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體史書，《春秋》只記年月日和事目，記載很簡單。後來，《左傳》出來了，記事又記言，有時還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態發展的結果。這是編年體史籍本身發展出現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別種體裁的結果。編年體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無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無法寫在書內。《左傳》使用了紀事本末的辦法，對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漢紀》、《後漢紀》用類舉記事的辦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傳記都寫了進去。《資治通鑑》又在前人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形式，記載的內容大為恢廓。

紀傳體的本身，就是一種綜合體。司馬遷寫《史記》，就是這樣作的。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史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這裡說的是《史記》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內容，實際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各種體裁，而形成本紀、列傳、世家、書、表綜合的形式。本紀，基本上是編年體，也有關於帝王本人的事蹟。列傳，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世家，是諸侯和貴族的歷史。書是關於典章制度和有關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歷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達錯綜複雜的歷史情況的史表。《史記》把多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整體，能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構成一個時代的全史，並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縮性。這是紀傳體在二千年中被長期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歷代史家讚揚《史記》的體裁，評論有詳有略，側重或有不同，中心實在於此。范曄、劉知幾、章學誠都強調它能夠包括豐富內容，囊括歷代史事。如劉知幾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綱，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1趙翼則認為由於《史記》的體例堪稱「全史」，因而成為史家的極則。他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2梁啟超則認為《史記》各體互相補充，包羅豐富，很有伸縮性。他說：「《史記》在體裁上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3又說：「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永珍。表以收復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紀大事，列傳以傳人物，伸縮自如，實在可供人們研究。」1他們所共同強調的《史記》具有綜合眾體、容量廣闊的突出優點，在今天仍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鑑。這個問題在文學界也有人提出來。茅盾同志的《夢迴瑣記》，說：「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按正史的體裁編一部中國文學史。..本紀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綱而已，讀者要知其詳，要讀列傳和書志。」「文學史如此，美術史、音樂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樣的辦法」2。茅盾提出要從《史記》的綜合體裁中吸取營養，撰寫新的紀傳體文學史的設想很有見地。

新綜合體裁的探索《史記》在編撰方法上囊括全域性的優點，對於史學的演進影響極大，不僅後世修史竟相仿效，綿延不絕，而且吸引著一些有識史家在它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嘗試。十七世紀以後，出現了一種探索新綜合體的趨勢。先有清初馬驌撰《繹史》，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至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深入地辨析體例，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並在修撰方誌上作出嘗試。本世紀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學家章炳麟、梁啟超分別提出了編撰《中國通史》的設想。馬、章、章、梁具體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朝著同一的方向努力。他們都試圖突破原有體裁的限制，創造出一種更能顯示出歷史演進大勢，更能廣泛反映社會史豐富內容的新體裁。他們不斷探索的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要求。

清初的馬驌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綜合體的第一人。他的史學成就在當時就受到重視。顧炎武對他尤為推服1。他在青年時期，曾將《左傳》改編為紀事1《史通·二體》。

2《廾二史札記·各史例目異同》。

3《中國歷史研究法》。

1《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2《夢迴瑣記》，《文藝報》1981年第1期。

1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五》。

本末體，成《左傳事緯》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者所重視。此書除正文外，還有附錄八卷，內容包括「圖表」、「覽左隨筆」、「名氏譜」等，補充正文敘事的不足。這種做法，已經包含著吸取多種體裁的優點以補充單一體裁所不足的意圖。

《繹史》一書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此書是馬驌一生精力所萃，共計一百六十卷，分為五部：一為「太古部」，二為「三代部」，三為「春秋部」，四為「戰國部」，計一百五十卷，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禪」、「商湯滅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學說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類記」等。最後是「外錄」，十卷，補充前面四部記載的不足。冠於全書之首的還有世系圖、地圖和年表，用來與正文互相配合。總之，馬驌是將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典制體等，熔煉成為綜合的體裁。馬驌自述其著述主旨說：「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2他為自己確定的要求，是既重記事，又重記人。顯然，倘若只是簡單地採用傳統史學三種主要體裁中的哪一種，都是無法容納這樣廣泛的內容的。《繹史》的出現可說是體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學人李清為《繹史》作序，盛讚它具有「體制之別創」、「譜牒之鹹具」等特點，又說「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話說得有些過頭，但他特別推崇《繹史》體制別創和內容豐富，則是頗有見地的。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以發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書體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本是三代以後之良法，司馬遷發凡起例，具有遠見卓識，紀表書傳互相配合，是以「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馬遷對體例的運用能夠靈活變通，「體圓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範。《漢書》、《三國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學」的上乘之作。降而《晉書》、《隋書》、《新唐書》等，「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價值的史書。後來的修史者墨守成規，不知根據需要變通，結果史才、史識、史學都反過來成為史例的奴隸，「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紀傳體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這些論述分別見於《史學別錄例議》和《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二文中，相當中肯地總結了中國一千多年曆史編撰的一些重要經驗教訓，貫串著歷史分析的眼光，強調史家的才識，強調靈活運用。他還認為，紀傳體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難以反映史事演進的大勢。「夫史以記事者也；紀傳、編年，區分類例，皆期於事有當而已。..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實，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又說：「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1這都是講紀傳體不利於反映歷史發展主線的缺點。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的這一缺陷，正好從紀事本末得到彌補。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漏。」「夫史為記事之文，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或溢2《繹史·徵言》。

1《文史通義·史學別錄例議》。

也」2。這裡強調史實本身千變萬化，史書要與之適應，就必須採用紀事本末體的辦法，「按事立篇」，「不為常格」，「起訖自如」。

根據上述對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利弊的分析，章學誠明確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作為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他說：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為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之神聖製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為從此千百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399900041_0307_1章學誠主張的實際內容，就是吸取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二者之所長，形成一種新的綜合體裁。他認為這是為史書的編撰解決了大難題，開闢了新途徑。如何實現「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原則，他有過兩種設想。一種辦法是採用「紀」、「傳」、「圖」、「表」四體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