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60頁。

這不須經過詳細論證，人們也能直觀地發現，如果忽略了歷史如此悠久、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文明如此燦爛的中國，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將不成其為世界史。過去，某些名為世界史的著作沒有恰當地反映出中國歷史應有的地位。這如果不是出於知識不足，便是出於偏見，也許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雖由各國史綜合而成，但又高於各個國別史的簡單總和，其原因就在於世界史能在各國曆史發展的具體規律之上，顯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這種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既寓於各個國別史中，又不能從國別史中直接地、自然地顯現出來。只有通過比較研究，人們才能找到某種典型，並透過對典型的分析而對一般規律有所瞭解。恩格斯在分析國家在民族制度廢墟上興起的問題時指出：「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裡，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1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國家產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將它與羅馬和德意志人國家的產生作了比較研究之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恩格斯在說明馬克思為什麼特別注重對法國史的研究時指出：「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1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對歐洲各國曆史作了比較研究以後才發現了法國這樣一個典型。

為了從比較研究中尋求典型並揭示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用以進行比較的國家或地區自然是愈廣泛而愈有代表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學的實踐中不僅對歐洲國家的歷史作了比較研究，而且也對東西方的歷史進行過比較研究。恩格斯在對東西方歷史作了比較的基礎上指出：「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即與其說是群眾被剝奪了土地，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佔有」。2這就是通過廣泛的比較研究而闡明古代社會階級關係的一般規律。

應當承認，在迄今的比較研究和選取典型的過程中，中國史還沒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論造成這種現象的各種原因，這裡只須指出，這樣會使人們在選取典型時限於片面，從而對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探討也難以深入。世界史里長期存在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傾向，不僅在近代史上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時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西歐當作衡量其他地區或國家的一把標尺。不少人慣於把雅典和羅馬的社會視為奴隸制社會的典型，於是對於其他古代國家不是誇大奴隸人數以與羅馬附合，就是把它視為變種。可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愈來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羅馬的極盛時期，奴隸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數。於是關於古代社1《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65頁。1恩格斯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1—602頁。

2《美國工人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58—259頁。會性質問題又發生了很大的震盪。現在研究有待於深入，簡單地以雅典、羅馬為標準的辦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廣泛的比較研究。古代中國的社會具有系統的結構和層次，在不同的方國中還有多樣的特點，又具有他國少有的豐富典籍和出土資料。所以，我們應當也必須充分結合中國古代的歷史來研究和解決問題。不少人慣於把中古西歐作為封建社會的典型，實際上，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國作為西歐的典型有原則上的不同。他們對其他中古國家，或是任意把非農奴說成農奴，或是說那裡根本沒有封建社會。從前論法蘭克王國封建化的完成，的確曾強調其大多數農民的農奴化。但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逐漸看出並不是簡單的、一例的農奴化，而是有各種程度不同的複雜的封建依附關係。簡單地以中古西歐作為衡量其他國家封建制度的標準的辦法也行不通了，現在需要更廣泛和充分的比較研究。如果實事求是地考慮問題，中國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歐封建制度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更為典型的意義。中國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是在歷史的正常連續程式中實現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封建制度，從而也沒有經濟和文化的中衰和復興等帶有特殊性的現象。中國在中古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發展，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也比歐洲為複雜，充分解析這樣高度發展和結構複雜的封建社會，將會加深我們對於發展較低和結構較簡的封建社會的瞭解，也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封建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中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許多特色，這對我們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義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中古時期文物、典籍的繁富為其他國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瞭解封建社會，這個史料寶庫是至為珍貴的。所以只要在比較研究中充分運用了中國史，我們對於其他國家歷史的瞭解，對於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瞭解都無疑會大為提高一步。

中國史對於世界史的重要性還在於，中國在與外部世界聯絡的過程中對其他國家，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曾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現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克里特島等幾個孤立的點上。以後這些點逐漸連結或擴充套件為片，然後再逐漸連結為整體。西元前六至四世紀，古代文明大體已連結成三片：從地中海東部到印度河一片，從印度河到恆河一片，中國一片。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發生接觸和交叉，相互間開始有了聯絡和了解。由於喜馬拉雅山脈和帕米爾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難，這時中國和以西兩片有無聯絡尚待確證1。不過，中國形成為三大片文明地區之一，這對進一步聯絡的形成極為重要。西元前138年張騫奉漢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餘年後到達大夏（bactria）等地。從此開通了「絲綢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間的聯絡開始發生。以後千餘年間，這條路在東西方交通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在古代要走通這一條路，自然是十分困難的。中國人首先開通了這一條路，為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具有世界性的歷史意義。中國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漢代大約已到印度1，這1西元前二世紀，張騫至大夏。見邛竹杖、蜀布，來自印度，他認為中國西南部與印度可能早有往來。印度《摩訶婆羅多》、《政事論》等書中也說到cina，可能是指中國。確實聯絡待考。1在印度邁索爾發現了中國古錢，年代很可能屬西元前138年（即漢武帝建元三年）。有的學者以此作為西元前二世紀中印海上交通的證據。

樣也就開始接通了經波斯灣或紅海而到達西方的航路。當然這條路在古代的艱難危險程度也不在陸路以下。東晉高僧法顯從陸路經中亞到印度，以後經斯里蘭卡由海路回中國，往返途中經歷了許多艱險。隨著陸海兩路的開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發展。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也先後傳往西方。造紙術於西元八世紀中葉傳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紀才傳入歐洲。印刷術約於十二世紀傳到埃及，十四世紀末傳入歐洲。這兩項技術傳到歐洲的時候，正是「文藝復興」即將開始的前夜。它們為歐洲科學文化的傳播和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人很早就發現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紀中葉，曾公亮等所著《武經總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說到以指南針為交通辨向工具。十二世紀初，朱彧所著《萍洲可談》第二卷中，已明確說到指南針用於航海事業。約十二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後又傳往西方。歐洲人學會以指南針航海，為以後新航路的開闢作了準備，從而也為資本的原始積累準備了條件。火藥於十四世紀傳入歐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2。總之，四大發明的西傳，對歐洲的歷史起了重要的影響。在近代以前，游牧民族的遷徙對於農耕地區民族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廣大地區的政治局面。中國北部的游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農耕地區的關係就往往影響到民族的遷徙。從歷史上看，規模大影響大的遷徙有三次。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經過兩漢時期漢與匈奴的搏鬥與和解，西元一世紀末，南匈奴內附於漢，北匈奴敗逃。約西元二世紀中葉，北匈奴逾蔥嶺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