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小取）。「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經說下》）。一則批駁白馬非馬，一則批駁堅白石，離。由此可知，墨辯的成書時代，乃有晚於公孫龍者。

法家稱管、商、申、韓。《管子》駁雜，非一家之言。《商子》大體出於商鞅的言論，亦有後人依託。《申子》或近於道家。《韓非子》則集法家大成，兼言法、術、勢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與《道德經》的關係。韓非時代，及於秦王嬴政，已是秦統一的前夜，其思想，為君主專制政治鼓吹。

陰陽家鄒衍、鄒奭，著作無傳。《管子》書中，或有其緒論，當俟考定。《呂氏春秋·應同篇》儲存其五德終始之論。《史記》所載大九州之說，為陰陽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這裡要提出來的，是戰國時期諸子書中關於思想統一要求的屢見。《管子》書中已見統一思想的端倪。《商君書》，要求「燔詩書而明法令」，禁絕遊學。《荀子·非十二子》，要務息十二子之說，除天下之害，把百家爭鳴看成擾亂天下的邪說、奸言。《韓非子》則禁二心私學。所有這些，成為秦統一天下以後「燔詩書百家語」以及「偶語《詩》《書》者棄市」政策的張本。

中古時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從秦漢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中古時期，即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的中古時期歷時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鴉片戰爭才進入近代。

中古時期的正宗哲學，是以儒家哲學為代表的。但是各個發展不同的階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點。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各以其不同的性格與風貌，標誌著正宗哲學的歷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學的神學化性質是始終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學從董仲舒開始，正宗哲學的神學化也從董仲舒開始。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六藝之科」的書籍成為經典。漢初的子學餘緒，由式微而歸於斬絕，經學的統治開始。西漢佔統治地位的是今文經學。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獨成為今文經學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學神學化的標本。陰陽災異之說，天人感應之論，人副天數之言，土龍祈雨之術，何莫而非神學。正是這個董仲舒，被稱為西漢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緒，其思想學說成為中古哲學的正宗。

西漢今文經學，《詩》、《書》、《禮》、《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傳習，嚴守師說。而一經有數家之傳，是以互異。東漢白虎觀會議，旨在統一經說，泯今文經學內部的紛歧。班固以古文學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論》，綜合今文諸儒經說，註釋名詞術語，以神學為指歸，遂勒成一代今文經學的神學詞典。漢代正宗哲學的神學化，至此乃臻體系嚴密，理論周至。這是經學史上的大事。爾後古文經學興盛，服、賈、馬、鄭，多以古文經學為儒林大師。而鄭玄尤以綜羅今古學見稱，風尚為之一變。於是古文經學不能不說是哲學的正宗，但是它有異於今文經學者在於不言災異，不為讖記，所以其唯物主義思想透過實事求是的學風而顯露。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晉玄學以《易》與《老》、《莊》為三玄。以孔子與老子為「將無同」，以「名教」為出於「自然」，其消融儒言於道家的特點非常明顯。何晏注《論語》，王弼注《易》與《老子》，未嘗不揭仁義之言加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術而內神仙，要亦時代風會使然，則玄學作為正字哲學的神學性質固甚分明。

魏晉玄學的統治，時間並不止於魏晉。可以說，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是玄學統治。在玄學統治期間，經學仍在發展，特別在北方，經學未嘗中絕。江左也有經學，戰亂頻繁，人民流散，書籍不易儲存，好象經學銷歇似的，實際情況並不如此。

隋唐是佛學各宗派創立、發展的時期。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禪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華嚴宗與禪宗影響為大。它們無疑地具有正宗哲學的性質，而不是傳統所說的「異端」。隋唐經學應數《五經正義》，它綜合了南北朝經學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經學的箋註成果。在經學統治下，培養出許多「學究」。

宋明七百年間（包括清初）是理學統治時期。理學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現，骨子裡滲透了佛教與道教思想。北宋理學，以周敦頤為開山。《太極圖·易說》、《易通》，是理學家不刊的經典，而《太極圖》則傳自華山道士陳摶，其道教的淵源很明顯。二程、張載、邵雍，是北宋理學大家。程頤、張載、邵雍，都深於易學，邵雍獨以象數著。明道《識仁》、伊川《易傳》、子厚《西銘》，都是理學的經典。司馬光雖見許於朱熹，列於六先生，與上述五子並，而後世不以其為理學家。

南宋理學，朱陸為兩大派。朱熹傳程頤理學之緒，更衍周、張、邵學統，故稱理學集大成者。朱學受華嚴宗影響，也受道教影響。《四書》經二程表章，朱熹集註，取代了經書的地位。朱熹門庭，盛極一時。陸九淵開創心學學派，近於禪。其後學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稱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張大其師說。張栻湖湘之學，呂祖謙婺學，與朱學鼎峙，但影響遠不如朱學。慶元學禁解除以後，真德秀、魏了翁為南宋朱學殿軍，對樹立朱學的統治地位有所貢獻。

元朝統一南北，有利於理學向全國傳播。其時朱學稱盛，也有和會朱陸的學者。

明初朱學統治，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學著作。明中期而後，王陽明心學崛起，挾其功業地位，王學傳播幾遍寰中。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為世詬病。明末清初，乃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學。顏元、李塨以實學批判理學。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對宋明理學作了總結。清初統治者提倡理學，御纂《性理精義》，重用理學大臣，但理學頹波不返，終為乾嘉漢學所代。

理學自以為傳孔孟道統，明斥二氏，但陰受二氏影響。七百年的正宗哲學，講義理心性，陰陽動靜，牛毛繭絲，辨析毫芒，在思維發展史上自有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學本質始終存在。

近代西方學說的東來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傳播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先進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並把它介紹給中國人民。於是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大量翻譯過來。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因而也得到傳播。

在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中，時代比較早的是李善蘭。李善蘭譯述了歐幾里德（euclid，約前330—前275）《幾何原本》後九卷，與明末徐光啟譯的前六卷，湊成全書，完整地介紹了演繹推理的思維方法。他又譯了羅密士（eliasloomis，1810—1899）的《代微積拾》、侯色勒的《談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學》和牛頓（isaacnewton，1642—1727）的《數理》。他對通過數學形式而表現的辯證法思想作了闡發。他說：西國萊布尼茲（gottf-riedwilhelmleibnitz，1646—1716）、牛頓二氏，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積分逐層分之為無數微分，含無數微分乃為積分。」關於無限性的辯證思維，於是獲得了明確的表述。李善蘭關於天文學和力學方面的譯述，其所涵哲理，衝破了中古神學的迷信。他說，「為學之要，必盡祛其習聞之虛說，而勤求其新得之實事，萬事萬物以格致真理解之。」這句話充滿了不為成說所囿而勇於探求科學真理的精神。這種思想是唯物主義的。

譯述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政治學說的鉅子是嚴復（1853—1921）。嚴復所譯的書，有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天演論》、亞丹·斯密（adamsmith）的《原富》、約翰·穆勒（jamesmill，1773—1836）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斯賓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的《群學肄言》、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內容涉及生物學、邏輯、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許多部門。其中《天演論》一書的影響特別巨大。魯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學時閱讀《天演論》的情況，謂幾至廢寢忘食的程度，可見此書當時對讀者產生的魅力，在文化學術方面影響之深廣。嚴復譯此書，每篇之後，附識自己的議論，字數與原文相等，或且過之。這種譯述，非僅字比句次，求無失墜，而乃為一種學說的創造。嚴復文字雅潔，力追周秦諸子，此尤足以滿足學術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學者的讒口。

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說，乃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精髓。嚴復踵斯賓塞、赫胥黎之後，以自然法則，應用於人類社會，其理論是謬誤的，但在當時帝國主義競相瓜分中國，我國處於危亡之際，這個學說對思想界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嚴復在譯述邏輯的時候，介紹了歸納法和演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