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器的多端，以及紋飾的精緻，既說明青銅冶鑄技術的進步，也說明殷禮已相當繁縟。

殷虛文字，是單字象形。單字，證明其無複雜語言；象形，反映其對周圍事物觀察的樸素。這種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攝取與勞動的接觸是特別重要的。卜辭所涉及的社會生活的廣泛、複雜，表明殷人以人事訴諸鬼神的宗教意識的濃厚。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對此都作過仔細的歸類和分析。王國維根據卜辭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西周學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職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辭，必須掌握關於神的歷史知識。宗管理宗廟祭禮，必須掌握關於氏族宗法的歷史知識。卜掌管觀兆的宗教事件，必須掌握關於占卜吉凶禍福的知識。史掌管文書，觀察天象，必須有關於自然現象及政治歷史的知識。所謂「學在官府」的學，就是這班文化官吏所專有的知識，歸根結底都與宗教有關。在主要的諸侯國，如宋和魯以及後來的楚，也有這種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論，至上神是上帝，亦稱皇天，有福可懷，有威可畏。人受生於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統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須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與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與孝為中心，德以對王，孝以對祖。西周的金文及詩書，多涉及孝與德的道德思想。如雲「監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頌》），「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書·康誥》），「乃單文祖德」（《書·洛誥》），如雲：「顯孝於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鐘》），「綏予孝子」（《周頌·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養厥父母」（《書·酒誥》），「惟爾令德孝恭」（《書·君陳》），可見「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綱領。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過頌與誥以宣揚。頌是后王歌頌先王的樂詩。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頌」。周頌用於禋祀先王，多講武功與農事，稱頌先王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功。誥謂教訓，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諭戒叫做「誥」。《書》之諸誥，如《大誥》、《洛誥》、《召誥》，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陳明天命、敬德、治民、營國的道理，訓戒子孫與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統治表率。頌與誥，是用來對下屬進行崇拜與服從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說「學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漸微弱，社會矛盾加劇，平王乃被迫東遷。當時有大量詩歌，暴露現實黑暗，詛咒上天與祖宗，責備上層貴族，這是對統治思想的背叛，具有進步性、人民性。這些詩歌被收集在《詩經》中，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產。

春秋時期，王室衰微，政權下移，王官失守，學術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學術「皆原於一，不離於宗」，向春秋「道術將為天下裂」轉化（語見《莊子·天下篇》）。於是，就出現了孔子開創私學，聚徒講學的新局面。

西周的學術，到了春秋時期，還保留了它的舊形式。殘存的官府文化官吏，還抱著西周的學術傳統苟延殘喘。然而這僅如秋風中的殘葉，即將飄散。《莊子·天下篇》說：西周學術，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但是畢竟王官失守了，他們所有、所能明的只是僅存軀殼的形式了。春秋時期的詩書禮樂，只是單純的儀式，而沒有內容。西周文化成為死規矩。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學術，就是專門背誦古訓的儒者的職業。《說文》：「儒為術士之稱」。術士，猶藝士，嫻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習禮樂，所以為相；習射御，所以為將；習書數，所以為宰。此為當時貴族之學，亦懦所以進身於貴族之學。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就是傳習詩書的儒者，他們的時代早於孔子。

春秋時期的唯物主義思想，散見於《左傳》。如雲「五行」，或亦曰「五材」，如雲「六氣」，都是指宇宙間的基本物質。又論及民與神的關係，指出應先成民事而後致力於神。或指出，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遠，人道邇。這些，都表明人們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遙遠的天道，閃耀著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戰國初年，孔子墨子開創了私學，從此開始了諸子百家並鳴的局面。

孔子生長在文化典籍豐富的魯國，接受了鄒魯縉紳先生的詩書傳授之學。那時候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孔子處身這種文化變革的時代，首先開了私學。私學是相對於官學而言的。惟官學失守，乃有私學。孔門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勢力的學派。孔子的學術以「仁」和「禮」為中心，仁就是承認人的地位，禮就是講究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言仁，是革新的。講禮，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學術反映了新舊交替的矛盾。孔子周遊列國，當時的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書，編定六經。據說《春秋》是經過他筆削的，《春秋》筆法成為後代史學家的準繩。孔子編定的經書，經過漢朝提倡，成為學術的正統，對後世影響很大。孔子的教育學說很有價值，有些原則如因材施教、循序漸進，今天還在遵循。孔子死後，弟子散處四方，或者為諸侯師，或者友教士大夫，影響十分巨大。

墨子稍後於孔子，當戰國初期。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乃背棄，而著《非儒》。其書多及生產勞動，多言百工、商賈、賓萌、役夫，反映其為身份微賤的生產者。墨子的主要主張為兼愛、非攻、節葬、非樂，上同、尚賢，天志、明鬼；反對奴隸主貴族依靠骨肉之親，無功富貴。書中《備城門》以下，是兵書，詳言戰爭防禦方術，可見墨家非攻而不反戰。墨家也是徒屬弟子充滿天下的學派，其後學有墨辯，有墨俠。終戰國之世，墨家學派傳播甚廣，其鉅子且遠至西方的秦國。墨家學派直到漢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韓非子稱為「顯學」。孫詒讓謂：墨學之昌，幾埒洙泗。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這裡所說墨學的歷史興衰，符合實際。

孔子開創私學，墨家踵興。從此而後，道、法、名、陰陽各家並興。與儒、墨合稱六家，各以其學術相詰辯，形成戰國百家並鳴的局面。奴隸社會崩潰階段的學術繁榮，在學術思想史上放一異彩。

漢初司馬談以黃老學派立場，論六家要旨。其言雖有所見，要不免偏頗。大抵自孔子而後，戰國大儒，言仁義，崇禮樂，前有孟子，後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議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緒餘，流於主觀唯心主義。荀子言性惡，重視後天的學習，論天行，重視人事的修治；博綜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為戰國末年唯物主義思想的巨擘。

道家稱老莊。老子其人，《史記》不能論定其時代。而《道德經》則顯系孔墨而後戰國時期的思想，非議仁義，批判禮制，要回復到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淳樸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萬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狀，沒有物質基礎。《道德經》反映著一個以「道」為核心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體系。莊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處昏上亂相之間」，生活貧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貸粟於監河侯。他既不能隨時代而前進，又不能把握當前的現實，只能逃離人世，處身於材與不材之間，在矛盾中求得內心的寧謐。所以他齊死生、得喪、小大、多少、貴賤、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無累。莊子提出了超越時間、空間的「道」，「道」是不可認識的。這個「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從「道」出發，莊子要求「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不要以人為改變天然。無用是最好的用，越無用就越合於天道。處世的方法是「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這是在命運面前聽憑擺佈的敗北主義。莊子的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對後世影響很大。

名辯思想包括名家與墨辯。名家惠施、公孫龍都逞詭辯。惠施合同異，如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這種詭辯，抹殺事物的質的差別，把相異的事物視為同一。公孫龍離堅白，謂「白馬非馬」，謂「堅白石」，離。「視不得見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白馬論的邏輯特徵，在於把普遍的概念（馬）與個別的事物（白馬），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把本質（馬）與屬性（白），抽象而絕對地分離開來。這是他所以陷於謬誤、成為詭辯的原因。堅白論則認為色（白）性（堅）質（石），互不相關，人物感覺（視覺與觸覺），各各分離，互不聯絡。現象不可知，感性認識不可靠，把詭辯推向極端。

墨家後學墨辯，有文字六篇：《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講墨學的認識論、邏輯思想、科學思想，在《墨子》書中，自成一組。文字型例，殆如《爾雅》，文辭簡約，訛奪過多，至為難讀。今舉其批駁名家公孫龍詭辯的論題如次。「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