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這裡借簡短的對話，寫出了劉備對實現聯合抗曹的喜悅而又信心不足的複雜心理；寫出了周瑜的銳氣、自負和嚴於職守，表現出這個青年統帥雄姿英發的風貌。淝水之戰在記述前秦軍大潰敗之後，末尾加了一個小插曲：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捷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299900041_0341_1這裡寫謝安接讀前方戰報之後因極度歡喜而「不覺屐齒之折」的細節，生動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飾下，內心裡對前方戰事的關切和緊張，說明此役對東晉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同時也表現出謝安的個性和風度。在記述一場鏖戰之後，添上了這一細節，文章就耐人尋味，富有情趣。
我國曆史文學的成就，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其中不少優秀的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可供我們學習的價值。
歷史表述的基本要求歷史表述要達到高度藝術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從基本要求上說，它跟一般的歷史表述是一致的，它們之間只有高、下之別，並無彼此之分。這些基本要求是：確切、凝練和生動。
歷史表述必須確切，這是不說自明的。但真正作到這一點，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確切，包含表述的真實、正確和恰當。這就有一個態度問題、認識問題和技術熟練程度的問題。
真實地表述歷史，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天職。作不到這一點，就是沒有盡到職責。有意地違背這一點，至少是學術道德上的錯誤，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稱道良史，總是「不隱惡、不虛美」。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把歷史記載的真實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他說，一個人如果載入史冊，就「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他反對執筆的人「愛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張「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1章學誠著《史德》，說：「德者，何謂？著述者之心術也。」又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章學誠所謂心術，就是指著史者的態度。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客觀和主觀之間的區別。天，是指歷史的客觀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學誠認為史學工作要儘量反映客觀的歷史事實，不要摻雜個人的偏見。他也認為這一點不是輕易可以作到。他記載黃巢義軍入長安時的動人景象，其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這很不同於後來那些對農民起義軍隨意誣衊的史書。但在關係到黃巢義軍與唐皇朝的關係時，司馬光就處理不好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我們不能苛責他們因時代侷限和階級侷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雖然已有六、七十年，舊的偏見，再加上新傳入的偏見，仍在干擾和阻礙我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真實而正確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當，仍然不能達到歷史表述上應有的效果。《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就是說的表述恰當的問題。「屬辭比事」是選詞和組合史事，是歷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後一關。這一關把不好，好的表述還是不能出現。
以上可見，確切的歷史表述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內容。《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舊唐書·劉知幾傳》記劉知幾「史有三長」之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楩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xt/pgn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從問題的性質看，孔孟所謂「義」和劉知幾所謂「識」，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認識或觀點。「文」和「才」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表述的技巧，「識」和「學」是指對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說的才、學、識與我們所說表達的真實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聯絡。在具體看法上，我們跟他們有很大的區別，但他們的這些話畢竟是很著名的言論，對於後世的史學理論有重要影響，值得我們參考。
凝練和生動比確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義，但也不是單純技巧問題。「凝1見劉知幾《史通·曲筆》。
練」二字，前人似還未曾用以論述歷史的表述，但《史通》中關於這方面的論述不少。概括起來，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尚簡，一是用晦。史文的煩與簡，在史學領域裡是個爭論很久的問題。漢獻帝因《漢書》篇幅過多，命荀悅刪為《漢紀》，把一部百卷的書改寫為三十卷的書。劉知幾說這書「歷代褒之，有逾本傳」，這只是因為《漢紀》簡約，比《漢書》易讀，未必就是以煩簡定二書的高下。晉代幹寶評論各家史書，特別推重《左傳》，說它「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這就明確提出以簡約為高了。另一晉人張世偉撰《班馬優劣論》，說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只寫了五十萬字；班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卻寫了八十萬字，「是班不如馬也」。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煩簡定史書的優劣了。因此，史文煩簡簡直成了一個大問題。劉知幾著《史通》，有《煩省》一篇。他認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這是說，妄載謂之煩，闕書謂之省，二者都不可取。這就明確地批評了那種單純以文字煩簡定史書高下的看法。劉知幾在《書事》篇中還說：「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這段話論史文煩簡，說得比較公平、合理，沒有什麼偏見。但他針對魏晉以後偏於浮華的文風，在《史通》的《浮詞》、《敘事》、《書事》、《點煩》等篇裡，都強調了簡的重要，提出「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這在當時是有實際意義的。近人鄭天挺同志對中國歷史家尚簡作了論述：他指出「有時候已經敘述了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羅列事蹟；有時候已經用事蹟襯托出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話籠統地讚美；有時候對於才行事蹟全不說，而把當時的言語記出來，因為言語有所關涉，事實也就顯露了。他們絕不同時並寫，以免虛費文字。假如說一個人盡夜讀書，又何必再說他篤志學習？已經說了下筆千言，又何必再說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發生時有關係的對話記下來了，又何必再把這件事情的經過重說一遍？這是歷史家尚簡的理由。因為尚簡，所以他們更主張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煩複，但是卻要簡要合理。他們要作到「‘駢枝盡去，塵垢都捐，華逝實存，渣去瀋在’。」1這裡所講的尚簡在具體運用上的種種要求和經驗，現在仍然是適用的。
在史文煩簡上，我國史家主要傾向是尚簡，但也不是愈簡愈好。這一點，劉知幾已經說到。宋人洪邁進而提出：「文貴於達而已，煩與省各有當也」2。不論煩與省，都應寫得明白、全面，不可失當。顧炎武也認為：「辭主乎達，不論其煩與簡也」1。他們提出的這個「達」字，比劉知幾對史文煩簡的看法，更加明確了。我們認為，現在還是應當注意繼承尚簡的傳統，而對於煩和簡，則應有辯證的看法。史文煩簡，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文字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對歷史的見解問題，對材料的取捨問題。史學工作者要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既要有明確的認識，也要認真付出功力。
劉知幾《史通·敘事》篇提出來文章有顯有晦的說法：「顯也者，煩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又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鉅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鄭天挺：《中國的傳記文》，《探微集》第269頁，中華書局1980年6月版。2《容齋隨筆》卷一「文煩簡有當」條。
1《日知錄》卷一九「文章煩簡」條。
他所說的「用晦」，是從史文煩簡的角度提出來的，有突出重點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類似於概括，但跟概括的意義又不相同。他在文中舉出的幾個例子，似乎還不能說明「用晦」的表達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顧炎武曾提出一種表述的形式。他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用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