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對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綠的棉袍，戴著針織頭巾，坐在輪椅上打瞌睡。每隔一會她就會驚醒，用阿拉伯語低聲禱告。我疲憊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會聽到誰的祈禱，她的還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貝似的小耳朵，像極了他父親的竹葉般眯斜的眼睛。一陣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過我全身，我覺得喉嚨被掐住。

我需要空氣。我站起來，開啟窗門。溼熱的風帶著發黴的味道從窗紗吹進來——聞起來像腐爛的椰棗和動物糞便。我大口將它吸進肺裡，可是它沒有消除胸口的窒悶。我頹然坐倒在地面，撿起那本《時代》雜誌，隨手翻閱。可是我看不進去，無法將注意力集中在任何東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著水泥地面上彎彎曲曲的裂縫，還有窗臺上散落的死蒼蠅。更多的時候，我盯著牆上的時鐘。剛過四點，我被關在雙層門之外已經超過五個小時，仍沒得到任何訊息。

我開始覺得身下的地板變成身體的一部分，呼吸越來越沉重，越來越緩慢。我想睡覺，闔上雙眼，把頭放低在這滿是塵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許當我醒來，會發現我在旅館浴室看到的一切無非是一場夢：水從水龍頭滴答落進血紅的洗澡水裡，他的左臂懸掛在浴缸外面，沾滿鮮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來刮鬍子的剃刀——落在馬桶的沖水槽上，而他的眼雖仍睜開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襲來，我任它將我佔據。我夢到一些後來想不起來的事情。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睜開眼，看到有個男人跪在我身邊。他頭上戴著帽子，很像雙層門後面那個男人，臉上戴著手術口罩——看見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傳呼機上貼著一張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純潔無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興自己再也不用看著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膚黝黑，像哈桑和我經常去沙裡諾區市場買的那種從瑞士進口的巧克力；他頭髮稀疏，淺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彎彎的睫毛。他用帶英國口音的英語告訴我，他叫納瓦茲大夫。剎那間，我想遠離這個男人，因為我認為我無法忍受他所要告訴我的事情。

他說那男孩將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開始念出禱詞來：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他們不得不輸入幾個單位的紅細胞……我該怎麼告訴索拉雅？兩次，他們不得不讓他復甦過來……我會做禱告，我會做天課。如果他的心臟不是那麼年輕而強壯，他們就救不活他了……我會茹素……他活著。

納瓦茲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會才弄明白剛才他所說的。然後他又說了幾句，我沒聽到，因為我抓起他的雙手，放在自己臉上。我用這個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淚，而他沒有說什麼。他等著。

重症病區呈l形，很陰暗，充塞著很多嗶嗶叫的監視儀和呼呼響的器械。納瓦茲大夫領著我走過兩排用白色塑膠簾幕隔開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後那張，最接近護士站。

兩名身穿綠色手術袍的護士在夾紙板上記東西，低聲交談。我默默和納瓦茲大夫從電梯上來，我以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會哭。可是當我坐在他床腳的椅子上，透過懸掛著的泛著微光的塑膠試管和輸液管，我沒流淚水。看著他的胸膛隨著呼吸機的嘶嘶聲有節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過一陣奇怪的麻木感覺，好像自己剛突然掉轉車頭，在幹鈞一發之際避過一場慘烈的車禍。

我打起瞌睡，醒來後發現陽光正從乳白色的天空照射進緊鄰護士站的窗戶。光線傾瀉進來，將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動不動。

「你最好睡一會。」有個護士對我說。我不認識她——我打盹時她們一定換班了。她把我帶到另一間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裡面沒有人。她給我一個枕頭，還有一床印有醫院標記的毛毯。我謝過她，在屋角的塑膠皮沙發上躺下，幾乎立刻就睡著了。

我夢見自己回到樓下的休息室，納瓦茲大夫走進來，我起身迎向他。他脫掉紙口罩，雙手突然比我記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潔，頭髮一絲不苟，而我發現他原來不是納瓦茲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魯，大使館那個撫摸著番茄藤的小個子。

安德魯抬起頭，眯著眼睛。

白天，醫院是一座縱橫交錯的走廊組成的迷宮，熒光燈在人們頭頂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結構，知道東樓電梯那顆四樓的按鈕不會亮，明白同一層的男廁的門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頂才能把它開啟。我瞭解到醫院的生活有它的節奏：每天早晨換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腳亂，而深夜則寂靜無聲，偶然有一群醫師和護士跑過，去搶救某個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則在醫院曲折的走廊遊蕩，傾聽我的鞋跟敲擊地面的聲音，想著當索拉博甦醒過來我該跟他說什麼。最後我會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邊嘶嘶作響的呼吸機，依然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