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比較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闡明瞭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使史學發展成為科學。

在我國傳統史學中，自司馬遷《史記》以下，大部分紀傳體史書多記邊區少數民族。也有關於外國的記載。這些記載作為歷史資料，是十分寶貴的，但其中作比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說比較研究作得不夠。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討。明中葉以後，世界形勢迅速變化，而中國人於外國曆史之認識仍裹足不前。於是中國人失去了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實際處境的瞭解，到清中葉以後，我們的國家因此而飽經苦難。

嚴重的外來威脅使中國人逐漸清醒過來。於是乃有林則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之作。近代的許多學者和政治家都開始注意比較中外歷史了。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很注意從世界看中國，注意中國歷史與外國曆史之比較。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不變法之害》中說：「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國曆千年，而守舊不變，為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后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闢地數萬裡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為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復，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確之處，但是他的話道出了中國人必須把自己的歷史置於世界變化的歷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國史學家注意結合世界歷史之背景來研究中國歷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進步，但其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問題大體在於兩端：一則以為中國歷史文化為世界之冠，為國粹派；一則以為中國百事不如人，為民族虛無主義派。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產生，以世界史為背景對中國史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即從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研究中國歷史具體發展規律的階段。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了許多卓越的貢獻。我們將永遠不忘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篳路藍縷之功，當然也不能永遠以他們的成就為滿足，從此裹足不前。

現在我們要結合世界背景來考察中國歷史，顯然有大量工作有待進行。

這是因為：第一，要作為中國史背景來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斷地而且相當迅速地發展著，我們必須結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來比較研究中國史。第二，從事中國歷史研究所需的資料和條件也在不斷地而且相當迅速地發展著，我們的研究不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必須有所進展。前進是必須的。以上論述中國史有置於中外比較中考察的必要，考慮的是中外歷史間客觀存在的邏輯聯絡。那末，現在可進一步討論中國史有必要置於中外歷史的現實聯絡中考察的問題。

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絡，因世界聯絡發生、發展的情況而分為兩大階段。馬克思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1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說：「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指歷史——引者）發展程式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2這就是說，全世界範圍的有機聯絡有一個長期的發生過程，隨著近代大工業的出現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才作為一個有機聯絡的整體出現。大體說來，上古和中古時代是世界的有機聯絡發生的時期，近代以後是世界的有機聯絡形成和發展的時期。

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絡有一個漫長的發生、發展過程。先秦時期的情況，由於史料不足，諸多待考。秦漢以後，尤其「張騫鑿空」以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絡已成為中國史書中一項經常保有的內容。當然，從秦漢以至近代以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絡還不具有經常和必然的性質。關於這一時期中國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應該從中外歷史比較的角度來考慮。聯絡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總趨勢是由近而遠、由疏而密，其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西漢時，張騫西行，從此打通陸上絲綢之路。東漢時，班超副使甘英歷安息，抵條支，臨西海以望大秦（羅馬），雖未能直接與羅馬建立聯絡，但漢與羅馬都已互相知道對方的存在，間接的商業聯絡也已發生。《後漢書》載，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這說明東漢時與西方的海上聯絡也開始了。雖然這兩條通路由於各種歷史原因時通時斷，但是通過這兩條路而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化藝術由此傳入中國。三大宗教對於中國歷史影響不小。佛教不僅在民間曾廣泛流傳，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正宗思想——儒學。伊斯蘭教對於回族、維吾爾等民族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還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經由這兩條路傳入中國。如伊朗的1《〈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2頁。2《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1頁。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猶太教（一賜樂業教）、印度的婆羅門教等都曾傳入中國。這些宗教對中國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摩尼教（又稱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經被起義農民用作號召和組織群眾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許多物品也由此傳入中國，其中礦物、植物、動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漸在中國培植和繁衍起來。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對於中國歷史實際是有其相當深遠的影響的。如果我們瀏覽一下唐宋以來的藥物記載，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藥物是從國外傳來的。當然也有多種物品由此傳往外國，對外國作了貢獻，《中國伊朗編》（ufer：sino-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ryofcivilizationinancientiran）對此考訂頗詳。唐宋以後，中國與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貿易日益發展，這種往來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財政負擔十分沉重，因而重視大量的市舶之利對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後的情況與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在西方資本主義武裝力量的壓迫下，封建的中國門戶被開啟，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東方，在全世界範圍的擴張，這恰恰是中國跨入近代的總的歷史環境或世界背景。如果離開這個背景來考慮中國近代史上的開端問題，那末我們對於當時中國歷史處境的認識，將不會超過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統治者的水平。

中國在近代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際都從屬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國人民頭上壓了三座大山——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不管三者之間存在多少各種各樣的矛盾，他們在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中卻總是狼狽為奸勾結在一起的，而帝國主義者就是他們的總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階級結構，都完全離不開世界的總背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同樣也必然地帶有世界的性質。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1同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2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因此，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離不開世界的歷史環境。不然，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現在，中國人民正在共產黨領導下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現代化是當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國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的偉大歷史意義，也只有結合世界歷史的總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著重談世界史對中國史的意義。現在談談中國史對世界史的意義。1《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