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表現的歷史自覺，大量通過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來體現；朱德在革命最困難時期的革命堅定性、堅決性，表現出了他的歷史自覺；周恩來同志的歷史自覺，體現在他對中國共產黨所提供的組織協調。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

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偉人，是因為他們是真人。說真話，辦真事，行真理，義無反顧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為了這樣一個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這是他們給我們今天留下的最珍貴的精神財富。

29.周恩來的歷史自覺在革命中的作用

毛澤東表現的歷史自覺，大量通過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來體現；朱德通過對革命的信心與信仰，尤其在革命最困難時期的革命堅定性、堅決性，堅信革命能夠成功，表現出了他的歷史自覺。那麼，周恩來同志大量的歷史自覺是通過什麼表現的？

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所提供的組織協調。

我們經常講周恩來同志是一個很大的謎，他這個人非常大的一個特點是犧牲個人、維護組織，這個特點表現得非常明顯。那麼周恩來同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尼克松對他有一段評價。尼克松20世紀70年代初訪問中國，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接觸。尼克松說：「毛澤東是一團烈火，周恩來是一個控制火勢的人。」這個說法沾點邊，但並不是太貼切。

我自己想了這麼一個比喻：開啟一個手電筒去照射的時候，頂多十幾米光線就散了；而要是一束雷射，幾公里之外可能都能燒穿一塊鋼板。雷射的能量來源於哪裡？來源於它的高度聚焦。

周恩來在我們黨內大量的組織協調工作的實質就是「高度聚焦」。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由這麼多人組成的一個黨。尤其是黨的領袖集團成員，興趣各異、脾氣各異、愛好各異，各人有不同的觀點，各人有不同的主張。這樣一個環境中，周恩來通過大量的工作，使大家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

周恩來在黨內無人可替代。我在這兒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長征之初，博古同志是中共中央負總責的人，有傳言說他在長征的時候不想帶毛澤東同志走，想把毛澤東同志留在蘇區。其實這個問題今天已經講清楚了，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帶毛澤東同志走，而是長征之前毛澤東同志給博古同志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提出來，他自己不想走。這封信毛澤東主要講了這麼幾點：

首先，他與第一、三軍團的領導交換過意見，第一、三軍團的部分領導都同意留下來，和他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

其次，要求紅九軍團留下一個師，這樣毛澤東同志帶著第一、三軍團的少部分領導人和紅九軍團的一個師堅持蘇區鬥爭；

最後，歡迎中央再回來。

當然這裡面有這樣幾層意思：

第一點，毛澤東同志不想和上海來的中央諸位領導同志在一起。因為這些同志從上海一來，很快就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撤掉了，而且很快中央蘇區反「圍剿」也失敗了。以毛澤東的個性，他不願和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在一起，覺得有點格格不入，所以他提出來他不走。

第二點，當時叫戰略轉移，不叫長征，誰也不知道離開蘇區後，就一去不回了，走了二萬五千裡都不知道。當時戰略轉移最直接的目標是去湘鄂西與賀龍、蕭克領導的二、六軍團會合。

在這幾個重要的因素之下還有第三點，毛澤東同志對蔣介石要一舉拿下中央蘇區的決心有所低估。

我們可以想，如果毛澤東同志要留在蘇區，後果不堪設想。留在蘇區的瞿秋白同志、賀昌同志、劉伯堅同志都紛紛犧牲了，能活下來的也九死一生。而且長征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參加，那又會是一種怎樣的長征？紅軍還能不能走出來？我們還有沒有遵義會議……

這就是在長征最初的時候，毛澤東表示他留下來不走的原因。

那麼後來怎麼樣？誰勸說了毛澤東同志跟著部隊一起走？

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30.周恩來與毛澤東改變中國命運的談話

我們上節講到毛澤東同志給中央寫了封信，他要留下來堅持在蘇區鬥爭，歡迎中央再回來。當時中央的總負責人博古，非常年輕，大約28歲，看見這封信以後不知道怎麼辦，便拿著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來，他說：「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麼辦？」周恩來迅速看完這封信，跟博古講了一句話：「我去找他談。」

周恩來同志當天騎著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了毛澤東同志的住地找他談話，核心就是勸毛澤東同志跟著走。那個談話進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週恩來與毛澤東之間談了些什麼，誰都不知道。

當天警衛回憶當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順著屋簷往下流，流到斗笠上，斗笠溼了，從斗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溼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綁腿上，綁腿溼了，鞋子溼了。

領導人在裡面的談話遲遲談不完。他們開門進去給領導倒水，門一開，兩位領導同志一句話都不說了，就看著他們，等他們倒完水退出去，門關好了才又開始說。所以警衛也沒有聽見這兩位領導同志在裡面談了什麼。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來同志騎馬返回瑞金，見到博古同志，就講了一句話：「他同意跟著走了。」

我覺得這句話雖然非常簡單，卻意義極其重大，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同志如果不跟著走，在蘇區能保證他的安全嗎？而如果毛澤東同志不走，那我們的長征是什麼樣的長征？紅軍能不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我們的結局又將如何？

恩格斯講過一句話：「歷史的必然通過大量的歷史偶然去實現。」不是說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它就是必然會成功，在這個過程中會經過許多路口，需要跨過許多急流險灘。

我們從這個問題上看周恩來，他不是對黨和軍隊的命運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嗎？而且像這樣的事情周恩來終生對任何人都沒有講過。

周恩來晚年病重的時候，葉劍英元帥當時就認定：周總理肚子裡要說的話很多，你們身邊工作人員一定要隨時準備好筆，把他說過的話一一都記錄下來，哪怕在昏迷中說的話也要把它記下來。周恩來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確實按著葉帥的要求準備好了紙筆，要把周恩來說的任何話都記下來。

結果一直到周恩來去世，警衛也好，護士也好，他們準備的筆都沒動過，紙還是一張白紙，一個字都沒有記錄。周恩來同志一輩子都是這樣以組織為核心，以組織的生命為核心，以組織的利益為核心。

他完全犧牲了自己。

這麼多年，我們一直講周恩來同志的貢獻，但一直都講得不夠。

周恩來同志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稱讚他。但也不光是稱讚，詆譭周恩來的話也有，像周恩來同志的「世故主義」，周恩來同志如何如何「不講原則」，周恩來如何「和稀泥」，這方面講的人也很多。

我覺得不管是稱頌的或者是詆譭他的人，都沒有認識到在中國革命若干重大歷史事件關頭，周恩來同志作出的關鍵性貢獻。當時的黨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澤東的長征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當時的毛澤東同樣也不知道自己留下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所謂的歷史真實，不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安排好了的，我們走到這就是遵義會議，走到這就是延安，走到這就是天安門，沒有這樣的安排。全是什麼？全是人的努力、奮鬥、犧牲。

共產黨一步一步這麼走過來，在這其中周恩來表現了極大的歷史自覺。他通過組織，通過協調，把黨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個散射的手電筒的光芒變成一束雷射。

組織協調工作當然不光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做的，但是周恩來同志是黨內最傑出的組織協調工作者。這點，我覺得是毫無疑問的。在長征之前那個晚上週恩來與毛澤東的談話，它的結果決定中國革命命運。

31.周恩來巧解博古心結，毛澤東獲真正領導權

在長征的過程中周恩來與博古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地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檔案，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瞭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檔案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裡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配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32.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彙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彷彿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