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軍事制度。約當於舊史《兵志》。

六、法律。約當於舊史的刑罰志。

學術文化，包含經學、史學、哲學、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設定專篇，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傾向於用傳記的形式分別處理，而把典志的內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範圍。

關於宗教，舊史中只有釋老志。在內容上現應從制度上作出新的發展。

關於禮俗：舊史中的禮志、五行志、輿服志；都有比較豐富的內容，應充實民間方面的材料，設定專篇。

關於中外關係：舊史中關於中外關係的記載多見於列傳中。《通典》的《邊防志》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這在典志中是一個應開創的篇章。

在典志的編撰過程中，不必拘泥於這幾個門類的各目，但標目還是以比較集中為好，不要過於分散。這樣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於讀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種傳統形式。一種是《史記·平準書》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語言寫出來，有事實、有議論。第二種形式是《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式的，把各種地名、書名列舉出來，作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議論。第三種是《通典》、《文獻通考》式的，分別彙集許多原始材料，把有關前人的議論和作者的意見附於後面，這是把材料和議論完全分開的形式。這三種形式各有特點，應該是按論述的物件採取適當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論。

應該指出，撰寫典志最重要的問題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到人口的研究。他說：「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渾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依據馬克思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首先經過「表象的具體」，再到「多層次的抽象」，最後回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這樣的研究方法。馬克思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的正確方法」。並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1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麼研究如此豐富複雜的人類歷史客觀程式更應該是如此。在史書中考慮設定「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實地朝著從多方面反映人類史這一「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的方向去努力。

我們設想：典志部分的寫法要力求體現上述理論指導，既要從傳統史學中吸收今天用得著的東西，又跟前人的寫法不同。總括來說，典志篇目的設立，都是企圖從各個社會剖面來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特點，都是為體現歷史發展的整體服務的。有兩點是特別緊要的。第一，對於經濟、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為一個制度靜體來寫，而是作為動的，即從歷史的運動中來寫。第二，不僅要講一種制度的發展，還應該講制度跟社會發展的關係。

傳記，人物群象歷史的發展，畢竟是人們活動的結果。在史書裡，看見了歷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歷史的豐富性。離開了人，也就談不上歷史。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卻是可取的。近幾十年，人們重視摸索社會發展規律，在史書撰述中努力闡述歷史的規律性，這是史學工作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對於這一點，我們還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斷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視了人物傳記的編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現在我們還應該寫傳記，本書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給傳記以較多篇幅。

歷史是遵循著必然的規律前進的。人的作用不能改變規律，但能影響歷史發展的速度和狀況。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亞洲擴張，同是東方國家，有的淪為殖民地，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此後，日本又由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發展，走上侵略鄰國的道路，最終成為戰敗國。而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立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史上，項羽和劉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項羽以優勢兵力，反而與江東八千子弟同歸於盡。劉邦以劣勢兵力，卻最後奪得了皇位。三國時期，諸葛亮以一身系蜀漢之安危。南宋時期，一個岳飛，一個秦檜，他們在權位上的得失，深刻影響宋金間的軍事局勢。像這樣的事例不勝列舉，很能表明人在歷史的具體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眾的作用，也包括領導人物、代表性人物的個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談話，他跟德國作家路德維希（emilludwig，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3頁。

1881—1948）談到個人的作用問題。路德維希問斯大林：「你不認為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斯大林說：「不，這裡沒有矛盾。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歷史。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歷史的話。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隨心所欲地來創造歷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於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於唐·吉訶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歷史，但是隻有當他們正確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歷史。」

路德維希講到，他上大學時，許多自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信徒的德國教授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說：「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斯大林還談到彼得大帝和列寧。他說：「彼得大帝為了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商人階級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為了建立並鞏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時也應該說，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商人階級和鞏固這兩個階級的民族國家都是靠殘酷地剝削農奴來進行的。」又說：「至於列寧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寧是整個大海。」1斯大林在這裡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歷史人物的正確態度：要肯定歷史人物在一定時期的作用和貢獻，同時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時代和階級的侷限。

以上，說個人的歷史作用，也為的是要說明編寫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