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文學的進步，產生了柳宗元、劉禹錫關於天的唯物主義思想。宋朝自然科學的進步，產生了王安石與沈括的唯物主義思想。明朝生產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宋應星《談天》、《論氣》等唯物主義思想。這種情況，在歷史上顯示得比較清楚。

中國的唯物主義是在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中發展的。墨辯的唯物主義，在同公孫龍的離堅白唯心主義詭辯論鬥爭中益顯其光輝。荀子的《天論》是在同不可知論的鬥爭中發展的；範縝的《神滅論》是在同蕭子良、蕭衍等七十多人的辯論中論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守舊派的鬥爭中發展的；陳亮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同朱熹展開王霸義利之辯中前進的；王廷相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在批判理學的鬥爭中發展的；顏元的唯物主義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學的鬥爭中發展的；戴震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樣是在批判理學的鬥爭中發展的。近代、現代的唯物主義思想則是在批判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前進的。唯物主義在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中顯出了理論戰鬥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唯物主義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義思想在同唯心主義鬥爭中益加深化，逐步發展。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往往與辯證法的發展互相聯絡。

社會政治思想的革新進取精神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具有革新進取精神。從孔子開始就十分注意社會政治問題。「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雖是針對季孫而發的議論，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禮運》出於後儒之手，而託之於孔子對大同與小康的具體論述，當也可看作儒家設計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說，談及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村圖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農村公社的遺影。孔孟的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述是很豐富的，其中有若干有價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於虎」的說法，孟子率獸食人的譬喻，都是對奴隸社會暴政的抨擊，具有光輝的民主性。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說明三者在國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並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權論，但是這種排列也是很有意義的。

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一種「役夫之道」。兼愛、非攻、非命、非樂，反對王公大人以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這種思想是奴隸社會的造反理論，必然為奴隸主貴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屬子弟，充滿天下，可見信從者之眾。墨子弟子為實行其理想，能夠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則其信從的堅決，尤其可貴。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論，如《天志》、《明鬼》，應視為糟粕。

道家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奴隸社會向原始社會的逆轉。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對原始社會的嚮往。與鳥獸同居，與鹿豕並，則是要退回到草昧未開的洪荒之世。

法家闡述君主專制理論，既反對奴隸制國家重臣專斷，削弱君主集權，又禁二心私學，要求學術思想定於一尊。這實已導秦代專制政治的先路。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軍。他的《禮論》、《王制》諸篇，為封建社會的政教風俗製造理論，又為封建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了設計。

西漢初年賈誼、晁錯的政論，東漢末年仲長統的《昌言》、王符的《潛夫論》，都有針砭社會的實際意義。

三國兩晉時期，鮑敬言的無君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表達了反對封建羈絆，尋求自由樂土的美好願望。

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對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政治進行猛烈抨擊。《潛書》的議論尤其尖銳。

近代的社會政治思想，往往帶有西學的色彩。康有為的《大同書》，以西方空想社會主義比附公羊三世之說，結合《禮運》大同思想，為未來社會設計藍圖。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時間比《大同書》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

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以經學箋註的形式闡述自己的思想理論。這就是說，中國的哲學往往以經籍為源泉。所以中國的哲學思想往往與經籍內容密切聯絡。這種情況應該注意。

中國的哲人留下了豐富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中貫注了珍貴的革新進取精神。人們拍打去其間凝聚著的灰塵，就會露出燦然的金光。對舊制度、舊思想的批評、抨擊，對新事物、新世界的嚮往、尋求，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的精魂。要從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舊而新是謀」。這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要排除主觀臆斷，又需要剝膚見骨的辯證觀點，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中國社會政治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寶山在望，唯不辭辛苦地探檢者能夠不至空手而歸。

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豐富遺產古代哲人重視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探討。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談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無善惡，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荀子則主性惡，「其善者偽也，」用後天的教化來「化性起偽」。漢代揚雄言性善惡混。唐韓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頤言性有剛、柔、善、惡、中。張載則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為程頤、朱熹所承襲，並進一步發揮。論性而及情，則又有性善情惡之說，又涉及人慾問題，議論十分深廣。幾千年的人性論，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說。

與人性論相聯絡，則有極其豐富的道德學說。儒家重視仁與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論知、仁、勇，發揮孔子的思想。《大學》則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孟子言五倫，論四端，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荀子則隆禮，親師，重視後天修養。漢人明三綱、六紀之說，明道正誼而不計功利，表揚孝弟力田，注重風教。魏晉則以為名教出於自然，放誕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禮教。隋唐時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虛，二氏之說，與儒學並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學說與心性之說相互滲透，而皆言滅人慾。明末則有「育欲」之說，頗與「寡慾」、「滅欲」之說不同。宋明儒者言「誠」，言「幾」，言「慎獨」，言「已發」「未發」，言「中和」，皆根據古訓而益發新意，道德問題的討論與道德規範的踐履，更為深細。但是末流則為虛偽，為明識之士所呵斥。

與人性論、道德學說相聯絡，則有人生觀的論述。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關心人生問題。因此，人生哲學十分豐富。莊子以大量文字討論人生觀問題，欲和光同塵，自處於材與不材之間。老子則以卑弱自牧，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墨子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韓非子為了「利民萌，便眾庶」，不避乎「滅亡之害」。這些，是先秦哲人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人生哲學。孔孟的人生哲學是入世的，從理論思維的高度加以闡發卻很不夠。例如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孟子「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勇敢擔當大任的態度是高尚的。屈原「雖九死而猶未悔」，捨身精神多麼堅決。荀子「鍥而不捨」、「駑馬十駕」的堅韌態度，樹立了不倦地學習的良好楷模。這種對人生持積極態度的論述，是十分寶貴的。中世紀有《列子·楊朱篇》的思想，以為人生的目的在乎聲色美厚。佛教東來以後，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觀。而道教的求長生的思想亦為地主階級中特權者所喜愛。然而真正的勇士，誠如魯迅所說，敢於面對慘澹的人生，歷史上與黑暗勢力搏擊，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執持《春秋》之義，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軀以報宗國的，宋明之季更是後先相望。他們彪炳史冊，流芳百世。這應是中世紀的最寶貴的精魂，為後人所繼承。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廣博心懷，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氣度，宏偉闊大，令人欽仰。

人生哲學與人性論相聯絡，又與道德學說相聯絡，這是中國古代人性論與道德學說的特點。

第七章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第一節歷史理論的探索歷史的客觀性和可知性歷史理論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構成部分，它提出了兩個關於歷史的重要問題。一個問題是，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還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偉大人物所創造的？這就是歷史的客觀性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歷史本身有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否可以認識？這是歷史的可知性問題。關於歷史理論，雖然還可以提出很多的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都要取決於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好象已成為常識，是不待解說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實並不這樣簡單。神意識觀、英雄史觀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曾在西方各國長期流行，中國在這方面也並無二致。甚至在近、現代，在廣大的群眾中間，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仍有市場。分析這些論點的錯誤，還須作細緻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史學工作者對歷史客觀性重視得不夠，往往把歷史研究工作跟歷史記錄的研究工作等同起來。歷史研究工作，是對客觀歷史的研究，其目的在於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記錄研究工作，是對於歷史文獻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觀歷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整理歷史資料，而不在於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