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民族學的發展比較顯著，但由於左傾路線的不斷干擾，百家爭鳴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實，這就妨礙了學術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教條主義，也確實有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作為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工具。但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並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認識總是不斷發展的，真理的發掘是永無止境的，並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教條的存在。

毛澤東同志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這個實際，包含了歷史的實際，當前的實際，也可以說，還有未來的實際。一九三八年，他發表了《論持久戰》，研究了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分析了當時敵我雙方和有關方面的歷史條件，提出了抗日必勝的理論，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後來局勢的發展也證明了他這篇著作中的科學預見。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特別分析了中國百年來革命運動的歷史，闡明瞭中國革命的物件、任務、動力、性質、前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及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即：「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是對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歷史的理論分析，也是對中國革命的戰略方針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分析了中國近代歷史不同於西方歷史特點，申論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毛澤東同志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制定革命總任務的理論，引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的這類著作是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光輝典範。我們探索歷史理論，也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分析複雜的歷史現象，並在必要時觀察有關的現狀和未來，把理論推向前進。

對歷史理論的探索來說，中國歷史是一個豐富的寶庫。但這種寶庫的門有很多還沒有開啟，有的雖然開啟了，還基本上是一些寬狹不等的門縫。從五十年代就開始爭論的古代史分期問題、土地制度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近代史分期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些理論問題，本來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得到解決的，也不必急於求解決。但問題是我們的研究和討論還不能步步深入，雖然也有些進展，似乎進展得也不算大。對於這些問題，有興趣的學者當然可以繼續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覺地檢查自己在取材和觀點上的不足，聽取對方不同的意見，把問題放在更多方面去考慮，也許可以解決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這些問題以外，有很多的理論問題等待我們去探索，我們應該到新的學術領域裡去，研究各種各樣問題。

我們經常說，「中國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古國」「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這些話，聽慣了並不在意，如果認真地想一想，這些話都是富有理論性質的。第一，關於封建制的問題。如：中國的封建制是簡單地從奴隸制轉化而來，還是另有來源？中國封建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點？階級、等級結構在發展中有什麼變化？交換經濟在社會經濟中處於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型別及其特點等等。第二，關於統一問題。如：統一和割據的各種形態，統一的經濟基礎，統一和封建專制政體的關係，統一和割據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關於民族問題。如民族發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權，漢族在民族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關於文化問題。這裡所說的文化是指政治經濟以外的一切社會現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們的發展規律。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是如何批判、繼承和創新的問題。對於以上四個方面的歷史問題，都有許多理論工作可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探索這些問題，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絕不可割斷歷史來看問題。本卷對上述的一些問題，也略有論列，但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索。

我國舊史曾在一些部門比較集中地提供了歷史理論的資料，有的已為人所利用，有的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史記》的八書和《漢書》的十志，基本上講的是國家的職能，但我們很少這樣看。八書的《禮書》、《樂書》，是講教化。《律》今亡。據《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則《律書》即兵書。《禮》、《樂》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國的兩種手段。《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有科學知識的內容，但多關於宗教性的記載，跟皇權神化有密切的聯絡。《河渠書》講興修水利，防治水害。《平準書》是講商品交換和政府在這方面的控制。這八書對於封建國家的主要職能可以說都講到了。《漢書》的十志，於續補《史記》八書外，特詳於《刑法》、《地理》和《藝文》，這也都不出於國家職能的範圍。《續漢書》有《百官志》，是記載封建官署，離國家職能的範圍略遠。杜佑著《通典》，自序稱：「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部二百卷的鉅著，記載了大量關於國家職能的資料、史事，兼及歷代議論，有助於理論的探索。後世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雖系彙集史文，便於掇拾之作，然善於採擇，也頗有用處。

從中國歷史來看，有兩個應該在已有的成果上繼續探索的重要理論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問題。

中國的歷史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因全國地域遼闊，各民族各地區間在經濟、文化上發展得不平衡。這不只是在漢族跟各兄弟民族間發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漢族內部，在某些少數民族內部也不平衡。從更高的高度把這些不平衡的歷史現象概括起來，既要看到各種社會現象中的差異，又要從差異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這是一件複雜的工作。

第二，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傳習力量的頑固性，社會變革往往不徹底。血緣組織本來是氏族社會的特點，但氏族社會為奴隸社會取代後，血緣組織又在新的歷史形式下繼續發揮作用。奴隸制在奴隸社會結束後的兩千多年仍有殘餘存在。象這一類的歷史的傳習現象，往往混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視線。第三，社會現象在歷史上往往出現某些重複，如治亂興衰的不斷代替，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斷以類似形式出現等等，都容易造成歷史迴圈的假象，遮蓋歷史發展的真實面目，對這一類的歷史特點，都須透過現象發現本質。

歷史理論的探索畢竟離不開歷史本身，對客觀歷史的瞭解畢竟離不開歷史資料。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有的歷史工作者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對歷史資料掌握得不夠豐富；另外一些人熟悉歷史資料，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掌握得不夠，這就妨礙了對理論探索的順利進行。這種缺點是應當不斷克服的。

歷史理論的探索，必須在廣大的史學領域內進行，具體的事物考訂和斷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學術價值，但對通史的興趣應是必不可少的。對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對有關兄弟學科的一定修養，也都是必要的。

歷史理論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規律，也要探索這種規律跟現實的聯絡性，用以說明現在，觀察未來。

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已經歷了半個世紀，成績是可觀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們去深入研究。

關於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當前須著重探索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史學的發展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史學的效果。

中國史學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在社會動亂比較激烈的時候，或是在大動亂的前後，我國總有史學的傑作出現。在經過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到了漢武帝時，統一的局面才鞏固下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寫出了他的《史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變亂、分裂，通過了隋唐時期的穩定，到了唐中葉以後，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比較突出，就在這個時期，杜佑寫出了《通典》。兩宋，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鑑》，鄭樵寫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會的險象環生，正所謂「天崩地裂」的時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顧炎武的《日知錄》、唐甄的《潛書》，雖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時代的脈搏，鞭撻了封建統治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