到一份記者的工作，否則就得當無業遊民了。這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進行了整整一年的求職活動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就在一年前，我還沉溺於安逸的大學生活，對自己的未來漠不關心。我當時是在坐落於東京市中心的上智大學sup(1)/sup攻讀比較文學學士學位，同時為學生報寫些文章。

不錯，我有一定的經歷，但沒有一種經歷可以成為我職業生涯的開端。我是從教英語開始做起的，現在做的是把英文版的功夫教學錄影翻譯成日文版的，收入相當可觀；加上偶爾給有錢的日本家庭主婦做做瑞典式按摩，我的收入足夠應付日常的開支，但學費還是得靠父母替我交。

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的大多數同學在畢業之前就已經敲定了他們的工作崗位——俗稱「內定」（這種做法雖然違反就業規定，但每個人都這麼幹）。我也從索尼電腦娛樂公司那兒得到了這樣的許諾，機會好是好，不過我得因此延長一年學業。這並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可那畢竟是索尼公司啊。

於是，在1991年的年底，趁著課程壓力不大，自己又有的是時間，我決定埋頭苦學日語。我下了去參加大眾傳媒專業考試的決心，這樣，我就可以直接讀研究生，然後試著找一份職業，當一名能用日語工作和寫作的記者。我曾異想天開地以為，我都能為校報寫文章了，為一份擁有八九百萬讀者的全國性報紙寫文章應該也不算什麼太難的事。

在日本，想在大報開拓職業生涯的人並不需要從地方小報兢兢業業地做起。這些大報每年都會直接從大學畢業生中招聘大量的記者，不過，新人必須先通過一個標準化的「聯考」——可以說是報業的sat考試sup(2)/sup吧。這類考試通常是這樣進行的：有抱負的記者都可以到一個大禮堂去報到，參加為期一天的測驗。如果你的分數達標，就會得到一次面試的機會，然後還可能會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在面試中表現得都挺不錯，而且面試官也喜歡你，那麼，你可能就會得到一份工作的許諾。

說實話，我當時並沒有想到自己真的會被日本的報社錄用。換句話說，一個來自美國密蘇里州的猶太小子要想得到這麼高階的日本新聞團體的青睞，得有什麼樣的機遇啊？但我當時也沒太在意。我想，只要有東西學，有目標，即便達不到目的，在追求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一些別的收穫。最起碼我的日語會有所進步吧。

不過，我應該去申請哪一家呢？日本的新聞媒體多如牛毛，也比美國顯得更有活力。

在日本，《讀賣新聞》的發行量最大——每天1000萬份以上，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一直緊隨其後（現在這個差距有點拉大了，但仍位居第二）。人們常說，《讀賣新聞》是自民黨（即保守的自由民主黨，它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一直主宰著日本政壇）的喉舌，《朝日新聞》是社會黨人（現在幾乎銷聲匿跡了）的黨報，第三大報《每日新聞》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這家報社根本摸不透是站在哪個黨派一邊的。《產經新聞》可能是當時的第四大報，一般認為這份報紙是為極右翼分子說話的；有的人說，它的可信度跟超市小報差不多。不過，它常常也會登一些挺不錯的獨家新聞。

共同通訊社（共同社）相當於日本的美聯社，這家新聞媒體就更讓人摸不透了。它的前身「同盟通訊社（同盟社）」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的官方宣傳部門，戰爭一結束，它就獨立出來了，但和日本政府仍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此外，電通社——日本（乃至世界）最強大的廣告代理機構——擁有共同社的控股權，有可能干涉共同社的新聞報道。不過，讓共同社成為眾多記者趨之若鶩的一流通訊社的，是它的工會——每個日本記者都羨慕的地方。共同社的工會保證記者能夠享用到他們應得的假期，這在日本的大部分企業裡是非常罕見的。

還有一家叫時事通訊社（時事社），有點像共同社的小弟弟，但肯吃苦耐勞。它的讀者群較小，記者也較少。有個笑話說，時事社的記者都是在看了共同社的報道之後才動手寫自己的報道的——真是殘酷行業裡的一個殘酷玩笑啊。

起先我挺看好《朝日新聞》，可後來發覺這份報紙一有機會就說美國的壞話，心裡覺得很不舒服。這種做法似乎和我對大多數日本人的印象不太相符。我一直覺得他們是把美國看作一種民主之聲，在將自由和正義遍佈自由世界。

《讀賣新聞》的社論讀起來相當艱澀（行文極為謹慎而曖昧，而且使用大量的漢字），但國內新聞欄目的文章的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人口販賣」一詞尚未成為流行語的時候，《讀賣新聞》就刊登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文章，犀利地披露了那些被偷運到日本從事性工作的泰國婦女的境況。這組文章對待那些婦女的態度比較莊重，對警方在這個問題上的不作為持批評態度（儘管含蓄了點）。在我看來，報紙是堅定地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的，是在為正義而戰。

朝日新聞社和讀賣新聞社的考試在同一天舉行，我報名參加了讀賣新聞社的考試。

考試是讀賣新聞社的新聞研討會中的一個環節，這是報社在正式的求職期開始之前招聘人才的一種眾所周知的秘密招數——有助於他們百裡挑一。這一活動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因此，如果你真的想進讀賣新聞社，就必須一絲不苟地讀報，否則就會錯失良機。為大學校報工作的那些有志成為讀賣新聞記者的人都在一字不漏地檢視著報紙的每一個版面。在一個注重面子的國家，我也得打扮得體面一些。我把衣櫃翻了個遍，卻發現潮溼的夏天早已把我的兩套西服拿去做黴菌實驗了。沒辦法，我趕緊跑到一家大折扣男裝店，買了一件約合300美元的夏季西服。這件西服的面料很薄，很透氣，上面的黑色粗紋也顯得很考究。我穿上它挺好看的。

犬養是我的朋友，也是校報的編輯，我想在他面前顯擺一下我挑選服裝的眼光。可當我走進他那間坐落在暗得像地牢的地下室裡的事務所時，他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傑克，謹致以深切的慰問。」

另一位女同事青山也顯得神色憂傷起來，但什麼也沒說。

我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出什麼事了？你的朋友出事了？」

「朋友？」

「誰死了？」

「咦？沒有誰死了啊。我認識的人都好好的。」

犬養摘下眼鏡，用襯衫擦了擦鏡片：「這麼說，這西服是你自己買的咯？」

「沒錯。3萬日元。」

我看得出來，犬養被這景象逗得很開心，因為他的眼睛眯縫得像只快活的小狗。「你當時想買什麼樣的西服來著？」他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問道。

「廣告上寫的是‘禮服’。」

青山小姐吃吃地笑了起來。

「怎麼了？」我說，「有什麼問題嗎？」

「糊塗蛋！你買了件葬禮用的西服！這不是‘禮服’，是‘喪服’！」

「有什麼區別嗎？」

「喪服是黑色的。沒有人會穿黑西服去面試。」

「沒有人這麼穿？」

「嗯，也許壓酷砸會吧。」

「哦，那我能不能假裝剛參加過葬禮回來？也許還能博得一點同情。」

「那倒也是。人們一般都會同情智障人士。」

青山插了一句：「你也許可以去應聘當壓酷砸！他們都是一身黑！你可以成為頭一號‘老外’壓酷砸！」

「他天生就不是當壓酷砸的料，」犬養說，「要是他們把他攆出來可怎麼辦？」

「那倒也是，」青山點了點頭說，「萬一當不成壓酷砸，要回頭來當記者就沒那麼容易了。9個指頭可打不好字哦。」

犬養已經笑得前仰後合了：「我想他不可能留著9個指頭出來，最多8個吧。他是個典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粗魯，不圓滑，從不守時——野蠻人一個。」

「可以理解，」青山說，「其實，他還是可以用食指打字法嘛。不過，從職業生涯的觀點來看，我認為他真不是塊壓酷砸的料，儘管他穿著黑西服看上去的確很帥。」

「那我該怎麼辦？」

「另買一套吧。」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道。

「可我沒錢了。」

犬養顯得很體貼人的樣子：「嗯，你是老外，興許別人不會把你怎麼樣。也許有人還會覺得這身打扮很可愛呢……如果他們不會因為這個就把你當作白痴的話。」

而我真的就這麼幹了。

5月7日12點50分，我穿著喪服，帶著其他的必需品，硬著頭皮參加了研討會的第一場研習會，會場設在《讀賣新聞》總部隔壁的一個富麗堂皇的大樓裡。研討會預定分兩天舉行，但這兩天不是連在一起的。第一天整天是講課；第二天是「演習」——這個詞還有「實地操練」的意思，是考試的一種委婉說法。看到他們用這個詞，我有點驚訝，它基本上就是個軍事術語sup(3)/sup。

研討會以開幕詞和一個題為「給有志成為新聞記者的人」的講座拉開了序幕，接下來的一個講座是關於新聞報道的基本倫理。然後是兩個小時的研習會，那些「火線佬」——在職的記者們——談了他們的工作、獲得獨家新聞的歡樂和被競爭對手捷足先登的痛苦。

講座中的許多細節我都記不住。我在閱讀和學寫半吊子日語文章上花了很多時間，看來這也有不利的一面：我的聽力太爛了。我的發言也的確不算是最流利的。但我要做一次有可能成功的冒險。即使你想得到一次面試的機會，也必須在筆試中取得好成績，所以，我花在閱讀和寫作上的時間比別的地方多。我並不是聽不懂日語，只不過是聽力和會話差了一點而已。

不過，在我能聽懂的內容裡，我認為那個警方記者對東京都警視廳的公安部門的評論很不錯。那人看上去四十來歲，一頭灰色的鬈髮，肩膀耷拉著——日本人把這種姿勢叫作「貓姿」。

他介紹說，東京都警視廳的公安部門很少釋出公告，也從來沒有發放過新聞稿。凡事都是在新聞釋出會上口頭傳達，所以，你一不留心就會錯過新聞報道的題材。那兒不是追求緊張刺激的人（或者外國人）待的地方。有的時候，記者耗在那兒一整年也寫不出一個字來。但是，如果有逮捕事件釋出，那一定是個大新聞，因為這樣的事件都涉及國家安全。

實際考試（或叫「演習」）定於3天后進行，地點是坐落在東京郊外的讀賣理工學院。

我沒看過這家企業的宣傳冊，有點摸不著頭腦：一家報社竟然還能開一所職業教育學校。我當時還不知道讀賣新聞社遠不止是一家報社；它是一個業務範圍極其龐大的綜合企業，包括讀賣樂園遊樂場、讀賣旅行社、位於鎌倉的讀賣旅館（傳統式日本客棧）。讀賣新聞社在其總部的三樓還有自己開的小醫院，四樓有休息區，還有餐廳、藥店、書店和一名公司內部專用的按摩治療師。公司擁有的棒球隊（讀賣巨人隊）在日本國內的知名度很高，常常被比作紐約揚基隊。有了娛樂、度假、保健和體育的設施，你一直待在《讀賣新聞》帝國裡都可以了此一生。

從車站出來，我跟在成群結隊的年輕日本人後面，他們都身穿深藍色西服，繫著紅色領帶——當時流行的「新人款式」。1992年的時候，那些曾經跟風把自己的頭髮染成棕色或紅色的人又都把頭髮染回了黑色。穿藏青色女式西服的女孩子寥寥無幾。

我在考試前15分鐘到了職業教育學校。簽到後，接待處的一個工作人員問我：「您確定自己沒搞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