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看法只是看到文獻是一個一個的存在，而沒有注意到歷史文獻自出世以後所經歷的長時期的變化。每一歷史文獻不能脫離它的時代，不能不帶有時代的烙印，每一時期的歷史文獻不能不受前一時期的影響，也不能不影響後一時期的歷史文獻。聯絡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看，它們也是從低階到高階發展，而每一歷史文獻都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對歷史文獻必須歷史地看，要從各方面的聯絡中看歷史文獻，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歷史文獻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從有歷史文獻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記載的只是統治者的具體活動和思想意識。此後，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歷史文獻的主體。《尚書》、《雅》、《頌》、《易經》等都是官書。《春秋》可說是私人著作的創始。而《春秋》和《左傳》也是根據官方材料寫成書的。戰國時期，私人著述的風氣漸盛。這些著作，就一個學派內部說，往往是帶有經典性的文獻，在我們今天來看，也頂多不過是學術性的文獻。如從數量上說，戰國時期傳留下來一些私人著作，較之當時的官府載籍恐怕是少得可憐。經秦火和項羽燒秦宮室之後，各國載籍多蕩然無存，在《史記》裡只是略存其蹤跡。兩漢時期，官家文書記載和檔案制度逐漸具備，私人著述的史文辭賦和各種技藝書也多起來。此後，社會生產力有了進步，政權組織擴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紙術發展了，印刷術發明了，公私載籍越來越多了。大體說來，私家載籍在任何時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後，能流傳下來的，顯然是越來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計現存我國古籍有若干萬種，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書。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檔案來說，那數量就不知比現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記載經驗本身的長期積累，也可以促進公私文獻的發展，但陳舊的積習也會頑固地阻礙文獻工作的進步。研究歷史文獻本身的發展史，研究它們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關係，研究官私文獻之不同的特點及其在發展程式中經歷的異同，這有助於對它們的認識，並可以從而考慮如何改善對它們的管理和傳播，如何進一步發揮它們的作用，使之為各種有關的建設事業服務。

章學誠曾提出「記注」和「撰述」的區別，他是就史書體裁講的，但我們也可以借用這個提法來說明歷史文獻方面的問題。關於歷史的記注，這是歷史文獻的一大類。大量的官書和一些私人的歷史記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類的文獻，無論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於反映社會情況。那些有意於作偽的人，也不過是要反映偽造的社會情況。記注如現存的歷史檔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貴的原始的資料，但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東西。這類文獻，總的說來，是沒有加過工的資料，其可貴的地方在此，價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識，對於史料的運用，不強調完備，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於作者的思想和表述，這是對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後的成果。這一類的文獻，其中有時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說，對於讀者可能有更多的幫助。它們雖非原始的東西，但往往可能比較集中表述了歷史的真象。從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以及其它學術方面的資料方面來看，這類文獻提供的比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只有原始資料才是更寶貴的，在發現一件不經常見的文獻，往往表現得相當激動，而對於歷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這是帶有片面性的。我們研究歷史文獻，也要把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別，分別觀察它們的發展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史。當然，這兩種分類也不是絕對的，要看以哪一類的性質為主。班固的《漢書》是撰述，但帶有很濃厚的記注性質。歷代官修的史書，多屬於記注性質，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歷史文獻的發展史，還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說。這裡有歷史記錄條件在完備程度上的發展，有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還有歷史文獻研究本身也有它的發展史。

歷史記錄條件完備程度，指的是：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在甲骨文裡，有好多地方的記載是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的。在時間的記載上，有的只記了日，而沒有記年月。有的記了年、月、日，是在記載的開頭記日，在末尾記月，緊接著再記年。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三有這樣的寫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裡，如《大盂鼎》在開端寫：「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開端寫「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五祀」。這是先寫月，寫日，最後寫年。還有一種寫法是一開頭就寫出年月日來。如《頌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最後這種寫法逐漸成了歷史文獻中一個固定通用的形式。後來皇帝有了年號，又要用年號去記時間。近代中外關係頻繁以後，既要用中國的歷法，又要寫上西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曆就成了我們記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獻上有標題，在某些文書上有事由的摘要，這也屬於記載條件的範圍。記載條件具備的程度，也反映了歷史文獻的發展水平。

書寫工具，最初是用金屬工具刻在獸骨、龜甲上，後來雕鏤在金石上，再後是寫在竹木簡上，寫在帛上。有了紙，書寫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獻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後來有了私人的收藏，經過進一步發展，有了私人藏書家的出現。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數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學校的圖書館、地方的圖書館以及社會集團的圖書館。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經長期積累產生了許多經驗。文獻的傳播，最初只是極少量的傳抄，還有靠口頭流傳的。造紙術發明了，傳抄有了便利。印刷術出現了，傳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機、影印術的出現，為傳播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方便。文獻的著錄是關於文獻的登記和說明，為使用文獻的人提供檢索的方便。文獻的考訂是對某種文獻進行版本上和一定內容上的考證。我們平常所說的考據學，實際上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於各個學科之內的。對文獻的考訂，就是歷史文獻學內的考據學。以上這些問題都可進行研究，都有它們的歷史內容。至於歷史文獻研究本身，過去的前輩們做了不少實際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貢獻。但有意識地把它樹立起來，成立一門學科，這還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任務我們應該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分類學部分，也應該是歷史文獻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類學應該以目錄學為基礎而又不同於目錄學。目錄學也講分類，但目是書目，錄是解題，一般是就書論書；提高到有系統有理論的「學」的程度的，似沒有多少。分類學有統觀全域性的要求，這跟一般對目錄學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學誠所說「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都可以說是屬於分類學的範圍，但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關於分類學這個問題，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歷史文獻學的應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和辨偽學等。關於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國曆史上也開始得較早，自宋以後逐漸發展，到了清乾嘉時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現在，很少有系統性的總結。從目前史學發展和古籍整理的狀況來說，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們這部通史，篇幅較大，處處離不開歷史理論，處處離不開歷史文獻。我們要從理論的探索上，從文獻的應用上不斷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第一節史書體裁的綜合運用史書體裁綜合運用的傳統中國史書，體裁繁富。《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有《尚書》和《春秋》兩類，都屬於不同體裁的史書。《禮》類記典制，《詩》包含了不少的史詩，也都具有史書性質。《隋書·經籍志》除《書》、《春秋》等列於經部外，專有史部書的著錄，共十三類。這十三類史書，各有其在體裁上的特點。劉知幾的《史通》，以編年、紀傳二體為正史，把偏紀、小錄等十類史書列為「雜述」，共十二類，即十二種體裁。清修《四庫全書》，定史部為十五類，比《隋書·經籍志》的類別更多一些。這些分類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當，但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多。當然，這些分類都與內容有關，但也結合著體裁上的特點。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是史書體裁中最主要的三種形式。具體到一部史書，往往是以某種體裁為主，同時也採用別種體裁作為補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樣單純的編年體，是很少見的。這種在史書體裁上的綜合運用，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長期的傳統，不過作者不一定意識到這一點。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史書都屬於一種單純的體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一般認為是一部記言的書。從書的基本內容說，是這樣的。但從全書內容來看，《尚書》就已經是一部多體裁的書。書中，如《金滕》、《顧命》，都是紀事本末體，《禹貢》是地誌，《堯典》則近於本紀。《國語》的情形也是這樣，既記言，又記事，還記一事的始末及歷史發展的趨勢。《尚書》、《國語》都是後人編集而成，把多種體裁的記載彙集在一起，就出現了多體裁的形式，但這並不是編集者要運用什麼體裁，還說不上是多體裁的綜合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