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個帝國的名稱直到1806年才在拿破崙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爾泰所說「既非神聖，亦非羅馬，又非帝國」，在歷史上算不了什麼。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是在中古後期隨著資本主義萌生逐漸形成的。在東方，一至三世紀間有安息帝國、貴霜帝國，三至七世紀間有薩珊朝波斯帝國，七至十一世紀間有阿拉伯帝國（八世紀中葉已開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紀間有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十三世紀有蒙古帝國，十四世紀以後又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正式崩潰）等。但是這些帝國都是軍事征服的產物，因此在不同時期裡領土範圍的變化很大，最終的結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統一。現代東方的多數國家都是在反對西方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形成的。

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在發展中長期保持著統一的趨勢。象其他國家1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8—9頁。

一樣，中國最初也是有許許多多的部落，然後由部落合併為許多小邦，再逐漸統一為地區性的國家。相傳，「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1至周武王準備伐紂的時候，諸侯會於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2。相傳，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國，佈列於五千里內。」「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1今按春秋以前的傳說數字雖未必可靠，但總可說明當時的確有很多小邦。這些小邦實際上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師，稱同盟各邦君長為「友邦冢君」2；周公東征武庚，仍稱諸侯為「友邦君」3。不過，就是在這樣小邦林立的情況下，也存在某種程度的統一的中心的觀念。在許許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現的三個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為秦漢以後的帝國，那當然不對。不過，從《尚書·周書》看，周人確實有一種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觀念。周人自認在從前周是「小國」、而殷則是「大國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鳳雛村發現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見h11，82；h11，84）的記載，尤可證明傳統文獻中周為殷之西伯的說法。《詩·商頌·玄鳥》說商「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頗為有理。商作為一個大邦，其民所居不過千里；但作為各邦共戴的一個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週三代小邦林立的時候，其中就有著一個統一的方面。

從春秋以至戰國，諸侯之間相互併吞，大國爭霸激烈。這看起來象是由於周室衰微而出現的一種分裂局面，其實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並小邦為大國，由封國而郡縣，形成了地區性的統一王國。戰國七雄進一步兼併的結果，是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首次統一的秦、漢皇朝。兩漢的統治持續了四百餘年，為中國以後進一步的統一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東漢以後，出現了五十年的三國鼎立局面。西晉以後，出現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時期。可是魏、蜀、吳三國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據局面中建立起來的，它們都在為統一全國作準備。就是在西晉滅亡以後的一個較長的分裂時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種統一的趨勢。前秦符堅曾經一度統一了北方。淝水之戰以後，北方再度出現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統一。

經過南北朝以後，又出現了隋、唐時期三百年的統一。這一次的統一的規模，又超過了兩漢時期。唐以後，雖然有過遼、宋和宋、金之間的南北對立，但統一仍是發展的總趨勢。經過元、明兩代，到清朝的時候，中國的統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中國的統一之所以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民族關係的具體發展特點密切有關的。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進入了多民族統一的過程，大致經歷了各民族內部的統一、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而達到全1《呂氏春秋·離俗覽·用民》。禹時有萬國說，亦見於《左傳》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國》等。

2見《史記·周本紀》。

1《晉書·地理志》（上）。按見於《春秋》經傳的百有七十國，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數目。2《尚書·牧誓》。

3《尚書·大誥》。

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也經歷了多次的曲折而終於達到穩定的多民族的統一，並且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卷第一章對此已有闡述，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第二節中國史和世界史中國史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中國史作為一門國別史，作為一門如此源遠流長而又內容豐富的國別史，自然有必要不斷地進行深入的專門研究。同時，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總環境中發展的，所以，中國史又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這就是說，既要把中國史放在與外部世界的比較中來考察，又要把中國史放在與外部世界的聯絡中來考察。

當然，要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歷史必須放在與外部世界的比較中來考察，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自人類開始進入文明以來的約五千年中，新航路的開通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說世界作為一個有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整體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從比較中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總是從與鄰近的國家或民族比較開始的。然後，隨著接觸和了解範圍的擴大，比較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在中國，注意到以他邦的歷史來與本邦作比較的情況是出現得很早的。《尚書·周書》中有若干周人與商人作歷史比較的文字。例如《酒誥》記：「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鹹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這裡不僅有商周兩代的縱向的比較，而且有商周兩邦之間的橫向的比較。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爭霸和兼併鬥爭的激化，邦君謀臣在分析天下大勢時亦往往兼有對不同的邦的歷史比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勢力將衰，周宣王之弟鄭桓公友曾「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餘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話，這就是《國語·鄭語》的基本內容。這篇話既分析了當時形勢，也比較了有關諸邦的歷史（且不論其觀點見解如何）。鄭桓公聽了這番分析後很高興，「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這樣就為春秋時期的鄭國安下了立足點。

在古代西方，注意從與外國比較中認識本國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傳統的。在希羅多德所著《歷史》一書中，不僅有很多篇幅用於追述埃及、巴比倫等東方古國的歷史，而且從比較中認識到希臘文化的許多因素是從東方學來的。例如，他知道希臘文字是從腓尼基人那裡學來的（《歷史》，v，58）。又如，他說「（埃及）國王阿瑪西斯還規定出一條法律，即每一個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諾姆的首長那裡去報告他的生活情況，而如果他不這樣做或是不來證明他在過著忠誠老實的生活時，他便要被處以死刑。雅典人梭倫從埃及那裡學了這條法律而將之施行於他的國人中間，他們直到今天還遵守這條法律。」（《歷史》2，177）當然，希羅多德也說到了希臘與其他國家傳統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個被放逐的斯巴達王和波斯皇帝的對話，以寓論於史的方法說明波斯傳統重視王的權威，而希臘傳統則重視法的權威（《歷史》v11，102）。以後，希臘、羅馬的許多史學家、哲學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較的探索。亞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學》一書中充滿了對希臘各邦之間以及對希臘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研究。普盧塔克（plu-tarch）著希臘羅馬名人傳，更是有意識地在作比較的研究。

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以後，文化衰落，史學不振，直至文藝復興以前沒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新航路的開通，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學者在其學術活動中開始在更廣闊的範圍裡進行比較的研究。例如，法國的孟德斯鳩所著《論法的精神》（嚴復舊譯稱《法意》）一書，不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鉅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對多國法制作了歷史比較研究的書。到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在這方面更有所進展。例如，毛勒（georgludwigma-urer，1790—1872）對於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爾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對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啟發意義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隨時分析研究當代學術研究的新成果，同時親自作了許多歷史的比較研究。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佔有制，及其解體的原因、程式和結果〉一書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書中可以看出，偉大的導師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