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們在霍山、六安、舒城等縣還有大量土地和典鋪、錢莊。官僚地主不僅佔有土地最多，而且人數也不少。（二）軍閥地主。這是從官僚地主中分化出來的。他們竊據政府要職，又掌握著軍事力量，有的跟外國侵略勢力相勾結，稱霸一方，廣佔土地、魚肉地方，成為地主階級中又一特殊勢力。袁世凱在河南彰德、汲縣、輝縣等地有地四百頃，徐世昌在輝縣有田產五十多頃，安徽霍丘張敬堯、阜陽倪嗣沖有地七、八萬畝以上。曹琨兄弟是天津靜海的最大地主，吳俊升在黑龍江「攫取土地幾遍全省」。（三）商人地主。這是鴉片戰爭後，在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中依靠經商或放高利貸起家的。他們把經商和放高利貸所獲資金一部分投入土地中去，成為商人地主。如高郵大鹽商有「票鹽數十號」，有良田數十頃，還開有錢鋪。天津鹽商張某，乘河北文安水災之機，兼併「大窪水地二百餘頃」。直隸灤縣商人佔有土地一千七百多畝。這種商人地主，在全國各地比比皆是。

地主階級中的這些階層，有因襲傳統的一個方面，也有反映新的歷史時期特點的一個方面。從這些階層的整體來看，它們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是新的社會階層。此外，還有以高利貸起家的地主，有掌握少量土地的一般地主，這些一般地主的數量是很大的。資產階級是近代新出現的階級，大部分資本家是從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微弱，資產階級經常遭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扼制，一部分地主階級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向資產階級轉化。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成分比較複雜，從其資本性質和政治傾向看，大致可分為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等三個階層。

官僚資產階級，最初是在清朝官僚軍閥中形成的。他們大部分都兼有官僚地主的身份。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大致是在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左右。當時清廷一部分封建官僚，打著「自強」、「富國」的招牌興辦「洋務事業」，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技術，創辦新式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在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形式下，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員、商人的資金，創辦大量企業。李鴻章是早期最大的官僚資本家。他歷任兩江、湖廣、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控制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通商銀行等許多企業，有數百萬資產。盛宣懷，是僅次於李鴻章的大官僚資本家，曾任招商局會辦、郵傳部大臣，控制漢冶萍廠礦公司等企業，擁有大量資產。

早期民族資本家中，有些人是買辦出身的。如馬建忠，鄭觀應，都參加過洋務派創辦的近代工業。馬建忠曾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鄭觀應也曾在上海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等企業中任過要職。但由於他們與洋務派立場有分歧，強烈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被洋務派排擠，從事民族工業。民族資本家祝大椿，也是買辦出身，以後獨資經營源昌機器碾米廠、源昌機器繅絲廠、振興電燈廠、華興麵粉廠、公益紗廠等民族企業，而成為民族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中也有士紳出身的，如張謇，曾中過狀元。他開創大生紗廠，創辦和投資二十七個企業，資本九百多萬元。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繼昌隆繅絲廠，嚴信厚在寧波設通久源機器軋花廠。華僑衛省軒在廣東佛山開辦火柴廠等。都是民族工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數量少，力量弱，而且是從其它階級轉化來的，跟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因而具有明顯的軟弱性、妥協性，對於阻礙民族工業發展的各種勢力，缺乏鬥爭性。

買辦資產階級，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代理人。他們大都是依靠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所謂買辦，原來是在外國商業洋行中管理事務或者為進出口貿易充當掮客的人。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華商品進出口規模的擴大，買辦在為外商服務中積累了鉅額資金，自設鋪面字號，經營商業，逐漸發展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個階層。據記載，在福州南臺經營茶業的商人，「其買辦多廣東人，自道光咸豐以來操其術者，皆起家鉅萬」。上海、漢口、天津、浙江、江蘇等地充當買辦發展起來的人最多，尤其是寧波，出現許多買辦資本家，如上海怡和洋行買辦楊坊，滙豐銀行買辦王槐山，都是買辦大商人。由於買辦自覺或不自覺的站在民族利益的對立面，為外國侵略勢力服務，無論財富如何增長，在社會上有相應的地位，但始終為中國人民所鄙視。買辦階級作為資產階級的一個階層，具有很大不穩定性。有的世代充當買辦，依靠外商勢力。但也有的在民族利益感召下向其它階層轉化，如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就是從買辦資產階級轉向民族資產階級的。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被剝削階級也有了新的變化，其中主要的是，一、農民階級的變化。二、工人階級的產生。

在農民階級中，自耕農與半自耕農佔有一定數量，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有所增減。在農民中佔絕大多數的是佃農。由於旗地的私有和轉賣，農奴逐漸減少和消失，各種租佃關係的佃農日漸增加。一般來說，租佃關係是南方地主普通採取的經營方式，所以佃農在南方各地普遍存在。在北方，由於經營地主的增多，在佃農以外，大量的是僱農。江蘇武進大凡地主的田產，完全由佃農耕種，但是在察哈爾的集寧，佔有數十頃至數百頃土地的地主，都是僱傭山西、河北的僱農耕種。甘肅、直隸等地，地主也多采取僱工經營方式。近代佃農與以前佃農相比，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在租佃關係下，佃農與僱農有些相似，但實質並不相同。佃農對地主的依附性較強，而僱農很差，尤其是短工，為地主做工，是以工資形式分取一部分收穫物。僱農來去自由，既不受土地束縛，也不受地主束縛，而受地主剝削，僅限僱農本人。佃農則不然，他被束縛在土地上，受地主控制，其家人也要受地主奴役。中國的工人階級比中國的資產階級更老些。「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1。早在中國民族工業出現以前，外國資本在華企業和清政府的官辦企業中，就已產生了中國的工人階級。鴉片戰爭以後，外資在上海、寧波、福州等地開辦了大量的近代企業，這樣就造成了產業工人隊伍的壯大。隨著中國官辦企業和民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不斷擴大。中國的工人階級，大部分是從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轉化而來的。

在上述的階級外，近代中國社會仍有相當數量的小手工業主，手工業小生產者、手工工人以及小商販等。這是封建小生產的生產關係的延續。此外，在城市裡有大量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城市貧民。在少數民族地區，加西藏、四川、雲南、貴州、青海等地方，還保持著奴隸制，在另外一些地方還有原始社會的殘餘。中國民族的階級結構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一九一九年，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中國近代史由前期轉入後期。無論前期或後期，都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後期的階級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及其他愛國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艱苦的鬥爭，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幾千年來傳統的階級結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階級之間和階級內部的矛盾與鬥爭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基礎，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由於生產活動必須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範圍內進行，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規律所制約，所以體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便成為社會歷史的基本矛盾。馬克思主義認為，自從人類歷史上產生階級以來，「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1。因此，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的重要社會現象，是歷史的主要內容。

在歷史上，由於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獲得財富的方式的不同，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每一階級又由於處於不同的經濟地位，有著不同的政治要求和不同的思想觀點，因而各階級之間必然發生矛盾和利害衝突。階級矛盾的發展和激化，便形成為階級鬥爭。每一種階級鬥爭，都是從維護本階級利益出發的鬥爭行為，但是由於所處歷史條件的不同，有不同的鬥爭形式和不同的鬥爭內容。

1《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90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0頁。

階級的產生是由於經濟原因引起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經濟矛盾的結果，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反映。在歷史上每一階級社會都存在一種階級對抗的生產關係，因而每一種社會都有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在奴隸社會中有奴隸主和奴隸；封建社會中有地主和農民；資本主義社會中有資本家和工人。這種對抗的基本階級之間的關係，就形成每一種社會中基本階級之間的矛盾，成為每一特定社會的基本矛盾。除此之外，在各種階級社會里，基本階級之外也存在著非基本階級和階層，他們之間和他們與基本階級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形成社會的次要矛盾，因而造成每一種社會階級矛盾的錯綜複雜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