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上吱嘎作響的樓梯，登上二樓，轉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後一扇門。我看看手裡那張寫著地址的信紙，敲敲門。

然後，一具皮包骨的軀體偽裝成拉辛汗，把門開啟。聖荷塞州立大學有位創作老師經常談起陳詞濫調：「應該像逃瘟疫那樣避開它們。」然後他會為自己的幽默笑起來。全班也跟著他大笑，可是我總覺得這種對陳詞濫調的指責毫無價值。因為它們通常準確無誤。但是因為人們把這些說法當成陳詞濫調，它們的貼切反而無人提及。例如，「房間裡的大象」[指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談的事情]這句話，用來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貼切不過了。

我們坐在牆邊一張薄薄的褥子上，對面是視窗，可以看到下面喧鬧的街道。陽光照進來，在門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兩張摺疊椅倚在牆上，對面的屋角擺放著一個小小的銅壺。我從它裡面倒出兩杯茶。

「你怎麼找到我？」我問。

「在美國要找一個人並不難。我買了張美國地圖，打電話查詢北加利福尼亞城市的資料。」

他說，「看到你已經長大成人，感覺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塊方糖。我記得他不喜歡加糖。

「爸爸來不及告訴你我十五年前就結婚了。」真相是，當其時爸爸腦裡的腫瘤讓他變得健忘，忽略了。

「你結婚了？和誰？」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裡。」我想起她在家裡，替我擔憂。我很高興她並非孤身一人。

「塔赫裡……她是誰的女兒？

」我告訴他。他眼睛一亮：「哦，沒錯，我想起來了。塔赫裡將軍是不是娶了

親愛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親愛的雅米拉。」

「對！對！」他說，微笑著。「我在喀布林認識親愛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時他還沒搬去美國。」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處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嘆氣說，「你和親愛的索拉雅有孩子嗎？」

「沒有。」

「哦。」他啜著茶，不再說什麼。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總是最能識破人心那個。我向他說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場，還有到了最後，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長辭。我告訴我上學的事情，我出的書——如今我已經出版了四部小說。他聽了之後微微一笑，說他對此從未懷疑。我跟他說，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筆記本上寫小故事，但他不記得那筆記本。

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向塔利班[taliban，阿富汗政治組織，主要由普什圖人組成，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推行原教旨主義，禁止電視、錄影、音樂、跳舞等，隨後於1996年執政，直到2001年被美國軍隊擊潰。為了行文簡潔和閱讀方便起見，譯文同時用塔利班來指稱塔利班組織和塔利班常人].

「不是我聽到的那麼糟糕吧？」我說。

「不，更糟，糟得多。」他說，

「他們不會把你當人看。」他指著右眼上方的傷疤，彎彎曲曲地穿過他濃密的眉毛。

「1998年，我坐在伽茲體育館裡面看足球賽。我記得是喀布林隊和馬紮裡沙里夫[mazaresharif，阿富汗西部城市]隊，還記得球員被禁止穿短衣短褲。我猜想那是因為裸露不合規矩。」他疲憊地笑起來。「反正，喀布林隊每進一球，坐在我身邊的年輕人就高聲歡呼。突然間，一個留著鬍子的傢伙向我走來，他在通道巡邏，樣子看起來最多十八歲。他用俄製步槍的槍托撞我的額頭。‘再喊我把你的舌頭割下來，你這頭老驢子！’他說。」拉辛汗用骨節嶙峋的手指抹抹傷疤。「我老得可以當他爺爺了，坐在那裡，血流滿面，向那個狗雜碎道歉。」

我給他添茶。拉辛汗說了更多。有些我已經知道，有些則沒聽說過。他告訴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樣，自1981年起，他住進了爸爸的屋子——這個我知道。爸爸和我離開喀布林之後不久，就把房子「賣」給拉辛汗。爸爸當時的看法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煩是暫時的，我們被打斷的生活——那些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大擺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時光毫無疑問會重演。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給拉辛汗託管。

拉辛汗告訴我，在1992到1996年之間，北方聯盟[northernalliance，主要由三支非普什圖族的軍事力量於1992年組成，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援，1996年被塔利班推翻]佔領了喀布林，不同的派系管轄喀布林不同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