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隻說了問題的一面。問題還有需要說明的另一面，這就是：歷史人物本身也是歷史的產物，他們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時代的特點。正面的人物會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時代特點，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動的時代特點，同時他們都還會反映他們的具體環境中的某些特點。編寫人物傳記，既要在傳記中寫出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還要寫出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時代特點。我們要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看人物，同時還要從人物身上看時代。中國歷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優秀的醫師、技師、工程師，有傑出的群眾領袖、婦女領袖和英雄人物。我們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選擇、有主次地去寫。有的人物在當時的歷史地位是一種情況，隨著歷史的發展，他的地位就會有變化。所以寫傳記，不只要熟悉傳主所生活的時代歷史的全貌，有時還須有通史的見識。簡單地專就某人的事蹟寫他的傳記，是不會成功的。

有人擔心，寫傳記不能不依靠舊有的資料，這樣就只能是資料的組合，甚至是對舊日傳記的今譯。還有人認為，無論我們寫得怎樣好，比不上司馬遷。這些意見，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但未免過於片面。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有我們觀察人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同樣的材料，我們可以與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寫出不同於古人的傳記。比起司馬遷來，我們有難於趕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過他的地方。因為時代距離的不同，他對於某些人物比我們熟悉一些。他的文學水平也可能高些，寫的就生動些。但有時距離的時代遠了些，可能比距離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學水平的高低確實對讀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吸引力。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表述上的生動，這一點在本章第三節還要論述。

「通」的要求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種體裁可以配合起來，必要時也可以參用別種體裁。如果寫得好，就可能多層次地反映歷史發展的程式，也可能既反映了歷史的規律性，又反映了歷史的豐富性。但要寫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觀點，在中國史學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關於「通」的主張，可分為兩派。一派以司馬遷為代表，一派以鄭樵為代表。司馬遷著《史記》，要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變」是這三句話的核心。「究天人之際」是要從天人關係上解釋古今之變寫成一部有獨具特色的史書。歷史本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無論誰來寫歷史，都躲不開這個「變」字。司馬遷的貢獻，不止在於寫出「變」，更在於寫出「通」。「通」，是「稽其成敗興亡之理」，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述往事，思來者」。他不止是在編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歷史發展的道理，並且與歷史的未來聯絡起來。後來杜佑著《通典》，是從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變的專書。他相信這書可以「施於有政」。也是要與現實聯絡起來的。明清之際，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都有「通古今之變」的遺風，可惜都沒有寫成通古今之變的通史。

鄭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稱的。他所謂「通」，總是和「會」字並舉，稱作「會通」。「會」，是大量彙集歷史文獻，加以編排。「通」，是記載不同朝代前後相續、不斷代為書。他用這個標準去稱讚孔子和司馬遷。他說孔子「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說司馬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鄭樵的學術興趣是知識性的，重點在文獻學方面，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有很大的區別。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這是一部關於典章制度的鉅製，材料豐富，也有一些見解。但總的說來，他的興趣也是在知識性方面，在文獻資料蒐集、整理方面。他在總序中說：「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草，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博聞強識」就是他編撰《文獻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與《通志》不同，而治學的路子是接近的。鄭、馬的路子，對於後來史學界的影響，可能比司馬遷、杜佑還要大些。

我們撰寫史書，對於「通」的要求，要吸取兩派的長處；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工作。我們贊成蒐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不能停止在資料上，要通過對資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化的高度。我們贊成通史的編寫形式，但我們要求的是全書各部分之間的脈絡貫通。我們不贊成把通史看成斷代史的拼湊，但我們主張認真研究每一時期的歷史，研究各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諸因素間的關係，包含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相互之間、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係，也要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包含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與外國的往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我們贊成通古今之變，但要透過歷史現象揭示歷史本質，要於歷史沿革流變之中探索歷史的發展規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保證。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如《共產黨宣言》論述階級鬥爭的歷史，《資本論》論述勞役地租到貨幣地租的歷史，由簡單協作到大工業的歷史，《論國家》和《國家與革命》論述國家的歷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質，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呂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舉了養由基、伯樂、宋國庖丁、鍾子期的故事。養由基是一個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後來功夫到了，能箭穿鳥羽。伯樂是一個善相馬的人。他初學相馬的時候，十分專心，時時想著的都是馬。宋國庖丁善解牛，當他初學解牛的時候，看見的是整個的牛，不知怎樣下刀。後來，他解牛的本領發展到得心應手，眼裡就不再是一個無從下刀的整牛了。鍾子期善於音樂，他能從樂聲中辨出奏樂人的情緒。有一夜，他聽人鼓琴，覺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緒，經過詢問，果然如此。這些事例，說明了養由基等人由於勤學苦練而達到技藝精通的地步。我們要把中國歷史寫好，也要有古人這種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節歷史文學史學和文學沒有文就沒有史。研究歷史的成果，總得表現在文字上。人們既要下大功夫對歷史客觀程式探索瞭解，又要見於文章，使人看懂。我們所要表述的，不是機械，不是技術，而是生動豐富的人類史。要把這一客觀過程寫出來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們還要下功夫講求文字表述的方法。這也是個群眾觀點問題，史學工作者要為全民族的大眾服務，對更多的讀者負責，提供群眾愛讀的歷史著作。

歷史文學，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指用歷史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如歷史小說、歷史劇本。另一個意思是指真實歷史的文字表述，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傑作。我們這裡所討論的歷史文學，是指第二個意思。

「文」與「史」二者的關係，最早是不分開的。後來，文學和歷史逐漸趨於分離，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兩者分離了，仍不能截然分開。一些傑出的歷史家，往往同時具有高度的文學修養。他們寫成的歷史著作，同時又被認為是優秀的文學著作。現在撰寫史書，仍有一個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也是有關史事的最早記載，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會情況，並且被作為檔案儲存下來。金文記載的內容比甲骨文要豐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銘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盤》等，佔了金文中相當的分量。甲骨文質簡，也許還說不上是文學。金文中，有些已經有文采，可以說已具有文學作品的某些特徵了。

《尚書》和《詩經》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典籍。《尚書》是政治文獻的彙集，但已備有多種文體，為後來各體散文的創始。《詩經》是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如《周頌》、《魯頌》、《商頌》、《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歷史內容。如《生民》、《公劉》等篇章寫了周初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等英雄人物，已有了歷史人物傳記的雛形。《國風》大都是民間流行的詩歌，與《雅》、《頌》相比，文學味道要濃一些，而歷史內容就少得多了。《國風》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純文學作品。後來出現的《春秋》，可以說是一部不具備文學性格的歷史書。這表現了歷史和文學分離的趨勢。

文史分離的趨向是逐步顯明的。從戰國到秦漢，人們對文史分途，在思想上並不一定明確。一些大史學家同時又是大文學家，他們撰寫的史書極有文采，在史學和文學上兼有很高的價值。在戰國時期，《左傳》即其一例。兩漢出現的歷史鉅著《史記》、《漢書》，也是文學名著，但同時又出現了大文學家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的辭賦，歷史和文學分為兩途，已顯然可見。

「文」「史」分途，由於二者各有專門的職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這是由於「史」不能離開「文」。好的歷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語言引起讀者的興趣，從而產生廣泛而持久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