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封君,如《詩·鄘風·定之方中》所詠的衛文公:「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這是既重視農桑,又重視牲畜的繁殖。後來顧炎武明確地提出了耕牧並重的思想。他說:「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農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穎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1畜牧業既在生產上佔有這樣重要的地位,也就積累了不少有關的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而出現了相牛經、相馬經等專書,並在農書和醫藥書中也有所反映。
關於中國生產史上科學技術的研究,是一個非常豐富而繁重的課題。在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已有不少成績,但還只能說是處在起步階段,對於中國科學技術特點,暫時也還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但我們認為,至少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重視實用,不重視理論的探索。在科學技術上,理論和實用,本來是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上的實用性可以解決生產中的具體問題,但如果能不斷地在理論上進行探索,就可以使它在生產上發揮更大作用,也可以促進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例如中國醫藥學對很多疾病的治療有明顯的療效,對近代西方醫學所難以治療的病症也往往有相當的療效,但這基本上都是根據經驗來治病,缺乏系統的理論。這就限制了它的提高和推廣。近年,很多人承認針灸療法的作用,但對於針灸有密切關係的穴位、經絡和針灸如何能起作用,都還沒有研究出來可以使人信服的理論。又如天文學,中國積累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為各國天文學家所重視。在觀測儀器和制定曆法、曆書等方面,中國有不斷的進步,對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都起過重要的作用。中國天文學歷史悠久,但最多不外於《尚書·堯典》所說「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許多人對理論的探索興趣不大。中國古代出了許多傑出的天文學家,但從明代開始,我國的天文學發展緩慢,缺乏生氣。在明中葉以後,西方天文學逐漸東來,中國天文學才逐漸有了較大的變化。中國的醫藥學和天文學也都有理論上的成就,但相對地說,對理論探索的重視是遠遠落後於對使用的重視。數學、農學以及化學、生物學、礦物學、物理學等方面都有類似的情況。
第二,在生產實踐上,重視精耕細作,工藝精巧、恪守成規,而科學技術上的新成就不易推廣。例如植棉,到了元代,才有全國性的推廣。但最晚在戰國時期已有棉花從南海輸入,《尚書》稱之謂「織貝」1。在唐代,新疆已經以產棉著名。從這兩個歷史時期至元代,植棉的推廣已經歷了幾百年以至一千幾百年之久。又如,四大發明的故鄉雖在中國,但他們在中國所起的作用遠不如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之大。它們在中國並沒有「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並沒有「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中國在手工業方面,有許多祖傳工藝,在藥物學上有許多祖傳秘方,都得不到推廣,甚至於失傳。這類情況所以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有的是由於小生產者的歷史因襲,有的是由於交通上的困難。總之,基本上是由於自然經濟的限制所造成的,同時,也有一些別的社會原因。第三,官府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例如,歷代對天象的觀測、曆法的制定,主要是由官府來組織,個人是很難辦到的。在醫藥學方面,歷代官修本草書,一直是藥物學方面的重要文獻。後來李時珍著《本草綱目》這一部傑出的著作,也不能不取材於官書。元代《農桑輯要》、清代的《授時通考》、《數理精蘊》,在農學和數學上都有一定的貢獻。其它,如歷史上的各種重大工程,都是勞動人民所創1見《亭林文集》卷六《田功論》。
1《尚書·禹貢》。
造,他們也在勞動中積累了很多經驗,但這些工程總還是由官府組織的。軍器製造一向由官府壟斷,在軍用工藝中,往往可以出現先進的技術。在這方面,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少成就,還有待於研究。諸如此類的事例,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在另一方面,官府利用政治上的權力,壟斷鹽鐵等重要生產部門,濫用科學技術力量,以滿足其封建統治上的需要和奢侈的貪慾,從而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它們控制優秀技術人材,限制其自由,妨礙他們對技術的傳播。另外它們還利用曆書和頒佈曆書的形式散佈宗教迷信,神化皇權等,所有這些都阻礙以至破壞科學技術的發展。
近代以來,上述各種特徵有所改變,但它們的影響還不是能夠很快消除的。
第四章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第一節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和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人類生產過程中,有人與自然的關係,還有人與人的關係。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係,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絡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絡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會有生產」1。在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論是任何歷史時期,人們在生產中都形成一種跟當時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就是生產關係,它不僅是其它社會關係的決定因素,也是一切社會的基礎。
實現生產的過程,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過程。生產資料是人們從事生產所不可少的物質條件,生產者只有和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進行生產。在歷史上,生產者和生產資料並不是可以任意的結合,這一方面要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同時要藉助於一定的生產的社會形式。也就是說,「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佔有」1。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不僅是由於生產的社會形式不同,更主要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的不同,因為生產者如何與生產資料相給合,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的。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個人、階級、集團或社會在佔有生產資料上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從表面上看,是人對物或自然的關係,實質上是通過物或自然的關係所表現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在生產關係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它不僅決定著勞動者如何與生產資料相結合,也決定著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種關係。歷史上有各種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是區別歷史上各個社會經濟形態的主要標誌。馬克思曾經說:「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不同的經濟時期」2。
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是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關係中各方面關係的決定因素。它決定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也決定著交換關係和產品分配關係。在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的性質,是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的,因而,每一種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以及消費的性質,都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的。
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上曾有各種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62頁。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0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四卷,第44頁。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在發生變化。
在中國悠久的原始社會,存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是為考古資料所證實了的。在有了甲骨文字的時候,中國歷史已進入了奴隸制時代,出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從這個時候一直到封建社會的末期,土地等級私有制始終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商周時期,生產中的主要生產資料是土地。全國土地名義上是屬於王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際上是奴隸主貴族的土地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一種等級所有制,「王畿」是國王直接所有的土地,諸侯、卿大夫也各有領地,他們對於這些土地都是世代相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支配。《禮記·禮運篇》中說:「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左傳·昭公七年》中有:「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這些記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土地所有制的情況。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產關係的變革,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上也發生了變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隸制的土地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有三種所有制形式,「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1他們在《共產黨宣言》裡也論述說:「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