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南方民族雖然在民族數量上超過北方民族，但在社會發展上卻落後於北方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說明這樣一個歷史現象：北方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中原地區，而南方民族卻很少有過類似的活動。從民族文化來看，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的發展也不相同。

中國的地理條件，哺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幾十個民族，這些民族各有特點，因而產生了相互間的差別，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條件，也維繫著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間的聯絡，如同它維繫著歷史上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局面一樣，經久而不衰。這是因為：第一，漢族聚居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於其地理條件的優越，生產的發展始終處於領先的地位，並在物質上、生產技術上和文化方面影響著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因而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凝聚力。這種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第二，在東、南瀕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條件下，周邊少數民族向內地發展比向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內向性。這種自然的內向性與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結合，成為維繫中華民族各族1《通典·邊防典·序》。

間的聯絡的紐帶。正因為如此，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民族關係史上，儘管有時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見，有時候「和親」通好，會盟、互市，各族間的關係歹一陣，好一陣，但總的趨勢是相互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越來越不可分離。

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整個自然界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人類生活於其中的地理條件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地理條件影響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地理條件的變化也影響著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變化。從中國歷史上看，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經濟、文化上的變化的情況，是值得人們注意的。對於這一現象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是：（一）河流變遷對歷史程式的影響。黃河和長江是我國最重要的兩大河流，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歷史時期，它們的變遷，尤其是黃河的變遷，是很顯著的，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同它的河患一樣，均為世人所矚目。如果對黃河流域作宏觀的考察，就會發現：黃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史的發展變化。根據各方面的考察資料證明：歷史時期，黃河決溢雖甚頻繁，但經分析研究核實而論，卻也有前後兩個長期相對安流的時期。前一個時期為商周至秦代，後一個時期則為東漢初年至唐代後期，前後合計，將近兩千年，或者還要過之。頻繁的河患也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兩個長期相對安流時期的中間時期，即由西漢初年到東漢初年，其二則是由唐代後期到解放以前。這兩個時期合計，不超過一千五百年。所謂黃河河患，主要是指黃河中游的侵蝕、側蝕、下切和黃河下游的堆積，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變化和城鄉的興廢，而其癥結則在於河水挾帶泥沙，隨處淤積。黃河泥沙的淤積，雖然遠在地質時期即已有之，但決不如歷史時期這樣嚴重。這裡，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黃河流經土質松疏的黃土高原外，還有人為的原因，即歷史時期以來，由於農田的擴大，道路的開闢，居民點以及城池的增加與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大大加速了黃河流域的侵蝕和堆積，以致造成頻繁的河患。黃河流域原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產絲地區，直到北宋，長江下游蠶桑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幾乎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到底還保持著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後，這種情況即發生劇變。因為金朝在破遼滅宋後，使女真人大量內遷，廣佔土地。這些人不嫻於農桑，因而儘量伐取桑棗，作為薪柴出賣。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無濟於事。這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的繼續發展，致使金朝統治者因絲、絹來源匱乏而驚慌，而且也破壞了黃河流域的植被，後果自然是嚴重的1。類似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以後，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地位逐漸被長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黃河流域結束了第二個安流時期而開始了第二個河患時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1參見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362頁，三聯書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279頁，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變遷對歷史的影響。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現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然而，在歷史時期，這些被沙丘覆蓋的土地並非原來都是這樣。例如在今內蒙古和寧夏兩自治區之間的烏蘭布和沙漠原是西漢朔方郡轄地。那時，它是一個繁榮富庶的農墾區，而現在卻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橫亙在陰山南麓直到賀蘭山下。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這一地區曾經存在過的一段繁榮富庶的歷史。關於烏蘭布和流沙起源的問題，從自然原因來著，是黃河改道所致；從人為的作用來看，是農墾的廢置，造成表土破壞，覆沙飛揚，終於使這一地區變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2。又如西遼河下游平原，第四紀時期積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氣候乾燥，產生很多壠崗沙丘，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相當溼潤，沙丘為灌木、草叢所固定，發展為草原環境。歷史時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場。到遼代，由於在臨潢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建置上都，乃擄掠人口，在這裡開墾草地為農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壞草原植被。到了金代，這裡就變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難進行生產活動。還有，在今陝北無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這裡也曾發育過沙丘，全新世初期，氣候變得溼潤，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來，而且在低地形成許多淺湖、沼澤。進入歷史時期以來，人們開墾了這裡的黑爐土和沼澤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蓋層和植被遭到破壞，沙丘經大風吹揚，造成連綿不斷的沙荒地1。沙漠的變遷對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歷史的程式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僅就這兩點而論，恐怕不能否認地理條件的變化對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所起的推動作用。長時期裡，人們在說明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歷史原因時，提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但地理條件的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似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有可能誇大其他方面的原因，從而產生片面的認識。片面的認識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片面性。至於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變化，其具體表現若何？譬如，生產部門及產品的變化，人口分佈的消長，行政區劃的分合，糧食產量的升降，水利系統的興廢等等，以及學校、書院的發展，印刷術的推廣，從進士直到宰相各級人才的來源，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豐富等等，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1，本書不再一一論列。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地理條件的變化之影響到歷史發展程式，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由於地理條件的突然變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敗，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潰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間關係的變化。《通典·邊防典·突厥上》記：貞觀初年，薛延陀、回紇等「相率叛之」；頡利與突利之間產生「怨憾」；兼之「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叛之。」2這段話指出，隋末唐初異常強大的突厥汗國，在貞觀初年遭到覆滅的重要原因。陳寅恪根據《通典》和其他有關史料認為：「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內之2參見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第95—1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1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第339—34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1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第5頁—第22頁，1983年12月第1版。2見《通典·邊防典》一三。

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之興起兩端」。他還根據《唐會要·回紇》條所記「連年飢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3，以及其他有關史料，認為：自唐肅宗以後雄大起來的回紇，至唐文宗時，「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類似的史實還見於《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彝泰贊普執政時，「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繼因唐武宗會昌年間，「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終於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歸唐」4。所以陳寅恪又認為：「吐蕃之破敗由於天災及內亂」5。象這種由於地理條件發生異常或驟變而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民族與民族之間關係、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變化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也是應當予以重視的。