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
現在是北京時間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點，西班牙馬德里時間下午三時。我有兩個時間。我必須有兩個時間，因為我被切成兩半：一半在馬德里，一半在中國。我已經六十二歲，在中國是退休的年紀，但我忙得很，現在。崛起的中國給了我創業的機會，我四十九歲開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號員工，一堆事，幾乎每個月要回國一兩次，因為時差原因，經常白天黑夜連軸幹。開始我擔心身子會累垮，但十幾年下來我身體越來越好，甚至稱得上強壯。都說人是血肉之軀，在健康面前沒有誰是銅牆鐵壁，可我彷彿是個金剛之身，經常累得站著就睡著了，而疾病從沒有在我身上醒過，十幾年傷風感冒都沒來招呼過我。我覺得自己有兩個心臟，像我經常搭乘的民航客機，有兩部引擎。
報紙上說，民航飛機是最安全的，因為所有核心機部都有雙份，有預備。當然遇到恐怖分子預備再多也沒用，只有預備死。恐怖分子是當今人類的腫瘤——這也是報紙上說的。我每天看報，回國看《參考訊息》，在國外看西班牙《國家報》和中文版《僑新報》《歐洲時報》，四張報紙一年四季陪著我，影子一樣，獎牌一樣——我曾對妻子說過，它們是我年輕時與孤獨交戰的戰利品。現在我不孤獨，公司家庭，妻子兒孫，七姑八姨，員工老鄉，都要我的時間，我忙得沒時間孤獨，孤獨像風化的乾屍，我不認識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這戰利品：看報紙，傷疤一樣，褪不掉。託祖國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還去人民大會堂開過僑胞聯誼會，中央四臺報道過，我妻子在家裡看見，激動地抱著孫子哭起來，把小傢伙嚇壞了。
做人如做夢，倒退幾十年，我拿兩個腦袋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父親是怕爺爺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鋌而走險，送我一條逃生之路。儘管這條路寒風凜冽，但事實證明，父親的選擇是明智的，那個鄉村已經容不下我們，與其留下來受罰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實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來後第一站落腳在巴塞羅那，是西班牙海邊的一個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國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醜，小得連名字都沒有，大白天不敢上街，聽到警笛就發抖。偷渡客都這樣，像陰溝裡的老鼠，只能苟且活著，能找到一條陰溝賣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華人開的鞋廠找到活路，一天上兩個班，只做一道工，給皮鞋釘繩釦。一年學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經我手的皮鞋少說數以萬計，可我沒見過一分錢。我的錢都讓龍頭收走了。現在叫蛇頭，那時叫龍頭，龍頭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帶我們漂洋過海闖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費，要收錢，收的錢叫出頭費。多年後，父親告訴我，他當初給接手的人付過出頭費的，是一隻金手鐲，從上校屋裡拿的，算偷吧。可龍頭說，交手的人一個屁都沒給他，只給他我一條命。就是說東西沒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錢抵。手鐲去了哪裡？不知道，過去那麼多年，當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說不清楚。
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國，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說了。
報紙上說，人要學會放下，放下是一種饒人的善良，也是饒過自己的智慧。我這一生許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麼放得下？我在鞋廠給皮鞋釘了六年釦子，深知一個道理，釦子不是鞋帶，可以脫下，釦子釘上去後就跟鞋子長在一起，脫不下的，脫下皮子就壞了。有些事長進血肉裡，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還沒做生意，掙錢難，為了攢足一張機票錢，我得熬五六年時間，像養大一個孩子一樣難。我說過，那時回國是傷筋動骨，但只要傷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會放棄的。我已經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憶抵抗漫無邊際的思念，用當牛作馬的辛勞編織回來的夢。
一切都是為了回來！
像一個人不能把自己拎起來一樣，我放不下回來的念想。一定意義上說，我活著就是為了回來。
謝天謝地，我總算等到了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記得那天從售票臺接過機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開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張生死命狀，激動，緊張，害怕，興奮，太多的情緒，太亂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進家門，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這套紙票（我訂的是中轉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負重竭盡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現在想起這些，我依然感到膝蓋發脹，眼前浮現出妻子用手輕輕抹去我臉上淚水的情景，彷彿發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總要經歷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氣，隨風飄散，不留痕跡；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時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則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覺得自己經歷的一些事，像烙鐵烙穿肉、傷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還會在陰雨天隱隱疼。
七九
哪裡埋著你親人的屍骨，哪裡就是你的故鄉。一九九一年，我行囊空空、疲憊不堪地回到家鄉時，後山的老虎背上已多出三座我親人的墳墓：一座是爺爺，一座是母親，一座是我二哥——如果嫂子也算親人，就有四座，是我未曾謀過面的二嫂。我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春日（這是航線淡季）的下午小心翼翼地走進睽違二十二年的老宅時，父親正落寞地坐在我和爺爺曾經睡覺的東廂房門前的躺椅上，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屋簷水滴答在天井裡結滿汙垢的青石板上。他把我當作走錯門的人，抬頭看我一眼，又低頭抽菸，問我：
「你找誰？」
我叫一聲爹，報出自己小名。他像只有二十二個小時沒有看到我，沒有些許激動——也許是怕激動，也許是要給我騰出時間，認識一下這不堪的老屋，目光自下而上、自外向裡無精打采地睃視著，好像在告訴這些老牆、老門、老樓板：有故人回來了。屋子裡瀰漫著一股發黴酸腐的濁氣，門楣上、樓板下、屋簷下、角落裡，掛滿蒙塵的蜘蛛網；幾張條凳、竹椅橫七豎八地散亂在前堂；堂前正壁貼著我熟悉的毛主席像，已經脫落一隻角；閣几上灰撲撲的，像父親抽了幾年的菸灰都撒在上面，並被攤勻。屋裡唯一干淨的是那張我從前做作業的八仙桌，即使在昏暗的光線下依然泛出絲絲紅光。
我以為父親痴呆了，數著他臉上一條條狂野、黝黑的皺紋。父親瘦成了一把骨頭，手背的青筋有他指頭間夾的紙菸一樣粗。足足過了一分鐘，我再次叫他一聲爹，報明身份。他丟掉菸頭，看著煙火在雨絲裡慢慢熄滅，終於開口：
「你爺爺死了。」
這我早就猜到，從幾方面都猜得到。爺爺是那麼要面子的人，當初一個雞姦犯的假傳聞都差點把他送進鬼門，何況後來全村人包括父親集體公然向他發難譴責，他哪受得了？報紙上說，智者可以從過去摸到未來的痕跡。我不是智者，也從爺爺犯的錯誤中聽到了他死亡的腳步聲：一步之遙，觸手可及。此外，我出去後每年都給家裡寫一封信，從沒有收到一封回信。頭些年我還苦等回信，後來根本不等了，寫信只是告訴他們我還活著。家裡只有爺爺能寫信，他要活著一定會給我回信，哪怕明知第二天要死，也會給我寫好回信。後來父親告訴我，在我走後沒幾天，還沒等到上校的申明告示，爺爺已經把命交給他的褲帶，在豬圈裡上吊了。上校的申明起的作用，也許只是沒人去刨他墳墓。老保長一再公開揚言，爺爺沒資格葬在村裡任何一寸土裡，他應該碎屍萬段，喂豺狼吃。何況，爺爺要在世，已是年近百歲的老壽星，一個揹負罵名、膽戰心驚的人無論如何是享不到這福壽的。
過一會兒，父親又說：
「你媽也死了。」
這我從剛才看到的屋子的淒涼景象中猜得到的。母親要在世，這些灰塵蜘蛛網不可能這麼耀武揚威在我面前。母親是天底下最勤勞的人，屋子在她手裡，哪怕是豬圈，地上的垃圾也不會過夜，板壁上、樓板下的灰網不會過月，如今它們成年不敗的威風，顯然是母親入土化為塵灰的證據。我問父親母親是哪年走的，怎麼走的——我希望是自然走的，不是自殺，也不是他害。父親不理我，繼續說：
「你二哥也不在了，比你媽先走。」
二哥是病死的，白血病。這對一個漆匠來說也許是職業病，但父親不這麼認為，理由是鎮上漆匠多了去，只他一人得這怪病。我們三兄弟，二哥最像父親，不愛說話，綽號叫鐵疙瘩，心思被鐵包著。所以父親有理由認為，二哥是鬱悶死的。父親說二哥：「他就像被老婆戴了綠帽子，整天愁眉不展，悶聲不響。他是被自己憋死的，也是我們逼死的，老輩子作了孽，他是替死鬼。」這是父親後來說的，那天他像口喪鐘似的，只報喪，報了二哥，又報二嫂：
「你二嫂也死了，比你二哥先死。」
二哥的性格不討人喜，三十歲沒女朋友。三十二歲，在父母親極力張羅下，花錢從貴州買了個媳婦，年紀相差十歲。不知是語言不通的緣故，還是年齡相差大的原因，兩人結了婚像結了冤，二哥經常不回家，回家就吵架。他寧願跟傢俱、漆桶待在一起也不愛回家，像配給傢俱似的。據說二嫂到死也沒學會我們這邊話，因為二哥老不著家，沒人跟她說話。因為語言不通，兩人吵架經常動手，摔傢伙，砸東西。一次，二哥下手重了，一巴掌打掉她一顆門牙，然後摔門走掉。二嫂哭了一夜，凌晨喝下一瓶農藥。這是他們婚後第三年，遺下一個兒子，當天晚上我就跟他睡在一張床上，十一歲，長得一點不像二哥，在讀小學。據說學習成績很好，門門功課全班第一，這也不像二哥。二哥是反過來，門門功課班上倒數第一，所以早早退學，去學手藝。
父親說完二嫂的死，我已經被死人包圍，心裡已膽怯得發抖，不敢去想大哥。看屋裡這慘惻的敗象，也不像有大哥大嫂鮮活的樣子——當然可能根本就沒有大嫂這個人。我問大哥是不是也走了，結果父親說：
「是走了，但人還在。」頓了頓，又說：
「幸虧走，否則也活不成，你也一樣。」
我一下淚滿眼眶，好像在戰場上，全軍覆沒，終於保下來一個，也終於保住了我千辛萬苦回來的價值。父親這樣子，哪是歡迎我回來的樣子——對他，我回來的價值是個負數，他巴不得我別回來呢。後來他告訴我，所以這麼多年沒讓人給我回一封信，就是不想讓多一個人知道我還活著。他怕死神惡鬼對著地址去尋我，追殺我。他已經認定，這村子是克我們一家的，他怕我回來，沾了晦氣，活不成。
八十
大哥是去了秦塢，一個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門女婿。在生死麵前他躲過一劫，但在榮辱面前，丟盡了臉面。長兄如父，再窮困潦倒的人家也不會把長子拱手出讓，這是一個破掉底線的苟且，形同賣國求榮，賣淫求生。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來討饒，趴下來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裡人已原諒我們家，但我們家卻無法原諒自己，甘願認罰贖罪。爺爺尋死是認罰，大哥認辱是認罰，二哥年紀輕輕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嘗不是認罰？
父親數完家裡遭受的罪罰後，再不吱聲。他心裡有鬼。他怕跟我說的太多，透露出情感，被死神惡鬼識別出我的身份，又對我作惡。他已經被嚴酷的事實嚇怕了，丟了魂，犯了強迫症。陰雨綿綿的天色，黝黑骨瘦的臉色，膽怯壓抑的神色，一頭稀疏灰白的亂髮，一臉麻木不仁的絕望：這一切，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長的海上逃生之旅。那時我天天做著死的打算，夜夜做著死的噩夢，當終於上岸時，年少的我已變得像一個老人一樣懂得感天謝地。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碼頭上，一下下地磕頭，引來一群海鷗好奇。它們從高空俯衝下來，翅膀撲撲響著盤旋在我們頭頂，嘎嘎叫，彷彿我們在搶吃它們的盤中餐而破口大罵——我們的樣子確實像雞在啄食。
報紙上說，生活不是你活過的樣子，而是你記住的樣子。
父親甚至不許我住在家裡，交給我上校家鑰匙，讓我去那兒住。我問上校的情況，他依然惜字如金，含糊其辭地說：
「你都會知道的。」
我以為上校在他家裡，我可以去找他相問。去了發現，門前屋後，樓裡窗外，一派年久空置的亂象敗象：菜地裡雜草比人高，亂草堆裡藏著各種動物的糞便乃至死屍，在雨水浸泡下散發出陣陣惡臭；院子裡野草叢生，鋪地的青磚受不了柔軟的蚯蚓的頑強拼搏和野草來自地下的壓力，已經七拱八翹；一種不知名的藤草爬上臺階，正試圖向窗戶進軍；廊臺上從前上校經常躺著看報的躺椅，已經完全散架，支離破碎，像被天打雷劈過。鑰匙已經失用，鎖眼被鐵鏽堵住，我只能強行入屋。
屋裡看上去擺設整齊，但聞起來是一股死亡陰森的氣息，灰塵和蛛網統治了一切；我每邁出一步，灰塵就在腳底下興風作浪群魔亂舞，嘴巴眼睛都可能吃進蛛網；放眼看去，目光所及，都令我膽寒心驚，如受了凌遲似的；掛在門後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襯衫，也許曾有汗水留下的鹹味，已被蛀蟲吃得千瘡百孔，像是從骷髏身上脫下來的；貓房裡，金絲絨的窗簾一角懸著，大半掛落著，即將拖地，像裹著個吊死鬼；兩隻精緻的貓籃，裡面盛滿一層黑乾的老鼠屎，無法想象兩隻貓曾經嬌生慣養的榮耀風光。
我沒有上樓。
我害怕上樓。
父親認為我們家裡有鬼，我並沒有切實感受，但到這兒我切實受到了鬼的威脅，似乎鬼隨時可能從樓上或哪個角落裡鑽出來，對我伸出血淋淋的長舌頭。或者，整棟樓就是一個孤獨的野鬼，沒有任何人跡和煙塵火氣。父親說我都會知道的，現在我終於明白父親的意思：上校仍在坐牢，要不已被判死刑。我想，若是坐牢，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就是死牢啊，還不如判死刑。我沉浸在對上校的哀傷中，心裡湧起一陣陣想哭的衝動。這也是我要離開這屋子的衝動。我像被這裡的一切羞辱傷害一樣，氣憤地掉轉頭，不想在此多滯留一會兒。
毫無疑問，我不可能來這裡住。
毫無疑問，任何人要來住，都得拿出至少幾天時間來收拾、清理大量時間殘留的大量垃圾廢物。說它是廢墟也不為過，所有木頭都朽爛，所有鐵件都鏽蝕，磚牆上長滿青苔和各種蟲卵，屋頂瓦楞間長出小樹。這是一個被冷酷的時間無情啄爛的軀體，父親大概至少幾年沒來看過它，他保留的也許是十年前的印象。也許，他認為鬼是怕鬼的，我住在鬼屋裡可以借鬼殺鬼，保全自己。
我轉身往外走，在經過一隻邊櫥時，無意間一隻相框撞進我目光裡：它斜著、平攤在櫥櫃向門的一邊。櫃面上除了厚厚灰塵，別無他物，它孤獨的樣子，斜置的角度，飽含著等人帶走的渴望。相框有一本雜誌的大，灰塵已蓋住相片。我拭去灰塵，看到一對中年男女的半身像，兩人肩並肩對我微笑著，好像是一幅婚照。我沒有馬上發現，但也很快認出男人是上校，他笑得不自然，拘謹又努力，反而顯得有些木訥：這也是我沒有馬上認出的原因。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燦爛的，笑聲是響亮的，並且一貫如此。他是個開朗愛笑的人，現在似乎腰肚裡被旁邊的女人抵著槍，是被強迫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