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沒有搞錯。」我恭敬地回答道。

考試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日語測驗；第二部分是外語測驗，你有幾種外語可以選擇；第三部分是短文寫作；第四部分是給你一次機會，把自己當作具有職員潛力的人來推銷。

我很輕鬆地答完了第一部分的問題，比別的人提前了20分鐘。我在那兒坐了一會兒，挺為自己感到自豪；不過，當我漫不經心地把試卷翻過來時，發現事情有點不對勁——試卷的另一面上還有問題呢。我拼命想答完那些問題，但恐怕這一輪是考砸了。時間到了，我把答完了的（或者說是沒答完的）卷子交了上去。我懷著對自己的滿腔憤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裡盤算著要不要放棄其餘的考試回家去。

我想必是受到了打擊，悵然若失地坐在那兒。這時，一位讀賣新聞社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剪著披頭士式的短髮，戴著一副絲邊眼鏡，有一副跟他的身材和相貌不太般配的沙啞嗓子。（我後來才知道，他是人力資源部的遠藤先生，數年後死於咽喉癌併發症。）

「你在應徵者當中很惹眼吶，」他用日語對我說道，「你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測驗？」

「我想，如果考好了，可能會對去英文報《讀賣日報》sup(4)/sup找工作有所幫助。」

「我瞄了一眼你的卷子。你正面的題答得真不錯，背面的題怎麼了？」

「真不好意思，我沒想到卷子兩面都有題，等我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哦，讓我記一下。」他邊說邊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臺小小的電子記事本，在上面匆匆地寫著什麼。

然後他又抬起頭來對我說：「別考慮《讀賣日報》，到那兒去是一種浪費。你應該爭取去報道真實的東西。你還有機會在這次考試中發揮出自己的水平。你是上智大學的學生，對吧？」

「是的。」我說。

「果然不出所料。堅持下去。」他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聽了這番話，我坐在那兒，內心鬥爭得很厲害。是放棄考試回家呢，還是堅持下去？我起身離開座位，把背包甩上肩頭，又環視了一下教室，一剎那彷彿時間都停滯了——唧唧喳喳的閒聊聲消失了，大家的動作都停在半空中，我的耳邊響起一陣尖銳的嗡嗡聲。就在那一瞬間，我意識到，離開還是留下將成為我一生中最大的決斷。也許在另一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我離開了。但在這個世界裡，我不會那樣做。

我「砰」的一聲把背包放在桌上，坐了下來。我拿出鉛筆，拉正椅子，坐直身子，做好了參加第二輪考試的準備。如果能為自己的人生配樂，我當時就會選007電影的主題曲吧。誠然，擺放好鉛筆並不能為你開個好頭，但這畢竟是我有生以來最英勇的行為了。

接下來是外語測驗，我精明地選擇了英語。於是，那幾個月為功夫教學錄影製作單調乏味的翻譯字幕的經歷就派上用場了。當時，我得將一段評論俄羅斯自由經濟的英語文章翻譯成日文，然後還得將一小段談論現代社會進步的日語文章翻譯成英文。我在10分鐘的休息時間到來之前就把這兩段都搞定了。

然後是短文寫作，文章的主題是「外國人」。經歷了第一輪的痛苦，我開始感覺到幸福了。這是外國人常常會被問到的一個話題，在上智大學，學校還會要求外國人寫這樣的文章。

有時，水平高不如運氣好。

成績公佈了，雖然我的日語測驗一敗塗地，但我還是在100個申請人中排到了第90名，也就是說，我的日語測驗成績比排在我後面的那10%的日本本國的申請人好。而我的外語測驗得了第一名——不論是英文翻譯成日文還是日文翻譯成英文。事實上，我的英文翻譯也丟了幾分，但這並不表明我的英語有什麼問題。我的短文寫作得了個c，問題在於內容而不是語法。前三門測驗的成績加起來，如果總分按100分算，我的得分是79分，名次上升到100人中的第59名。雖然我的成績不算響噹噹，但還是被叫去面試了。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考慮到我看漏了日語測驗的背面，去掉了我的一些丟分。

三個星期後的第一次面試短得讓我樂而忘憂。我得到了解釋自己為什麼會考砸的機會，然後他們問我對工作有什麼期望，是否樂意長時間工作。我強調說自己願意努力工作。他們問到我對《讀賣新聞》的瞭解程度，我就提到了那組關於泰國妓女的系列報道，談了那個深度報道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當時在場的那幾位首都組的記者因此給我加了馬屁分。

他們告訴我還會有兩次面試，但過了好幾個星期也沒有一點音信。

我焦躁不安起來。剛開始只不過是一種瘋狂的挑戰，現在卻出現了可能成功的端倪。我每天都早早地回到家裡等電話，一字不落地讀報，卯足勁兒學日語。我想，如果得到這份工作，我怎樣才能幹得下去？我開始看電視，希望自己在聽力理解上有所進步。

然而，這種不安定的生活所產生的失落感變得越來越強烈；有一天，我受不了了，不由得衝出家門，跑到歌舞伎町的一家電影院裡看了一部爛恐怖片。

看完電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瞥見一臺模樣挺古怪的塔羅牌占卜機立在商店街的入口。我心想，既然這麼心神不定，聽一聽專家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壞處吧。

我往占卜機裡投了100日元，螢幕亮了，粉紅色和綠色的燈呈旋渦狀盤旋起來。我在占卜類別中選了「職業」，算命先生選了「坦陀羅夫人」，然後仔細鍵入我的個人資訊。接著，坦陀羅夫人伴隨著一陣耀眼的煙霧出現在螢幕上，她是個很可愛的日本女人，身著披肩，額頭上有一點紅記，活像個印度女祭司。她讓我挑幾張牌，我滾動著水晶球狀的滑鼠，在虛擬桌上一字擺開的牌堆上點了幾下。

定論：劍神，一身正氣。

成功。

關鍵詞：好奇心

你最適合的工作是當一名撰稿人或編輯，或者做一些與寫作有關的事情。這種工作需要有文學功底，還要有一定的厚臉皮、好打聽（刨根問底）的本領。你同時具備這兩種特質，這些本領有朝一日必定派得上用場。只要你不斷讓自己接收新的資訊，照料好你那近乎病態的好奇心，命運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我興奮極了。這簡直太準了，我把占卜機打出來的這張字條收好，帶著命運的青睞讓自己增強了的信念，坐上末班電車回到了家裡。我檢視了一下錄音電話，有一條讀賣新聞社的來電，讓我去參加第二輪的面試。

第二輪的面試官有三個人，其中兩位似乎對我很熱情，第三位卻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彷彿我是一隻盤旋在他的生魚片上的蒼蠅。我有一種感覺，自己是個有爭議的候選人。幾個問題之後，一位面試官帶著極其嚴肅的口吻問了我下面這個問題。

「你是猶太人，對吧？」

「是的，名義上是的。」

「日本有許多人認為猶太人在操控著世界經濟，你怎麼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猶太人真的在操控著世界經濟，你認為我還會來這裡找工作當報社記者嗎？我知道第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我猜想這個回答不錯，因為他忍俊不禁，朝我眨了眨眼。他們就沒有再問別的問題了。

我站起身來正準備離開時，一位面試官叫住了我：「阿德爾斯坦先生，最後還剩下一輪面試。如果你被叫到，你的工作就十拿九穩了。我們會在7月12日那天給最後人選打電話。在家裡等著吧，我們的電話只打一次。」

這樣，時間又回到1992年7月12日，在我的那間小公寓裡，我半個身子都塞在冰箱裡，一隻手緊貼在電話機上，口乾舌燥，身子哆嗦著，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等著獲得舞會之夜的最關鍵的約會允諾。

電話是在晚上9點30分的時候打過來的。

「恭喜您，阿德爾斯坦先生。您已經被選上參加最後一輪的面試。請您在7月31日到讀賣新聞大廈來。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沒有。

最後的面試進行得非常順利。我身邊的人個個笑容可掬，氣氛非常輕鬆。沒有很難回答的問題。一位面試官開始問我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是有關日本政治的，但他的大阪方言味道很濃，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於是，我玩起精神病專家的把戲，重複了他最後一句話裡的部分內容，加上模稜兩可的評論——「嗯，那只是這個問題的一種看法。」他好像把我的回答當成了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的意思，我也懶得去糾正了。

最後兩個問題是：

「你在安息日能不能工作？」

沒問題。

「你吃不吃壽司？」

也不成問題。

就這樣，人力資源部的一位長得格外像猶太人的資深職員松坂先生拍了拍我的後背說：「恭喜你。你可以認為自己被聘用了。正式材料屆時會郵寄給你。」

他一邊送我出門，一邊在我耳邊鬼頭鬼腦地低聲說道：「我也是上智大學畢業的。我從你的老師那兒聽說你很不錯，很高興公司又多了一個上智人。」真令人難以置信，我的狗屎運在整個招聘過程中竟然對我不離不棄，甚至到了讓聘用委員會里都有了校友關係的地步。

我不知道命運為什麼會如此眷顧我，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把所有不光彩的行為掩藏起來。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根津美術館花園裡的佛像前停下腳步，往錢堆裡添了幾枚硬幣。

我欠佛陀一些錢（當時是借來買地鐵票的），我一貫不喜歡欠別人的債。

(1)上智大學（又稱索菲亞大學）是日本的一所由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創辦的天主教大學，與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並稱為「日本私立三大名門」，在歐美國家知名度較高。上智大學開辦時只招收男生，1957年才開始招收女生。但目前女生比例已經高於男生。——譯註

(2)sat考試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定期舉辦的考試，考試成績將成為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條件之一。sat考試是美國高中生進入美國大學前必須參加的考試，其重要性相當於中國的高考，也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進入美國名校學習能否被錄取及能否獲得獎學金的重要參考。——譯註

(3)讀賣新聞記者整體有時被稱為「讀賣軍」，社會部（包括國內新聞組、犯罪組、首都組）裡還沒有職務的記者被稱為「遊軍」（字面上是「遊手好閒的軍隊」之意，但帶有傳統意義上的「後備軍」之意）。

(4)《讀賣日報》是《讀賣新聞》的英文版，但有一些不同的報道。大部分文章還是選譯自《讀賣新聞》的日文版。一些駐東京的外國記者和外國特派員都是在那兒找到他們的第一份工作的，而且有些文章也非常富有創意。另一方面，許多日本職員把被調到那兒工作看作是一種降級、折磨和處罰，或者是在國際新聞部晉級前的考驗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