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刻，八一南昌起義的火種，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只剩800餘人。

這800餘人能不能保留下來？

對喪魂落魄者來說這800餘人是殘兵敗將。

對胸懷大志者來說這800餘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人數都放在這兒了，作為領導、革命者，你怎麼認識這個隊伍？

很多人動搖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轉移了，很多人放棄了。

在最關鍵時刻站出來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穩住了這支隊伍。

26.周恩來如何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與教訓

南昌起義在軍、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這一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潰，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只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

軍事幹部也是如此。師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

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

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

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其實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敵委員會的流沙會議，是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當時正在發高燒，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郭沫若回憶說，周恩來「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第一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

可以想見，當時周恩來是怎樣一種心情。

別人的心情也是一樣。周恩來報告後，「葉、賀部隊」的葉挺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黨史專家們後來解釋，葉的所謂「流寇」，是指打游擊。賀龍則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捲土重來。」

這樣的表態也沒有搞完，村外山頭上發現敵人尖兵，會議匆匆散了。

分頭撤退途中，隊伍被敵人衝散。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隊員也在混亂中溜走了，身邊只剩下葉挺和聶榮臻。三個人僅葉挺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頭市委書記、周恩來的老朋友楊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難卜。

聶榮臻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裡躺下，艙裡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我們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經驗與教訓時，講過幾段話，「南昌起義後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以佔領一個出海口，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終於在優勢敵兵的圍攻下遭到失敗」，「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戰術錯誤」、「情報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1965年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時，也談到南昌起義。他對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了。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了，主席上了井岡山，是正確的。

應該再補充一句：幸虧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也上了井岡山。想得到蘇聯接濟的起義部隊主力，在「上海」過程中失敗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則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戰鬥力的核心。

27.朱德同志如何儲存革命火種

天心圩軍人大會是保留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關鍵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相當於把最後走到天心圩的800餘名軍人，做最後的整編。

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他在大會上講，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

朱老總當時專門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我們今天革命就像俄國的1905年一樣，俄國人1905年革命失敗了，1917年他們就成功了，我們今天就是俄國的1905年，我們也有我們的1917年，現在是我們最關鍵的時刻。朱老總還講，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但黑暗是暫時的，我們只要儲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朱老總的信仰像火焰一樣點燃了剩下來的幹部、戰士的信心，堅定了剩下的幹部、戰士的信仰。

後來陳毅同志講，朱老總講了兩條綱領：第一，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第二，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成為後來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這800餘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後穩住了，由喪魂落魄者眼中的殘兵敗將變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後來，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同志說了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說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因為秋收暴動的主力是湖南的農軍和留洋的學生，戰鬥力不行，軍事素質比較差。譚震林同志沒有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他在井岡山秋收起義的隊伍裡。

所以譚震林同志經常講，八一南昌起義隊伍上井岡山之前我們在井岡山都是守勢，守住山頭就不錯了，下山去打這個打不過，打那個也打不過，戰鬥力非常弱。而八一南昌起義隊伍一旦上山，因為帶來起義軍的隊伍，軍官大多數是黃埔軍校畢業，士兵都是北伐時候鐵軍的隊伍，軍事素質好，作戰有一套辦法，使井岡山戰鬥力大增。

朱毛會師上井岡山之後，井岡山的隊伍戰鬥力上來了，當大家都萬念俱灰的時候，當大家都不信革命能夠成功的時候，朱德同志這種信心和信仰，最終發展成為支撐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關鍵的力量。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沒有朱老總個人的這種威望，個人的信仰號召，這800餘人散掉了，八一南昌起義整個隊伍蕩然無存，整個成果就沒有了，這對中國後來的革命的影響是無法想象的。

所以，《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作了這樣一個評價。上面寫道，八一南昌起義隊伍在極端困難情況下，能夠儲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覺得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再看看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的時候，當時排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排列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排列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排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800餘人的隊伍裡面。

我們從這支了不起的隊伍裡產生了那麼多著名的高階將領就知道，天心圩整編的800餘人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埋葬蔣家王朝的基本班底之一，從這個意義上看，朱德同志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貢獻彪炳千秋。

28.對朱德同志的一些認識，包括一些非議

火種保留了下來，再也沒有熄滅。

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上百次武裝起義。歷次起義——包括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南昌起義——都失敗了。

但因為保留下來了革命火種，它們又沒有失敗。

這支部隊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重要基礎，戰鬥力的核心。

蔣介石兵敗大陸，其軍事力量主要被殲於東北戰場和華東戰場。指揮東野的林彪，指揮華野的陳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穩定下來的800餘人的隊伍中。

粟裕回憶說，當時隊伍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隘口，受敵阻擊。朱德親率幾個警衛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後發起進攻。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別人，為這支失敗的隊伍殺出了一條血路。對這支隊伍的戰略戰術，朱德也作出了極大貢獻。天心圩整頓後，他便開始向部隊講授新戰術，講授正規戰如何向游擊戰發展。

朱德對游擊戰爭的認識和實踐都很早。辛亥革命後，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軍閥部隊打仗時，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擊戰法。

1925年7月，他從德國到蘇聯的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幾個月後去莫斯科郊外一個叫莫洛霍夫卡的村莊接受軍事訓練。受訓的有40多名來自法國、德國的中國革命者，主要學習城市巷戰、游擊戰的戰術。教官大多是蘇聯人，也有來自羅馬尼亞、奧地利等國的革命者。朱德當隊長。教官問他回國後怎樣打仗，他回答：「我的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

十六字訣游擊戰術的核心出現了。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攻打會昌時，朱德奉命指揮第二十軍第三師進攻會昌東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師教導團團長侯鏡如，挑選幾十人組成敢死隊，追擊正向會昌退卻的錢大鈞部。他動員大家說：「你們都是不怕死的中華健兒。可是，今天我要求你們一反往常猛打猛衝的常規，只同敵人打心理戰。你們要分為數股，分散活動，跟在敵人後面或插到敵人兩翼，向敵人打冷槍。要攪得敵人吃不下，睡不著，這就是你們的任務。」

50多年後，侯鏡如回憶這一段戰鬥經歷時說「會昌戰鬥中，朱總指揮我們和錢大鈞作戰，就採用了游擊戰法。敵人退，我們跟著進；敵人駐下了，我們就從四面八方打冷槍，擾亂敵人，不讓他們休息。這就是‘敵退我追，敵駐我擾’」。

「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兒帶頭作用。」朱德後來只說了這麼一句。

不說，也是無法否認的歷史地位。

沒有朱德，南昌起義的最後火種能夠保留下來嗎？

沒有三河壩分兵，朱德也跟著南下潮汕，又會是什麼結局？

歷史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難以預測。

南昌起義諸領導者1927年10月底紛紛分散撤退的時候，很難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壩的朱德，與毛澤東一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建立者和領導人。起義部隊的主力都在潮汕潰散了，更難設想留在三河壩殿後的「部分兵力」，最後會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中流砥柱。

歷史又正因為不可預測，所以才充滿機會。面對不可預測的歷史，能夠憑藉的，只有自身的素質與信念，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領導層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

有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支援領導者作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所永遠無法獲得。

「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給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黨閥」、「大軍閥」、「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門進到休息室，休息室內的軍隊高階將領，各大軍區的領導紛紛起立，因為軍隊同志形成了這樣一個習慣，總司令來了全部站起來，是對總司令的崇敬。

當時，朱德同志上天安門，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發上紋絲不動，說：「朱德算什麼總司令，你們給他站起來？」我覺得那個造反派在當年造反的時候，以為真理盡在他手，以為可以呼風喚雨，以為世界都是他的了。經過歷史的淘汰，經過歷史的篩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麼？與朱德的地位比較起來，你算什麼？歷史承認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只不過是山腳下一抔黃土而已。什麼叫歷史？這就是歷史。什麼叫歷史檢驗？這就是歷史檢驗。

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說不是八一南昌起義建軍，是秋收起義建軍，是三灣改編建軍，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義的八一建軍節定為九三〇建軍節，就是9月30日，三灣改編那天。

最後還是毛澤東同志一錘定音。毛澤東說建軍節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這一點不能改。毛澤東同志通過肯定八一南昌起義，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在這其中起到的作用進行了絕對的肯定。

當年的造反派，現在也白髮蒼蒼了。那個見總司令不起立的人，白髮蒼蒼了也許還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岡山會師時，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地換下穿慣的長布衫，找人連夜趕做灰布軍裝，只為能夠穿戴得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

蕭克上將回憶井岡山斗爭時說，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印證著總司令的地位。它不僅來源於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於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

共產黨人在最為困難的時刻，在被追殺、被通緝、被「圍剿」環境中鍛造出來的堅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乾飯的人永遠感悟不出來的。

西方的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的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曰恐懼。什麼叫恐懼？你不好好幹我撤了你，這是恐懼。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幹我提拔你，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的產生是發自內心的。

朱老總在八一南昌起義後形成了領導的核心，樹立了領導的權威。他就是通過自己堅定的信仰驅散了人們內心的失望和恐懼，從而成為這個隊伍當之無愧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