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工作既有聯絡，又有區別，不重視這種區別，對於史學發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釗說：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在人的生活裡去得，不能在故紙堆裡去尋。

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歷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鑑》咧，乃至其他種種歷史的記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只能說是歷史的記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這活的歷史，固屹然存在於這些故紙陳編的堆積以外，而有他的永續的生命。譬如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或是日本，固然要儘量蒐集許多關於中國或日xt/pgn本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現代中國，說這就是中國；指某人所作的現代日本，說這就是日本。我們要想研究列寧，或是羅素，固然要儘量蒐集許多關於列寧或羅素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資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寧傳，說這就是列寧；某人所作的羅素傳，說這就是羅素。那記載中國或日本的事物的編冊外，儼然有個活的中國，活的日本；在那列寧或是羅素的傳說以外，儼然有個活的列寧，活的羅素在。准此以推，許多死的記錄，典籍、表冊，檔案以外，亦儼然有個活的歷史在。從前許多人為歷史下定義，都是為歷史的記錄下定義，不是為歷史下定義；這種定義，只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構成歷史的記錄，歷史的典籍；不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是歷史。我們當於此類紀錄以外，另找真實的歷史，活的歷史。199900041_0281_0李大釗把客觀歷史跟歷史記錄的區別說得很清楚。他這段話發表於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段話仍然不失實效。我們重視這種區別，是尊重歷史的客觀性，也是史學工作中應有的嚴肅性。

人類歷史現象跟自然現象一樣，雖然千頭萬緒，但都有規律可循。不過，在一定意義上，歷史現象更復雜，變化得更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諸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有階級鬥爭存在於整個階級社會以及辯證法則貫穿於各類社會矛盾之中，這都是對歷史規律的揭示。

胡適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把自然科學上的論斷說成是人造的假設。

他舉例說：「譬如行星的執行，古人天天看見日出於東，落於西，並不覺得什麼可怪。後來有人問日落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有人說日並不落下，日掛在天上，跟著天旋轉，轉到西方又轉向北方，離開遠了，我們看不見他，便說日落了，其實不曾落。這是第一種假設的解釋。後來有人說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從地下繞出；更進一步，說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繞地行動；再進一步，說日月繞地成圓圈的軌道，一切星辰也依著圓圈執行。這是第二種假設的解釋，在當時都推為科學的律例。後來天文學格外進步了，於是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出來說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別種行星都繞日而行，並不是日月星辰繞地而行。這是第三個假設的解釋。後來的科學家，如愷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1630）、如牛頓（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設說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後，人都覺得這種假設把行星的執行說的最圓滿，沒有別種假設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學的律例了。即此一條律例看來，便可見這種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解釋的滿意，就是真的；解釋的不滿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該尋別種假設來代他了。」1胡適這段話是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同時也否認了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本質上說，這還是一種不可知論的說法，胡適把這種觀點帶到史學工作中，造成很壞影響。

有一種比喻說我們忠實於歷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機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物件準確無誤地反映出來。由於角度、光線、範圍的大小不同，同是一個物件，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樣。研究歷史要儘量如實反映歷史的真相，這裡存在著一個主觀、客觀間的問題。就歷史本身講，是客觀的存在，但我們對歷史進行的研究、表述，還是主觀的東西，是我們歷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工作對於客觀歷史的理解，是主觀同客觀的結合。無論多麼高明的歷史家也很難說能把歷史真相完全表述出來，我們只能努力使主觀認識儘量符合於客觀實際，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實性就越大。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有人認為歷史本身是過去的事情，這種看法不一定對。歷史上某個事件是過去的事情，但過去的事情對於歷史的影響隨著時代的不同，會改變它的歷史意義。過去的事情對於不同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歷史意義。秦始皇滅六國在當時是一種意義，在漢初人看是一個意義，今天看又是一個意義。第一次我們對某一問題如何看，第二次我們發現更多的材料，瞭解了更多的東西，並根據這些修正和補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補充了第二次的看法，這不是說，以前的研究看法沒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進步。1以上見《胡適文存》卷二，頁77～78。

我們的認識越前進一步，就越接近事實的真相，就是我們的進步。這就是客觀性同主觀性的關係，絕對真理同相對真理的關係。這跟不可知論是有區別的，跟機械論是有區別的，是辯證的。

應當強調，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科學，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實，但最重要的是在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規律不同於一切的個別歷史現象，它貫徹於紛繁的歷史現象之中。能否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跟資產階級史學的根本分歧。列寧說：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更確切地說，徹底發揮唯物主義，即把唯物主義運用於社會現象，就消除了以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係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徑，因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並把這些趨向歸結為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除了人們選擇某一‘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抱的主觀主義和武斷態度，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人民群眾的動機由什麼決定，各種矛盾思想或意向間的衝突由什麼引起，一切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究竟怎樣，造成人們全部歷史活動基礎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條件究竟怎樣，這些條件的發展規律又是怎樣，——馬克思對這一切都注意到了，並指出以科學態度研究歷史的途徑，即把歷史當做一個十分複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199900041_0284_0xt/pgn列寧的話闡明瞭規律的研究在歷史科學上的重大意義，並指出了物質生產和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給我們指出了探索歷史理論的正確道路。

歷史理論的探索歷史理論有許多問題要探索，也有許多領域要開拓。做這種探索和開拓的工作，首先必須是從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始，並且定為日常的課程，堅持下去，久而彌篤。

「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對中國思想界、學術界起了發矇振聵的作用，推動了史學的革新。有的學者，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闡明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過程，預測中國的未來。有的學者，研究遠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辭、鐘鼎銘文站出來為古史作證。在文獻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氣概。通史的編撰，社會史、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等，都有了豐碩的果實。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有公開反對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破壞的人。這一切都可以說勢所難免，卻也並不能阻礙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前進。

新中國建立後，學習馬克思主義成為全國人民普遍的要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編寫的教材，專著論文大量的出現，史學領域裡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