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錄和著作是客觀歷史發展過程的文字反映。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在歷代的歷史記錄和歷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辭、金器銘刻都是有關史事的記錄，《尚書》、《詩經》中有史事的記錄，也有後人關於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記載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馬遷作《史記》，創為通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尤其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的特點。在《史記》中，《三代世表》譜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從此以後，中國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儀止迄未中斷。在《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始；從此中國史書紀年迄無中斷。自《史記》以下，歷代均有斷代的紀傳體正史，它們首尾相銜，形成一條史的長龍。黑格爾說：「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1洵非虛語。其實，中國歷史著作的可貴之處還不限於時間上的前後銜接，而且中國曆代史書從體裁到內容都有內在的發展脈絡可尋。除了史學以外，其他學術的情況也大體如此。例如文學，從《詩經》到漢、魏古詩、到唐代律詩、到宋詞、到元曲，從楚辭到漢賦、到駢體文，其間都有著相當清楚的沿革關係。

黑格爾在肯定中國「歷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的同時，又說「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2這樣，他就把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和停滯性混為一談。黑格爾有一種偏見，認為東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時也是停滯的。我們不想否認，在黑格爾的這一偏見裡也顯出了他對當時歷史的某種卓越的見解。因為，當時在西方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而東方還被束縛於傳統的封建制度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科學地指出：「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盪，永遠地不安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1黑格爾不能對當時東西方歷史的區別作出唯物史觀的解釋，於是以臆造的「歷史哲學」的形式把它歸因於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區別」。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比西歐顯得遲緩，以致從歷史上的先進地位轉而落後下來。原先落後於中國的西方人，現在跑到中國前面去了，於是他以為中國在停步不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黑格爾作為一位對於辯證法的發展具有傑出貢獻的大師，他的中國歷史1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2《歷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1《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4頁。

無變化的說法卻是直接違反辯證法的本身的。

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實質，絕對不在於什麼凝固不變性或停滯性，而恰恰在於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任何一個文明的發生，都必然是對於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發展，也都必然是對於非文明的不斷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都是這樣的對立統一的運動過程或新陳代謝過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來說，埃及和兩河流域地區的先民在人類歷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進入文明，她們的文明的自我代謝到西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隨後也就失去了生機。愛琴文明到西元前十二世紀不再能自我代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希臘文明的自我代謝到西元前五至四世紀由極盛而轉衰，它本身隨後也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地位。羅馬文明在西元前後一兩個世紀裡盛極一時，其後失去自我調節、自我代謝的能力，以後也就由苟延殘喘而終至消亡。歷史上其他文明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歷程莫不如此。

我們論述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絕對不是也不能把中國的歷史寫成一部田園詩，把幾千年的歲月都說成是在安閒和恬靜中度過來的。中國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曾經閱歷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其間有過許多光輝燦爛的時期，也有過不少風雨如晦的朝夕。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真正特點，在於她歷盡危機而未消殘壯志，在於她屢經考驗而能活潑潑地生存下來。黑格爾《歷史哲學》是在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講演的，那是鴉片戰爭的前夕，的確是中國封建社會危機深重的時期。但是，中國文明並未在這次危機中失去自己的獨立存在。近百餘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文明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向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1這大體可以表明中國文明發展連續性的基本特色。

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縱觀世界歷史，古國文明源遠者未必流長；中國文明源遠而流長，這是極為難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淵源深遠，那末只有在前進的流程中得到足夠的川流的匯注，才有可能越來越寬闊、豐富，形成不竭的長流。中國文明所以沒有中斷，與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密切關係的。

從世界歷史的一般情況來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統一相關聯的。當文明最初發生之際，都有一個由部落共同體聯合為國家的過程。在古代希臘，人們把這種「統一」稱為「塞諾西辛」（synoikismos）。經過這樣統一過程形成的還只是一種以某一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的邦。隨著文明的發展和地區性的經濟聯絡的出現，小邦往往又合併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隨著各地區之間文明聯絡的出現，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又先後出現過許多跨地區性的帝國。各個文明在這種橫向的分合過程中具體處境不同，它們在自身的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程度也有著很大的差異。

中國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一般都與其在橫向分合關係中的具體狀況有關。西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開始出現許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西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國各朝的統一國家，出現了以金字塔為表徵的文明；兩河流域南部也先後1《易·乾卦象辭》。

出現了阿卡德王朝和烏爾第三王朝的統一國家。在西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國夏文明、愛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西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現了中王國、新王國諸朝的統一國家，兩河流域出現了古巴比倫的統一國；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至此達到極盛階段。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尚未形成統一的地區性王國，就在西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西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巴比倫尼亞）的古老文明中心開始發生危機，於是亞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兩河流域的帝國；這時，在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在希臘，重新產生了許多小邦。西元前七世紀末葉，亞述帝國解體，西元前六世紀中葉以後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兩河流域、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亞細亞的波斯帝國。西元前六至四世紀間，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開始形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希臘城邦文明達到繁盛時期，羅馬國家形成。西元前四世紀後期，馬其頓征服希臘，隨後又征服波斯帝國，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在亞歷山大本人死後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許多小國。西元前三世紀，在南亞次大陸曾一度出現孔雀帝國，但這個帝國很快也解體了。西元前三世紀，羅馬統一了義大利，西元前一世紀末葉，羅馬形成雄霸於地中海地區的帝國。西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在伊朗和兩河流域逐漸形成了安息帝國。綜觀西元前一千年代，人類社會鐵器時代開始後的第一個千年代，我們可以稱之為古代帝國不斷湧現的時期。當然，每一個帝國都是在征服了許多地區性的王國的條件下產生的，但是，這些帝國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被認為是對於先前的地區性王國的統一。正如斯大林所說：「這些帝國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對於整個帝國統一的、為帝國一切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mhoctb）的聯合體。」1所以，這些帝國的先後出現，足以發生打斷古老文明的歷史連續性的作用，而不能維護或鞏固那種連續性。

西元以後直到中世紀晚期以前，情況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滅亡以後，出現的是日耳曼人諸王國林立的局面。西元800年，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國不僅與羅馬帝國無關，而且存在不到半個世紀就分裂了。西元962年，鄂圖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而這個正式命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國家實際上連德意志和義大利都沒有真正統一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