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可以說明現在許多國家都在繼承和沿襲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產；但是，人們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現代國家都與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有文化發展史上的連續性。因為，現代很多國家雖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產，但是它們的作為一個系統的文化，卻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統的發展和繼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遺產只是作為某些因素（而並非有機的系統）被繼承下來的。

1「夏文化二里頭型晚期出現了較大的青銅兵器和工具——戈、鉞、鑿等，尤其是還出現了青銅禮器——爵。」（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141頁。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二里頭文化的歸屬尚有爭論，但青銅器出現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必須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體現：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賴以流傳的工具或形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學術傳統（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歷史連續性的史學傳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內容的連續性。如果我們以這兩個標準來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國，其中大多數在文化發展史上不是已經中斷了連續性，就是隻有不完全意義上的連續性。

讓我們從事實來看。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有自己的獨特文字系統，有相當豐富的歷史文獻。可是當她們失去獨立以後，文字的使用範圍逐漸限於神廟祭司之間，最後終於被人遺忘。對於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歷史，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西元前485—前425年）遊歷波斯帝國時所聽到的已經是很不完備的傳說，這從其所著《歷史》一書記載的內容可以得知。在馬其頓——希臘人統治時期，埃及祭司馬涅託（manetho，鼎盛年約在西元前280年）、巴比倫祭司貝洛蘇斯（berosus，鼎盛年約在西元前290年）曾分別以希臘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倫史。這兩部書現在雖已不存，但從它書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過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後，就不見古代學者有關於埃及和兩河流域歷史的著述。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歷史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消失，所餘不過是金字塔之類的遺蹟和若干神話及歷史傳說而已。曾經強盛一時的赫梯國家，到西元前十三世末已經四分五裂，西元前八世紀最終滅亡。赫梯的文字和歷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西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以前即已滅亡，繼之而來的是還處於原始社會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發生中斷現象。克里特文明於西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中斷，邁錫尼文明在西元前十二世紀也滅亡了。在希臘大多數地區又暫時回到原始社會後期，克里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和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遺忘。整個愛琴文明只不過在荷馬史詩之類的希臘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斷的神話傳說而已。只是由於近代學者在考古學和文字解讀方面的成就，許多曾被遺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為人們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尚未解讀成功，因而連這兩個文明的創造者到底是誰，現在都無法最後確定。在鐵器時代開始後產生的古國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遺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資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學者將其文字解讀以後才重新為人所知。古希臘文、拉丁文沒有被人遺忘，但是最後仍堅持用希臘語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希臘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紀的西歐已經不是人們口頭的活生生的語言文字，而成為基督教士讀經和表述經院哲學的工具。十五世紀從義大利開始的西歐「文藝復興」，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藝術的再生。「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詞義本來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代，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1。文藝復興所開創的是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它從社會性質上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有著本質的不同。當然，從文藝復興開始的近代西歐文明與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並不止於有歷史階段上的差別。近代西歐文明是隨著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出現和以這種文字著述的開始，可以被認為是民族文明發生的一個明顯標誌。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經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1《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總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9—250頁。2」。他已經開始用義大利文作詩了。到十六、十七世紀，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1553）、塞萬提斯（cervantes，1547—16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彌爾頓（milton，1608—1674）、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等名家輩出，標誌了西歐各國民族文明的興起。因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並不是近代西歐各國文明的母體，而是前者的遺產在客觀上為後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養分。

誠然，我們也看到國外一些學者談到其他古國文化的連續性。例如，印度史學家高善必（dsambi）認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非埃及文化可比3。他說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實際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以後的印度文化之間是不連續的。當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婆羅門教的典籍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有著前後相連的發展軌跡，而且在後代對前代典籍的註釋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斷的關係。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西元九世紀、十一世紀、十三世紀、十五世紀間幾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註釋。印度文化史上一個不足之處是缺乏賴以反映歷史的史學的連續性。又如，英國學者湯姆生（son）說：「如果我們以希臘史與中國史比較，就會看到某些明顯的相似之處。這兩種語言的書面文獻都始於西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國未曾發生愛琴文明的文字被遺忘並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讀成功的現象）。這兩種語言都存留至今，變化較小。近代希臘語不同於古典希臘語，但希臘人仍認為柏拉圖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近代漢語不同於古典漢語言，但中國人也仍然認為孔子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因此，希臘語可說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漢語是亞洲最古老的語言。這種語言上的連續性反映了兩國文化的連續性。自古迄今，希臘的歷史是單一民族的歷史（引者按：中國情況不同），這個民族從未失去過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對於自己往事的回憶；對於中國人來說，情況同樣如此。」湯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國與希臘的不同。他指出：第一，當前（此書初版於1955年）說漢語的人口約有六億，而說希臘語者僅八百萬人口。第二，希臘文化的許多內容並非自己獨創，而是從更早的近東文明借來的；而中國文化則是自己獨創的1。湯姆生的話有其理由，不過，希臘同樣缺乏反映歷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最明顯地表現在以下兩點上。第一，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未曾發生爆發性的斷裂現象。現代漢字與甲骨文、金文的確相去甚遠，要求只識簡體漢字的人去認甲骨文或金文當然是十分困難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由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整個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瞭解到這樣連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也就掌握了認識甲骨文、金文的鑰匙。而且，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共同原則的；這些原則好象一座聯絡古今漢字的橋樑，今人通過它可以辨識古代文字。至於語言，古今差別的確不小。因此現代人，甚至現代的2《〈共產黨宣言〉1893年義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9頁。3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與文明史綱》（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indiainhistoricaloutline1977），第9頁。

1湯姆生：《第一批哲學家》第61頁。

專門學者，對於甲骨卜辭、金器銘刻、《詩》、《書》之文，也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語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彙及專門術語上，語法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尋。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漢、魏時期的人已覺難解，於是學者作了註釋。到了唐、宋時期。漢、魏人的註釋已顯得不足以解決疑難，於是學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釋古籍，經常都要通過這條前人註疏的梯道。這個梯道也是文明淵源不斷的一個明顯證據。第二，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傳統從未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